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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回到宿舍，从陈东手里取了两个公告的底稿，又随手抓了几份传单，然后，再回到广播站去。当日中午十一点三十分，"新生"的厂广播站开始正式广播，在播送了《东方红》乐曲之后，就由林文武担任播音员，宣读了二个公告：
接管厂广播站公告 接字001号
我们6714革命行动指挥部庄严宣告：1967年1月9日胜利接管F市纸厂广播站。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新胜利。
广播站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采取着折衷主义的态度，什么我们只播送时事、新闻及生产状况，不播送带有倾向性的文章，这统统是谬论！他们不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不播送带有倾向性观点的文章，我们就要播送，就要播送倾向革命左派方面的文章。毛主席说："天下者我们之天下，国家者我们之国家，社会者我们之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们就是要大说特说，大干特干，让厂广播站成为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阵地！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6714革命行动指挥部
元月九日
公告 抢字002号
继6714革命行动之后，以曾承平为首的厂党委仍顽固对抗中央军委指示，元月七日下午五点半，厂党委走卒吕××将一捆黑材料私自烧毁，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再次采取暴烈的革命行动，于八日晚上十点钟查封办公楼、各科室、党委办公室及封闭藏在仓库中的档案，抢出了黑材料！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借此，我们还要严厉警告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对抗中央军委指示决没有好下场！
保皇有罪，罪该万死！
保皇到底，就是右派！
6714革命行动指挥部
元月九日
我们反复广播这二个公告，间歇之间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钟胜利、王钟惠他们都已经去食堂吃午饭了，我留下来陪林文武，以后，我叫林文武也快去吃饭，由我来播音。这时候，广播站里只剩下我一人，我对着麦克风话筒，尽量咬音准确、吐字清楚，认真地宣读着《公告》和传单上的文章，这是我生平第一回充当播音员，这场文化大革命使我学会了许多我原来不会的本事，包括好的和坏的。
后来，林文武一边手各端着一个饭盒子回到了播音室，他对我道："李晟，我替你买了馒头和小菜，你乘热吃了吧，让我来播音。"
"不，你先吃饭吧，吃完了再替我。"我摇摇头说。
"我不饿，我的肚子已经有一块馒头垫底了，还是你先吃，我来播音。"他随手拿起我的饭盒往我的手里塞。
正当我俩互相争让之际，李曼琼、叶佩真、王素琴三个新大女同学来到了播音室，我赶紧向她们打招呼说："喂，诸位女士。你们来得正好，你们哪一位来播音一下，我们还没有吃午饭咧，我们的肚子已经在造反了，肚子可是无罪的呀，造反也有理。"
"啊——你们还没有吃午饭呀？"李曼琼望了我俩一眼。"诶，佩真，你来播吧，你的声音好听，像钢琴声一样好听。"
"你别瞎吹了，要我来播就我来播，不过，念不好可莫打我的板子哟。"叶佩真微笑了笑。
她们带来了他们新大《打落水狗》战斗队编的传单刊物《农奴戟》，在唱片播完之后，叶佩真就用她那圆润清亮的嗓子朗读着稿子："热烈祝贺，热烈祝贺，又有一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成立！元月七日，纸厂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人民勤务员革命造反兵团'，这个组织是由厨房工友、保育员等组成的，我们表示热烈祝贺！"
…………
下午，工人赤卫队张贴出《海报》，定于当天晚上六点，在厂礼堂召开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派路线大会。同时，工人赤卫队钢铁战斗队又贴出《严正声明》的大字报，谴责我们的6714行动和6718行动，认为我们单方面抢夺黑材料、查封办公楼是错误的，是破坏了协议，不予承认云云。
当天下午，我们6714行动指挥部临时召开紧急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商榷、研究对策。那些刚起来造反的工人比我们学生更为激进，他们一个个眼里冒出狂热而愤怒的火光，纷纷主张要冲击这个大会，不许"保皇派"开会，并且，还提出要把跳得最高的工人赤卫队钢铁战斗队小头目石伙官揪出来批斗示众，给他挂黑牌、戴高帽，狠狠地杀他的威风。
虽然，纸厂工人赤卫队不久前业已与其总部和南区指挥部脱离了关系，他们高喊"打倒马为"、"改组省委"的口号声都把天快震破了个大窟窿，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偏偏死抱着工人赤卫队的大旗不放，当我们采取了6714和6718行动之后，他们又和我们唱起对台戏，这我们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今天，他们又张贴出"海报"，要召开一个全厂性的批判大会，纵然他们批判的调子唱得再高，纵然他们如何真诚、慷慨激昂地批判，我们也认为他们的批判是假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他们采取一些行动，如若著名的11.24行动类似的行动，可以上台要求发言辩论，戳穿他们的"阴谋"。
当时我们的头脑已是够发热的了，谁料到那些工人们的脑袋瓜比我们烧得更厉害，犹如纸厂锅炉炉膛里的纯青炉火一般。我们知道对石伙官挂牌戴高帽是不符合政策的。然而，那些工人非要这么干，我们也不好极力反对。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又风靡一时的日子里，我们总不能站到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去，充当"糟得很"派呀，况且，我们也不是什么救世主，纸厂的运动主要还是依靠纸厂的广大工人自己去搞。
这个石伙官是四车间（机修车间）的一个锻工，年方及冠，长得圆颅大耳，浓眉暴眼，方口圆腮，紫黑面皮，身材魁梧，举止鲁莽。这人乍看上去就是一个愣头青的模样，还有点傻乎乎的样子，他头上戴着一顶蓝色的工帽，身上穿着一件油腻腻的工服。脚上着一双翻皮的长统牛皮工鞋，却没有绑鞋带。他只是一个纸厂工人赤卫队的小队长，但在我们学生进厂后，也在社会浪潮的冲击下，纸厂的工人赤卫队实际上陷入了半瘫痪状态，人家几个大队长、中队长都躺倒不干，而他却十分活跃，以工人赤卫队钢铁战斗队的名义，到处贴标语、刷大字报，跟我们唱对台戏，自然成了我的眼中钉、肉中刺。
晚上六时，工人赤卫队在厂礼堂召开批判大会，我们6714行动指挥部的工人和学生也全部出动，两派群众都聚集在礼堂里面，彼此虎视眈眈，场上的气氛一开始就充满着呛鼻的浓烈的TNT气味，大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
当大会开始时，主持会议的是工人赤卫队另一个头目、三车间副主任傅天水，他对着麦克风话筒大声地嚷起来："把走资派曾承平押上台！"
在一片"打倒曾承平"、"曾承平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怒吼声中，两个戴着"工人赤卫队"红袖标的身材高大的青工把纸厂党委书记曾承平从后台连推带搡地押上前台，又拖他在讲坛旁边的另一个麦克风话筒前站住脚，一个理平头的青工伸手往他的头上重重地按了几下，使之成被批斗的俯首就范的样子。
对于曾承平同志，我们少数派却没有提出"打倒"的口号，认为他是属于《十六条》中所说的二、三类干部，是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但又是可以改正的，还不算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倒是工人赤卫队如今的调子叫得更尖锐，"打倒"之声甚嚣尘上，他们一开大会就把他押上台去批斗，当然，批判他我们是不反对的，只是我们心里有数，他没多大的问题，纵然叫"打倒"也不会被打倒的。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民愤极大的人或者是老跟我们作对的家伙。
这时候，那个傅天水愤慨万分地控诉了一番曾承平的所谓"罪行"，然后，就向曾承平提一些问题，譬如，"曾承平，你承认不承认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八月三十日晚，你组织厂里职工150名上街，以宣传十六条为名，围攻南下学生，是受谁的唆使？"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曾承平就按照他原来的书面检查里的话重述了一遍，算是通过了"论文答辩"。
在傅天水发言之后，石伙官接着也登场亮相了，他站在讲坛上发起言来情绪十分激动，嗓门大得若同新买的大号锣钹咣当响，不过，他这个人说话有点结巴，恰似中文打字机一般嗒嗒几下就得停下来再嗒嗒几下。他一边进行书面发言批判，一边时而停下来向曾承平提一些问题，要求曾承平回答。
今天，我们是成心来挑碴儿的，自然在鸡蛋里也能挑出骨头来。当石伙官尚未发言完，6714行动指挥部的刘明开就上台要求念《紧急呼吁》，不用说是遭到了拒绝。在石伙官发言罢，他们还是不让刘明开发言，理由是"工人要上夜班，没时间开太长的会"云云，要准备草草收场，于是，双方便在台上争执起来。
那个"斗批改"的刘明开冲破阻挠，强行登上讲坛，代表6714行动指挥部宣读了《紧急呼吁》他大声地嚷道："今天这个批判大会是假批判、真包庇的会，是一场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他们不让念不同观点的条子，不让我们上台发言，对此，我们6714革命行动指挥部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当然，工人赤卫队是无视我们的抗议的，两派工人就在台上一方面展开麦克风话筒争夺战，另一方面更多的人是在进行短兵相接的唇枪舌剑之战，台上台下一片混乱，而把今天被批斗的对象——纸厂党委书记曾承平——搁置在一边不闻不问。不过，这位戴眼镜的南下干部曾承平今天的表现倒顶老实，他依旧规规矩矩地立在原来的位置未挪动一步，只是他没有像刚才批斗时那样俯首低头着，他的眼睛透过眼镜片直愣愣地望着眼前乱糟糟、闹轰轰的景象，似乎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石伙官可真有钢铁战斗队和打铁匠的一股"钢铁"劲儿，他跳得最高、喉咙最大、吵得最凶，而赤卫队员中间有相当一批人是科室干部之类的"九品"官儿，他们是麂鹿的胆量，见我们6714行动指挥部人多势众、气势汹汹，不由地纷纷退却，躲到后面去，自然石伙官就成了被众猎人围追堵截的一只野兽。
赵依强和几个"斗批改"工人暗藏着高帽、黑牌，他们起初躲在礼堂外面伺机而动，这时候，再也按捺不住了，只见他们手执着高帽、牌子冲上台去。在台上的一伙身强体壮、熊腰虎背的6714行动指挥部的工人把石伙官如同犯人一般反剪手臂，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将他推搡到台前去。
那个石伙官大约是属虎的，他到底是一个膂力过人的拿重磅铁锤的锻工，就像一匹烈马一样难以驾驭，他一个劲儿拼命地挣扎着，不肯就范，嘴里大声叫道："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我不是保皇小丑，我也是造反的呀！打倒马为！打倒曾涛！打倒曾承平！"
然而，他一个人总是寡不敌众，连齐天大圣最终也要被压在五行山下，落得"渴饮溶铜捱岁月，饥餐铁弹度时光"的命运，石伙官无法斗过众汉子，他愈喊叫得厉害，人家便愈重地按压他的脑袋。由于人们早就估料他是一个不好惹的"蒋门神"，所以，事先即准备了两个高帽、双块牌子，以防万一。这阵子，赵依强和几个上海人如若往野狗的脖子上套狗圈一般狠命地把牌子、高帽往石伙官的颈脖、脑瓜上胡乱套、戴，那高帽上写着"资产阶级保皇狗石伙官"的字样，黑牌上则写着"保皇小丑、跳梁小丑石伙官"，他们把石伙官的胳膊反剪过来，使之成喷气式飞机俯冲的形状，石伙官大约因为胳膊被扭曲痛得要命，更主要是因为他受到侮辱、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他如同架在木杠上将要被送去屠宰的肥猪一样痛苦地声嘶力竭地嚎叫着："唉呀呀——唉呀呀！"同时，他唯一自由的穿着翻皮牛皮鞋的两只脚像发了性子的烈马的马蹄一般拼命地乱蹬一气，进行挣扎反抗。
我们学生都未参加今晚的行动，我在台下观看着这一景象，那个石伙官的绝望的凄厉的喊叫声，就像锥子一样直扎着我的心，显然我是动了恻隐之心，我感到他们这样做确实是太过火了一点，石伙官哪怕是再顽固不化，也只不过是一个一般的群众罢了，不应该对他挂牌戴帽。遗憾的是，我没有去制止工人们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也无能为力去阻止他们这样做。
这场批判会就这样草草收场了，由于6714行动指挥部的工人们"喧宾夺主"，冲击了这场批判会，而工人赤卫队对此缺乏思想准备，他们无可奈何、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伙石伙官被挂牌戴帽，致使今晚大会的本来批判对象——曾承平——反而"平安无事"，倒是大会主持人之一的石伙官骤然间沦为"阶下囚"，乘上喷气式飞机要上西天去，这种突然的位置交换，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经常发生的，命运的天平颤动得那样厉害，时而上升，时而下降，谁也难以保证自己不犯"错误"，一个跟斗栽下来。
现在再来说这些日子在北京和全国发生的事吧。
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午，清华蒯大富突然接到中央文革的电话："请你立即赶到中南海西门，一位领导要找你谈话。"
一点三十分，蒯大富乘着一辆小车离开了清华园，那车子开得飞快飞快的，一路上闯红灯，蒯大富坐在车上思忖着今天到底是谁要见他呢？是江青、陈伯达，还是康生？他们又是什么事，如此焦急地把他召去呢？
一点五十八分，车子开到了中南海西门。当蒯大富刚下车，只见从里面开来一辆黑色红旗牌轿车，那辆轿车一溜烟地开到他的面前刹住了。
这时候，从车里走出一个人，他身穿崭新的军大衣，戴着一副白色胶框眼镜，此人就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
"春桥同志好。"蒯大富伸出了他的手道。
"你好，蒯大富同学。"张春桥伸手用力地和蒯大富摇了摇手。
接着，张春桥就把蒯大富领到大门旁边的一间小屋，他亲自把门关上，说："你坐。"
蒯大富坐下后，他也在一张沙发上坐下，点燃一支香烟后，他望着蒯大富问道："你去上海串联的情况怎么样？你们清华的运动最近如何？"
蒯大富向他做了详细汇报，张春桥一边静默地听着，连连点头，偶而插上一两句话。
当蒯大富还没汇报完，张春桥凑上嘴说："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相当猖獗，现在还要深入批判，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对张春桥的话是心领神会的，张春桥所指的"那一两个"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他当即就向张春桥表示道："请首长放心，我保证照办！"
张春桥那双蛇眼透过眼镜片逼视着他，绷着一副阴森森的脸孔又叮嘱说："关于这次谈话内容，你尽可以去行动，但不准对任何人说，你说，我也不承认。"
蒯大富回校后，当晚，就向"井岗山红卫兵"的头头们传达了这一"紧急指示"。
而就在这天的晚上，江青、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三司、首都兵团以及部分院校师生代表，老奸巨滑的张春桥也参加了这次接见。
在这次座谈会上，一司有人递条子，说要准备揪刘少奇、邓小平。
江青对此发话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问题，中央可以解决，现在搞他们不合适，不策略，对于他们在党内、党外的影响还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在清华和北大不是有人贴刘少奇的大字报吗？毛主席亲自派陈伯达去制止。清华要揪回王光美回去检讨，是可以的，我支持。"
也许，江青到底是女流之辈，缺乏政治家必备的远见（不管是哪一种见解），也许，搞两面派乃是一切阴谋家、野心家的伎俩，总之，在这伙阴谋家、野心家的鼓动与怂恿下，一股反刘邓的恶浪还是掀起来了。
十九日上午，清华大学"井岗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宣布联合成立《井岗山兵团》。
二十五日清早，寒风像一个赤裸裸的老魔鬼在吼叫着，满天是厚厚低低的浊云，狂风卷着尘土漫天飞扬。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战士和师生员工五千余人徒步进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上午十时许，他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而后，又以宣传车为前导，分兵五路，在王府井、西单、火车站、菜市口等市区集会、演讲、散发传单、贴大标语，高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口号，震动了整个北京城，继而也震动了全国。
早在十一月时，毛泽东主席就要谭震林和陶铸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察，由于陶铸工作很忙，一直脱不开身。
要说陶铸的事，得先说王任重同志的事。王任重原是湖北省第一书记，他是党内著名的秀才，颇得主席的赏识，因此，在运动初期，他被调任中央文革副组长。由于王任重患有肝炎和肝硬化，来北京后因为工作劳累，天天发低烧，身体状况越来越坏，再加上他和中央文革其他成员不和，十月他不得不到广州养病。就在这时，武汉的学生从王任重之子处发现了王任重写的一首诗，这是他五九年陪毛主席到韶山时写的："韶山风光依旧，／人世几经沧桑，／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在诗中他称毛主席为战友、兄长，这一下可不得了，他被作为中南头号政治扒手大揪起来。陶铸对王任重是很了解的，他为了解脱王任重的困境，便给毛主席写了报告，建议让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仍回中南局去，而目前最首要的是应该让他治病。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道："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于是，二十六日就开了个联席会议，会议由周总理主持，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中央文革倾巢而出，连一般工作人员也来参加会议，在会议的最初对王任重提了一些意见，但很快就把斗争矛头对准陶铸，对他展开了大围攻。
王力板起面孔，盛气凌人地道："凡是他领导的单位，凡是他过问的单位，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不能够得到贯彻，就要继续执行他的那一套。他的一套是什么东西呢？是什么货色呢？它是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江青气势汹汹地质问陶铸说："为什么不许批斗余秋里、谷牧？谁作梗，群众很不满意！"
陶铸一双如箭一般的目光射向了她，表情严肃地说："明年的国民经济要安排制定，是我不让斗。"
"你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我看党内最大的保皇派就是你陶铸，你在继续推行着刘邓反革命路线，是没有刘邓路线的代理人。"江青的眼睛更尖锐了，像一头食肉的动物。
"你不是怀疑一切吗？这些人怎么不怀疑？"戚本禹冷冷地说了一句。
"保皇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江青歇斯底里地嚷起来，如一条雌蟒一般怒气冲冲。
而政治局委员们只是在听着，没有什么人发言，只是李先念同志讲了两句工作方式方法上的意见，最后，李富春同志说："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
晚上，陶铸很晚才回家里，他的面孔阴沉得若同严冬的天空，刚刚坐到饭桌旁，就用低沉的声音对他妻子曾志道："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批评我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很严重。"
"江青他们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曾志一边给他端来一杯热茶，一边关切地询问。
"说来话长，不是一两句说得清楚的，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王任重同志说起。"陶铸的脸色若同一本书籍的标题页，预示着它的全部内容，他把刚刚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对自己的亲人诉说。
曾志听罢，淡淡地说："你写给主席的那份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
陶铸是个汽油性格的人，一点就燃，他一下子便冲动了起来："人家在那里怎么还能工作下去呢？身体又是那样的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家一把么，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
曾志用深情、忧虑的目光瞧着自己的丈夫，慰藉他道："事已至此，就只好正确对待吧。"
二人无言地对视了一会儿，曾志又坦诚地说："我和你的个性都太强，两人生活在一起，总要为一些事情而争论不休，有时甚至吵得很凶，但是从今天起，我再也不同你争论了。"
二十七日，首都三司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余万人参加的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大会。
同日，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将彭德怀元帅从四川成都劫持回北京。当火车驶进北京站时，天派、地派都争要彭德怀，大吵大嚷："我是江青同志派来的！"、"我们是奉林副主席指令来的！"经过好一阵争吵、谈判，由于地院东方红人多势众，终被他们把彭德怀拉回地院，后又交给北京卫戍区。林彪、江青一伙对彭德怀作出逮捕的决定，致使他一进卫戍区就被监禁起来，他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主席：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然而，信寄出去了，却"泥牛入海无消息"，彭德怀仍处在厄运之中。
晚上，陈伯达、江青、戚本禹、张春桥以及刘志坚同志接见了清华蒯大富、北大聂元梓、地质朱成昭、北航韩爱晶等人。
江青照旧要发表蛊惑人心的讲话说："刘少奇的检讨不成话，在干部中没法通过，全国人民需要一个认识过程，我对邓小平已经认识了十几年了，对刘少奇是一九六四年认识的，当时我觉得我们党处在危险之中，那时我听了他一个报告，长达七小时，完全是赫鲁晓夫式的报告，他反对毛主席调查方法，主张王光美那样的'蹲点'，王光美的蹲点也是假的。……王光美很不老实，她去印尼之前，我在上海，她对我说，她要戴上项链，作带花的衣服。我说：'你是个大国主席夫人，多做几件衣服倒可以，但你是共产党员，不能戴项链。'因为这件事，她好几夜没睡好，最后答应了，她说：'我接受了你的意见。'结果到了印尼后又戴起来了。"她说到这里时，脸上无不含着女人的妒忌之意，她身为"第一夫人"、"红都皇后"，却没有机会出国到处出风头，这个好处倒让王光美尽占去了，让王光美穿着旗袍、戴着项链陪苏加诺总统一起跳交际舞，她论相貌、论身材、论舞技……哪一点都比王光美要来得强，可是，她竟然要居于别人之下，没有机会抛头露面充当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为此，她恨透了王光美。
这时，戚本禹插话道："凭她那金项链就不能革命，她完全是个资产阶级分子。"
江青余恨未消地又说："刘少奇、王光美访问印尼的电影是大毒草，电影为什么不放呵，到清华放一下。刘志坚同志，八一制片厂有片子没有，到清华去放，那是一株大毒草！要全国放！清华要揪王光美，我支持。"
蒯大富提问道："江青同志，您在十二月十八日的讲话，说刘少奇的问题是党内问题，现在揪不适合，不策略，您如今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江青不满地乜斜着眼睛，出尔反尔地说："那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你们要背对背，不要死揪回来，其他怎么都可以。"
二十九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当陶铸一走进会议室，毛泽东就冲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
"是的，我的确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陶铸坦率地承认。
"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毛泽东炯炯目光扫视了江青一眼，严肃地批评她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你也太任性了！"
会后，毛主席把陶铸单独留下来，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对陶铸道："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
"嗯。"陶铸点了点头。
接着，陶铸又直言不讳地向主席面陈他心中的焦虑，他认为目前从经济建设到党的作用，从干部的思想到社会风气，都处于严重危急状态中。
而毛泽东在静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手中夹着的香烟已挂上长长的灰蒂，沉默了一阵子之后，他突然漫不经心地问："你今年虚岁是五十八，实岁应该是五十七？"
"对的，主席记得这样清楚。"陶铸心中好像搬掉了一块青石板，感到一阵轻松。
"选你来中央工作，这也是一条。"
"从心里讲，我真愿意在外地工作，水平低。"
"京官难做，婆婆多。听说你以前讲过：在广州是个西瓜，到了北京就成了芝麻。西瓜、芝麻两样都是稀罕作物，都要的。"说罢，他仰头哈哈大笑起来，陶铸也跟着笑了起来。
而后，毛泽东主席又收敛笑容，语重心长地对他道：'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毛泽东又猛抽了几口烟，有些不满地问："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呢？"
"近来事情太多，总理一个人忙不过来。再说这次下去时间较长，需要把工作安顿一下，打算过几天就下去。"陶铸急忙解释道。
"赶快下去才好，这次谭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毛泽东说着，又亲自拟了一个名单，大约有二十多个，其中有上海的陈、曹、江苏的江渭清、云南的阎红彦等，他把名单递给陶铸道："这些同志烧是要烧的，但是千万注意不要烧焦了，你下去要把他们保下来。"
陶铸仔细地过目名单，毛泽东又叮嘱他道："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时间不够，三个月也可以。"最后，他突然话题一转，"你的那两本书，曾志寄给我，我都看过了。《松树的风格》好是好，但是也没多大意思，还是粮食主要。在中南戏剧会演上的讲话，你说现阶段应当把人民内部矛盾提到重要位置上来，这可是个原则性问题。"
在这次接见后，陶铸连忙整理了谈话记录，当即向总理汇报。周总理又谨慎地请示了毛泽东主席说："具体地保哪些人，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我看，凡是受严重冲击的，都可以保。"
当天下午，在中央的会议上，周总理正式宣布了毛主席指示，并说："主席的指示，现在就作为中央的决定，把主要工作安排一下，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
也许，搞平衡是一项绝妙的政治艺术，毛泽东听汇报总是把陶铸、总理和江青、陈伯达分开听的。
毛泽东主席又在书房里接见了中央文革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毛泽东对他们说："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明年要抓住四个重点：北京、上海、天津、东北，主要责任落在造反派身上，团结多数，造反派的队伍要超过一半以上。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这是适应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海洋"的通知》发布。
同日晚上，陶铸接见了"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红卫兵，本来约定是第二天接见的，但是他们下通令，如果当晚不接见，就要全体绝食。出于无奈，他只好去接见。
陶铸一走进中南海小礼堂，就感到场上的气氛很紧张，那些大学生们的眼睛一个个都燃烧着一团团的怒火，愤怒得像一群饿狼。陶铸见状就说："同学们，我今天提三点建议：一是不要搞录音，会后双方合作搞一份谈话纪要；二是让中南局李一清同志参加；三是派出代表提问，集中回答问题，好不好呀？"
可是，那些大学生们不答应，一是非录音不可；二是坚决不让李一清参加；三是任意提问。一个武大造反派头头高声叫嚷着："今天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所以对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须老实回答！"
陶铸这个刚烈汉子强压住心中的怒火，严正地说："同学们，你们这种会议形式对我是不恰当的，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我坚持认为今天是接见会。"
双方发生了严重冲突，那些造反派学生居然勒令陶铸回答问题，陶铸终于像一头狮子一样被激怒了，他眉一竖，气一喷地道："你们这样强迫我，我们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还没有撤职，我提出抗议！你们对我太不信任了，你们要相信我么！我是代表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来接见你们的，你们认为不是接见这个会可以不开，我是高兴和你们谈的，你们不愿意和我谈，你们找中央文革小组谈，找总理谈嘛。有人说我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代表，我不承认，我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那些大学生们鼓噪起来，并企图揪走陶铸，警卫人员怕发生意外，便进入会场执行任务，由于他们都带着枪，于是，学生们就狂呼口号："陶铸用武力镇压革命群众决没有好下场！"
会场顿时大乱，惊动了正在隔壁房间坐着的陈毅、李富春等人，陈毅一听造反派要揪走陶铸时，气得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说："我要保卫陶铸同志！"
后来，陶铸勉强承认有些感情用事，不太冷静，结束了这一长达六小时的马拉松式的接见，此际已是凌晨四点钟了，陈毅和李富春这才放心地离去。
这事一发生，江青马上就向毛泽东告陶铸的状，说陶铸镇压了革命群众云云。江青与陶铸之间的隔阂主要是由吴传启的问题引起的。吴传启是学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一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开会，一进屋，江青就质问陶铸说："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
"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
"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挑衅地乜斜了他一眼。"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陶铸立刻火起来了，他高声地道："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员混为一谈吗？"
江青的脸上起了痉挛，胸脯像波浪一样起伏着，恼羞成怒地说："不管怎么说，你非去支持吴传启不可！"
陶铸的愤怒以几何级数增大着，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吼了起来："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江青一向是没什么人敢惹她的，她见陶铸居然敢对她如此无理，她气得哭了起来："你这是什么态度？我一辈子还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气，你欺负我！镇压我！"
一天，陶铸曾向他的妻子曾志倾吐他的内心的痛苦与委屈说："曾志，你不知道，自从同江青吵了那次以后，我的日子好艰难哟，每次去中央文革开会，戚本禹、姚文元、王力等那帮人，总是对我冷嘲热讽，故意找碴子，出难题，穿小鞋，想方设法地打击我，连我穿军装他们也要说风凉话，江青他们挖苦我：陶铸，你又不是解放军，你有什么资格穿军装？我说：我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为什么没资格？你们也穿军装，你们又是解放军？如果我穿便装去开会，他们又会讥笑道：怎么？不敢当解放军了？真是盛气凌人！又如纪念鲁迅诞辰三十年的活动，张春桥说召开一百人的纪念会就可以了，我照此办理。他们又指责我贬低鲁迅的革命影响，结果由他们自己主持召开了一个一千人的纪念大会，他们这是故意刁难我。唉，谁个会相信，我陶铸今天会受到如此的凌辱！现在我不得不顾全大局，若是过去，说什么也容不得他们如此猖狂。"
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对大专院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的新年钟声响了。《人民日报》、《红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一社论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想法，提出：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北京二十多所高等学校几十万师生统一行动，举行了大规模的声讨刘少奇、邓小平游行集会，那示威进行了一整天，游行的队伍走也走不完，经过了东西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前门、王府井，行进复行进，无数面旗帜在空中摇曳飞扬，那无数穿黄军装、戴红袖章的红卫兵振臂挥动着语录本，宛如一片红色的森林，一双双眼睛射出了狂热而愤怒的目光，他们在咆哮着，在怒吼着，"打倒"的巨大声浪一浪盖过一浪，震撼了神州大地。
晚上，在丰泽园的小餐厅里，毛泽东主席宴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毛泽东端坐正中，张春桥、关锋、王力、戚本禹、姚文元等围席而坐。在桌面上摆着滚沸的火锅，几盘冷盘和几瓶茅台和通化葡萄酒。
这时，一位腰间系着法兰西绣花围裙的主妇双手端着一盘菜走出来了，她不是别人，正是江青，只见她把菜放到桌上，笑吟吟地道："这是我亲自做的'松鼠黄鱼'，大家尝尝我的手艺，这还是在上海拍电影时学的咧，主席最爱吃这道菜了，你们尝尝怎么样？"
毛泽东首先夹了一块鱼肉放进嘴里，边嚼着边赞扬说："嗯，味道不错。"
客人们只是笑着点头，但是谁也不肯首先动筷子。
江青为大家斟了茅台酒，自己却倒了半杯葡萄酒，又矫揉造作地笑了笑说："我害怕喝烈酒，只能喝点甜酒。你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有功之臣，过新年，主席请你们坐一坐算是慰问吧。"
毛泽东也手擎酒杯站立起来："我祝各位身体健康，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胜利！"
所有客人刷地站起身，必恭必敬地举杯同声道："祝主席身体健康、万寿无疆！"
在酒席间，毛泽东夹了两只辣椒放到姚文元和戚本禹面前的碟子里，诙谐地说："你们二位江南才子也要学会吃辣椒，敢吃辣椒的人才敢革命，当年在保安时，我就和斯诺说过。"
姚、戚二人才咬了一口辣椒，就辣得直咂嘴，但嘴里却还连声说："好吃，好吃。"
毛泽东看着他俩的狼狈相，哈哈大笑道："你们还不行呀。"又掉头问张春桥，"春桥，你怎么样啊？"
张春桥毫不迟疑地夹了一只最大的辣椒，大口吃着说："我在青年时代读了'西行漫记'就学着吃辣椒，锻炼意志，跟着主席革命么。"
在张春桥的心里最佩服而又最畏惧的莫过于毛泽东了。这个在"韶山冲，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的穷乡僻壤成长起来的农民的儿子，天才地将欧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移植到我们这个封建传统根深蒂固的东方古国，是他缔造了一个共和国，他是一个叛逆者，是原动力，是创造家，是一个"中国几千年出一个，世界几百年出一个"的一代伟人。张春桥觉得自己在气质上和毛泽东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决心要博取得毛泽东的信任，只要他能够影响毛泽东，就可以纵横天下，他可是一个雄心勃勃、踌躇满志的政治家啊。
毛泽东瞟了他一眼，开怀大笑道："自古齐鲁多豪杰。春桥，你果然不失齐鲁之风啊！"
江青冲张春桥一笑说："春桥，这回你要用鲁国之火，煽文革之火啊！"
毛泽东的兴致也很高，称赞道："你们的元旦社论写得很好，火点起来了，看来会越烧越旺。"
"主席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指示？"张春桥连忙抓紧机会探问。
毛泽东给客人们递了香烟，张春桥连忙为毛泽东点燃了香烟。毛泽东吐了一口烟，若有所思地道："今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红旗》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半年来中央文革做了不少好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名声大得很哟。相形之下，国务院的好多部，却没有做多少好事，这些人跟修正主义跑得太远了，不能再让他们跑下去了。"
"他们都是刘少奇的人，要把权力从他们手里统统夺回来！"江青抬高嗓门嚷起来。
"死了张屠夫，不吃浑毛猪。"毛泽东不以为然地挥挥手。
"这些走资派非常顽固，至今仍在坚持反动的刘邓路线！"江青仍不善罢甘休。
毛泽东倏地收敛笑容，不满地注视了她一眼说："你们也不要忘乎所以，权是要夺的，但对老干部不能全部打倒，绝大多数我还是要保护的，全打倒了，我岂不成了孤家寡人。就是走资派也不全是坏人，烧一烧，批一批，只要改正了错误，还是要让他们站出来工作，我已叫陶铸过了新年，外出走一走，凡是能保的都要保！"
众人一下默然了，张春桥小心翼翼地问："主席，各地的运动发展不够平衡，夺权斗争是不是统一进行？"
"那倒不一定，桃子熟一个摘一个么。从目前运动的发展情况看，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了，我是寄希望于上海的。"毛泽东韬略在胸地望着张春桥，又问，"春桥，你什么时候回上海？"
"我和文元同志过两天就走。"张春桥回答。
"上海一千万人民决不会辜负主席的期望。"姚文元现出一副表决心的表情。
"我们不能做李自成呀，造了半天反，连一块可靠的根据地都没有，就是占了紫禁城，也会被人家轰出来。"江青插嘴说。
毛泽东端起酒杯道："我在北京等候消息，祝你们成功！"
众人碰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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