人死后要被搬入炉中烧成灰再装到黑匣子里，正是眼下这个历史阶段的一种文明标志。我想这也是人类因惧怕死亡而设计的软弱的障眼法。他们不愿意让先落黄泉的人留下完整尸骸。他们不愿意在某个下雨的夜晚去梦见那个赤裸而洁白的骨架。他们不愿意已经死去的人有一天惊吓了自己和年幼的后代。他们再次向火求援，焚化遍地狼藉的死亡的物证他们慎重地遵守程序，交纳金钱，把生前与之前夕相处的那个人投进大火里。我就是这种人类的儿子，继承了处理亲人尸骸的有关技艺和常识。我知道这些常识和技艺还将代代相传，而我作为其中一个链环，将被后来者拆毁和焚化；我在世路上走走停停数十年，想到这一层就觉得蛮有意思。

    去年冬天我不得不去落城西南郊的石子岗取回已经在那儿搁置五年之久的父亲的骨灰。我爬上那座光秃秃的土石混杂的石子岗，走到骨灰寄存处的门前。两名身强力壮的守门者（穿着黑制服，也戴盖儿帽）对我说：“把包放下，空手进去！”我赶忙摊开双手辩解，说我没有带任何包或兜，而且也从未打算过到这里来夹带些什么其他物品回去，除了我父亲的骨灰匣子。守门者一瞪眼说；“那没准，前些时候有个疯子从这儿冒领了好几匣骨灰最后给逮住了。”我好奇地问他冒领这玩艺儿有什么用途呢。守门者说：“嗨，那疯子给警察一吓二诈就招认了，原来他是用骨灰配一种药，治肩周炎的。”我忍不住笑起来，又觉得不合适，就假装感慨地说：“什么人都有啊。”两个守门者也点着头说：“是啊，什么人都有。”我乘势掏出五年前存放骨灰的号牌，向前递过去。一个守门者接过极象火车票的号牌，无比艰难地核对上面那一串高达十三位的数码：“第9142641392140号，对吧？”另一个说：“印的不清楚，弄错也活该 。”我讨得守门者的批准后，走进那扇活页的铁栅栏门。顺便讲一下，号牌上的序数包涵多种不相干的内容，譬如死者出生年月日和骨灰的重量（克数），倒数四个数字即“2140”才是真正的存放序数，其解读是：您存放的那一只骨灰盒被我处安排在第二架的顶层，由右向左第40个空挡。

    落城的骨灰寄存处是一座巨大的瓮形建筑，它的内部结构有点象古罗马的斗兽场风格，但不是露天的。这座建筑的采光原则既简单又惊人，唯一的光源来自顶部的瓮嘴形天窗。与庞大的内部空间相比，瓮田形天窗显得过于细小。当一些纯粹的阳光或其他自然之光从瓮嘴射入，在瓮腹里形成一道锐利的锥形光柱，便照亮了十分平坦的紫黑色的中央地面。而四周那些放且骨灰区的铁架子，都很规则地排成一圈套一圈的圆环。静静享受着微弱余光的近照。

    或许是为了艺术表达的方便，不少写小说的人有意隐去被写进小说里的那些人的真实姓名和职业。譬如讲一个曾受到北方人照顾的南方作家（现年不会超过35岁）在一篇著名作品中彻底擦去了十几个人物的姓名而代之以1至9的阿拉伯数字，那些数字笔画简单，造型巧妙，在较为笨重的方块汉字所仅成的集群里分外醒目而又杂乱；对于序数代词的大胆运用，其实也成了该作品（作品就是作家）后来著名的一种次要原因。这样玩小滑头的做法，我是不屑一顾的，或者更恰切地讲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不是个光写小说的人。尽管又贫穷又渺小，我总归还有一份好职业。自从1986年夏辞离那个濒临倒闭的京剧团之后，我可能被调进落城艺术学院的音乐系当教员。我最常用的名字就叫作鲁羊，粗鲁的鲁，牧羊的羊。我的名字和职业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我有个名叫如谨的哥哥，还有个名叫如珍的妹妹。他们都姓鲁；他们如今都远在落城之外。

    六年前某个阴晴不定的日子里，我蹬着锈三轮车把父亲的病体从落城第八医院接回家中。我的家在学院内多用球场北边一幢旧楼的三楼上。我的家只有一居室，没有厅，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朝南的窗口挂着黑布窗帘。在这个狭窄的家庭里，住着我和我的三个亲人：我父亲，我母亲，我女儿。靠南窗放有一张通常规格的双人床，上面躺着我病危的父亲，和我逐步衰老、疲劳不堪的身体。这是一张只有病痛和疲劳而没有欢乐的双人床。有时我想道：像这样的双人床在诸城里又有多少呢？西墙边是一张从学生宿舍里搬来的两层小铁床，上层分配给正在读初中的女儿，下层分给腿脚不甚方便的我母亲。

    按照一般规律，把一个人从医院里接回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由。要么是他的病已经痊愈，他的身体回家略事休息和补养就可以完好如初了，要么是他的命象顺风倒伏的庄稼，所有叶片都露出了浅色的背面，再也留不过来了，我父亲虽然被病痛折磨得忘东忘西的，可对于自身的境况却十分洞察。记得那天我在医院里为他办完各种出院手续，拿着个笑脸来到病床边，刚想说一旬“太好了，您可以出院了”之类鼓舞人心的话，嘴还没张开就被他堵住了。他倚在印有红字的白枕头上，一面喘大气一面说：别说了，我什么都晓得。我问您晓得什么呢？他就说还是死在家里让人安心呵，你带我回去罢。

    六年前我已经四十八岁而病情糟糕的父亲那一年正满七十，我的头发白得和父亲一样多，两个人看上去很像一对兄弟了。我吃力地蹬着锈三轮车穿过落城的一部分大街小巷，车斗里载着病痛缠身的父亲。有几次遇上了一闪一闪的黄灯和果断有力的红灯，我停住车子扭头看看后面的父亲，发现他用毛毯把自己连头带脚都裹了起来，坐在窄小的车斗里显得沮丧而平静。等到绿灯再次闪亮的时候，一群又一群红男绿女从我们身旁流我过去。他们抓住了机会，满世界飞奔。我看着那些浮华的背影，慢慢放开车闸，拖着父亲继续往前走。我的锈三轮车在落城的道路上且摇且晃，越走越迟缓，说不出的难看。终于有一次在灼人的黄灯照耀下，我的车链从齿轮上滑脱下来。我和父亲被迫滞留在繁忙的路口中间。左边和右边一下子堵塞了好几个辆汽车和摩托，急躁的喇叭声和叫骂声汇成一种势力，恨不得把我们这个怪现象全盘吞没。我看见一名系牛皮带的交通警察从园形岗亭里跳出来，急匆匆向我们跑来。等他走到近前，我发现他又年轻又惊慌，象个没主意的女孩子（譬如我女儿）。我很客套地朝他点头弯腰，说这不是有意的，绝对不是有意找他的麻烦。交通警察稳一稳腰间的牛皮带，看见了车斗里在裹着毛毯的我父亲，就赶紧对我挥动右手说：“算了算了，快把死人拉走罢！”我跳下车座，躬起腰，打算把锈三轮车先推到路边去。没曾想我父亲忽然地掀开毛毯，冲着交通警察大声嚷了起来。我父亲的声音由于愤怒变得特别锐利。我父亲说：“我还没死，我还没死呢！”

    实际的情况是医院里看见了我父亲必死无疑的苗头，把他像某件没办法修理的电器一样退还了出来。我用锈三轮车载着这件不再运转的老电器，回到狭窄的家庭里。我父亲在那以前住了三个月医院，没有带回一丝毫的健康消息，却带回了满头满身的药昧，是那种医院走廊里四季飘溢的浓烈的西药臭味，我用洗器皿的清洁剂将父亲的病体擦洗多遍，发现那种西药臭味有增无减地弥漫了整个狭窄的家庭。我怀疑那种西药臭味并不是外在地附着在父亲病体的表面，而是由父亲病体的内都直接往外扩散。也就是说那种西药臭味来自我父亲的心肺、肝脾和骨髓，来自我父亲在病情深处对于死亡所作的预想和推理。用普通的清洁剂又怎么能够洗的干净呢？要知道有病的人体永远是世界上最难擦洗的器皿呵。一直到现在，我总是忘不了为父亲擦洗病体的那种情景，那种借景中奇特的手感。我父亲的通体皮肤好像与里面的骨胳以及所剩不多而且萎缩干枯的肌肉完全脱离了。皮肤与身体的内容失去了联系，变成一只皱巴巴的布口袋。这给我的擦洗工作带来一些困难。我是音乐系的教员，会吹拉弹拨好几种民族乐器，十根指头比常人要更加灵活些，更加敏感些。然而我父亲的病体似乎有意要为难我的指头，松弛的皮肤已经毫无弹性，而皮肤下的骨胳到处是高低不平；擦洗的时候皮肤垂挂下来缠绕在指尖上不管往上擦还是在下擦，我总能感到皮肤下没有遮拦的骨胳的阻力，整个病体在我十根指头的触摸之处不断发出“格楞格楞”的奇怪响声，让人听了特别的不舒服，特别的黯然神伤。

    我父亲躺在南窗下的双人床上，身体到缩得像一只瘦公鸡，怎么看也不会想到他年轻辰光还曾经高大过，健壮过，甚至让母亲的青春岁月充满了生产的疼痛和欢乐。老人家已经萎缩得不成样子了，来探望的人都躲在门外悄悄地议论这个问题。谁也不晓得我的心情，父亲的萎缩让我有些悲喜交集。悲是当然的，喜也有个缘故，那就是每次拍着父亲翻身或撤换脏床单的时候，我明显地觉得他的分量减轻了，而且一次比一次更轻。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父亲尿床的毛病也日益加重，狭窄的家庭里渐渐褪去了西药臭味，代之而起的是类似洋葱或蒜臭的尿腥气。我父亲的病体越缩越小，越来越轻，他的不良影响却又重又大。我父亲每天尿床十九次到二十二次不等，弄得我日夜忙碌，抓不住一点完整的睡眠。宽大而厚实的尿布悬在球场边的单杠和双杠上晾，一串一串地像他的弥留之旗，在蓝天下猎猎招展。我父亲临死前的十几天里，几乎不停嘴地在喊：“羊儿，我又湿了！”

    为了摆脱这种周而复始的困境，我想了多种的应急办法，其中比较管用的是利用“雪碧”汽水的空瓶。我把“雪碧”的瓶嘴处削成稍大的斜口，然后细心地用胶布条将这种多家空瓶招挂在要它派用场的地方。还有一种辅助的办法，就是控制我父亲的饮水量。不过临死的人总有些奇特，我父亲即使好几天清水不沾，也仍然显得尿意纵横。我弄不懂那些意外的水份从哪里来，怎么会永不干沽呢？每一只“雪碧”都有1·25升以上的容量，常常在我父亲的胯下溢满。于是我父亲的喊声里有时便改动了一个字：“羊儿，我又满了！”我从父亲的胯下摘下满瓶，换上另一只空“雪碧”，耳朵里灌满了的就是满了满了又满了的唠叨。有一回我忍不住小声地学了一遍，我对着窗口外面的天空说：“我湿了。我满了！”但仿佛听见那个空茫一片的地方传过来很亮的响应：“湿了，满了，又湿又满了！”从那以后我最怕听到这两个字眼，把它们视为一种忌讳。

    现在这么写下来，倒好像我守候在父亲的身边片刻不离。现在这么写其实有很显著的局限，我详细地讲述生活的一面而不及其余；一个亲人的疾病并不能遍布生活的全都，曾如说我父亲躺在南窗下喊叫和呻吟，并没有彻底隔断我与社会（对我来讲首先是职业）的关联；每逢星期五的下午，我必须夹着讲义到音乐系的梯形教室去给低年级学生上两个小时基础课，除了用嘴巴讲些理论，还要放些有名的唱片；我一到讲台上就忘了疲劳，脸上显出精神特别好的样子，给那些过于年轻的人讲古老清商乐，讲西北民间鼓乐和江南丝竹，我担任的课程叫“民族器乐导论”，所有的低年级学生都要选修的；我喜欢腾出更多的课时来讲自己素有研究的题目，譬如说一种叫做“碰八板”的民间合奏形式，有时要讲六至八个课时还觉得不够尽兴，我反复地播放自己从真正民间采来的录音，然后问你们是否听出了参与合奏的乐器种类，你们能够体会这种合奏形式的主要特征么，假如我发现有一个穿紫色长裙的少女在课堂上表现出可疑的倦意，就会走过去唤醒她，并且对她暗示我内心的惋惜之情，我慈爱地告诉她有关“碰八板”的诸多知识，好像最乐意对她一个讲课似的；我清清楚楚地说这是一种民间罕见的复调的合奏形式，参与的乐器有筝，有琵琶，有如意韵，有扬琴；我看着她似懂非懂的眼神，说那就请你们再听一遍录音罢，于是“碰八板”就在梯形教室里很朴实地响起又响起；我想这就是生活纸板的另一面了，说不定是较为光滑的一面吧；折叠的时候我愿意让这一面朝外，另一面朝里，永远不混淆。

    我的家庭很狭窄属于整个落城最狭窄的，在这样的家庭里经常是谁也躲不开谁。我几乎无法调和我那三个亲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我的三个亲人是；病在弥留的父亲，赐脚不便的母亲，用心读书的女儿。其中有一些冲突发生在我不能探知的阴影里，我母亲虽然腿脚不使，脑子还算清爽，一早一晚不说一句话，是个绝对沉默的人。我父亲老是喊她的小名，让她坐到床边去，可她从来也没有搭理过。我父亲就在尿床和尿床的间隙里，狠声狠气地驾她没情义，该当的寡妇命。

    有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从“碰八板”的合奏声中走出来，走向狭窄的家庭。刚走到朝走廊的门口，就听见我父亲连哭带喊的声音：“我又满了，我又湿了，快来人呵！”我推门进去，看见女儿把脑袋伏在数学练习簿上，两只手使劲堵着耳朵。我父亲躲在双人床上活像只大海虾，腰身往上一拱一拱的。“雪碧”里的尿水泼洒出来，满床上流淌。我赶紧给大海虾换上刚晾干的床单，重新挂上另一只空“雪碧”，然后接好一盆温水，准备给他擦身。我小心抬起父亲的病体，把它斜靠在左肩膀上，右手抖开一条事先挤好的毛巾，把它的胯部指擦一遍。我对女儿说，“别怕，帮我再挤一把毛巾好么？”用心读书的女儿很顺从地帮我挤了一把毛巾，背着脸递过来。我接过毛巾继续拭擦他的胯部。这时候我听见女儿在数学练习簿上低声的哭泣。

    我问：“你哭什么？”

    她说:“我不想住在家里了。”

    我问为什么呢。

    她哭着说我受不了，爷爷的那个东西真丑，真脏，还要天天挂在外面。用心读书的女儿那一年正在读初中，她是个很文弱的女孩子，说着话就放声地哭了。我喜欢我女儿，自从妻子离我而去之后，她是我最怜爱的一个亲人。我在她的哭声里轻轻放平手上的那具病体，抬头朝窗外看了很长时间，什么也没有看见。

    我父亲的死来得缓慢，真正来了的时俟，却也让人觉得突然。那天又是个星期五，午饭后我给父亲挂好另一只“雪碧”，用旧毛毯围在那具病体的周围，哄着他入睡。做完了这些日常事务，我掐在十三点五十分走进梯形教室。上课的学生前脚后脚地到齐了。那天我感到一种日积月累的疲劳，绑在身上像根又粗又坚韧的绳索，后来据学生讲脸色也一反常态地灰暗和朦胧。上课的学生到齐了，男红女绿地坐下来。我说今天就上一堂欣赏课罢。我随手放了一张黑色密纹唱片，听见一团粗犷而热闹的吹打乐，其中夹杂着一种奇特的长管乐器吹出来的音调。我能根据这种音调判断出吹打乐的区域情感和民族性。我在吹吹打打的音乐声中想到了西南山区的篝火，篝火一堆堆燃起，那个背靠大山的彩衣民族围绕在火光附近，幸福地跳起他们在亘古不变的舞蹈。音乐进行到四分之三处，吹管乐器所组成的旋律忽然全部停息下来，只剩下几件锣鼓饶钱之类的东西敲打出很单调也很动人的山区节奏。我愿意自己的有关生活故事也能够像他们的山区节奏一样简单和动人，我确实愿意。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住我对面的二胡教员来到梯形教室的后窗外面。二胡教员隔着一层明亮的玻璃对我打手势。二胡教员的身体表情在对我说，他的手势非同一般。我踏着山区节奏走下讲台，从穿紫色长裙的少女身边绕过，走到后窗口，推开那一层玻璃问道：“找我有事吗？”

    在许多大而沉重的经典著作中，流传出一行拉丁语原文的诗句：“你对面的世界里，每时每刻都传递着诞生或死亡的消息。”这行诗句我很早就读过了，可是很晚才领会出它的真理价值。二胡教员用他特别激动的手势，为我作出了切合实际的解释。他在后窗口说：“你父亲下世了！”那时候我所熟悉的山区节奏依然敲打着，像一些可以信赖的刮风声。

    我父亲的骨灰在石子岗的瓮形建筑里搁置了那么久，差一点就被忘记了。去年入秋后，我母亲身上渐渐显露出让人毛骨悚然的奇怪病症，其突出表现就是胡言乱语。她那毫无目的、突如其来的长独白可以发生在一天中的任何时辰。她坐在家里的床沿上或是操场边的水泥椅上，低头紧盯着自己的脚尖，一连说几个小时不停止。那是一种茫无指向的绝对孤独的倾诉，远远听上去既像吟诵又像哭泣；她发出的所有语音在意义之外相互约联成一片，扯都扯不开；她的语音浑浊而悠久，宛若来自黑梦乡深处最旺盛的泉源，散发多种很陌生的气息，当她迷醉于胡言乱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没有什么能够使她受到惊吓和困扰，身边现实如同被风吹起的沙粒，播扬到很远的空间里去，我母亲有生以来一直是个沉默的人，如今被一种陌生力量驱迫着，变成了浑沌之神的一位徒步特使，我是她的儿子，熟悉她的语音却听不请她究竟传达了什么样的口讯；站在母亲身后，我满心拢络着疑虑的蛛丝，不晓得何年何月才好到幸福的商店里铺金洒银。

    就这么又绕过一段时光，谁也没料到我母亲的怪症竟然不治自愈了。有一天半夜，母亲悄悄地把我推醒，很明晰地说：“我看见他了。”我问看见谁了。母亲说：“看见你父亲，一丝不挂地站在山顶上，朝我们傻笑。”我母亲就这么恢复了理性，也许她承担的那些话语已经被什么东西化解了吧。她那失而复得的理性在对亲人的怀念中站稳了脚跟。她假借一个梦境的比喻，提醒我不耍忘记化为骨灰的父亲。她说：“还是找个地方，把他的骨灰埋了罢。又不是行李包裹，老存放着不行。”

    我父亲的骨灰在那座瓮形建筑里搁置了近五年之久，如果没有母亲的提醒，很可能会过了期限。按照存放处的规矩，骨灰一旦起出了存放的允许期限，将被随便地处理掉，也就是洒在石子岗附近的荒野之中。所以去年冬天我不得不将它取回。我在“2140”号位找到了它（一只嵌有我父亲生前照片的骨灰匣）。我从衣袋里掏出一块正方形的红绸布，铺在紫黑色的地面上。我很细心地理一理红绸布的皱纹，然后用这块红绸布将骨灰匣裹起来。我拎着鲜红的包裹离开了石子岗的瓮形建筑，穿过落城的另一部分大街小巷，回到狭窄的家庭里。我把鲜红的包裹放在书桌上，与母亲商量了购置墓地和安葬骨灰的事宜。鲜红的包裹在我们的话语声中显得格外生动。就像一种冬天最常见的小摆设，小玩意儿。

    那一年腊月总是雨雪不断，直到除夕前三天才放了晴。我们带着父亲的骨灰走向落城东北郊那一处有名的墓园。我们一行人稀稀拉拉地在泥泞的郊区公路上前进，由前向后分别是我，拄拐杖的母亲，如珍，如谨，我女儿留在家里，说要做数学作业。我知道他不愿意跟我们去墓园。安葬的事情本来就该一代人管一代人，无须把隔代的后人也拉上，那个鲜红的包裹被如谨抱在胸前，成为这一行人的重点。如谨和如珍几乎是同时从外地赶到落城的，因为我给他们同时发了“腊月葬父遗灰接电速来”的电报。如谨是父亲的长子，如珍是父亲宠爱的末女，两个人从不同的外地赶过来，望着鲜红的包裹都有些悲痛的表示，而实际上更多地流露出茫然失措或心神不宁的情绪。当我提出购置基地的费用时，如谨和如珍一点也没有犹豫，掏出了各自分摊的那一部分，还责备我说；“这种事还要在钱钞上计较么？”

    一块墓地的价格是相当昂贵的。落城东北郊有山有水，是一块人人向往的宝地。公共墓园就设在朝南的山坡上，呈三面环抱的箕形，地势也很可观。我们一行人走走停停，来到预先订购的那块墓地时已经快正午了，订购的墓地接近山顶，有两个穴位共计六平米，其中一个穴位是为母亲准备的。这是我母亲自己提出来的，她说这样会使往后的日子更舒服些。她说能预先晓得自已死后安葬的位置，一切就有了着落。我们站在早就竖好的墓碑旁边，四面看一看，都说这地方真好。往山坡下望去，是一片蓊蓊郁郁的毛竹林，再往远处看，大约隔着三、五里地，有个椭圆形的小湖泊，湖水上照着阳光闪闪的。这时我妹妹如珍低声地说：“贵是贵了点，一个平米两千元比普通的住房价格还高。”我哥哥如谨说：“那也值，你没见这儿是好的地方么！”

    又站了一会儿，说了些话，我就去请来墓园里专门服务的园工。我母亲双手托起个鲜红的包裹，一边哭着念着，一边把它放入崭新的墓穴里去。如谨、如珍和我三个人依次鞠了躬，向父亲的遗灰道别。那个园工很娴熟地将墓穴的石盖搬过来覆上，又用一种速干的灰泥把石盖封得严严实实。我悄悄走到一边，递给园工一个小红纸包，说；“麻烦您照应。”园工谢了一声，径自走下了山坡，消失在毛竹林里。

    回过头来，看见如谨如珍正朝远处指指点点地谈话，大约是进一步赞美此地的风景。我看见母亲一个人坐在墓碑旁边的颜色很新的虚泥上，不知想些什么。我站在距离母亲几丈远的地方，看看满山坡统一规格的无数墓碑，心想这也是个家庭。我想这是个空间更为广阔的家庭，生前素不相识的人被安排到这个家庭里，互相之间没有任何难解的瓜葛，也没有需要忍受的打扰和烦劳；这个广阔而寂静的家庭建立在朝南的山坡上，近处有许多风吹来吹去，远处隔着毛竹林，能望见椭圆形湖泊在阳光下仿佛闪动的波光。这时候，我觉得只要有这样一个家庭的存在，即使把亲人的尸骸投进大火，烧成灰，也没有一点痛心疾首的理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