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青阅完《记录》，冷笑一声道："哼，康老还真猜中了，他们果然又跳出来了，好哇，那咱们这回就把'京西'和'怀仁堂'的账加在一起算。"
"康老请你马上向主席报告。"张春桥说明来意。
"还是你们当面去向主席报告好，你们是参加者，有发言权。"江青接着给毛泽东写了纸条："主席：春桥、文元、王力三同志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盼速见，江青。"
江青揿了下办公桌上的电钮，她的秘书走进来了，她将那张纸条折好了放进一信封里，递给她的秘书吩咐道："你把这信立刻送到人民大会堂，交给主席。如果主席休息了，也要把他喊起来。"
"好，我就送去。"秘书点头应诺，便退了出去。
再说散会后，谭震林回到家中，他把自己到锁在房间里，本想一个人冷静一下，可是，那愤懑之情在胸中翻腾着，在他的心口深处汹涌起巨大的酸痛波涛，他忍不住地放声大哭起来。他的妻子听见哭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紧叫他开门，但却叫不开门，便隔窗问道："你是什么事呀，这样动感情？"
谭震林热泪满脸，边哭边喊："不关你的事，我杀头也不关你的事。全国有多少陈丕显在挨打受辱骂，北京每天发生这样的事，我要对党对人民负责，抓革命、促生产要不要？只要革命不生产吃什么？天下不是要大乱吗？"
深夜二点多，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毛泽东的秘书把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引进了房间，穿着睡衣、拖鞋的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身，他和张、姚、王三人握手寒暄后，问说："你们又有什么重要情况啊？"
张春桥从文件包里取出了"会议记录"开始汇报起来，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吸着烟，默默地听着。
"……当张春桥同志讲到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时，谭震林同志粗暴地打断张春桥同志的发言，大发雷霆地说：'什么群众，一天到晚老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是形而上学！'"
毛泽东听着紧锁起眉头，但也没说什么，张春桥继续念下去，"……当谢富治同志讲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胜利，就是粉碎了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谭震林同志反驳说：'什么胜利，你们的目的无非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倒，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聂荣臻同志也说：'这个运动简直象希特勒的法西斯！'余秋里同志拍着桌子说：'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李先念同志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老干部有错误，也不该往死里整。我就不相信共产党内会有那么多的走资派。'……"
毛泽东把半截烟蒂往痰盂里一扔，冷冷地说："文化大革命的火是我放起来的，他们要反对，可以来造我的反嘛。"
"叶剑英同志还指着文革小组的同志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到处组织夺权，夺了政府的权，地方的权，还要夺军队的权，解放军能听你们的吗？'徐向前同志说：'你们把军队的老干部都打倒，靠谁来带兵？敌人来入侵，谁去指挥打仗？'"张春桥接着念。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毛泽东插嘴道。
"陈毅同志说：'延安整风就犯了左倾错误，错整了一大批老干部。可我们党内的主要领导人仍不吸取教训，文化大革命和延安整风一样，又犯了左倾错误。'……"
毛泽东"啪"地一拍茶几站起身，盛怒地道："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他陈毅要想翻案吗？要想把王明请回来吗？"他像一只暴怒的狮子来回在地毯上踱步着，又冲着张春桥说，"你谈吧。"
张春桥用有些不安的目光望着毛泽东，继续念下去："谭震林同志还辱骂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同志，说是乱党军的罪魁祸首。如果主席再支持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他就不跟了，并当场拿起衣服要走。"
"他不愿意跟，就让他走嘛。离了他，地球照样转。"毛泽东仍是怒不可遏的样子。
"李先念同志批评红旗十三期社论有严重错误，并责问陈伯达同志说：'社论发表前为什么不让我们看看？'康生同志解释说：'这篇社论是经主席审批的。'周恩来同志当即指责道：'这样大的事，也应该让政治局讨论一下嘛，为什么连政治局常委都不让看呢？'……"
"发表社论为什么非要送政治局常委审查？我们党历来没有这种先例，党章上也没有这个规定。"毛泽东厉声斥责道。
当张春桥将"会议记录"的最后一页念完时，毛泽东表态说："现在有一股反文化大革命的逆流，这是一股资产阶级势力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扑，是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我建议，就怀仁堂事开政治局紧急会议，由周恩来同志来主持。如果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党讨论。"
就在毛泽东接见张、姚、王之际，周恩来和陈毅也来到人民大会堂要求毛泽东接见，当毛泽东的秘书走进北京厅报告说："主席，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要见您。"
毛泽东盛怒未消地一挥手道："告诉他们，我休息了。"
"是，"秘书点头退出。
在大会堂一楼大厅的楼梯口，周恩来和陈毅正等候在那儿，秘书走过来，抱歉地说："总理，主席已经休息了，请您明天再联系。"
"谢谢你了，再见。"周恩来同秘书握握手，随后，同陈毅一道走出大厅。
周恩来和陈毅从大会堂东门走出，走到轿车旁，他们无意中发现不远处的树丛阴影中还停着一辆"大红旗"，二人甚觉惊异，陈毅走到附近看了看车牌，对周恩来说："是江青的车子。"
周恩来似乎明白了什么，他和陈毅不约而同地扭头望了望人民大会堂，这座庄严的建筑物仿佛在黑夜中沉睡了一般，只有二楼北京厅的那两扇窗子仍闪着桔红的灯光，他俩默默地凝望着那熟悉的窗口，一会儿，周恩来对陈毅轻便轻说了声："咱们走吧。"
于是，他俩便上了轿车。
再说十七日，谭震林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他捉笔如刀，伏案疾书给林彪：
林副主席：
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者，但他们根本不听主席的指示；背着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在全国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混乱。江青竟闯到政治局会上拍着桌子喊叫："毛主席，我要造你的反！"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你江青算什么东西！竟敢造毛主席的反，你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其狂妄骄横真比武则天还凶。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他们煽动红卫兵，疯狂揪斗老干部。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的《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非整死你不可，手段之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他们一句话，就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也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此致
敬礼！
谭震林
二月十七日
同一日夜，张春桥在钓鱼台十一号楼自己的办公室里约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在沙发上坐定后，问张春桥说："你今天叫我来有什么事吗？"
张春桥那双城府很深的眼睛透过眼镜片注视着周恩来，神情庄重地道："昨天的会议我们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认为这是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是一股资产阶级势力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扑。他们的行动是有预谋、有组织的。主席提议马上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由你主持，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
周恩来颇感震惊睁大眼睛望着张春桥，辩解说："你太言过其实了，几位老同志发火不对，但在党的会议上讲不同意见还是允许的，而且也是我同意的。"
"我只是向你转达主席的指示，另外主席还讲，今后要把中央文革当书记处看待，凡是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首先要提交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张春桥矜持地一笑。
周恩来想了想，说："好吧，主席的指示，我执行。"
"主席还讲，以后凡是政治局召开会议，文革小组一律参加，就叫中央联席会议。"
"那就按主席说的办。"周恩来语气平静地说，不久，他便起身告辞了。
在李富春家的客厅里，过多的摆设是宽大的客厅显得有些拥挤、杂乱，几个老帅和副总理都聚在那里兴高采烈地高谈阔论，两个工作人员端进两大盘鲜灵灵、红艳艳的大蜜桔，主人李富春热情地道："来呀，请诸位尝尝鲜。"
徐向前抓起一只蜜桔，送给谭震林说："谭老板直言无畏，令人敬佩，请先品尝。"
谭震林接过蜜桔，连连作揖："不敢当，不敢当。"
"怀仁堂这一炮打得好，一下子就把他们的嚣张气焰给打下去了，这一回钓鱼台那帮子人该老实点了。"聂帅道。
"这帮书生只会暗地里耍阴谋诡计，你和他一拍桌子，全吓得连屁也不敢放了，哈哈哈——"叶帅开怀大笑。
"剑公真了不起，大有范缜的气魄，辩摧众口，口服千人。"徐帅夸赞道。
"过奖了，过奖了，还是谭老板气魄最大，横眉怒斥，针锋相对，真乃英雄不减当年色。"叶帅谦虚地说。
"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国家被他们折腾成这样子，我们若再不讲话，他们就更无法无天了，我又给林副主席写了封揭发信，这一回我是豁了出去，是提着脑袋跟他们干的。"谭震林的心中仍燃烧着一团怒火。
"其实，他要搞可以自己站出来搞嘛，不要让老婆娃娃出面，自己躲在背后嘛。"陈毅比谭震林更敢讲，而且讲得更绝。
几位老帅、副总理都为他的话所震动，叶帅赞叹道："陈老总不愧为诗人，三言两语，淋漓尽致。"
这当儿，摆在角落的电话铃声响了，李富春抓起话筒说："我是富春，是总理呀，有什么事吗？"
客厅里顿时安静下来，所有的眼睛不约而同都望着那深红色的电话机，李富春继续和总理通话："剑英、陈毅、荣臻、先念、震林他们全在这里……啊，什么时候？……他们这是恶人先告状！……主席有什么指示？……嗯……嗯……我尽量劝说吧……再见。"
他放下话筒，心情沉重地对众人说："张春桥他们跑到主席那儿告了我们的状，主席要总理就怀仁堂事件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进行讨论，总理要我们主动找主席做检讨……"
"什么要我们作检讨？我们有什么可检讨的，这办不到！"谭震林首先气呼呼地嚷起来。
"要作检讨的是他们，总理应该让他们做检查！"众老人异口同声地叫嚷道。
李富春没那么冲动，他若有所思地说："也许总理考虑是对的，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他是不希望我们中间再有人被打倒，总理是为了我们好。"
众老帅、副总理全陷入于痛苦的沉默之中。
十八日夜，在人民大会堂的小会议室里，长长的会议桌铺着白桌巾，还是像平时开碰头会一样，一边坐着几位老帅和副总理，一边坐着中央文革成员，毛泽东和周恩来坐在桌子的上首。身穿军服的叶群走进会议室，江青首先向她打招呼，随后又让坐在旁边的王力腾出张空椅子请叶群坐。
周恩来问叶群说："叶群同志，林副主席为什么没有来？"
"林彪同志病了，让我替他参加今天的会议。"
"这是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娓婉地提醒说。
"是我批准叶群同志来参加会议的。"毛泽东接话道。
周恩来不再说什么，这时，谭震林拄着拐杖走进会议室，毛泽东向他打招呼，话中有话地说："震林同志，你还是来了嘛，看来没有你不行啊。"
"我这个政治局委员还没被撤职，我能不来吗？"谭震林矜持地一笑，他毫不客气地在上首的空椅上坐下。
"开始开会吧。"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周恩来点点头，宣布道："现在开始开会，同志们，今天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召开这次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席会议，讨论十六日下午怀仁堂会议发生的事情……"
毛泽东紧绷着一副严肃的脸孔在会上发言说："你们在怀仁堂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向中央文革小组发难，向中央发难，想干什么？无非是想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执行起来就有抵触情绪呢？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
会议室里的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似乎连硝烟味都闻了出来，几位老帅、副总理彼此面面相觑，倒是谭震林摆出一副破碗破摔的架势，顶撞道："我认为我在会上的发言没有错，是符合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的。难道说搞文化大革命能不需要党的领导吗？能不要稳定军队吗？能把老干部都打倒吗？"
"我就是对中央文革小组有意见，他们的许多搞法是错误的。"陈毅也直言不讳地说。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毛泽东打断他的话，冲动地道，"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定，有人要夺他的权，让他做好准备。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岗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个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我不该早入党四十年，我不该活六十五岁！不该参加中国共产党，不该跟你干革命……"谭震林也吃了扁担横下心，公然硬顶撞说。
"你可以退党嘛，就不革命嘛！不活六十五岁怎么办？你已经活了嘛！"毛泽东揶揄他道。
"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发脾气，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也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查。"周恩来又一次做起和事佬。
"他们根本不认错嘛！恩来同志，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党来解决。"毛泽东说罢，便愤然退场。
会议一下子陷入了冷场，众人都缄口不语。
过了阵子，周恩来问众人说："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还有什么好说的，没有我们的发言权嘛！"谭挣林仍恼怒不已地道。
康生开口发言说："我讲几句，首先，我坚决拥护毛主席的讲话，拥护为解决怀仁堂事件召开的这次会议。同志们，毛主席发怒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是对那些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的迎头痛击。我认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事件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些人蓄谋已久的反扑，是早就酝酿好的进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有纲领的。据我所知，自今年二月以来，这些人在李富春同志家开了六次会。他那里是个俱乐部；陈毅同志是个联络员；还有一个地方是京西，借开会之名，秘密串联。你们提什么意见，你们提意见，就是反对毛主席。你们反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而还否定二十五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否定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战争中所取得的全国性胜利，就是否定全国革命的胜利。你们知道延安整风是毛主席领导的，现在要翻这个案，矛头指向谁，不十分清楚吗？你们是不是想叫王明回来，恢复王明的投降路线吗？你们诬蔑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心目中还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能说文化大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吗？毛主席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攻击没有党的领导，就是反对毛主席！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谢富治也跳得很高，他涨红着脸叫嚷说："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反革命复辟！你们借口保护老干部，企图招降纳叛，组织队伍，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中央文革，就是保护一小撮反马列主义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你们的目的就是这个。怀仁堂的斗争不是孤立现象，在京西宾馆会议上，你们就跳出来要乱军，阴谋夺军权……"
徐向前打断他的话，不服地顶撞道："同志，军权就在我们握着么，你说到底谁要夺谁的权？"
"徐向前呀，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呀！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要反党吗？"康生指着徐向前的鼻子谩骂。
关锋也插话说："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总后台就在上头，军委一伙伙，国务院一伙伙。"
"怀仁堂事件是两股势力的总合流，总爆发。"谢富治又高嚷起来。
陈伯达苦思之后，也发言说："同志们，有一个问题应引起注意，就是他们反对《红旗》十三期社论，因为社论提出了路线斗争，提出要打倒走资派，他们害怕了。……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炮打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最终，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你们几个口口声声说保护老干部，实际上是保刘、邓、陶，是保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自己暴露自己。"姚文元正襟危坐地道。
叶群用尖细的高音喊道："我揭发！我代表林彪同志揭发叶剑英：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同志很不满，说自有革命战争以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战士在他负伤临死的弥留之际，诅咒过自己所参加的这场战争，叶剑英同志，你说过这话吗？"
"说过，而且我至今仍然这样认为。"叶剑英坦率地承认。
"你这是影射！"叶群高八度地嚷起来。
"我讲得很明白，怎么叫'影射'呢？"叶剑英辩驳道。
"叶剑英在京西宾馆拍桌子，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江青也厉声厉色地说。
"我这个人有话就讲，我发过火，拍过桌子，这也是我的习惯，改不了啦。"叶剑英道。
周恩来严肃地批评说："叶剑英同志，这难道只是习惯吗？你女儿已经向中央文革作了揭发。你同她说过，你在京西拍桌子就是对着中央文革小组，对着江青同志，当时叶群同志、春桥同志也在场。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认错呢？难道对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你们就一点也没感觉到吗？难道你们真的想破釜沉舟吗？那对你们又有什么好处呢？希望你们回去好好考虑一下，在下次会议上要作出深刻检查。不检查是不行的。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我再郑重地宣布：今天的会议上的情况任何人不许向外传播。如有人违背纪律，要严肃追查。好，散会。"
当天夜里，周恩来又收到了江青送来的一封急信，信中道：
总理：
散会后，文革小组全体同志又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讲话，大家对怀仁堂事件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并强烈要求政治局立即免去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所担负的领导工作，勒令他们停职检查，接受批判。此意见康生同志已同意，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江青
周恩来阅罢信，他沉思了良久，以后他拨通了西山叶剑英住处的电话："叶剑英同志吗？我是周恩来，我知道你们都在那里，在一起坐坐也好嘛。我没什么事，只有三句话：第一。你们一定要做到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许打疲劳战，不要住医院；第二，工作要抓紧，不能撒手，特别是几位老帅，一定要牢牢守住军委这块阵地，这是主席和中央定的，任何人也无权干涉；第三，你们要作检查。"
叶剑英不服地说："我们没有错，为什么要作检查，大不了就是被打倒，怕什么。"
"你以为这样做就是怕打倒吗？你以为我们手中的权力是私有财产吗？想不要就扔掉，如果那样的话，我早就不住在中南海了。你们要把眼光放远点，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要求你们，必须作出检查。"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
"好吧，我们考虑你的意见，请总理保重。"叶剑英心情沉重地把话筒放下，然后，转过身对坐在客厅里的众老帅、副总理说："总理要求我们必须检查。"
"总理为什么不替我们说句话？"陈毅不解地问。
"唉——他有他的难处啊。"谭震林叹了口气。
十九日，林彪在谭震林十七日写给他的信上批示道：
主席：
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来信送上，请阅。
此致
敬礼
林彪 十九日
林彪把谭震林的信转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在上面批了"已阅"两字，即把信退了回来。显然，"大谭"当时还不认林彪的"庐山真面目"，出于对林彪的信任，才把揭发信写给他的，但是，林彪又把"大谭"的信转给毛泽东，并且作了对"大谭"十分不利的批示，看来，通过这件事，"大谭"总可以看透林彪这个人吧。
在强大的高压下，几个老帅和副总理不得不做了检讨，但也有的不肯做检讨。一天，戚本禹打电话给李先念，催要书面检查。李先念的秘书面带难色地对坐在沙发上的李先念说："戚本禹同志又来电话催了，他说您的检查文革小组没通过，让你再写一份，明天送到钓鱼台。"
"你告诉他，我没错误，没什么可检讨的，你就说，我不写检查。"李先念怒气冲冲地道。
"这样硬顶不好，还是再写一份吧。"秘书劝说他。
"你就这样讲，我命令你这样讲，就说我李先念不写检查，一个字也不写，看他怎么办吧！"李先念依然盛怒未已。
秘书迟疑了一下，拿起话筒说："戚本禹同志，实在抱歉，先念同志病了，医生要求绝对卧床休息，检查暂时不能写了，过几天我再送去。"
"不对，我没有病！我就是不写检讨！"李先念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大声道。
秘书慌忙把电话挂上了。
江青对谭震林的揭发信中把她骂为"武则天"始终耿耿于怀，三月六日，她叫戚本禹和北师大谭厚兰通气，决定"反击'二月逆流'先从谭震林开刀"，"反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刀。"于是，八日北京街上出现了"炮轰谭震林"、"谭震林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等大标语，对所谓"二月逆流"的反击战打响了。
同日，北师大"井岗山"、农大"东方红"、农科院"红旗"等十几个组织在北京农业展览馆召开了"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喊出了"打倒谭震林，解放农林口"、"谭震林的黑报告是二月逆流的宣言书"、"谭震林欺骗毛主席，罪该万死"等口号。大会揭发谭震林泡制"大毒草"——大寨展览——和"镇压群众运动的罪行"，并当场揪走了代理农业部部长江ｘｘ。
九日，陈伯达在一次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讲话"：自上而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他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当天，在农业部门口召开了首次批判谭震林大会，农林口所属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纷纷发表"声明"和"紧急呼吁"，四处串联，组成了一支数量可观的反对谭震林的队伍。
十日下午，谢富治、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亲临农展馆，给冲占展览馆的行动打气。他们参观了《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听取了北师大"井岗山"学生们的汇报，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一定要把谭震林的问题反映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并和大家一起振臂高呼"打倒谭震林！"、"坚决反击二月逆流"等口号。十三日，北京出现了关于李富春副总理的大字报、大标语。民研所洪涛等人在统战部贴出大字报《就中央统战部运动中的几个根本问题与李富春同志展开大辩论》。此后，许多大专院校发表声明，反对炮打李富春。
同日，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贴出了"余秋里是毛主席点的将，我们信得过"、"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等大标语，而石油部大部分组织则未表态。
也在这一天，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发出通告说："正当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在社会上，从上到下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在这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中，残酷镇压全农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谭震林，又赤膊上阵，兴风作浪，企图混水摸鱼，篡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决定：猛轰谭震林，解放全农口！""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要求所属各单位立即行动起来，全力以赴，投入战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坚决粉碎这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十四日，首都街头出现了十万学生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喊"坚决反击二月逆流！"、"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掀起了大规模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同一天中午，康生和他的妻子、中央文革联络员曹轶欧一同参观了农展馆的大寨展览，并接见了师大井岗山、农大东方红、农科院红旗等组织代表，他提出说："由谭震林一手泡制的《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有很多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而事实上，这个展览除两次经周总理亲自审查外，正是他代表中央专门审查批准的。
十六日，在农大召开了有一百七十八个单位参加的声讨谭震林大会，会上农大"东方红"、中央气象台"红旗"、农业部"红旗"、师大"井岗山"、清华"井岗山"代表做了发言。
十七日，红代会批谭联络站、全国农展馆等造反派召开了有一百三十四个单位参加的《彻底揭发批判〈全国大寨式典型展览〉誓师大会》，声势十分浩大。
十八日，在中南海勤政殿，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联席会议在这里召开，康生声色俱厉地发言说："刘、邓、陶被打倒了，还有人。'二月逆流'就是刘邓陶的继承者，同志们看到了，'二月逆流'的成员们不是国外派进来的敌人，而是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一起战斗的同志。不是一般的党员，而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就是这些所谓的老同志、老党员、老干部，进行了'二月逆流'的罪恶活动，其危险性也就在这里。'二月逆流'的性质是很严重的，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次大预谋。'二月逆流'的干将们，想象赫鲁晓夫那样达到复辟的目的，尽管他们现在发咒，愿意改正，写了检讨，可我也不敢保证，一旦时机来了他们不反扑。"
这一天，陈毅挨批后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汽车里，他指着窗外一掠而过的新华门，感慨万千地对秘书说："真是巧合！四十一年前的三月十八日，我们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组织四千多民众，冲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反动政府，革命群众遭到屠杀。鲁迅痛斥'三一八事件'，说这天是'最黑暗的一天'。想不到四十一年后的今天，我因反对这一类反动家伙，受到批判。"
三月十八日，中央碰头会终于结束了，这次碰头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党、政军、文碰头会中断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发言权被取消了；一切权力归于中央文革。不久，林彪宣布：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军委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会。
二十日，在京西宾馆的小礼堂里，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已全部就坐，突然，会场中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戎装笔挺的林彪手持语录本步入会场，簇拥着他的除了中央文革主要成员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语录本，会场里的人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林彪为首的一大班人登上主席台就坐。
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说："我今天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讲阶级斗争、阶级观点的问题。一个问题讲主流、支流。一个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
"……从我们党内，毛主席和刘、邓，谁是谁非呢？那毛主席是正确的，是代表革命的，代表无产阶级的。而刘邓呢？是不革命的，代表资产阶级。一个要向社会主义前进，一个要向资本主义前进，所以又产生了激烈的斗争。……因此，文化革命是很重要的大事，关系国家命运、关系人类的大事，是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还是被另一个阶级所战胜的问题。……
"第二点讲一讲主流和支流的问题。……现在我们来看，这次文化革命到底是主流是主要的，还是支流是主要的？我们可以说主流是主要的，我们说这场阶级斗争中间，我们打了大胜仗，大胜利，中国人民的大胜利，人类的大胜利，这个必须要有一个总的看法。……所受的损失，少数人觉得很大，但实际上比的时候，不但不及于一个解放战争，一个抗日战争，而且不及于一个战役。……毛主席从头到尾强调文斗，但是自发地用了武斗，死伤的总数还赶不上一个战役，甚至赶不上一场流行病，也赶不上一次天灾、水灾、旱灾，所以损失量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我们看到，打倒这些大批的坏家伙，这是多么大的胜利！伟大的胜利！如果不打倒他们，将来大流血，还要实行白色恐怖来镇压，不晓得杀掉好多人，或者用战争来反抗他们，推翻他们，还要死好多人，所以这一主流和支流在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第三个问题是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刘、邓他们是犯了错误了，搞了刘邓路线。现在我们军队出马，全国各地都有，军队现在有的已经实行军管，接管中很多干部十七年来还没有这样干过，这个事情要看成是有危险的，有犯错误的可能，这个错误会犯，比刘邓还厉害，是带枪杆子的刘邓路线比没有带枪杆子的刘邓路线还厉害，还危险。……"
当天下午，毛泽东就此讲话写信给林彪："林彪同志：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可印成小册子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作少许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
同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击溃谭震林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大会》，农大东方红等八十多个单位在会上发言，北京城掀起了讨谭的大高潮，很快波及全国。
二十四日，北京正式成立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余秋里联络站"。四月一日，外事口决定成立"批判陈毅联络站"。同日，《红旗》第五期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吹响了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向刘少奇发起总攻的号角。
当我们被驻校军宣队的超高压压得喘不过气来，在这最困难的时刻，我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红军想念毛泽东》这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黑夜里想你照路程。……"我们的心里都盼着毛主席能够知道底下的这些情况，及早地发个声音，把我们从厄境中拯救出来。
三月二十三日，我收到了我二哥寄来的信，里面夹有一份传单，那上面印着的是三月十三日的《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通告》、中央文革王力三月十三日接见归国学生讲话摘录"谈新反扑"、聂元梓三月十四日晚整风串联会上讲话（摘要）以及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国科大东方红公社《紧急声明》。这份材料很新鲜，显然也很重要，它就像磁石吸引铁屑一样吸引了我，北京城突然冒出了个谭震林，这是一个颇值得研究的运动新动向，它跟我省的运动有什么关系呢？我心里尚摸不准。
下午，我即匆匆忙忙地赶到学校，我把这份传单交给新革会的诸伙伴传阅，并吩咐黄秋菊说："这份材料很重要，你把它翻印成传单，作为参考消息，供内部传阅。"
晚上，我们新革会队部里头依旧灯火通明，与往常一样，许多其他组织的同学都跑到我们队部串门子来，我们这儿到底是一个大本营，今晚不知为何缘故，来串门子的人特别多，热闹得像是一个赶墟场，连平时极少登门的"红九·一五"的王忠贵也突然跑到我们队部里来，他兴冲冲地告诉我说："李晟呀，你们知道吗，北京街头这几天贴出了许多反击'二月逆流'的大标语，还贴出了'打倒谭震林'的大标语，看来，文化大革命的第八个回合战役打响了。"
"我们也听说了这一些情况。"我说着，顺便拿了一张刚印好的传单递给他道："这传单就给你吧。"
王忠贵浏览了一番手里的传单，然后又询问我说："那你们对此有何见教？"
我想了想，道："'二月逆流'是怎么一回事？谭震林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些都是什么背景？我们对此还是一无所知的，我想，最好是先看看几天再说，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
"我认为这股'二月逆流'实际上就是目前我省运动出现的反复的根源，谭震林就是总根子，现在北京已经开始反击'二月逆流'了，我们也不能再彷徨迟疑了，快把军号吹响，立即紧急动员起来，投入于这场血与肉的生死搏斗之中。"在旁的老江激动地大声嚷嚷说。
"是啊，我们已经忍受够了，再也不能逆来顺受了，我们要奋起把手上的铁锁链砸断，不然他们会给你戴上更沉重的铁链，命运将重新把我们践踏在泥坑里，我们要准备再次被打成'反革命'，或者获得胜利，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了。"王忠贵也显得慷慨激昂、热血沸腾。
我瞥视了这二人一眼，不动声色地说："不要这么激动呗，不要忘记现在军宣队还在我们的学校里，他们还向我们继续施加压力，要开批判九·一五和红九·二的大会咧。目前的形势依旧是十分严峻的，我们不能等闲视之，要谨慎一点，有句谚语说，'一次深思熟虑，胜过百次草率行动。'当我们对北京的情况尚未完全了解的时候，像瞎子开大炮一样盲目地乱轰一气，是愚蠢之举，历史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沉重吗？我是不希望再看见重蹈覆辙的。"
"我也认为还是先看看几天再说，不要急于表态呗，说真的，究竟'二月逆流'是怎么一回事，至今我还闹不懂，怎么反击呢？又是反击谁呢？谁是我省的谭震林呢？难道是叶浩明？总不能这么看法吧。"韩继明也道。
尽管王忠贵等人说话是铿锵有声的，但是，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目前我校的政治形势依然是"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的景象，他们一派的何磊、潘大昌等人还关在铁窗里，就是几天前军宣队范雄魁还扬言要准备逮捕几个九·一五和红九·二的坏头头，他们也知道这并非是儿戏之言，而且，"九·一五"和"红九·二"至今仍被打成"黑组织"，尚未平反。今天晚上，王忠贵突然跑到我们新革会来串门子，其来意一则是向我们透露来自北京的爆炸新闻，他的哥哥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学生，是蒯大富的井岗山一派的，所以，他一向是以消息灵通人士闻名于校；其二是想探听一番我们新革会对这一事态的看法，并希望我们能够率先表态，因为我们新革会的牌子比较硬，经得起敲打，又有较大的号召力。当然，我们新革会可不是任人摆弄的泥人儿，特别是经过这些日子风风雨雨的考验，我们从各方面都汲取了不少有益的教训，使我们变得比较聪明些，我们没有看准目标与时机是不会轻易采取行动的。
又过了几天，从北京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多，"二月逆流"这个名词，就像木楔子插入榫子一样插到了我们的脑子里，我们听说北京十万学生上街游行，开始大规模反击"二月逆流"，便再也按捺不住了，决定出击。我们在校园里刷写出"坚决反击二月逆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等大标语，红九·一五、海防兵、劲松战斗队、卫真731别动队、新三一公社等组织亦纷纷贴出标语，掀起了我校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浪潮。
在我们新革会的倡议下，除红联会外的我校几个主要组织一致赞成，要成立一个新东南师院附中革命造反派联络站（简称新革站）。我的初步设想是，先把全校所有的革命造反派组织通通串联起来，联络起来，协调行动，统一步骤，然后，再争取实现组织上的大联合。
我负责起草了新革站成立宣言，在三月三十一日晚上各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上得以通过，我们雷厉风行，在四月一日正式成立新东南师院附中革命造反派联络站的当天上午，即夺取了原由红联会所控制的校广播电台，宣布校广播电台又获得了"新生"。如果说新革站成立是一喜的话，那么，夺了校电台就算是二喜，突然间又飞来了仙鹤，上午又得知一消息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M省总部要派一个代表团上北京去，我们学校的刘卫东（刘奇）和刘康是作为晋京代表，这真是三喜临门，消息传到我们学校，校园里一片沸腾，从来也没有见过校园里像今天这样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不久前的阴郁、沉闷、令人窒息的空气一扫而光。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中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当时，在我们的眼中，这确实就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为了庆祝这一胜利，我们临时决定下午把队伍拉出去，上街游行。我们分头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有的去准备毛主席画像牌子、语录牌子和标语牌，有的则去组织人敲锣打鼓。以前，我们学校有过一个传统，每年国庆节游行，我们学校总要组织一支庞大的腰鼓队，如今文化大革命的海潮一冲，腰鼓队也土崩瓦解了，我们好久未能听见那清脆悦耳的腰鼓声了，由于原来腰鼓队的大部分成员都在我们这一派人中间，因此，我们临时决定重新把腰鼓队组织起来，今天下午拉上街去。原来的少先队总辅导员阮雪娥老师以前是负责搞腰鼓队的，她对此事也非常热心，一上午就帮助我们训练起腰鼓队来。
"咚咚咚，咚咚咚"，操场上响起了整齐而又有节奏的腰鼓声，那些腰鼓队的女同学们（我班上的杨洁、赵树瑶、郭乃丽等，2班的周小燕、潘明媛等人均在里面）一边跳起欢快轻盈的舞步，一边敲打着腰鼓，在四周许多同学聚围着观看，大家都感到兴奋异常，"咚咚咚"的鼓声把我们带回到过去的年代，在四九年解放军进城的时候，人们也是这样敲打着腰鼓，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人们在欢庆着自己的解放，而今，"咚咚咚"的阵阵鼓声又敲打在我们的心坎上，我们终于自己挣脱了锁链，赢得了自身的解放和组织的新生，这叫我们如何不欢呼雀跃呀？这些日子，我们是多么苦闷烦恼呀，被沉重的"反革命"铅帽压得喘也喘不过气来，我们的殷红的火热的跳荡的赤子之心被铁丝所捆缚，就像每天遭鹫鹰啄食肝脏的普罗密修斯一样的痛苦，让风、河川和无物可以隐藏的虚空和万物之母的大地也来为我们的痛苦作证吧，我们天天盼星星、盼月亮，盼望北京城的毛主席能发出声音，把我们从厄境中拯救出来，这一天终于盼来了，我们又重新站起来了，恢复了政治名誉。
我们忙忙碌碌地准备了一上午和大半个下午，一直拖到下午四点才集合了队伍，我们新革站所属的所有组织都取出了队旗，摆在队伍的最前面，这几个月来被打成反革命黑组织的"九·一五兵团"和"附中红九·二红卫兵团"的队旗又第一次重新亮了出来，我们八·二九新革会的队旗也由石达志执着，这些火红的战旗迎风飘扬，象征着红卫兵战士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赤胆忠心，象征着红卫兵战士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豪情壮志。在队旗的后面是毛主席巨幅画像，然后，就是腰鼓队，那些腰鼓队的女同学上身一律穿着黄军装、戴着红袖章，下身是蓝裤子，她们一个个飒爽英姿、生气勃勃。再后面就是语录牌和标语牌，大队伍，在大队伍的中间还夹着一个锣鼓队。
我们今天一共出动了六七百人，占据了全校学生接近一半之多，这是空前未有之多的人数，表明了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将自己组织起来的。腰鼓敲打起来了，锣鼓敲也打起来了，浩浩荡荡的队伍终于出发了，我们拥出了校大门，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水涌向了街头。
"咚咚咚，咚咚咚"，那富有强烈节奏感的腰鼓声响彻街头的上空，大约，打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市人们还是第一次看见腰鼓队上街，他们争相挤着观看，我们群情振奋，高呼着口号："热烈欢呼新东南师院附中革命造反派联络站成立！"、"热烈欢送我校刘卫东、刘康上北京！"、"坚决击溃二月逆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磅礴的洪流，带着通红的火、沸腾的血，从城外涌过大桥，涌向城内。我们从城外步行到城里，足足走了快二个小时，当我们走到城里的时候，夜幕已经徐徐地落下，夜晚降临了，路灯像一串串明亮的珍珠一直伸延向远方，马路两旁的商店灯火大放光明，我们的游行队伍只走到红路口，兜了个大圈子便折回。
当我们回来的队伍要路过医学院，由于医学院"东方红"是一·二六事件的肇事者，自然他们在随后的批判一·二六事件中是首当其冲，是这场大地震的"重灾区"，至今这里还是一潭死水，我们临时决定把队伍拉到医学院里去，打破这一潭死水的局面，用我们炽热的革命火焰点燃他们心灵的火花，让医学院的大火也燃烧起来。
我们的队伍涌进了医学院的大门，沿着大操场的跑道走了一圈，大约，由于震天动地的腰鼓声、锣鼓声和口号声惊动了医学院的大学生们，这时候正好是吃完晚饭的时分，医学院的大学生们刚刚回到宿舍楼房里，他们纷纷从一个个窗口探出身子和脑袋，看见我们的队伍亮出了"九·一五"和"红九·二"的队旗，他们欣喜若狂，忘形失骸，有些人情不自禁地随手抓起脸盆和铁饭碗拼命敲打着，许多人激动万分地高呼着："向附中的革命造反派学习！向附中的革命造反派致敬！"
而我们也兴奋地挥臂高呼："向医学院'东方红'学习！向医学院'东方红'致敬！"
楼上的窗口又爆发出了一阵掌声，真是山呼海啸，彼此相应，"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我们的队伍如浩荡的长风绵绵不断，循沿着大操场的跑道整整走了一大圈，队头的那些战旗在摇撼着，犹如"不周山下红旗乱"，腰鼓队的女同学们也格外起劲地敲打着腰鼓，所有的人——我们学校的人和医学院的人——都如痴如狂如醉，沉浸在欢乐与激动的海洋中，形成了今天游行的高潮，我们把狂热的革命的火把带到了医学院，本来就像一堆干柴似的医学院一下子即燃烧起了熊熊烈火，被打成反革命黑组织的医学院"东方红"又重新崛起了，全市的
"一·二六好得很"派都重新崛起了，全市的运动又开始了新的高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