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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上，我们所有的人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决不屈服于任何压力，坚持原来《声明》的立场，无论如何也不能只和红联会联合开这个批判大会，我们必须和犯错误的广大同学同呼吸共命运。
第二天下午，军宣队负责人范雄魁突然闯到我们新革会的队部来。俗话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今天，这个范雄魁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队部，他身穿一件有毛领的长军大衣，紧绷着一张铁青脸，令人望而生畏，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在打鼓着，默默无言地等待着这出戏的开场。
"来，同学们都坐下。"范雄魁俨然是这里的主人一般对我们挥挥手。
接着，范雄魁就开始训话了："昨天，我们开了一个动员大会，这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大会，坚决捍卫'三结合'的大会，是否真心实意地拥护昨天的大会，是真假批判一·二六反革命逆流的标准。昨天下午，我把你们新革会的李晟和韩继明叫到办公室谈话，听说你们不同意和红联会一起召开批判九·一五和红九·二大会，这是极端错误的。你们说红联会是前线兵，前线兵又怎么啦？前线兵以前是保马为，间接是保刘少奇，而你们这次是直接炮打中央军委，把矛头指想向毛主席，前线兵由于对党的深厚阶级感情，受了马为的骗……"
"我们认为批判一·二六大会应该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主体，而不能以前线兵为主体，主次本末是不应该颠倒的。"我的头也很大，像水牛打架角对角地硬顶撞着。
范雄魁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不满地说："就你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以前也有许多错误，你们能担保以后就不犯错误呀？"
"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是自封的，不是靠上帝恩赐的，究竟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附中的一千六百多师生员工是自有公论的，历史是自有公论的。"我又顶嘴道。
"'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象鹰那样高'。恐怕还是先来讨论一下谁是鹰，谁是鸡吧。"江尚峰用讥讽的口吻说。
"嘭！"范雄魁竟恼羞成怒地用手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声骂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九·一五'、'红九·二'那些反军小丑还是鹰吗？我把他们都铐起来，看他们是鹰还是鸡……"
范雄魁盛怒未平，眼睛里冒出怒火，那怒火快要把眉毛、头发连同帽子都要烧着了，嘴张开露出尖锐的被烟熏黑的黄牙，那洪钟般嗓门现在更像打雷一样，他气呼呼地骂了一大通话，直骂得他自己都喘息起来，才打个句号。
而我们都在"洗耳恭听"他的训话，大伙儿俱不作声，在江尚峰等人的嘴角上还明显地流露出一丝讥笑之色，诚然，迄今我们还没有一个人思想能够转过弯来，不过，我们也不愿意同他大吵大闹，因为我们知道跟他硬碰硬是不合算的，还是沉默为上策。
范雄魁对我们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又咆哮，又吼叫，大发雷霆，他以为我们会像耗子见猫一样吓破了胆，乖乖地听他的话，可是，他嚷了老半天，大家还是紧闭着嘴巴不吭声，殊不知我们这些人都是经风雨、见世面过的人，"反革命"的帽子也戴过好几回了，就是再戴一次亦无妨，恫吓对我们是无济于事的。
最后，范雄魁又点了我和韩继明的名——大约，在新革会里他也只晓得我俩的名字，说："喂，李晟、韩继明，你们想通了吗？你们现在同意和红联会一起召开批判大会吗？"
我和韩继明彼此交换了一下目光，我不动声色地道："我们新革会认为召开批判一·二六大会，必须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主体，应该要让全校的一切革命组织都参加。"
范雄魁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他是极为不满我的表态的，又掉过脸问韩继明说："韩继明，你呢，你想通了吗？"
韩继明的眼镜片里的两只眼睛眨了眨，他又习惯性地用手整了整眼镜架子，也镇定自若地回答道："我的看法和李晟是一样的，我们新革会全体战士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嘭！"范雄魁又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他的两眼又喷火了，指着我们的鼻子骂道："你们这样顽固到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你们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反批判，干扰批判……"
范雄魁的机关枪一吐火，大伙儿又默不作声了，以沉默来表示我们的态度，谈话再度陷入于僵局之中，任凭范雄魁怎样撕破嗓子大喊大叫，如若张飞在长坂坡圆睁环眼大喝大吼一般，纵然张翼德可以吓退曹操百万兵，可我们却是老牛筋，三锥子也扎不出一滴血来。
范雄魁无计可施，只得无可奈何地说："也许现在你们觉得我讲话不一定正确，过了一段时间，你们一定会感到我讲话是正确的，你们还是好好再考虑我的话吧……"
后来，范雄魁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我们新革会队部，我们这些学生哥可真难打交道呀，他为此伤透了脑筋。
就在这同一日，即十九日，叶浩明率领我省临时革命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乘专机飞往北京，向毛主席汇报"三结合"的情况，前线部队部分指战员、"八·二九"联司部分战士以及革命领导干部方俞平、袁金旺等人都到机场热烈欢送。
当我们以为我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即将诞生，它就像躁动于母腹中快成熟的一个婴儿，偏偏就在此际，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城——出了个所谓"谭震林事件"，也就是所谓"二月逆流"事件，这一龙卷风把我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如蒲公英一般给吹到了半空中，把世界搅得迷迷茫茫。
究竟"谭震林事件"是怎么一回事？究竟"二月逆流"是怎么一回事？所谓"谭震林事件"故名思义与谭震林有关。
谭震林同志是分管农林口的一位国务院副总理。二月四日，夺权派北农大红旗砸了反夺权派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北农大东方红广播台。二月十一日，在谭震林副总理的安排下，周总理接见了夺权派的农业部、农垦部、气象局、农办农改的机关接管委员会、农口红色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周总理详细询问了夺权情况后，说："从上月八、九号上海进行了夺权，消息发表后，全国展开了夺权斗争。中央就估计到可能连锁反应，我们给全国打了招呼，不要引起被动。我们讲了话之后，他们说你们夺了权不彻底，是'保'字的，是假夺权。当然这是不正确的。你们要坚持站稳立场，他们有的是形'左'实右的，你们要揭发形'左'实右，你们要进一步研究如何作战，你们要很好地抓革命、促生产……"
在接见后，夺权派农口红色造反联络站成了"左派"，而反夺权派农口革命联络站则被打成"黑组织"、"反动组织"，被强行解散。农大《东方红》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并在公安局备了案。
在军队介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各地发生了不少冲击军区事件，如F市就发生了一·二六冲击F军区事件。在军委八条命令发布以后，冲击军队的事件仍继续发生，如北京军区的杨勇司令员（原彭德怀一野的、原志愿军司令员）、廖汉生政委（贺龙的外甥、杨尚昆的妹夫）、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等人都连续被批斗。
当听到一些军队高级干部被抄家，机密文件被盗窃时，住在京西宾馆的叶帅暴怒的如若一只受伤的狮字，他用拳头猛烈地敲打着桌子，愤怒地吼道："谁想要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
另一位徐帅也怒不可遏地说："我们搞了一辈子的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在盛怒之下，他一把掀倒了跟前的桌子。
二月三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叶剑英、江青、王力也出席会议，会上毛泽东严肃批评陈伯达和江青说："现在是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你们的权力不小了，但你们内部至今没有规章制度，连民主集中制都没有。好多决定都没有经过正式会议，各人说各人的，康生说一套、陈伯达说一套，江青说一套，对上也没有报告，岂有此理。"
一星期后，毛泽东再次在常委扩大会上大骂陈伯达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不经过任何手续就把陶铸打倒了，你还要不要纪律？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扯到你个人，你从不来找我！"
训完陈伯达，他又训斥江青道："还有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自己，打倒陶铸，没有别人的事，就是你和陈伯达干的！我查了你们接见红卫兵的记录，别人要不没有到会，要不就是没说话，就是你们俩讲了话，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恩来除外，恩来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
他训完话后，又对王力说："你立即打电话叫张春桥、姚文元回北京，你们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不过，他们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在文革小组批评，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
然而，李富春还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把这些情况透漏给几个老帅和副总理，他们都为之兴奋不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跟中央文革一伙人大干一场。
二月十二日下午，在宽敞明亮的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议，会议是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原定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大约，如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一般，雅各宾派总是坐在会议厅中座席较高的位置，故被称之为山岳派，而那些温和派则总是坐在位处较低的地方，被称之为平原派，又称沼泽派，而今天的碰头会也是如此，像往常一样，周恩来又是坐在中间，右边坐着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七位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同志，还有一位副总理谢富治也挤坐在这一边。至于左边则坐着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成员，江青没出席这次会议，张春桥、姚文元还在上海，也未到会。
话头是由陈伯达引起的，他说："江青同志让我带来个意见：军委搞了个八条命令，部队不搞大民主，不成立战斗队，这个文件没经过中央文革讨论，怎么就送主席批了呢？"
叶剑英横眉冷对陈伯达，反问道："你们把党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陈伯达还没来得及答辩，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帅也愤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要蒯大富这帮子人来指挥军队吗？"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关锋嘴里叼着一根香烟，阴阴阳阳地道："军队也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呗，也要过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罗瑞卿不就是过不了关，刘志坚不也是过不了关么？"
叶帅怒目注视着关锋，大声驳斥说："我们的解放军是由党领导和培养的，它战胜了民主革命的敌人，也一定能战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敌人。谁要想搞垮解放军，必定粉身碎骨！"
徐帅也反驳道："刘志坚不是叛徒，我们是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我们还不了解吗？"接着，徐帅准备讲述刘志坚的一段战斗经历：在抗日战争中，刘志坚同志在冀南的一次战斗中受伤被俘，就在第二天，冀南部队负责人接到情报，当即指挥军队，在敌军的行进路上打伏击，解救了刘志坚。
可是，陈伯达却不让徐帅说下去，打断他的话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定了，再也不能改变了。"
以后，叶剑英忽然想起报纸报道，上海夺权以后，二月五日宣告成立了上海市人民公社，他便质问陈伯达道："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这又是想干什么？"
"这种国家体制的改革是符合马克思创建的巴黎公社的原则的。"陈伯达用不容置疑的口吻道。
叶剑英瞥了瞥他，揶揄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主持会议的周总理扫视了左右两边的人，说道："现在提出人民公社，巴黎公社，在我们中国就提人民公社是否早了一点。巴黎公社主要是直接选举，工农兵学商，党政人民团体，达到95％以上的人民群众选举。现在还是革命造反派夺权，左派掌权，好象四九年的军事管制一样。那次是军队打江山，这次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自下而上群众性的夺权……"
因为江、张、姚不在场，这次会议很快就转入"抓革命促生产"的议题了。
三天之后，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时，前来参加碰头会的谭震林副总理，在怀仁堂会议室的门口碰到了刚从上海飞回的张春桥，谭震林刚听说最近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毛主席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来保护起来。因此，他便询问张春桥说："陈丕显同志来了吗？"
张春桥身上裹着一件草绿色军大衣，头上戴着一顶佩有帽徽的单军帽，，冷冰冰地回答："他没来。"
"为什么他没来呀？"谭震林焦急地追问。
"群众不答应啊！"张春桥有点漫不经心的样子。
"群众？"谭震林脸呈正色地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党组织？"张春桥冷笑一声。"党组织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哦，"谭震林和张春桥并排走进会议室。"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呵！？"
尽管谭震林以前是张春桥的老上级，当张春桥担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时候，谭震林便是华东局书记，但此刻已抖擞起来的张春桥根本不把谭震林放在眼里，他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
可是，谭震林也不罢休，他进屋一坐定，即再次将陈丕显来京的问题给端了出来，他无所顾忌地为陈丕显等人争辩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点燃一支香烟，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道："这不关我的事，上海的广大革命群众通不过，我又有什么法子？群众起来了，这些事都要跟群众商量呵，我们都要尊重群众的意见嘛，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
"什么群众、群众，一天到晚老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是形而上学！"谭震林光火了，他打断张春桥的话怒斥说。
当谢富治发言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胜利，就是粉碎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什么胜利，你们的目的无非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倒。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谭震林又打断谢富治的讲话，他愤怒地用拳头擂打着桌面，大声道，"那些造反派都是些什么家伙？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
"这个运动简直象希特勒的法西斯。"聂帅也插了一句。
陈毅也双手叉腰道："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可我也要为老干部讲句公道话。如果说我们党的老干部大多数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那还怎么解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那还怎么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你们怎么不吭声呀？"
中央文革成员们彼此面面相觑，康生咳嗽一声，阴沉着脸对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就不要谈其他事情了吧。"
"这是党的会议，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嘛。再说，他们讲的也全是有关'革命'的问题呀。"周恩来淡然一笑道。
"抓革命，促生产，现在有些人是借抓革命破坏生产。他们恨不得把辛辛苦苦创造的那点家业，折腾光了拉倒！"徐帅瞪了康生一眼，顶撞说。
谭震林坐着又憋不住了，他把淤积心头已久的怒火全发泄出来了："去年十二月，我让农林部发个通知：鱼汛期间集中力量捕鱼，渔轮可暂不回港参加运动。为这事，江青、陈伯达就要把我整成反革命，连着逼我检查四次，说我镇压群众运动，破坏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江青可以查查嘛。我从井岗山到现在，在哪一点上反对过毛主席！？"
谢富治息事宁人地笑道："谭老板不要冲动嘛，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还是保你的。"
"我用不着她保！"谭震林十分冲动地说，"我是为党工作的，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批捕鱼问题是主席点了名的，希望谭震林同志正确对待。"康生冷冷地道。
"我跟了主席四十多年，从来没反对过他，可这一次如果主席再支持中央文革和江青这样搞，我就不跟了。"谭震林气呼呼地说着，便站起来走到衣架旁取下大衣，一边走着一边穿大衣，又取了皮包，嘴里道，"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你们随便吧！反正你们有生杀大权！"
周恩来见此情景，连忙叫唤说："震林，你回来，有话坐下说，但不能走。"
陈毅将谭震林拉到自己身边的椅子上坐下说："谭老板，你不要走，要留在这里边斗争。"
"你走了才有人高兴呢。"李先念也挽留道。
谭震林望着陈毅和其他几位老战友说："陈老总，我已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还怕什么？我，怕就不讲，怕就不讲。好！我不走，我就留在这。"
叶剑英瞥了瞥康生，也道："如今有些人养成一种很不好的习惯，不管干什么事都爱打着主席的旗号，好象这样就能把别人的嘴巴封住。这叫什么？这叫政治诈骗！有好多东西，本来是主席的，却又被扔掉了。比如，毛主席强调，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能随随便便一棍子就打倒。可这些人就是不听，不仅批斗、关押，大搞逼供信，恨不得把老干部全整死。"
"打击别人，才能抬高自己嘛！整死了他们好上台。"聂帅又气愤地插话说。
那个历来敢说敢为的陈毅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心情，冲动地道："这些家伙上台，才是真正要搞修正主义。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许多老干部被整过，到现在还有意见。那次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把班交给赫鲁晓夫不是搞修正主义吗？延安整风就犯了左倾错误，错整了一大批老干部。可我们党内的主要领导人仍不吸取教训，文化大革命和延安整风一样，又犯了左倾错误。"
"现在有些人就是借文化大革命来整老干部，你们文革小组可以看看，全国打死多少，打残多少，被逼得自杀多少，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专案组，简直象法西斯、宪兵队。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连你们的会也不去参加！"余秋里也怒气冲冲地拍着桌子。
"群众运动嘛，难免有些过火的行为，但主流还是好的，我们应该要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呗，只要我们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到群众里面去，倾听群众的意见，检查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就可以取得群众的谅解和信任呗。"谢富治又在"开导"别人。
李先念不满地瞟了他一眼，斥责他道："你不要和稀泥！什么主流？难道斗争老干部讲主流，对待老干部就不讲主流吗？就该统统打倒吗？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老干部有错误，也不该往死里整。我就不相信共产党内会有那么多的走资派，你们不要以为靠某些人撑腰就可以一手遮天，为所欲为，老干部还没全被隔离审查，我们还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还有讲话的权利。"
谭震林悲愤交加地说："我这个人打记事起就没哭过，可近来我连着哭了三次，哭都没地方哭，眼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里偷偷流眼泪。"
"谭老板，不要从个人感情出发，要考虑到革命的全局呗。"谢富治再次插嘴道。
眼眶里已经噙着热泪的谭震林瞧着他辩解说："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我也哭过三次。"李先念心情沉重地道，"我心里难受啊！自打《红旗》杂志发表了第十三期社论，全国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这篇社论公开提出对老干部要彻底批斗。你陈伯达在社论发表前为什么不让我们看看？"
周恩来转过脸问坐在他左侧的康生说："这篇社论发表前，你审查过没有？"
"这篇社论是经过主席审批的。"康生冷冷地道。
"这样大的事，也应该让政治局讨论一下嘛，为什么连政治局常委都不让看呢？"周恩来指责说。
陈伯达颇为诚恳地检讨道："这是我们的疏忽，今后一定注意。"
"今天在座的，除了你们这一排，哪一位没被炮轰过，没被批斗过，有的还被抄家，被盯梢，连孩子都被抓起来。"徐帅也开炮了。
"即使老子是走资派，孩子有什么罪？为什么对他们也要下毒手？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毛主席在军委八条命令中特别加了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如果父母不教育，责任就在父母。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的人，就是不安好心！"聂帅也跟着发炮了。
"你们到处组织夺权，夺了政府的权，地方的权，还要夺军队的权，解放军能听你们的吗？"叶帅也发怒了。
"你们把军队的老干部都打倒，靠谁来带兵？敌人来入侵，谁去指挥打仗？"徐帅也不甘寂寞，他在沉默中爆发了吼声。
"如果我们闭着眼睛不讲话，或者违背良心讲点时髦话，就不会得罪人，就会平安无事。可我们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就要敢讲真话，就要对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负责。我希望文革小组的同志认真听取一下老同志的意见，把运动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李富春态度诚恳地道。
"我们回去一定认真研究。"陈伯达也连忙表态说。
"康老。你还有什么要讲的吗？"周恩来问康生道。
"没有，没有，我有点头疼。"康生无精打彩地摆摆手。
"那就散会。"周恩来宣布散会。
几位老帅、副总理簇拥着周恩来走出会议室，陈伯达、谢富治也跟着走了出来。
周恩来对谭震林说："你要冷静一下，要讲究点方式方法嘛。"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这次就是要提着脑袋干一场。"谭震林依旧是那样地冲动，无所顾忌地大声嚷嚷着。
康生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会议室里，微闭双目像是在养神，而中央文革其他成员也没离开，用惴惴不安的目光望着他或者彼此交换目光。忽然间，康生睁开眼睛，扫视了他们一眼，气呼呼地说："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散会了。……你们看到了吧，这就是斗争，这就是一场重大的路线斗争。有人动摇了，有人害怕了，你们要站稳立场。现在都到钓鱼台去。"
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根据康生的指示，来到人民大会堂，集体整理和核对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然后，他们驱车同到钓鱼台，来到江青办公室，张春桥把"会议记录"交给江青审阅，说："这些人凶得很，比上次在京西宾馆还厉害。"
"简直象开批斗会，吓得老夫子都不敢说话。"姚文元也道。
"谭震林竟然指名道姓攻击你，他实在太猖狂了。"王力也开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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