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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街上的大字报和标语又多得如洪水一样四处泛滥，多数的大字报是"好得很"观点的，其中比较有份量的大字报有：省电台红旗革命兵团的《揭穿军区叶浩明等人公然镇压电台文化大革命的大阴谋》、闽江日报工人硬骨头战斗队、闽江日报革命职工造反队、闽江日报革命造反组织联队的《叶浩明的老虎屁股为什么摸不得》。至于"糟得很"的大字报并不多，最主要的就是那篇八·二九林学院的《绝不允许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绝不允许冲击军事机关》的大字报，"好得很"派指控它为"市二中紧急呼吁书的翻版"。此外，还有一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是新北大《干到底》的《抓住阶级斗争这条红线支持老区人民斗争！》，我知道新北大《干到底》是邱炳康、林希几个人搞的，邱炳康以前曾到过我们附中"红九·二"队部来玩，他每回来我们队部，大伙儿都像星星围着月亮一样围住他，听他高谈阔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分析和种种新闻，个个都听得入迷了。诚然，新北大《干到底》的这张大字报有着一番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它拨动了我的心弦，引起了我的深思，尽管我对老区运动不甚了解，对其也难以说出个所以然来，但是，我觉得老区运动是应该值得同情的，我开始有些倾向于《干到底》的观点了。
我看了老半天的大字报，究竟一·二六事件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尚无法做出个明确的判断，俗话说，一个香炉一个磬，一扇房门一把锁。我想，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必须弄清楚到底医学院"东方红"的大学生有没有冲击军区，因为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是矢口否认有冲进了军区司令部一事的。如果是真的冲进了军区司令部里面，不管所持的理由是多么冠冕堂皇，我认为这一行动为都是错误的。据街上张贴的海报说，今晚在东方红大街召开辩论会，辩论关于一·二六事件的问题，我以为最好还是先听一听辩论会上是怎么说的，然后再作判断亦不迟。
下午，我回到纸厂，看见陈东、王钟惠他们居然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万里红》战斗队的名义，已经在厂门口刷写出"一·二六革命行动好得很"等大标语，心里头的火不由地像燃着的酒精一样一下子冒了起来，我疾步奔到宿舍里去，见到陈东、王钟惠几个人都在里面。
陈东他们见到我，招呼道："啊，李晟，你回来啦。"
我没有好颜色，开门见山地即问："怎么搞的，你们这样快就把标语刷出去呀？"
王钟惠大概还没有理解我的弦外之音，他大大咧咧地道："'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呗。"
那个陈东也说："我一看见李曼琼那张拉长的马脸就讨厌，他们污蔑一·二六行动糟得很，我们就是要喊一·二六革命行动好得很！就是好！就是好！"
我瞟了他一眼，冷冷地道："你真有点像三岁小孩子一样在斗嘴怄气，可是，革命不是靠感情用事，讨厌有什么用？讨厌与喜欢都不过是牧师脖子上的十字架或者女人颈脖上的金项链罢了，统统是一种装饰品，与真理的内涵、是非的外延无关。"
陈东用有些奇怪的目光打量着我说："怎么，难道你不认为一·二六革命行动好得很么？"
我扫视了他们一眼，道："一·二六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情的真相如何，难道你们都调查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为什么非要如此匆匆忙忙地表态不可呢？而且，用的还是'万里红'的名义。"
"用'万里红'又怎么啦？我们思想兵总部、'红九·二'总部、我们附中的'红九·二'都已经对一·二六事件明确地表了态，早上刘康还特地交代我们在纸厂也要把标语刷出去，我们这样做了有什么不对呀？"王钟惠感情冲动地嚷起来。
"'万里红'是我们六个人的，只有大家都同意，才能用这个名义。"我也毫不客气地反驳说，'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反对奴隶主义，我们不要做人云亦云的鹦鹉，也不要做万众一心的群氓，应该要独立地思考问题，独立地判断问题，可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啊。"
我们的争论自然是无结果的，况且，至今我对于一·二六事件真相尚未弄清个来龙去脉，是非一时难以判断，我也说不上什么，还是等晚上听了辩论会上的辩论之后再说吧。
吃完晚饭后，我一个人骑车进城听辩论去。
在东方红大街省成套局前面的空地上，临时搭起了一个简易的辩论台，七时左右，两派的群众都来了，一方是以医学院"东方红"为主的思想兵，另一方是"八·二九"联司的学生们，他们有秩序地分别坐在辩论台最前面的左右两边。而后面才是聆听辩论的群众，那一大片黑鸦鸦的人头一直延伸到马路边上去，把马路也占据了一大块，如若神户港向大海"侵略"一般。
我也挤在人丛里听辩论，约莫七点半，辩论会开始了，第一个发言的是医学院"东方红"头头韩卫华，他滔滔不绝地叙述了一番关于一·二六事件的经过，只听他道："我们整队前进，高唱着战歌，当离大门还有二三十米时，我们看见许多解放军从不同方向涌向大门，并推了一个木架子来挡道，我们怕他们把大门关上，就赶紧跑过去。这时候，有五六十个解放军在门口拦住我们，说什么'叶司令只接见左派，没时间见你们'，"但是，我们认为叶浩明已答应要接见我们，并不是没有时间，坚持要进去。于是，他们就把我们几个同学手反绑架起来，有的甚至动手打人，我们同学有的衣服被撕破了，袖章被撕裂了，钢笔、纽扣也掉了，眼镜被弄坏了，有二块手表被打坏了，手表带也被扯断了，还有一个同学被割破了一道2厘米多长、0.5厘米深的伤口，鲜血淋漓。他们还极力抢我们的大旗，有的人则被推进去，这样一直到了大门后不远的操场上，有几百多名解放军把我们团团包围住，为了避免发生冲突，我们马上集中坐在球场上念语录、唱革命歌曲，此刻他们才拿出中央1.14指示给我们看，而事先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个文件……"
韩卫华发言后，接着是八·二九联司总勤务组成员、新鹭大公社的一个头头黄朝晖登台辩论。这个人以前经常在辩论会上亮相，所以，我认得他的脸孔。他瘦高个，像一个大头钉，在他那张眉目清秀的脸庞上，一副秀琅眼镜屏蔽着他一双敏感而犀利的眼睛，眼镜上光洁的镜片和镀金框架在灯光下闪着光，颇有一副学者的风度。他是鹭大独立师的雄辩家普罗太哥拉，有着三寸不烂之舌，思路十分清楚，几乎每回鹭大独立师开辩论会都少不了他这个人物，他的名声是从他的嘴巴得来的。
黄朝晖用金属般响亮的嗓音说："刚才医学院'东方红'的发言好像说得天衣无缝，其实这是一件'百衲衣'——破绽百出。他们狡辩说事先并不知道中央的1.14文件，如果他们硬要装糊涂不知道的话，那么，就不妨用事实来说明问题吧。在他们一月二十六日往军区司令部机关大门冲击前，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一个宽一米、高二米的木板搬到大门的正中间，这木板就是刚刚韩卫华说的'木架子'，上面贴着正是中央的一月十四日《通知》，解放军同志们叫他们看这份中央文件，可是这些'好汉'们却不把中共中央的文件放在眼里，竟狂妄地叫嚣什么'不要把这个当作挡箭牌'，公然对抗中共中央指示。事实是胜过雄辩的，它是最好的反驳词，它将把谎言与狡辩击成齑粉！
"他们一会儿说他们是'被推进去'的，一会儿说他们'不是冲进军区，而是走进军区'的。这些理由就像竖在桌面上的火柴梗是立不住脚的，恐怕连三岁小孩子也不相信他们不是自己冲进军区、而是被解放军'推进去'的神话，试问，他们这么多的人，一个个都是长着一百多斤肥肉的大汉子难道就这么好'推'么？并且，他们进去不是一米，而是好几十米，真要把这么一大群人推进几十米的话，所花的气力恐怕也可以搬动一般座大山了。至于他们说是'走进军区'的，这话多少比说'推进去'要恰切一点，因为腿是长在他们的身上的，要往哪个方向走是完全要凭你们的大脑意志的。不过，众所周知，军区司令部是军事重地，可不像这条东方红大街那么好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由于你们的发言又'揭露'了有大批的解放军在阻拦你们的行动，可见要像逛马路一样走进军区司令部是不可思议的，准确一点说，还是冲闯进了军区……"
听了今天的辩论会，如同拨开了庐山的迷雾、认识了庐山真面目一般，我心中困惑的云团终于消失了。究竟医学院"东方红"的学生有没有冲进了军区里面呢？连他们自己的发言也不得不承认是进了几十米的地方才停下来，然后队伍集中在灯光球场上。既然事实的真相已经弄清楚了，结论也就不难做出。不管医学院"东方红"的学生持什么理由，冲击军区司令部总是极端错误的。
泰戈尔诗云："我要唱的歌儿，直到今天还没唱出，每天我总在乐器上调理弦索。"我想，现在是时候了，只是我不是要唱歌，而是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不能够像水里的鱼儿一样保持沉默了。当然，我知道自己要公开表态反对一·二六行动是需要付出极大的勇气的，因为在我们附中"红九·二"整个组织里只有我一人是持否定态度的，甚至在我们学校思想兵系统里也只有我一人是唱反调的，我将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可能要遭到围攻，甚至于会被他们斥为"叛徒"而被开除出组织外，所有这些严重的后果我都充分地估计到，但是，无论如何我也不想向错误妥协，记得方志敏烈士在《可爱的中国》一书中说过："切不可听到一二个懦夫的劝阻与黑暗的朋友的威吓，自己就软弱下来，放弃应有的努力，特别是在那稍纵即逝的紧急关头。"我们在任何时候所要追求的都应该是真理，而不是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不应该被组织派别的白翳蒙住了眼睛。
我经过一夜的思索，决定必须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第二天清晨（即三十一日），我很早就起床，动笔写了两幅大标语："一·二六行动决不是革命行动！"、"一·二六冲击军区的行动是极端错误的！"署名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附中驻纸厂《迎风浪》战斗队。
我把这二幅标语贴到厂食堂大厅里的墙上，因为那里是引人注目的地方，可以想象那二幅标语如炸弹一般炸开了，又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最为愤怒的是我的几个伙伴，他们叫嚣着，咒骂着，一古脑儿地将满肚子的火气都泄到我的头上。
王钟惠一看见我进屋，就怪腔怪调地道："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我乜斜了他一眼，回嘴说："不要含沙射影，有话尽管直说，难道只许州官放火，却不许百姓点灯吗？你们尽可以扯破了喉咙喊'好得很'，我也可以表明我的态度呀。"
"你当然也可以表态，不过，为什么要搞突然袭击呢？也不跟我们几个商量一下，就把标语刷出去，这在工人中间造成的影响多坏呀，认为我们附中思想兵也分裂了，简直败坏了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名声。"陈东也振振有词地指责我说。
"哼，真是猪八戒倒扒一耙——厉害！"我冷笑了一声，又道，"究竟是谁搞突然袭击呢？是谁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刷出'好得很'标语呢？并且用的还是'万里红'的名义，而我只是用自己的'迎风浪'战斗队来表态，为什么就不可以呀？还说什么败坏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名声，活见鬼了！"
"'万里红'是代表大家的，我们是多数，我们当然可以用'万里红'。一·二六行动就是好得很呗，这是无可非议的，你别自以为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陈东为自己辩解说。
"什么一粒老鼠屎，随你怎么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中，并不存在着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而且，实践证明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的，我不想屈从于某个权威或者多数人的意志，我只能屈从于真理，为真理而战斗，生为真理生，死为真理死。"我理直气壮地道。
"你别豪言壮语说了一钵子，像一只阔嘴的大蛤蟆。"王钟惠讥刺我说，"难道我们所追求的不是真理么？有一句名言说，'真理不是一种铸币，现成地摆在那里，可以拿来藏在衣袋里。'所以，真理诚然是一个崇高的字眼，但是，究竟谁掌握了真理呢？最好还是让历史来见证吧。"
"我看诸位哲学家别侈谈真理了，要争就争一·二六事件。"林文武也开口道，"我认为一·二六医学院东方红的学生要求叶浩明接见是合情合理的事，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的行动是被叶浩明逼出来的，完全是革命行动。"
"屁个革命行动，中央1.14《通知》明确指出，'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要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而医学院东方红的那伙人却明知故犯竟冲进了军区司令部里面去，你千有理万有理也是没有道理的，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这是毛主席经常说的。"我义形于色地驳斥说。
"医学院东方红的学生根本就没有冲进军区里面，这纯粹是叭儿狗乏走狗的谣言。"王钟惠的大嗓门又嚷起来。
"什么谣言，连医学院东方红的学生自己在辩论会上也不得不承认有冲进军区大门里面几十米的地方才停下来，而你连这一点起码的事实也不承认那还有什么可说呢？"我耸耸肩表示遗憾。
"医学院东方红的学生事先并不知道中央指示，当他们知道后，立即就停住了，没进入司令部机关，集合停在灯光球场上，为什么还要造谣说他们'冲击了军事机关'呢？"陈炳义反驳我的话。
"所谓不知道是自欺欺人的说法，人家解放军特地把1.14《通知》抄成大字报，贴在木架上，放在门口的中央，难道那么多人的眼睛都让黄鼠狼叼去了？退一万步说，即使他们真的不知道有这一文件，军区司令部不得随便冲击是共和国公民的起码常识，难道堂堂的大学生们连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也不懂吗？不要说冲进了军区几十米，就是冲进大门一米，也算冲击了军事机关，也是极端错误的。"我又驳斥说。
我们彼此争得面红耳赤，就像几乎所有的争论一样，结果总是不分胜负的，即使辩不过，也不肯轻易地服输，人们的脾气都犟得如犀牛一般，很少有一次辩论就说服对方的现象，这一次也不例外，不过，争论也有好处，从此，各人自行其是，猪往前拱，鸡往后扒，谁也犯不着干涉谁。
由于我公开表态反对一·二六行动，如若海洋上刮起了信风一般，新大李曼琼几个女同学对我的态度骤然又发生了变化。李曼琼在厂里碰见我，又热情地同我打起招呼来，她像一只正在发酸的苹果一样发笑道："啊——小李，这几天怎么都不上我们房间去玩呀？"
"嗨，我怎么敢去呢？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等下去你们那儿，你们用打狗棍赶我，我躲也躲不及咧。"我们嘴角带有几分讥诮。
"看你说到哪里去了呢？你这人真会说笑话，你是我们的朋友，怎么敢用打狗棍赶你呀？"她的脸上露出几分尴尬之色。
"哼，其实笑话并不可笑，若换昨天的话，难道你还会请我上你们房间去玩吗？只会把我像送'瘟神'一样送走。"我的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倒有几分悲哀忧伤之色。
"那……那纯粹一个误会，你跟他们不一样啊。"她讷讷地说。
"多么有趣的'误会'呀，也许，你现在知道我和他们对一·二六事件的看法不一致，所以，你才对我另眼相待。如果今后我和你们的观点又有分歧的话，你对我照样还是翻脸不认人的，唉——我算是看透了，在这观点高于一切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比梳打饼干还脆弱不堪。"我不由地摇了摇头。
在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颁布之后，由于有中央的撑腰，叶浩明的胆子也放大了，他索性下令把一小撮军内闹事者——多次冲击军区、冲击积代会会场、乱抓军内干部游斗的军区卫校革字派和红字派的几个坏头头以及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中的为首的几个为非作出歹者——抓起来，予以纪律制裁。此外军区还大量印刷了《F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关于我们大会真相的说明》等传单，并且，一月三十一日，又出了一个《前线部队公告》，郑重宣布："我们遵照最高统帅的命令，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右派，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不执行中央军委命令者，坚决实行纪律制裁！""为着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队内部极少数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违法分子，实行了纪律处理。外部如有借此进行造谣诬蔑，或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冲击军事机关，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者，我们一定按照最高统帅命令，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
然而，思想兵总部、省直联总、工联总以及三司、新北大联络站那一派人不但不悬崖勒马，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他们把《前线部队公告》污蔑为《叶氏公告》，当作大毒草大批特批。工联总、省直联总主编的《革命造反报》，还专门出了社论《向解放军致敬！向叶浩明开炮！》。乌云像无数条黑龙在省城的上空翻滚厮杀，搅得天昏地暗，"火烧叶浩明"、"炮打叶浩明"之类的大标语刷满了F市的主要街道，一个反军倒叶的浪潮如海啸一般铺天盖地来了。
在纸厂6714联络总站里头，由于我们驻厂学生对一·二六事件的看法有分歧，致使那些工人也茫茫然而不知所从。但是，那些纸厂工人除了受我驻厂学生的影响之外，还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上的反军思潮的传染，他们的队伍也开始在分化、瓦解，重新组合、排列置换。三车间的吕文英竟擅自拉出那支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革命造反队，单独与市工联总挂上了钩。而那支斗批改战斗队因为是新大同学一手拉起来的，自然受其影响较多一些，只是刘明开一伙上海人颇圆滑，他们想稳稳当当地当不冒风险的"左派"，由于他们对目前变化不定的时局捉摸不透，则处于犹豫、彷徨、观望之中。至于工农红卫军柯新耀等人主要是听命于自己总部的，在全市性的几个大组织当中，只有工农红卫军对一·二六事件至今未明确表态，据悉他们内部对此有争论，贫下中农九·九野战兵团的陈大年是"好得很"派，而副司令洪云高却是"糟得很"派，那个司令廖知天则举棋不定，他如同一位赌博好手只有认准了才肯下赌注，迄今为止，他依旧在窥测风向。
鉴于形势日趋严重，我有点顾不上工厂这摊子了，而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学校和社会上，至今我们学校还没有一个组织和个人公开表态反对一·二六事件（如果像我这样在外单位表态不算的话），我必须到学校和社会上去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以此打破我区一致"好得很"的舆论。
二月一日晚上，我又拟了一个标语仗，除了已表态的二条外，又增添了好几条，如："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坚决支持《前线部队公告》"、"任何人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炮打叶浩明'、'火烧叶浩明'是错误的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等等。二日上午，我又以附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迎风浪战斗队的名义，将《标语仗》抄写成大字报，张贴在工厂的大门口。
下午，我一个人骑车到学校去，径直闯入自己的红九·二队部，正好这一天队部里没什么人，那个刘康也不在——这再好不过的了，他是一头顽固的老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还不想同他公开翻脸——，房间里只有几个初中小同学，我管自取了二张金黄色的毛边纸，又拿了毛笔和墨水，在一张桌子上抄写起我的《标语仗》来，那几个初中生同我不太熟悉，所以，也不敢来打搅我。我一式抄成二份，署名为附中天安门公社，由于我不想节外生枝，故未用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头衔。
我抄好《标语仗》后，就卷起纸离开了自己的队部，我到总务处门口提了浆糊桶，将一份《标语仗》张贴在校门口正对面的墙上。接着，我把浆糊桶放回原处，又将另一份《标语仗》夹在自行车的后架上，人跨上车子便离开了学校。
我骑车到附近的一家小店铺，自己掏腰包买了一小瓶浆糊塞进裤袋里，然后，又骑上车子来到了红心路口，这儿是我区的文化政治中心——更准确一点说现在是大字报、大辩论的中心地点，在道路两边人行道旁都竖立着长长的大字报栏。今天下午北风劲吹，呼啸的狂风如若成百个妖魔在霍霍有声地磨着尖利的牙齿，那芦席搭成的大字报栏上一张张大字报叠盖着一张张旧的大字报，形成足有一本薄书之厚的纸层，在大风中大字报栏摇摇晃晃着。起初，我只在毛边纸的四边沾了一点浆糊，一贴上去大字报差一点儿就像风筝一样被风刮走了，我只好将浆糊瓶里的所有浆糊统统都抹在纸上，勉强才贴牢了。
我随手把空瓶子扔掉，接着，就骑车回纸厂去。我知道这张小小的《标语仗》是不引人注目的，也许等下风再大一点，大字报即被风刮走了，但是，我毕竟是公开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心里头便觉得踏实了，就这一点意义上说，我的目的是达到了。当然，要扭转这股强大的逆流，我一个人的力量未免是太微弱了，可以说根本是无法与之抗衡的，只是即使我这样做如同以卵击石，我也不惜孤注一掷，我是不想向非正义的势力屈服，总得要尽自己的力量与其抗争，我相信真理是扼杀不了的，它像一柄闪闪发光的利剑，口袋是装不住它的锋芒的。
二月四日，市里又发生了一大事件——所谓"二·四"流血惨案。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二月四日凌晨，首都三司驻F市联络站、新北大驻F市联络站、南下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的南下学生以及思想兵总部的一班人，突然获悉中共F市委常委、副市长俞白隐藏在省委干部招待所四楼里。俞白是"红九·二"潘大昌指控的三个"政治大扒手"之一，那些学生们早就想抓拿他了，只是这个地下党城工部出身的俞白行动诡秘，他又有支持他的老区农民们的掩护，学生们对他有点无可奈何。这一次，那些南下学生好不容易才探得他的行踪消息，便连夜紧急集合队伍，打着旗帜，跑步赶往省委招待所（"老区革命组织联络总部"住处），准备捉那个所谓"高级政治扒手"俞白。
正当那些学生们登上第一层楼梯时，被老区总部的农民发现了，楼上的人一面狂吹哨子，一面把电灯关掉。这阵子，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的老区农民纷纷拥出了房间，他们有的手执棍棒，截住了楼梯，两派群众短兵相接。
学生们嚷道："你们闪开，我们今天是来捉拿俞白的，与老区人民无关，你们快让开！"说着，他们又欲往上冲。
可是，那些老区农民都是保俞白的，岂能容忍学生们为所欲为，他们也大声地喊说："这里是老区总部，不许胡来，你们统统退下去！"
而学生们也不肯退下，于是，那些老区农民就硬把他们推赶下楼梯，由于学生们的人数不及农民多，寡不敌众，被迫退出大楼到院子里，但学生们仍不死心，还想继续往大楼里头冲，楼上的农民就扔下了玻璃瓶、破饭罐、盘碟等物，几个学生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狼狈不堪地抱头鼠窜了。
乘此混乱之机，俞白便爬上四楼的屋面逃跑了——当年他对付国民党的大逮捕也是这么干的。
然而，学生们是不会就此甘休的，他们退回思想兵总部之后，立即打电话给各分部调兵支援，不久，各路兵马纷纷赶到总部，连在大老远的我们学校九·一五兵团也出动了。
三司的陆军打电话给F军区叶浩明司令说："叶司令，我们三司驻F市联络站请求你派出部队支援我们，帮助我们捉拿那些老区打人凶手。"
"不行，我们不能派出军队。"叶司令断然拒绝了。
而这时思想兵他们又风闻城门公社和长侯县老区有几千人正在赶往省城支援老区总部，因此，他们也担心若这批队伍赶到，事情更难解决了，便决定在天亮前解决这场战斗。他们即刻出动了数百人的队伍再次攻打老区总部，这一次他们的人数大大地压过老区农民，很快即攻克了大楼，可惜那个俞白早已逃之夭夭。思想兵他们只好抓了几个所谓"打人凶手"，队伍便撤回来了。
那些造反派学生们的看家本领就是制造舆论，当天上午，满城都是触目惊心的大标语："打倒俞白反革命集团"、"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俞白"、"严惩二·四流血惨案的罪魁祸首"、"揪出俞白的后台老板"、"老区人民无罪，罪在俞白"等等。
下午，思想兵、海防兵、省直联总、工联总五万余人云集在五一广场，举行"二·四"流血惨案控诉大会，三司的陆军等人在会上做了所谓控诉发言。
我又一个人跑去观看这个大会，我的来意决不是为了声援他们，纯粹是想来听取事情的真相和了解大会的动向的。我对于俞白此人一无所知，如果不是潘大昌那二张大字报的话，恐怕我还不知道此人的名字咧。究竟俞白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一时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不过，我是同情和支持老区人民的，自然对俞白也怀有恻隐之心，听罢今天的大会发言，我意识到所谓"二·四"流血惨案完全是三司那些南下学生、思想兵总部一伙人一手挑起的，就像著名的德国国会纵火案一样是贼喊捉贼的鬼把戏。当我看到集会中间他们把抓来的六个农民作为打人凶手押上台时，如同公审罪犯一般对他们五花大绑、挂牌、殴打和乘喷气式飞机，我不由地怒火中烧，尽管在我的耳畔响起了阵阵野兽咆哮般的口号声，在我的四周举起了疯狂的如林的手臂和拳头，我却未举起手，内心里喊出了另一个声音：住手吧！真正的暴徒们！明明是你们跑到老区总部挑起事端，却指控人家蓄意制造流血事件，究竟是义和团跑到外国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八国联军跑到中国来杀人放火呀？这种逻辑的颠倒、"高明"的逻辑，难道我们见得还少吗？
大会结束后，他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四个伤员被抬着参加了游行队伍，而那六个所谓打人凶手则被押上卡车游街示众，他们嚣张的气焰是不可一世的，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这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的现象罢了，他们的倒行逆施难道真的还会久远吗？
雪莱有句著名的诗句：
"让预言的号角奏鸣！哦，风啊，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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