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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上海工总司的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乘飞机抵达北京。陈阿大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工人，是工总司的常委。廖祖康是上海国棉十七厂技工学校的学生，文革前王洪文担任技校民兵连指导员，廖祖康是其手下的民兵。在六六年盛夏，廖祖康和技校的几个学生在黄浦江里游泳，游着，游着，廖祖康看见前面停泊着一艘轮船，鬼使神差他竟爬上了轮船的舷梯，谁知这乃是一艘外轮，廖祖康当场就被中国边防人员扣留，押回国棉十七厂，幸亏王洪文保了他，不然，他若落了个"偷渡"的罪名，将永世不得翻身。从此，他对王洪文感激万分，跟定王洪文，成为王洪文的心腹秘书。
王洪文一行人一到北京，就直奔北京大学找老熟人聂元梓，自然聂元梓十分热情地招待了他们，让他们住在学校招待所里，并随即给张春桥挂了电话。
次日晚上，聂元梓带着王洪文、陈阿大和廖祖康乘上北大的轿车来到了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办公楼。当他们刚刚在二楼小会议室坐定，张春桥、姚文元就来了。
王洪文一看见张春桥，急忙站起来迎上前去，伸出手热情地同张春桥握手道："春桥同志，您好！"
"这是文元同志。"张春桥介绍说，"这是王洪文。"
王洪文也介绍道："这是陈阿大，这是小廖。"
他们互相握手寒暄。
他们坐定后，王洪文就向张、姚汇报了近来上海的运动情况，并恳切地道："春桥同志、文元同志，上海现在是群龙无首，只有你们出马，才能压住阵脚。"
"是的，我们也准备马上去上海，《文汇报》明天就要夺权了，这是整个上海夺权的先声，如果我和文元这时候不回上海，将来大权旁落，就难以挽回局面。"张春桥吸了一口烟。
"你们也应该马上回上海去，现在上海到了关键的时刻。"姚文元也对王洪文他们说。
"好，我们也准备马上就返回上海去。"王洪文道。
同日，上海《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造反派联合上海及外地的造反派，接管了《文汇报》，夺取了报社的大权，揭开了所谓"一月革命"的序幕。次日，《文汇报》用整版篇幅重新刊登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并发表了《告读者书》，表示"一定要把《文汇报》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造反派报纸。"
三日，由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部红卫兵联队、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师大井岗山战斗团、人民教育出版社红旗战斗联队等单位发起组成的"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把队伍开进了中宣部，他们把"过去阎王殿，今日鬼门关，彻底砸烂"的对联和"打点陶铸"、"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等大标语刷到中宣部，并在中宣部大楼里设立了"联络委员会"的办公室。
这一天，周总理找毛主席汇报情况，突然，毛泽东问他说："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镇压，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接着，周总理就把事情的经过向他叙述一番。
"哦，是态度不太好。"毛泽东也不再说什么了。
在同一天，中央文革江青一伙人正为陶铸即将出巡伤透了脑筋，张春桥沉吟了片刻，道："我和文元就动身回上海，先堵他的去路，别的地方他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派人跟着整他的材料，以后有机会再说。"
康生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江青叮嘱张春桥说："你们这趟去上海可能要呆上二十天，最多不要超过一个月。过渡一下，将来再回北京，我对上对下都好说话，特别是对主席。"
陈伯达慢条斯理地道："有一个'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代表求见，已经等三天了。"
"他们揪去就是了，表示支持，我们不见了。"姚文元摆摆手说，他的脑筋还没转过弯来。
"慢，我们还是去见见。"江青到底还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对，见！"康生也一拍即合。
这当儿，有一位工作人员进来说："在工人体育场接见首都教育、文化、新闻、体育界的革命群众代表的时间已到。"
江青瞥了他一眼，吩咐说："请那个'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人到大会堂去等候。"
"是。"那位工作人员退出了房间。
在接见活动结束后，中央文革一伙人和周总理、陶铸在休息室里还有说有笑的。
江青不愧是一个演员，她一生都在演戏，在舞台上演戏，在银幕上演戏，在生活中演戏，在政治生活中也演戏。此际，她故意走到陶铸的旁边，询问他说："你择好了日子吗？什么时候动身出巡呀？"
"一、两天吧。"陶铸也以礼相待。
可是，谁料到过了一阵子，她的态度完全变了。下午五点，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人大会堂某厅接见了"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学生。
江青拿腔拿调地道："你们送给我们的材料，我们收到了，我们中央文革正在研究整理，重要的整理出来，还要送给中央，送给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参考，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谢谢你们。"
接着，陈伯达用难听的普通话说："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后来变本加厉了。比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问题从未跟我们商量，他独……"
"独断专行！"江青插话。
而陶铸就在隔壁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竟然被蒙在鼓里，对此一无所知。
晚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了军事院校造反派和部队文艺工作者，江青又发表讲话说："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它不和军委联系，也不和中央文革联系。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他谁也不请示……主席回来叫撤工作组，他迟迟不撤，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而后，那些军事院校的造反派马上刷出大标语、贴出大字报，声讨刘志坚。
当天夜里，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动身前往上海，他们乘坐的是空军作战部的军用专机——英国制造的"三叉戟"式飞机。当这架喷有"八一"军徽的飞机冲下虹桥机场的跑道降落后，立刻就有几辆小轿车迎了上去。
舱门打开了，走出了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都身穿草绿色军大衣，戴着单军帽，下了舷梯后，徐景贤、朱永嘉和工总司的潘国平等几个造反派头头迎了上去，他们亲热地握起手来。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我们热烈欢迎你们！"
"同志们好！革命造反派战友们好！"
以后，他们就钻进了轿车，在三辆满载着工人造反队员的帆布篷大卡车的护送下，车队风驰电掣地疾驰向市区，直奔兴国路上高墙围绕的兴国招待所——这是比高级宾馆还高级的"招待所"。
再说陈伯达、江青等人下午的讲话像02病一样迅速传播后，"联络委员会"的造反派闻风而动，联同北京和外地造反派一千余人，在晚上七时半，排成五路纵队，浩浩荡荡地开上大街，朝着中南海的方向进发。
一月的北京夜晚是异常寒冷的，迎面的寒风呼呼地吹着，像刀子一样割着人们冻紫的脸面，无情地撕扯着他们的衣帽。那些造反派们心中燃烧着一团团怒火，他们顶着刺骨的寒风，不断地高唱着"下定决心"的语录歌，高呼"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陶铸"、"誓死捍卫毛主席"等口号，决心不捉拿住陶铸誓不罢休。
转眼间，中南海西门就到了，一千多人秩序井然地在门前就地坐下，领队一面让警卫传达他们的要求，一面组织人们高唱造反歌、语录歌和念语录。
这当儿，大批人马像潮水一样汹涌而来，北医"八·一八"、"井岗山"战斗团、北地质"东方红"、人大"红旗"、"红卫兵"、"东方红公社"、中国医大"红卫兵"、"红旗"、西苑医院"红旗"战斗兵团、北工大"东方红"以及浙江美院、广东粤剧院、南京大学造反派约三千余人闻讯纷纷赶来支援。
十一时，警卫传来的消息说："陶铸离不开工作岗位，已将此事向中央汇报。"
这下子可不得了，在场的那些学生们怒不可遏，如疯如狂，他们挥动着拳头咆哮如雷："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陶铸！"、"打倒反革命陶铸！"、"陶铸快快滚出来！"
十二时五十分，警卫又传来消息说："总理有指示，派三五个代表入内谈。"
于是，静坐示威的造反派推派师大井岗山等五单位各派一人进入中南海里面谈判。
夜深了，这是滴水成冰的寒夜，刺骨的寒风正酿着严寒，地球就像冻死了一样。但是，饥饿和寒冷吓不倒据说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狂热的红卫兵们，他们斗志昂扬，当场写下了"敦促陶铸投降书"、"陶铸论陶铸"等稿，由三辆宣传车轮番广播，歌声、口号声、语录声此起彼伏，彻夜震荡在中南海的夜空，搅得中南海不得安宁。
五日凌晨六时五十分，周总理出来接见了，他一整夜也未合上眼，那布满红丝的眼睛里充满着焦虑和忧愁，他对学生们说："天气这么冷，你们等了一夜，我心里非常难受。陶铸问题是个大问题，我不能答复，需要请示党中央，请示毛主席。这里不好谈，最好把代表留下，坐下来好谈。"
闹事的造反派不得不同意了总理的意见。
在五日的首都街头，声讨陶铸、刘少奇、邓小平的大标语满城都是，造反派的宣传车纷纷出动，北京城鼎沸了。
康生、江青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情况。
康生瞅了毛泽东一眼，进言道："现在已经查明，几次接见红卫兵，报纸、电影、电视上中间都有刘、邓的镜头，这是陶铸有意安排的，他管中宣部咧。"
江青也说："熊复按照陶铸的旨意，伪造了主席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这张照片发出以后，被许多省市报纸利用，在全国起了极恶劣的影响。"
其实，这事是新华社将要发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同志的镜头，当即指示一定要有邓小平同志的照片，并询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新华社摄影部的同志说可作技术性处理。后来他们将一帧照片上的一个同志头隐去，将邓小平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所谓"换头术"事件。而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一起的那张照片，与陶铸是毫无关系的，是江青子虚乌有地加在陶铸头上的"罪名"。
毛泽东抽着烟，皱着眉头听他们的汇报，久久地沉默着，不过，他显然是被他们说动了心，他是不能容忍有人背叛他，而站到刘少奇一边去。
话分两头说，这几天，上海的形势乱极了，大批工人赤卫队员也大造其反，纷纷上京告状，沪宁线上，有五十七趟客、货车停驶，黄浦江上，有一百多艘轮船停在码头无人卸货，上海库存的煤很快要用光，杨树浦发电厂的煤仅够用两天了，若煤再运不进来，发电厂只好停电。设在外滩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是一座黑石砌成的大厦，在银行大厦宽阔的石阶下面挤满了卡车、吉普车、小轿车、三轮卡、摩托车、自行车，不计其数的各色造反人员，诸如"红色工人"（即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轮换工）、"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个体劳动者"、"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红卫军"（即转业、复员、残废军人）等，他们为了自身的各种经济利益纷纷起来造反，还有各工厂发了大量的串联费、加班费、补助费，甚至还"补发"好几年的工资，这些人手持他们逼迫当权派签字的纸条，疯狂地敲打着铁栅门，海潮般不断地冲击着银行，声嘶力竭地喊着：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不许扣压我们的血汗钱！开门！快开门！我们要领钱！"
莎士比亚说："黄金对于人的灵魂较诸任何毒药更有毒，而且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上杀人更多。"在这黄色的奴隶面前，什么廉耻、天良、正义、真理都沉溺在里面，这些捞钞票的各色造反人员都发了疯，他们为了钱——万恶的钱——就不顾一切了。
但是，那些单纯的学生们是不能容忍这些无政府主义的行为的，决心要刹住这股可怕的经济主义歪风。
当新年刚过，周恩来即给陈丕显打电话，要陈丕显把上海的工作抓起来，尽快把生产搞上去。
于是，陈丕显便召集上海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在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开会，自六六年三月因病退居二线的陈丕显，此刻奉周恩来之命主持上海工作，陈丕显向与会者传达了周总理的电话指示。
在会上，上海红革会学生代表提议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书，以煞住这股经济主义歪风，这一提议得到许多与会者的支持，并推定中央音乐学院的红卫兵舒泽池执笔起草告上海人民书。
三日，告上海人民书初稿打印出来了。四日，初稿经参加起草的"工总司"、"红革会"、"反到底"等十一个群众组织修改后，签了字，送交陈丕显。虽然这份传单的一些观点，他不尽同意，但毕竟主旨是安定上海局面，号召工人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产"，所以，他从大局出发，当即签了"同意"两字，派人送交《文汇报》社作为传单，印了二十万份，在市内广为散发。
再说张春桥、姚文元四日飞抵上海后，就来到武康路二号的小楼——这是"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秘密据点，徐景贤、朱永嘉、郭仁杰、王承龙（《支部生活》造反派头头）等一班秀才早已等候在那里。
张春桥对他们说："我和文元这次回到上海，是作为中央文革的调查员，想多听听多看看。一月，是关键的一月。陈、曹的垮台已是大势所趋，上海将建立起崭新的革命政权，而你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将是新政权的工作班子……"
"上海最近的形势很好，一月二日，《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同志们联合上海及外地的革命派，接管了《文汇报》，一举夺了报社的大权。"徐景贤说着，从军用挎包里取了一张报纸递给张春桥，又道，"这是新生的《文汇报》《告读者书》。"
张春桥手捧着《文汇报》，浏览着套红的《告读者书》，激动地连声赞叹："《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同志们干得好！造反派以他们惊人的创造性暴露了这样一个秘密——党的行政领导并不是党领导的唯一方式。党的领导方式的改变并不是什么思想家发明的结果，接管只是一种必然，是从我国上层建筑的变革中产生的。因此，它终究不会迁就一切感情的力量，传统的力量和行政的力量。"
"《解放日报》怎么落后了？"姚文元也关切地问。
"《解放日报》明日下午八点也宣布接管，有二十多个组织参加接管大会。"徐景贤说着，又从军用挎包里掏出几张打印稿补充道，"这是准备以《解放日报》、《文汇报》两报全体革命职工名义发给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致敬电。"
张、姚各接过一张打印稿看着，张春桥看着又兴奋地说："很好！很好！马上向钓鱼台汇报！"
一月五日，"新生"的《文汇报》在第一版刊登了《告全市人民书》。同日，上海《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夺了报社大权，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了。
六日，灰蒙蒙的天穹开始放亮起来，突然一阵朔风呜呜地吼了起来，无数晶莹的雪粒劈里口拍 啦地掉落下来，掉落在瓦上，玻璃窗上，马路上，它带来了是阴沉与严寒。而在上海的人民广场上，百万造反派冒雪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一位俏丽的女青年站在麦克风话筒前，不断振臂高呼口号："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必须向人民低头认罪！"
广场上传来了巨大的闷雷一般的呼应声。
一身戎装的张春桥、姚文元坐在主席台正中，还有王洪文、陈阿大、徐景贤等也庄严而兴奋地端坐在台上，在他们前面，站着胸前挂着大牌子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还有马天水、石西民、杨西光及数十名部、局长，四周是全副武装的工人纠察队。
张春桥发表演讲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不愧为伟大的工人阶级，不愧为毛主席的忠诚战士；你们的胜利雄辩地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工人阶级在这场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他站起身模仿列宁的动作，戏剧性地张开双臂，场上爆发出了一阵海啸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无数盏闪光灯对着他在乱闪着，骤然间，在他的心中升腾起一种伟大感和自豪感，俨然自己就是一个能够左右一切、主宰一切人命运的伟大的领袖人物。
同一天，在北京，清华井岗山、北航红旗等十六单位召开了"彻底打倒我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大会"。
下午二点三十分，一辆吉普车由清华园开出，三点三十分，清华园又开出了一辆大轿车，这些车辆坐的是井岗山兵团《雪莲花》、《傲霜雪》等六个战斗组共四十人，他们出动计擒王光美。
第一辆车直奔师大一附中，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正向该校师生作公开检查，他们准备在其检查后设法拖住她，使她不能按时回家。而二辆车将战斗组成员送到交通队和北京医院。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刘平平检查后的批判会也已结束，师大一附中的学生们陆续离校了。而在一间教室里，清华井岗山的几个人却正在和刘平平"座谈"。
当六点十分时，在刘少奇的家里一阵电话铃声响了，王光美走过来接电话。
"喂，你是刘平平的家长吗？"
"是呀，你是谁？"
"我是交通队呀，您的孩子刘平平今晚五点四十分在和平门附近被汽车撞了。"
"啊——她人怎么样了？现在什么地方？"
"伤势很重，我们通知他们学校了，现在北京医院。"
紧接着，又一阵电话铃声叮叮叮地响了。
"喂！你是刘平平家长吗？……我是师大一附中……刚才交通队通知我们，刘平平在和平门附近被汽车撞了。"
一次电话比一次电话急，真把刘平平的母亲王光美急坏了，她的爱女突遭车祸，哪个做母亲的心里能不急呀？
在北京医院，那些井岗山兵团战士控制了所有电话和守住通往该医院的所有路口。过了一阵子，出乎意料，一名三、四十岁的军人和一名十四五岁的小女孩闯入医院，军人是刘少奇的警卫员李，小女孩是刘少奇之女刘亭亭。
"刚才平平送到医院了吗？就是被汽车撞的。"刘亭亭焦急地问急诊室的护士。
"没有。"护士回答。
"噢……"亭亭和军人若有所思。
那军人立即走向电话机，他要向王光美汇报，当他拨到最后一个号码时，守在一旁的井岗山学生把电话按断了，说："这是急诊电话，你不能用，跟我们到那边去。"
那些井岗山学生把他看起来了，然后，再做年仅十四岁的刘亭亭的思想攻心。
"亭亭，你应该造你爸爸的反，造你妈妈的反。"
"你是要站在毛主席一边，还是站在你爸爸刘少奇一边？"
"当然是要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十四岁的刘亭亭多单纯呀。
"你要做口头革命派还是实际革命派？"
"实际革命派。"她回答。
"那好，把行动拿出来。"
几经说服，刘亭亭终于拿起了电话筒说："妈妈，平平左腿伤了，大夫说要动手术。"
"怎么样？到底伤得怎样，"电话里传来了王光美的哭泣声。"快，让大夫跟我说！"
造反派的医生接过话筒道："喂，伤得很重，粉碎性骨折，正准备动手术，按规定需要家长来签字。"
"是不是让亭亭他们签？"王光美声音颤抖地说。
医生按住了话筒，准备让刘亭亭再帮忙，刘亭亭又拿过话筒呼唤道："妈妈，妈妈。"
可是，对方接电话的却是刘少奇的秘书，他传话说："王光美已去了。"
八点时分，一辆红旗牌小轿车停在医院门前，想不到走下车来的竟是刘少奇，随后，王光美也下了车。刘少奇的脸上充满了悲伤，王光美眼圈发红，不时拿手绢擦着鼻涕。
"平平在哪儿？"刘少奇闯进急诊室就问。
"你们受骗了，他们要揪王光美！"军人李和随着而来的刘少奇之子刘允真（源源）不约而同地喊起来。
"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留下，其他人统统回去。"井岗山大学生喝令道。
这当儿，王光美变了脸色，脸色苍白得吓人，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她知道自己这下子逃脱不了可怕的厄运了，嘴唇儿打着颤，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我跟清华同学走，你们都回去吧！"
刘少奇的两眼射出了愤怒的目光，如若铁匠的熔炉那样往外冒着火苗，鬓角里的筋嘭嘭地跳着，满脸是郁怒和怨愤，一个堂堂的国家主席竟然被几个大学生戏弄了，他感受到了一种莫大的侮辱，同时，又为自己无能为力保护自己的妻子而感到屈辱和内疚，他的脸上又充满着忧郁的神色，为王光美的命运担忧，也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他不由地长叹了一口气，拖着沉重的步履，在他警卫员的护送下先走掉了。
惠特尼说："女人像芦苇，在微风前摇曳，但在风暴下也不会摧折。"王光美也是一个女人，而且，还出身于名门望族，虽然她已参加革命多年，但仍摆脱不了女人的天性。她在那些无法无天的井岗山学生面前，一时失去了主张，瘫在长凳上，右手托腮道："让我镇静，镇静镇静……"
"跟我们去清华！"学生们口气强硬地说。
她只好站起来，走了几步，一屁股又坐到了楼梯上，道："咱们谈判，谈判……请坐。"
"你去不去清华？！"学生们可不想坐到楼梯上跟她谈判。
"谈判……谈判……我们先来学习最高指示……"王光美使起缓兵之计，这时周围观热闹的群众越聚越多。
那些井岗山学生知道拖延下去是没有好处的，他们一面大声吆喝着："走，快跟我们去清华！"一面强行将她连拖带拉押上了吉普车。
"砰——"车门重重地关上了，几乎同时，车子像离弦之箭一样飞驰起来。
晚上十点，王光美被抓到清华大学西大操场主席台上，在一片"打倒刘少奇"的怒吼声中，她向全校师生做检查，并在逼迫下写了四点保证。在周总理亲自干预下，王光美于次日凌晨返回中南海家中。
一月八日，在中央紧急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发表讲话，据传单上说毛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能管了。
"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后来，曾志看到这份传单，她不相信毛主席会说陶铸不老实，是否将"不老成"误为"不老实"，于是她写信给毛主席询问此事，而毛泽东阅后用铅笔在"不老实"这三个字的下面画了一横杠，并打了个"？"号，然后，将信退还给她。
然而，不管"不老实"也罢，"不老成"也罢，陶铸终未能够出北京城，他也交上了多米诺骨牌的厄运。
九日，在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坐在正中的单人沙发上，他双手拿着一张《文汇报》在细细地浏览着，那报纸通栏套红大字标题是："告全市人民书"。在他的两旁的沙发上分别坐着周恩来、康生、江青、陈伯达、戚本禹和关锋，他们俱默默地注视着他，目光各含着复杂的成份，恭敬、兴奋、激动、不安、忧虑、担心、急切。
毛泽东放下报纸，他的面容骤然舒展开来，突然一亮，宛如太阳穿过云彩放射出光芒一般，他微笑地连声称赞："好！好！上海形势发展之快，出人预料，令人鼓舞。"
江青瞥望了关锋、戚本禹一眼，彼此的脸上都露出了会心的得意的笑容。
毛泽东扫视了众人一眼，兴奋像沸水似地洋溢在他的脸上，他又开口道："《文汇报》现在由左派夺了权，四日造反，《解放日报》四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五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写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版好，这两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搞一场革命，先要制造舆论。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夺了权，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的报纸要转载红卫兵的文章，他们写的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上海革命力量起来了，全国就有希望，《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的问题，有全国性的意义。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一九二０年起，哪有经费、印刷厂、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我们开始搞革命，接触的是机会主义，《共产党宣言》也未看过。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浑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又接着道，"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你们中央文革马上起草一份贺电，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向他们表示坚决的支持，热烈的祝贺！要通知北京的各家报纸，要发社论，要让全国人民懂得：这场斗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大革命！"
接着，毛泽东激动地站起身，一边踱着步，一边挥动着手臂大声说："我们的口号：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后来，毛泽东将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一行人送出书房，一一握手道别。当客人们还没走几步，毛泽东忽然又叫道："恩来，请你留一下。"
周总理闻声转过身，又同毛泽东一起返回书房，而康生和江青彼此相视一眼，脸上露出了诧异的神情。
毛泽东和周恩来又在书房里坐了下来，毛泽东用金刚钻一样明亮、锋利的眼睛审视着对方，询问道："恩来呀，你对上海的形势有什么看法？"
"我完全同意主席的分析。上海夺权斗争必将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总理的表情是坦然、拘谨、谦恭的。
"其实我这也是违心而论，言过其实呵！权不夺不行，全夺也不行。大势所趋，只好如此了。全国夺权必然会引起全面大乱，这也没什么可怕的，乱只能乱了敌人，锻炼了人民，由大乱才能达到大治呀。"
"主席，对被夺了权的干部怎么处理呢？听说上海一月六日百万人大会上，把陈丕显、曹荻秋和四十多名市委干部连续批斗了四个多小时，有许多年高体弱者当场昏倒。"周总理谨慎地进言道。
毛泽东默默地听着，埋头抽着闷烟。
周总理犹豫了一下，又从文件包里抽出几张照片来说："现在有些群众组织在批斗干部时，不认真执行主席的指示，随便搞体罚或变相体罚。"
毛泽东接过照片一一过目，气愤地道："太过份了，对走资派，也要讲人道主义呀，我历来反对戴高帽、挂牌子，可他们就是不听。"他略略思索了一小会儿，又说，"为了安全起见，是不是把上海的陈丕显和各省、市的头头们接到北京来，住进中南海，先避避风，造反派还不敢冲中南海吧？"
"好，这样太好了，我马上就去安排一下。"周总理的两眼为之一亮，好像点燃了两盏充满暖意的神灯。
"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林彪同志向中央起草了一份报告，要求恢复军委文革小组，他建议由关锋同志担任军委文革小组组长，江青同志任顾问，不知你意下如何？"毛泽东望着他问说。
"我对军队的情况了解得不够全面，主席是不是再征求一下老帅们的意见？"总理很有分寸地道。
毛泽东摇摇头说："让关锋同志当组长，众心难服，恐怕老帅们没有一个买他的账，我看还是让徐向前来挂帅吧。"
"好，帅才难得，理应重任。"总理一拍即合。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发表此文时加了编者按，传出了毛主席的话："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是日，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发出了《紧急通告》，提出了反对经济主义的十条意见。
同一天晚上，一辆红旗牌轿车停到了北京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二十四号的门口，康生拖着沉重的步履走进了自己的书屋，将公文包随手一扔，疲惫不堪的身子瘫到了皮沙发上。他的妻子曹轶欧手捧两只盘子走了进来，一只盘子放着块热毛巾，一只盘子放着个细瓷通花盖盅，她将盘子放到茶几上，接着，随手按了下一尊人体铜塑像上的电钮，刹那间，红色灯罩的吊灯、壁灯、台灯、落地灯全都亮了，满屋子尽是柔和的红火，康生对光线的敏感和林彪、江青是大同小异的。
曹轶欧望着他，关切地道："你累了吧，快擦擦脸，这是我刚炖好的冰花雪耳羹，你快趁热喝了吧。"
可是，康生仿佛没听见似的，闭起双目，像一尊塑像一样一动不动。
"你怎么啦？是不是生了病？"曹轶欧又问。
康生沉默了半晌，才说："主席表扬了上海夺权。"
"这是大喜事呀，你干吗愁眉不展呀？"她迷惑不解地望着他。
"是大喜事，但没我们的份，将来写中共党史，编中国现代史，这一切功劳全记在江青、张春桥名下。"康生愁眉似锁，"苦在心兮酸在肝"。
过了一会儿，康生站起身，走到书橱前，似乎在欣赏摆在书橱里的各种古玩，忽然他道："我有个想法，把子石召来……"
张子石是康生和前妻生的儿子，他的年龄比曹轶欧小不了几岁，他现在山东省工作。
当曹轶欧一听把张子石召来，她再也不像刚才那般柔情似水了，恼怒地嚷起来："不，不许把子石召到北京来！"
"又是妇人之见，你莫急，召他来是为公不为私。"康生急忙解释起来。
"你和他怎么样我不管，就是不得在这屋里。"她的口气稍缓和，但仍不想全部让步。
"唉——"康生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十一日，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电贺上海三十二个群众组织。同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发布了。
十二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组织发表的《紧急通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人民日报》和《红旗》合写的的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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