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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在上海人民广场上，数十万上海及外地造反派举行了"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大会"，张春桥、姚文元身穿军装，挥动着红色塑料皮的语录本登上了主席台，在万众鼓噪声中，大会主持人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的贺电。接着，张春桥又在大会上讲话说："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大家好，向你们致最热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
"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对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毛主席对上海造反派提出来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背得熟极了，我还背不出来呢！……"
姚文元也在会上发言说："这次，春桥同志和我来到上海，或者说回到上海，我们是来做小学生的，是来老老实实做小学生的。在上海革命人民面前、在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我们确确实实是小学生……"
接着，王洪文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宣读了"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共同发出的重要倡议——《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
大会结束后，举行盛大的游行。没料到王洪文突然采取行动，抓走了陈丕显，把他关进国棉十七厂"永忠队"队部。
同日，山西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夺了山西省委的权。
翌日，即十三日，陈丕显被押上国棉十七厂的大卡车，卡车上挂着"打倒经济主义的罪魁祸首陈丕显"的大字标语，车上的高音喇叭不断高呼"打倒经济主义"、"打倒陈丕显"等口号，招摇过市，王洪文借这次汽车游街，把自己扮成了一位反经济主义的"英雄"，却把反对经济主义的陈丕显推上了被告席。
自从六七年一月夺权风暴掀起后，刘少奇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厄境。古语曰："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兆。"、"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止谤莫如修身。"他是不乏历史知识和修养之道的，以为与其被人打倒，不如明智地自身引退。于是，他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毛主席并转政治局：
近来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对我震动很大。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向中央提出两项要求：一、这次路线斗争的主要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党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我恳求中央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恢复他们的工作；二、为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少受些损失，请主席和中央准予我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我愿携妻子儿女回老家种田，做一个自食其力、遵纪守法的普通公民……。
毛泽东主席接到刘少奇的信后，一月十三日深夜，他让秘书乘小轿车接刘少奇去人民大会堂谈话。刘少奇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毛主席了，他十分渴望能够和毛主席仔细谈谈，可是，一直得不到机会。平时，刘少奇总要吃两次安眠药才能入睡，他吃过一次药效轻微的安眠药之后，拿一些文件翻阅一下，然后再吃第二次药效较重的安眠药，服完就安然入睡。这一天他吃完二次安眠药，刚刚躺下床睡了一会儿，就被秘书叫醒了。他一听说毛主席要接见他，睡意一下子烟消云散，他立刻起身洗把冷水脸，泡一杯茶清醒一下头脑，而后，就兴冲冲地跟着毛的秘书一道去人民大会堂。
北京厅在人民大会堂的楼上，靠近小卖部和休息室，厅里铺着棕色花纹的地毯，一圈棕色的单人沙发围成圆形。这些天，北京厅已改成毛泽东的书房和客厅，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这里进行他们最后的一次谈话，他俩谈了一小时四十五分钟，气氛是融洽的。
毛泽东关切地问他说："平平的腿好了吗？"
一听这问话，刘少奇的脸上又笼罩着一层愁云，近来他两鬓斑白，面容憔悴，忧虑在他的前额留下无数的皱纹，他喟叹道："平平没有出事，那是清华的学生为了揪光美回校做检查，而精心安排的一出戏。"
"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毛泽东也紧蹙起眉头。
刘少奇的双手手指交叉在一起，局促不安地坐在棕色的沙发上，他犹豫了一下，终于开口说："主席，我想向你汇报两点想法。"
毛泽东停止捻动手里的铅笔，他侧目注释着刘少奇，而刘少奇则心情沉重地道："主席，我想了很久，始终感到这次路线错误责任在我，我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但是，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希望尽快解放他们，使党少受损失……"
毛泽东递给刘少奇一支烟，二人都点燃了香烟，他吐了口烟说："少奇同志，'文革''这把火是我放的，但我不是要打倒你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路线错误改了就好，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啊。"
"第二点想法，主席，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光美、孩子们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听罢，沉吟不语，只是不住地吸着烟，而后又慢慢地把烟头放到烟灰缸上，将烟灰缸随手一推，含糊其词地说："少奇同志，你的想法。我需要时间……考虑考虑。"
过了一阵子，他又道："少奇同志，建议你认真读几本书。"接着，他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论》和狄德罗的《机械人》，还有一本是费尔巴哈的，一本是黑格尔的。
临别时，毛泽东主席亲自送刘少奇到门口，他还拍拍刘少奇的肩膀，亲切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刘少奇从人大会堂归来后，情绪大好，就像一个久病的病人突然服了一贴灵丹妙药似的，然而，没过多久，他的美好的梦幻又被打破了。
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发表了。
十五日凌晨三时半，上海工总司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上三司"）等十一个造反组织，约二、三百人忽然冲进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夺了权力象征的大印，宣告"成功地'进行了"夺权斗争"。他们发布了三项通令：
第一， 声讨上海市委、市人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宣布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
第二，……
第三，任命张春桥为上海新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
第四，……
第五，勒令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关干部，回原岗位办公。
第六， ……
"夺权"事件发生后，张春桥把二兵团司令耿金章请进市委招待会密谈说："金章同志，你要和洪文同志搞好团结。你们两个党员，在'工总司'的常委中，要做团结的模范。上海是要夺权的。我和文元同志到上海来，就是要夺权。但是，必须联合各造反派组织，共同夺权，不能搞单方面的夺取。你们'二兵团'把'工总司'甩在一边，把'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甩在一边，这样的夺权后果会怎么样？那就势必造成造反派内部的大分裂！
"金章同志，我劝你急流勇退，宣布你的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一旦'主角'退出去了，剩下的十个单位，也就成不了气候。
"金章同志，我一直把你作为工人领袖看待。如果你能够按照党的原则去做，我想，党会把你作为新干部的代表人物，参加上海革命新政权。"
在张春桥的软硬兼施下，耿金章终于屈服了，表态说："好吧，我们'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
张春桥大喜，就留他一起吃饭。吃完饭，又亲自送他上车。
在拥有几十万人马的工总司二兵团撤出康平路之后，"上三司"等十个组织便势单力薄，不成气候，上海的第一次夺权就这样告吹了。
再说北京的事，一天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国务院工作会议，讨论当前国家生活中一些紧迫问题。这是由一座古色古香的殿堂改成的会议室，现在负责抓业务的六位副总理，除聂荣臻未到会外，其他五位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谢富治均到会，可是好几位有关部门负责人如余秋里、谷牧等人却还没到场（他们被抓去揪斗了）。
他们焦灼不安地等待着，越等越不耐烦，越等火气越大，越等牢骚气话越多，他们谈到了被破坏的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谈到被揪斗的许多同志，特别是谈到余秋里和大庆问题时，他们几个更是激动异常，周总理心情沉重地告诉他们说："余秋里进行了六次检讨，心脏病发了至今未恢复，可是，在昨天的一个斗争会上，却硬给余秋里挂上黑帮牌子，要他手举反革命修正主义牌子。余秋里同志说得对，说我不能对抗群众，伏首只能听命，但是我不是，我心里明白不是。他的态度还是诚恳的，我是需要他这个人，党中央需要他，他是经过长期的考验的，他是从红小鬼上来大，他身上的疤，就是证明，他不是全靠吃老本的那种人，七年来有新的创造，对他要一分为二。我说过他是部长级里的标兵，主席讲过几次余秋里要保。大庆会战我们要承认余秋里的功绩，要承认余秋里在组织和指挥上的作用。大庆最近很乱，反对余秋里，甚至反对王铁人……"
"听说大庆还把王铁人游了街。"李先念也插了一句。
此时，周总理显得很激动，炯炯有神的目光如两团燃烧的火，强捺在心里的愤怒汇集在那皱起的眉峰和额头上，他稍稍抬高嗓门说："我很着急，恨不得飞去看一看。大庆前几年确实不错，很有成绩，罗马尼亚是承认我们先进。一面红旗，我们为什么自己毁了呢？有错误允许改嘛！我们一提这件事就很激动，五年的成绩实在不错，后两年骄傲了……"
"主席一向反对党内斗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现在也是一种残酷的斗争，戴高帽、挂黑牌子、弯腰、喷气式飞机，照出像来展览在大街上，让外国报纸拿去登载，我们的红卫兵报纸，甚至省报都登出来了，我们看到这一些，心里感到很不安，很难过。"李先念副总理说着，心中的苦汁迅速地涌到脸上，不禁热泪夺眶而出，沿着腮帮子上很深的皱纹滚了下来。"我看了陕西那个百丑图，那里边我认得好些人哩，那都是反党分子？不仅是对老干部，就是对彭真也不需要这样的方式，斗的要文明一点嘛。"说到这些，在座的好多老同志眼泪从那凝滞的眼睛里流溢出来，"慷慨为悲咤，泪如九河翻。"
谭震林副总理两眼闪射出猛兽般的光芒，满脸怒容，鼻翼由于内心激动张得大大的，愤怒在胸腔、在嗓子眼沸腾着："他们要把我们的国家引到哪里去？无产阶级的天下，难道就这样断送在他们手里吗？"
谭震林是分管农林口的一位副总理，他是一个工人出身的老红军，性格倔强固执，刚正不阿，是一个出名的炮筒子。
周总理见谭震林说话有点出了轨，他用犀利的目光制止他，又瞥了瞥不露声色地坐在一旁的谢富治，说："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思想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阶段。我们要为党的千年万年大计想一想，这是关系到全党、全国、全世界人民的命运的问题。如果我们都有这样的认识，在过去半年里，我们自己受到了一点委屈，受了一些过份的批评，健康也可能受到一些损失，我个人付出这点代价算得了什么？比起我们在战争时期，流血流汗，又算了什么？为了保证我们党和国家不变颜色，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促进世界革命，我们个人这点损失只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而已，这又算得了什么！几个月来，我总是以此来鼓励大家，也勉励我自己。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看到光芒伟大的前途，认清大好革命形势，我们个人付出一点代价是值得的。当然，我不是自然主义的说法，不是对一些事听之任之，有困难就要去克服，争取少走一些弯路，少犯一些错误，少受一些损失，这就是我们作为领导的责任。"
由于许多人未能到会。这次会议便草草收场。黄昏时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几个人来到了李富春的住处。在客厅里，过多的摆设使客厅显得有些凌乱、拥挤，几位副总理聚首交谈。大约，现在少了一个两面三刀的谢富治，再加上党性特强、十分原则的周总理不在场，几个老战友凑在一起说话更无所顾忌，袖筒里揣棒锤——直来直去，他们继续议论刚才会上的话题，大骂中央文革那一班人。
陈毅直言不讳地说："他们不光是反对几个副总理和几位老帅，还要反对周总理，这一定是反革命要搞垮我们的党。他们这样一来搞，决没有好下场！"
李先念用手拍打着沙发扶手，愤慨地道："昨天打倒刘邓，今天打倒陶铸，明天不知道又要打在谁头上，这样下去，我们这个党非被他们搞垮不可！"
"他们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这些家伙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把我们几个副总理和老帅打倒，下一步就要打倒周总理了，把毛主席架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我们的国家就要大乱了，天下大乱了，资本主义就要复辟了，老百姓就要受二茬罪，吃二遍苦了！"谭震林的脸上笼罩着阴沉沉的乌云，忧愁悲苦如同千山万岳重压在心头。
"什么四号人物也叫打倒了，中央没作任何决议，连大多数政治局常委都不知道，一个政治局常委，说抓起来就被抓起来了，党纪国法何在？！"陈毅的脸面爆炸似地发红，如若一星火落在一盘酒精上燃了起来。
"你是政治局常委，知道这件事吗？"李先念抬眼望着主人李富春问说。
"不知道，中央没有讨论。"脸色忧郁的李富春要摇摇头、摆摆手道。
"他们也是党员，总不会不懂得一点党的规矩吧，我去找主席问个明白。"谭震林愤然站起身，他眉一竖，气一喷，有如狂飙拔木一般。
"嗨，算了吧，找也没用。"李富春又是摆手，又是叹气。
"何以见得？"陈毅不以为然地瞪大眼睛望着他。
"你们不要深问了，这件事主席是讲了话的。"李富春显然是比他们知道得更多一点，想得更深一点，性格更稳健一点。
几位老人喟然相顾，而谭震林则用手杖狠狠地戳着地板。
也许，因为谭震林是工人出身的缘故，他的性格与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不大一样，是属于彭德怀型的大大咧咧的一个人，他敢说敢作敢为，也是党内出名的一门大炮。当夺权的龙卷风也吹到国务院各口时，一月十六日晚，他召集农口各部领导人谈话，而后，十七日上午，支持他的"延安兵团"公布了《夺权公告》，宣布要夺农业部党、政、财、文、生产和接待的大权，而农业部对立面的"井岗山"、"红旗"等组织则指控其为"假夺权、真保权"，拒绝和他们联合，随即串联了在京直属单位的同派组织和农大、劳大、农机东方红等组织提出成立"监察委员会"予以抵制。夺权派成立了一个农业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管理委员会［临时］（由延安兵团、毛泽东思想游击纵队、红色职工造反团等五个组织组成），他们聚集了二十多位代表，瞒着对立面组织，悄悄地前往和平宾馆，同农业部代理部长江××等人进行了长达六小时的谈判，江终于在白纸上签了名，致使夺权"合法化"了。
这就是著名的一·一七夺权事件，也就是所谓谭震林掀起自下而上资本主义的二月复辟逆流的前奏曲。
十九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他儿子张子石，王力和关锋也在座。
康生对张子石说："你们青岛有个王效禹，夺权的条件比上海更成熟。你回去就干，不但要夺青岛的权，而且要夺山东省委的权，搞好了，我给你们发贺电，发社论。"
康生说的王效禹是青岛市副市长，二十年前，康生在山东搞土改时，王效禹是他手下的土改队员。
接着，康生沉吟了片刻，又道："你告诉王效禹，现在看来，上海的夺权，除了打个头阵以外，算不得什么。山东的夺权要出经验，要载入文化大革命的史册。你们有革命干部王效禹，对于那些老干部不能一锅端，也要拉过来几个，再争取部队派一两个代表参加，你们的夺权，就是革命造反派、革命领导干部、人民解放军的'三结合'。"
"济南部队司令员杨得志愿不愿支持我们，还很难说咧。"张子石不无担忧地说。
"他们不支持又怎么样？等你们夺权成功后，我再让王效禹兼任一个部队的政委之职，不一样是'三结合'？"康生显得胸有成竹。
"有人反对怎么办？"张子石仍顾虑重重。
"逆潮流而动就是反动，对反革命要有铁的手腕！"康生恶狠狠地道，他的目光如钢锥一般阴森森的，寒光刺人心脾。
次日，张子石即搭乘火车赶回青岛去了。
二十一日，毛主席看了安徽××文件给林彪指示道："应该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该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
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同日，青岛是二十多个单位组成的革命造反委员会宣布成立，并且夺了青岛市委、市人委的一切权力，王效禹发表声明支持这一行动，并参加了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二十三日公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此，人民解放军介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担负了三支两军的任务。
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时还登载了一月十四日二十五个组织发表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
同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也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
就在纸厂6714行动指挥部大闹工人赤卫队大批判会场的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发表此文时加了编者按，传出了毛主席的声音："这是一个大革命……"
我们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林文武赶紧跑到广播站开机，及时地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传遍全厂各个角落，同时，其他人也立即动手，刷写出大标语，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动员起来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十日晚，我们召集所有造反派开联席会议。由于这些日子少数派的势力以几何级数迅速扩大，如今大小组织统共有十六个之多，由少数派一跃变为多数派——这场"革命"也是一场热核反应——，而真正属于6714行动指挥部的只有"斗批改"、工农红卫军、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革命造反队等几个工人组织，为了要把全厂所有的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因此，与会者经过充分的协商，大家一致赞成成立一个6714革命行动联络总站，全厂所有的造反派组织都同意加入这一联络总站，由每个组织派一名勤务员参加联席会议（我们驻厂学生例外），联席会议是权力机构，好像是联合国的安理会，"斗批改"的刘明开、工农红卫军的柯新耀暂定为联席会议的召集人。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还纷纷强烈要求对工人赤卫队发出哀的美敦书，勒令立即解散该组织，取缔该组织。我们根据联席会议的决定，当晚就由陈东执笔起草了一般份《勒令》书，勒令工人赤卫队必须在十三日午夜零点之前自动解散该组织，摘掉挂在厂门口的工人赤卫队的牌子和队旗，否则，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我们概不负任何的责任。
据圣经记载说，摩西病死以后，约书亚代替摩西率领由埃及撤出之希伯来人，转往圣地。行抵耶利哥城，发现城门紧闭，无人出入，约书亚便遵照上帝的指示，吩咐部属，抬着约柜，吹着号角，绕城而行，一天绕行一次，一连七天，终将耶利哥城攻克。
而今，我们这些新时代的"祭司"又拼命地吹起喇叭，不断展开一系列戏剧性的进攻行动，把整个纸厂搅得天翻地覆。大批的工人群众纷纷起来造反了，应该承认，大多数工人群众是出自于对党对毛主席的真挚感情，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的，但是，也有为数不少的一批人是因为政治上、经济上和其他方面的种种原因，是由于个人利益受到损害、或者为了要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而揭竿造反的。
譬如，新近成立的"毛泽东思想人民勤务员革命造反兵团"是由厨房工友、保育员等组成的，他们一成立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开会责令劳动科长立即回答他们提出的二项要求：（1）八小时工作制；（2）低工资问题。工友们用许多的事实，愤怒地控诉了劳动科长张ＸＸ对他们的种种压迫，因惧于形势和这些怒不可遏的工友们，张科长不得不答应他们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诚然，这些工友们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若照地史学的说法是处于太古界（Ar）地层或者元古界（Pt）地层，他们就像高尔基笔下的契尔卡什、奥尔洛夫夫妇之辈，被生活的重轭压得喘不过气来，平时受尽了新生的蒋门神、西门庆、镇关西之流的欺凌压迫。当现在他们有机会起来造反、替自己说话的时候，他们满腔的怒火如火山一般迸发出来，愤怒的火焰一下子就发泄到张科长的头上，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事情，而且，他们提出的关于八小时工作制和低工资的问题也是合情合理的，他们的工作确实是过于繁重辛苦，生活也是在贫困线上不断挣扎着，但是，他们的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长期的痼疾，我们的国家太穷了，人民的生活太苦了，这个问题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因此，他们一起来造反就图谋自身的利益，卷入于经济斗争的旋涡中，这是这些城市贫民的局限性表现。
这几天，我们的宿舍都成了上访接待站，门庭若市、人流络绎不绝。大约，受到了社会上经济主义风潮的影响，每天，尤其是中午休息时间，都有许多人如潮水一般不断地涌入我们的房间，自动地对我们进行种种申诉，他们多是些临时工、合同工和三年困难时期被精简辞退的工人，主要要求调资、转正和恢复工作，他们简直把我们这些红卫兵都看成了包青天之类的人物，似乎我们是无所不能的，可以任意主宰一切。
我对于这些上访者，都专注地倾听了他们的申述，并一一认真地做了笔记，尽管我知道自己未必能够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这些上访者当中为数不少是中年女工，一个头上戴了顶无檐的女工帽、身上还围着一条围布的四十多岁的女工对我们哭诉说："我叫吴顺兰，是二车间的整料工，我55年就进厂当家属工，58年转为正式`工，60年因为生病，请假多了几天，61年便被精简回家去了。以后，国家形势开始好转，我又进厂当临时工，一直干到今天还不能转正。我的家庭负担很重，全家连老带小有七张嘴要吃饭，就靠我爱人和我挣钱糊口，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我的工资少得可怜，一天到晚累死累活地干活，一个月才挣三十来块钱，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工作，连一个正式工也当不上，61年我是听党的话才回家去的呀，可是，现在形势都好转了这么多年，还不让我转正，请问，这天理在哪儿呀？！那些当权派只知道自己做官当老爷，却压根儿不知道老百姓生活的贫苦，现在毛主席号召大家起来革命造反，你们红卫兵进厂为我们工人撑腰，我们一肚子的黄连水才有地方吐，你们红卫兵一定要为我作主，帮助我及早解决转正的问题。"
一个叫邓希庄的三十多岁年纪的女工用悲痛欲绝的声音向我们申诉说："我是58年进厂的，在托儿所里当保育员，59年我转正了。60年我因为生瘤，到妇幼保健院电疗，身体就这样垮了下来。63年厂劳动科张科长跟我说你身体不好，他就把我精简辞退了。从前旧社会工人一生病，资本家便将他踢出了厂大门之外，想不到如今新社会了，我们工人的生活还没有保障，一生病照样被精简辞退。我生瘤患病已是很不幸的了，现在又失了业，真叫我走投无路，我几次都想跳大桥自尽，可是却缺乏死的勇气，终没有死去，还活到了今天……我真恨那些当权派，他们都不把我们工人当人看待，爱骂就骂，爱辞退就辞退，跟以前的资本家简直就没什么两样……"
那一张张愤怒的、忧愁的、悲伤的面孔，那咆哮声、哭泣声和一张张雪片般的申诉书，就像琵琶独奏《十面埋伏》一样剧烈地拨动着我的心弦，我被震撼了，同时又陷入于茫然与困惑之中。我一方面深切地同情这些人的不幸遭遇，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在我们这个社会还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现象——在此之前，由于我们受着正统教育的熏陶，使我们这些单纯幼稚的学生只看到社会的光明面，以为我们这个社会只充满着灿烂的阳光，却视而不见社会的阴暗面——；另一方面，我又感到这么多工人在闹转正、加工资等经济问题，这股风潮刮起来真不得了。倘若像戈壁滩上的风暴没完没了地刮下去，方兴未艾的文化大革命势必进入歧途，如若太平天国夭折于天京之变一样，历史的血淋淋的教训难道还不引起我们应有的足够的警惕吗？我不能不为此感到忧虑，这些为个人经济利益的造反举动毕竟脱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不过，我也只是仿佛嗅到了一股东西烧焦的气味，并未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和危险性，我尚处于思索的阶段。倒是上海复旦大学红革会的学生的政治嗅觉如高度灵敏的磁强针一般灵敏，他们不仅仅及时地发现问题，而且，还果断地采取了措施，虽然他们的紧急呼吁最终也被张春桥之流利用以达到其个人的政治目的，但是，无论怎么说刹住经济主义的歪风都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的国家太贫穷了，只能勒紧裤腰带革命。
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电贺上海三十二个群众组织，十二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三十二个组织发布的《紧急通告》和《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紧急通告》时所加的按语，《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人民日报》和《红旗》合写的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当这些消息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来时，我心中暗自感到一阵欣喜，因为我所担忧的事情又一次得到了验证，毛主席发现问题真及时，采取措施也是果断、坚决的，倘若这股龙卷风一般可怕的经济主义歪风不刹住的话，国家的经济势必陷入于崩溃的泥潭，其严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打那以后，当那些工人们继续找上门来向我们申诉时，我们便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说，根据中央的精神，这些问题要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而那些失望的人们还不甘休，依旧唠唠叨叨地对我们诉说个不停，似乎把我们纠缠住不放，就可以感动我们、感动上帝一般。
那位工农红卫军的赵依强是一个长期临时工，这些日子，他闹转正比以前闹造反还起劲十倍，因为转正的问题是关系到他个人的切身利益，他像一只笨拙而贪吃的老鼠偷吃油瓶里的油一样将整个脑袋不顾一切地都钻进了瓶子里去。尽管电台已经广播了《紧急通告》、贺电、社论，但是，他却如东风过马耳一般无动于衷，仍然成天忙于个人转正之事。
鲁迅先生说过："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这个赵依强是一个狂妄的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者，可是，却也像奴才一样喜欢逢人诉苦，他反反复复地向人絮叨自己如何遭受走资派的迫害，被一脚踢出了工厂的大门之外，他一会儿热泪纵横，一会儿慷慨激昂，一会儿咬牙切齿。
十二日下午，赵依强又在"斗批改"的队部里头大发牢骚说："他妈的，老子最早起来造反，是一个打天下的人，可是，他妈的却比那些阿保们还不如，连一个正式工人也当不成，真他妈的混蛋！"
我一听他一连骂了几个国骂，心里的火就被撩起来了，冲着他道："你就是'他妈的'再骂上三百六十五天，七仙女也不会下凡的，今天的广播难道你没听吗？中央的精神是十分清楚的，当务之急是要击溃经济主义的妖风，你的问题必须要等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
"哼，运动后期？哪个世纪才是运动后期哟？这是天上的彩云、水中的明月——看得见、摸不着的事。"他那一对老鼠眼盯望着我。"我不需要什么空头支票，我需要的是现兑现。"
"你是做梦吃仙桃——想得美！"我嘴角发出一丝冷笑。"然而，这场文化大革命并非是为了解决你的转正问题，决不是为了个人谋取私利，我们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再闹经济主义风潮，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赵依强的驴子脸气得歪曲得厉害，那双细小的眼睛恶狠狠地盯住我，提高嗓门辩解说："中央有讲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我是遭受走资派的长期迫害，被走资派踢出了厂大门外达六年之久，连最起码的生活也得不到保障，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我受压迫最深，也最早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我的情况特殊，为什么我就不能转为一个正式工人呢？"
"我记得《紧急通告》里是这样讲的，'为了避免转移斗争大方向，关于工资调整、工资补发、福利待遇等，原则上放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特殊情况请示中央另作处理）'你要不要写信给中央谈谈你的'特殊情况'呢？"我揶揄他道，"你是一个反走资派的'英雄'，多了不起呀！但是，我要问你难道你的造反目的就是为了要闹转正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配做一个真正的革命造反者，我们也不一定需要这样的人。"
我的这番话像子弹一样打中了赵依强的要害，他那驴子脸起了痉挛，两眼如愤怒的猫眼睛一般闪着熠熠的黄光，下巴哆嗦着，半晌才说："我……我为什么造反关你什么事？反正……无论如何我也要转成固定工。"
"现在非常时期就是不允许任何人闹转正、闹加薪，我们6714革命行动指挥部的革命战士应该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对经济主义，如果你要一意孤行、执迷不悟，一定要闹转正的话，那么，你可以退出6714行动指挥部，可以退出工农红卫军。"我和他怒目相视。
赵依强见我态度这么强硬，他也知道我这个人不太好惹，所以，嘴里"吱吱哼哼"着，不再说些什么，不过，我知道他在心里从此恨透了我。这当儿，"斗批改"的刘明开也息事宁人地劝说他道："唉呀老赵，你还是想开一点吧，'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呗，你的转正问题迟早终会获得解决的，你走吧，走吧，有事情等以后再说。"说着，刘明开连推带拉地将他请出了队部。
前几天我们发出《勒令》，勒令工人赤卫队必须在十三日午夜零点之前自动解散该组织，摘掉挂在厂门口的工人赤卫队牌子和队旗。当我们《勒令》糊迹未干，工人赤卫队"钢铁"战斗队便也贴出大字报，声称工人赤卫队是革命造反组织，工人赤卫队最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也是造马为、曾涛、前总部反的。当然，不用说他们是不会自行解散该组织的，他们对于我们《勒令》中提出的必须摘掉挂在厂门口的牌子和队旗的要求置之不理，几天来全无动静，这样，就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暴烈的行动来解决这一问题。
十二日夜，也就是《勒令》中说的期限前的最后几个小时，我们6714行动指挥部的主要活动分子们又一次集中在"斗批改"的队部里，准备对工人赤卫队采取行动。那个赵依强大约因为下午同我争吵了一场，他有思想情绪，所以，今晚他没打招呼就没来——随他去。
当快十二点的时候，我们一伙人都拥出了"斗批改"队部。一出户外，外面真够冷的，飒飒索索的北风如冰的激流一般淹没了整个世界，寒风无孔不入地直往我们的衣袖、领口里钻，虽然大家都穿上了御寒的棉大衣，但是，身子还是冷得像筛糠似地直打哆嗦。今天是个好天气，苍穹中星辰在闪烁着，只是冬夜的星星比夏夜少多了，稀稀疏疏、寥寥落落的星子仿佛是一些晶莹的泪珠，就要坠落下来一样。
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厂门口。在厂门口的正面竖立着一堵高大的语录牌墙，牌墙的最上端安装着一盏氙灯，这小太阳灯散射出耀眼的强烈的光线，把厂门口照得若白昼一般炽亮。这深更半夜里，厂门口一片静悄悄的，铁大门紧闭着，只开了个边门，偶尔有一二个上下夜班的工人进厂来。
我们一大群人从边门鱼贯而出，大伙儿围站在厂门口外面，观望着那面依旧骄傲地飘扬在厂门口外面的工人赤卫队队旗和那块写着"F市纸厂工人赤卫队"字样的牌子。
"现在几点了？我就爬上去把那面臭旗搞下来，怎么样呀？"王钟惠大声地道。
"现在才十一点三十五分，"李曼琼看了看手腕上的表说，"我看你们都别性急，还是等零点到了再行动吧，这样更好一点。"
"嗨，我可没有耐性再等下去了，连多一分钟也等不下去了，我一看见这令人憎恶的队旗和牌子，心里就燃烧着一团怒火。"王钟惠瞟了她一眼，又掉过头对陈东、陈炳义道，"喂，你们来保护我一下，我爬上去摘旗。"
王钟惠说干就干，他双手抓住边门的铁栅栏向上攀爬，见此情景，陈东、陈炳义、我以及柯新耀、刘明开几位工人都赶紧拥到下面帮忙保护。
"小心点，当心别跌下来！"众人不约而同地嚷起来。
"不会的，我这个人手长腿长，是一只善于攀爬的长臂猿，摔不死的。"王钟惠头也不回地说。
在众人仰望之下，王钟惠顺利地将悬挂在厂大门横梁上的工人赤卫队队旗摘取下来，他把它扔掷到地上，接着人就爬了下来。大伙儿见工人赤卫队的队旗被拔掉了，一个个都欣喜若狂，拍手称快，那个刘明开也上前将挂在水泥门墩上的工人赤卫队牌子摘了下来，他恶狠狠地把木牌摔在地上，然后，又要把木牌折断成两半，柯新耀、老刘师傅等人也过来相帮，只见"咔嚓"一声，那牌子终于被折断成两瓣，刘明开和柯新耀各抓住一瓣牌子高高地举过头，用劲地掷到地上，骂道："去你妈的，老保的牌子，让你见阎王爷去！"
大家都高兴极了，钟胜利兴奋地喊起来："呜啦——我们胜利了，工人赤卫队终于寿寝正终！'高唱战歌埋葬蒋家王朝'！"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王钟惠也情不自禁地念起毛主席诗词。
就在这时，工人赤卫队的一个头头傅天水大约发现厂门口有情况，他竟顾不得去帮兵驰援，单枪匹马赶到厂门口，与我们展开唇枪舌剑之战。
傅天水是三车间副主任，党总支委员，他四十光景，中等个，人偏瘦，生着一张黑癯的脸庞，一双单眼皮的吊眉眼像野猫眼一样发亮，鼻梁既高且窄，如同一把老式的直剃刀，他的面孔三百六十五天总是绷得紧紧的，如严冬一般阴沉沉的，不苟言笑，似乎笑也是属于资产阶级的。
他看见他们组织的队旗被扔在地上，那块牌子也被折断成两半，真如自己的祖坟被挖一般肝肠寸断，他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们道："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凭什么权利这样胡作非为？你们这是在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破坏'四大'、践踏'四大'，我们向你们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
"哼，真要笑掉两颗门牙，你这个保皇小丑有什么资格提抗议呀？"刘明开反唇相讥说。"我们的权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的，工人赤卫队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就是有权勒令解散工人赤卫队，摘掉它的队旗和牌子！"
"谁叫你们公然无视我们的《勒令》，既然你们不自动解散你们的保皇组织，不自动摘掉你们的牌子和队旗，那就休怪我们代劳了，我们是不得不采取这一革命行动的。"柯新耀也疾言厉色地道。
这阵子正值上下班的时间，工人进出厂门络绎不绝，他们看见厂门口发生的这场争吵，许多人都不由地停下脚步来围观，厂门口顿时变得热闹异常，这与早几分钟我们刚来厂门口时寂静无人的情形大不然，如果用排球上的术语说，不妨称之为时间差，甚至连堂堂的陈厂长恰巧经过厂门口，他也像带电粒子一样被磁场约束住了，悄悄地停下来立在人丛里观望这场辩论。
这位陈厂长是管生产的厂长，他是解放前正规大学的毕业生，是一个工程师，又参加过革命，解放后还到过苏联进修几年，是属于知识分子类型的领导干部，更确切一点说是一位内行专家型的领导干部。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里，像陈厂长这样身上有"酒"味的领导干部是不吃香的，是一个有职无权的人，况且，他为人比较廉洁、作风正派，平时没有得罪太多的人，所以，在这场运动中，他平安无事、依然无恙，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冲击。尽管这位胆小怕事的厂长躲在人丛里默不作声，但是，一些眼尖的人还是发现了他，只是大家都没去惹他的麻烦。
这阵子，辩论还在继续进行着，那个傅天水伺机反击道："哼，你们《勒令》是限到十三日零点为止，可是，现在时间还不到，你们就把我们的旗和牌子拔掉砸坏，真是岂有此理、欺人太甚了！你们说话不算数，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老实告诉你，我们已经够耐性的了，我们捱月亮、捱星星，一直捱到现在半夜才行动，对你们已是仁至义尽了，但是，遗憾的是，你们对我们的《勒令》却置之不理，我们只好用革命行动来解决问题，来说明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我也紧绑着脸孔说。
"哼哼，"王钟惠嘴角发出了冷笑。"像你这样死硬的铁杆保皇派难道还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就是早几分钟、晚几分钟又怎么样呢？奇迹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的，你们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跟你们这些保皇派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摘旗摔牌完全是革命行动！"
老刘师傅不屑于唇舌之战，他一边说着，一边随手便抓起那旗杆，用脚踩成了两段，然后，再把旗掷到地上，又用脚践踏那面队旗，其他人也跟着乱踩起来，就像印度农民用脚踩牛粪一样。
见此情景，那个傅天水的肺都要气炸了，他欲冲上前去加以制止，嘴里大声嚷道："不许你们这样干！你们这是强盗的行为，实在太可恶了！我抗议！我们强烈抗议！"
在其旁边的柯新耀见状，当即推搡了他一下，傅天水因为没防备，身子不由自主地趔趄向前，险些儿摔倒，这下子他更恼怒异常了，火冒三丈地冲着柯新耀骂道："啊——你居然动手打人，他妈的，你们也欺人太甚了！"
那些赤卫队员们实际上也担心我们6714行动指挥部会按《勒令》中说的采取行动，所以，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十二日晚也集中在他们的队部里头，准备随时应急。可惜，他们的算盘打得像会计师打算盘一样精确，怎么也想不到我们竟会提早行动（这只是一种偶然性），未到零点时分就将他们的旗和牌子掷到地上去。当石伙官一伙人闻讯赶到厂门口时，已经来晚了，他们"神圣"的队旗和牌子早被践踏得狼藉不堪，一个个愤怒得嗓子眼都冒起火来，况且，他们又仗着人数比我们多，歇斯底里地大嚷大叫，硬说我们的人打了傅天水。
柯新耀也很火，他指着傅天水的鼻子骂说："你造谣、污蔑、诽谤！可耻！谁说我打人呀？我打了你什么地方？你不要仗着人多势众，就可以血口喷人。"
保卫科长卢绍发不知什么时候也从地里像麦苗一样钻出来，他挤在那些赤卫队员的人堆里，为他们帮腔说："打人总是不对的吧，怎么可以打人呢？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吧，你们又折旗砸牌、又打人，太不像话了！"
钟胜利厉声地对卢绍发质问道："喂，卢绍发，你是堂堂的厂保卫科长，说话可要负责任，请问，究竟谁打了人？你有没有亲眼看见呀？你口口声声说你们保卫科不干预人家的文化大革命，是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难道你就是这样'不干预'的吗？难道你就是这样'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吗？"
"这个——"卢绍发一时语塞，又支支吾吾地辩解说，"我们是不干预人家的文化大革命的，不过……打人是不应该的么，这么多人都看见打了人，不承认事实是不行的。"
"哼，什么这么多人都看见打人了，这是屁话！"刘明开驳斥他道。"嗯，陈厂长正好在场，你可以去问问他，到底他看见我们打人了没有。"
这当儿，众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转向陈厂长的身上，本来，陈厂长是不想插手这件事的，现在人们把他硬拉了出来，他不得不出来讲话说："打人我是没看见的，我只看见人被了推一下。同志们啦，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心平气和一点，有话慢慢说，不要争，不要吵吧。"
虽然陈厂长的话说得很平静，但却如箭矢一般击中了要害，那些赤卫队员们顿时都变成了哑巴。钟胜利马上抓住这机会，矛头对准傅天水道："喂，傅天水，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你身上到底什么地方被打了？你必须说老实话，若随便诬陷别人，罪加一等。"
由于连陈厂长也不替他说话，傅天水像被铁钉戳了一个窟窿的自行车车胎一样一下子就瘪气了，他的气焰不再如刚才那般嚣张，讷讷地说："我……我……是被人家推了一下，……碰了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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