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种人,两种行为方式,借用佛家的话来说,他们可以用大乘和小乘
来加以区别。而在儒家的思维里,似乎可以说成是独善其身和齐家济世。这
两种行为是相反的,抵触的,但在中国,他们又奇妙地混合在一起,成为一
种处世的良方,乱则隐居山林,修身养性;治则出仕庙堂,辅国治民。这可
以算得上中国知识分子的狡猾,也可以说的上是弹性。进退自如,游刃有余,
世海茫茫,宦游沉浮,少了这点精明,恐怕碰得头破血流还是次则,身家性
命的在于不在才是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因此很钦佩那些为了理想和主义(借用一现代名词)不惜献身的大丈夫
们,他们在汗青上很可以觅到光辉踪迹,并作为孟老先生' 杀生成仁' ,'
舍生取义' 的现场说法和楷模而被大书特书,且看文天祥的零丁之叹,史可
法的玉石俱焚,谭嗣同的昆仑肝胆,足以让苟且偷生的鼠辈们在夜里冷汗凛
凛,坐卧不宁。有了这浩然正气,天地间似乎也蓦然多了些光亮,也让更多
的人有了活下去的凭借和理由。于是人格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这似乎也
是儒家毒害证据的一部分,且根深蒂固。再于是一些本来在艺术上颇有造诣
的人物,像秦桧,蔡京,本来写的手好字,也因为投' 敌' 卖国而成为贰臣,
为世人所不齿,其作品更象是会唱歌的狗,唱得再好你也不过是异类。
似乎在西方这种行为能够有一种与我们意见相左的认识。加莱义民就是
一例,不仅没有被唾骂为叛徒,似乎还为这种屈辱的牺牲自己保全全市百姓
生命的义举讴歌,罗丹甚至大挥刀斧将他们投降的瞬间凝固为永恒。无论如
何我们也无法从这慷慨赴义的人群身上看到卑劣的影子。于是我想起史老先
生的守扬州,为了一种信念(值得怀疑,也许不过是狭隘的民族自尊心)而
致人尽城空,这样的代价值得吗?细细想来,也许加莱义民的做法更加接近
于大乘的精髓,更加使孟先生的话有一个光彩的诠释吧。再到艺术上,似乎
卡拉扬也曾投靠纳粹,在人格史上留下了败笔和阴影,但好像也不曾影响到
他的艺术的魅力。诚然肖邦和雪莱是令我们赞美的,他们的作品与人生如同
无暇美玉,在阳光下闪耀着灿烂的光芒,但这样的完美毕竟是少数,大多数
的时候,人格与艺术并不可能成正比的,就好像年龄和智慧也不往往同步发
展一样,我们是否要求艺术家的太多?
所以才发现独善其身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在中国,士大夫画家首先
是文人,然后才是画家,这就决定他们永远不可能是纯粹为艺术而艺术,他
们的理想和现实永远在冲突之间,大多数的人是仕途失意后才寄情于山水之
间,他们内心的报复的远大和现实的不如意终于在山林间得到排解和升华,
因此才有山水画来源于不得志者之说。笑傲于江湖,浪迹于天涯,清风明月
为伍,山泉野鸟做伴,谈笑有同好,来往皆禅僧。山中甲子全无,寒尽不知
何年,人生若得如此,乌纱掼掉不足惜。大凡这样的真隐士,都是经过在红
尘欲海中跌过跟头的,因此,心境如水,倾听的是天籁和自己内心的声音,
画出的也是寂廖和平静。这羡煞了那些' 不得已' 的做官人,他们是没有逃
避的自由和权利的,尽管在内心非常向往这样的生活,隐居者可以骄傲地斜
睨,头顶着冠带的却不敢有任何反驳的声音。甚至郭熙还炮制出一篇' 林泉
高致集' 来明目张胆的向往,说什么' 不下堂筵,坐穷泉壑' ,纯粹的调和
加折衷主义,却是真实地道出了所有想画画又想做官的人的心声。这样的诱
惑与冲突永远是中国士大夫画家心中的隐痛,因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赵松
雪在元朝官极显赫,尝尽荣华,却是顶着出卖节义的唾骂为人所不齿,时时
刻刻忧愤欲死,恨不能立时弃了这官跑到山里做散诞神仙;石涛这位光头画
僧,身为大明皇室遗胄,安安静静的作你的和尚,画你的山水,写你的苦瓜
画语录好了,偏要去凑皇家的热闹,讨了没趣不说,还白白玷污了清静名声。
耐得住寂寞与耐不住寂寞,独善其身还是周济天下,永远是中国知识分子心
上的一块疤。不可揭,不可说,一说就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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