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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日下午四时，张春桥也回到上海，他一到上海，即给北京挂了长途电话，向陈伯达、江青汇报了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情况。
十三日中午，上海市委召开书记处紧急会议，仍兼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也参加了会议。
曹荻秋主持会议讲话说："'工总司'是一个全市性的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根据市委讨论的意见，我们对于'工总司'仍然应当坚持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态度。……'工总司'在安亭拦截火车，阻断交通，这是什么行为？这难道是革命行动？'工总司'在安亭闹事，造成沪宁线中断二十个小时。这是很严重的破坏生产的事件。这个事件的责任应当由谁来负？难道由上海市委来负？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责任只能由'工总司'来负！……"
而张春桥则一言不发，他一支接一支笃悠悠地抽着烟。自然，曹荻秋也把这都看在眼里，尽管与会者多发言支持他的意见，但是，他还是当场拨通了陶铸的长途电话。
曹荻秋向陶铸汇报了上海市委对工总司、对安亭事件的意见，从话筒里传来了陶铸的声音："我同意你们的意见！"
"陶铸同志，张春桥同志在这里，请你跟他也说明一下。"接着，曹荻秋就把话筒交给了张春桥。
张春桥一边听着电话，一边点头说："嗯，嗯，知道了。"
待张春桥听完电话后，曹荻秋做出决定说："照陶铸同志的意见办吧！"
紧急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张春桥不言不语地走出了会议室，他上了轿车后，便对司机道："上文化广场去。"
当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时，早已在文化广场扇形大厅里等候多时的工总司造反队员们沸腾起来，他们不断地高呼："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
张春桥在欢呼声中登上主席台，他对着话筒发表一番演说，然后说："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代表）。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四、上海市委压制了群众运动，曹荻秋同志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上海市委必须端正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对群众的革命行动给予支持，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 1966.11.13于上海。"
当晚，刚吃过晚饭，华东局书记卫老手持传单进了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的家门，他开门见山地道："老陈，你看过张春桥的传单了吗？"
"早就看过了！张春桥算是什么？谁给他那么大的权利，可以发布这'五项要求'？"陈丕显手指着书桌上的传单，愤愤不平地说。
"是张春桥说的，将来只能由张春桥自己负责！"卫老也同样发泄着不满情绪。
他们正说着，曹荻秋也不约而同地来了，他仨越说越生气，陈丕显提议说："给北京挂电话！"
"对，给中央文革挂电话！"卫老和曹荻秋也表示赞同。
当陈丕显他们挂通了陈伯达的电话，正巧王力在场，大抵由于陈伯达的普通话太难听懂了，又王力替他接电话，向上海转述他的意见。
"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宣布的'五项要求'，你们知道了吗？原先中央说过不承认建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为什么张春桥承认了？卧轨拦车，明明是破坏交通，为什么张春桥承认这是'革命行动'？张春桥宣布'五项要求'之前，为什么不与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为什么他反而说一切后果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陈丕显在电话里发了连珠炮似的责问。
陈伯达的答复是冗长的，就像做报告一样，从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讲起，一直讲到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一切表明他是赞同张春桥的"五项要求"的。
陈丕显挂上电话后，在旁的卫老和曹荻秋也跟他一样恼火，曹荻秋用四川口音的普通话说："我给陶铸挂电话！"
陶铸的电话接通了，中央文革"顾问"陶铸在电话里表态道："张春桥宣布的'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
陶铸的表态给他仨一时的鼓舞，然而，张春桥也在往北京陈伯达、江青挂电话。
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陈伯达、江青对陶铸群起攻之，导致常委会同意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十五日，中央文革小组王力给上海市委挂电话，电话是王一平接的，王力告知王一平："中央文革全权委托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中央文革同意张春桥签字的那'五项要求'。"
翌日下午三点左右，毛泽东主席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开常委扩大议会，他听取汇报后，拿出宪法念了一段"公民有言论、结社的自由"后，含怒不露地问："宪法你们看不看？我认为，上海问题上，张春桥是对的，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嘛，认为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要基层党组织领导，要依靠老工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同时，工总司一部分继续北上的"赴京控告队"的造反队员们，在张春桥、王洪文亲赴苏州做工作和施加压力下，终于也从苏州返回上海。至此，安亭事件暂告一段落。
话分两头说，十一月十五日晚，中关村3号聂元梓家中的电话铃声响了，聂元梓抓过话筒随口问："喂，你找谁呀？"
"我找聂元梓。"话筒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就是，你是谁呀？"
"我是王光宇。"
聂元梓一听，不由地一愣，这个王光宇是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人员，他打电话来准有要事，便说："噢，是王光宇同志呀，你找我有事吗？"
"江青同志对你很关心，要你带上身边的材料到别的地方去住。"
聂元梓沉默了，自从1959年同吴宏毅离婚，她就一直跟子女们生活在一起，虽然1966年1月她又同吴溉之结了婚，但平时仍然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只是最近一阵子忙于搞运动，才请了一个本家的侄媳妇料理家务，这个家给她带来幸福、温暖和欢乐，她对它有着无限的眷恋，她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便婉言谢绝说："感谢首长的关怀，我这里挺好。"
"这是为了你的安全，你要坚决执行首长的指示！"王光宇毫不客气地下命令道。
聂元梓出于无奈，当即乘上北大的小车来到钓鱼台国宾馆，她在门口下车，从传达室给王光宇挂电话。不一会儿，王光宇乘车来到门口，叫她把北大的车派回去，然后让她坐进他的车。
汽车驶出国宾馆，向西驶去，七拐八拐驶进一个小院停下，王光宇打开车门，对她说："下车吧。"
聂元梓下了车，跟着他来到一幢二层楼房，聂元梓环视了一番房子及周围环境，问道："这是什么地方？"
"你不要问。"
走进房间，王光宇问她说："材料带来了吗？"
"带来了，在提包里。"聂元梓说着，就打开提包取出材料搁在桌面上。
王光宇信手翻了一下材料，即把材料装进文件袋，用封条封上说：首长的意见是把材料放到中央文革办事组，你要用材料可以打电话给我，现在比较晚了，你休息吧。"他夹着材料厂欲走，又补充道，"你要记住，不要往家里打电话，不要往学校打电话，也不要同外边联系。"
在王光宇走掉后，一位工作人员把聂元梓安排在二楼的一个房间说："这是你的房间。"
"这是什么地方？"聂员梓打量着这房间问道。
"时间不早了，你还是早一点去休息吧。"那人却避而不答。
次日，聂元梓从炊事员和医务室的医生嘴里套出这里是花园村记者站。究竟他们为什么把她弄到这里来？为什么要禁止她与外界联系？莫非她是被软禁了？一想到这一些，她心里就更加惴惴不安了，焦躁和烦恼扰乱了她全个的心。一连三天过去，可是，却一直没有人来理她，她沉不住气了，便给王光宇挂了个电话，质问他说："你为什么把我弄到这个地方来？"
"我不知道。"王光宇有意一问三不知。
又过了一天，聂元梓已准备要逃离此地，这当儿，屋里电话机的铃声终于响起来了，她迫不及待地抓起话筒，里面传出了王光宇的声音："是聂元梓吗？"
"我正是。"
"我是王光宇，首长找你有事，现在就有车去接你。"
不多会儿，王光宇乘车来了，把聂元梓接到钓鱼台。车子一直开到国宾馆的门口停下，聂元梓被王光宇引入国宾馆的客厅，这座国宾馆是五九年国庆十周年大庆时建造的，专供来访的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下榻。
聂元梓也是第一次来到这国宾馆，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双眼透过眼镜片四处张望着，那堂皇富丽的陈设令人心醉神迷。过了片刻，从客厅另一端房门里走出来了江青，聂元梓一见，慌忙起身招呼说："江青同志。"
"聂元梓同志，你好！"江青一边走着，一边就伸出了手。
"江青同志，您好！"聂元梓连忙也伸手过去，二人亲热地握手互相问候着。
这时候，王光宇退出了，一个女工作人员进来端茶倒水，又退出了，客厅里只剩下二个女人。
"聂元梓同志，我对你是信任的。"
"感谢首长。"
"希望你严格要求自己，做事要检点。"
"是，首长。"聂元梓嘴里虽这么说，但心里却一阵发怵，她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把柄被人揪住了。
"聂元梓同志，这次找你来，是要给你一个光荣的任务，到上海去煽风点火，你只要把上海搞乱，就立了大功。"
聂元梓对江青的意图不甚理解，困惑地望着她说："北京是革命的中心，我怎么好离开党中央、中央文革的直接关怀呢？那样，我可什么也干不成。"
"你放心去好了，闹它一阵子就回来，我等你的回信。"
"好吧，我把学校的工作安排好，就去上海串连。"她终于点头应诺了。
"上海的运动开展得不错，但主要是工人，学生都很落后，你去了要找学生组织多接触。上海市委问题严重，问题没揭透。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的那篇文章是在上海搞的，在北京搞不下去。张春桥在上海一直同他们斗争，但是很孤立。你们到上海串连，有机会可以见见张春桥。他现在不在北京，他有时在上海，有时在北京。"
次日，聂元梓收拾东西准备回学校去。忽然，楼下响起几声汽车喇叭声，不一会儿，她的房间门口响起了敲门声，聂元梓说："请进。"
走进房来的是王力，他俩寒暄后，聂元梓告诉王力说："我过几天就要动身到上海去串连，是江青同志要我去上海煽风点火的。"
"我知道，你去上海串连，我可以介绍你认识上海记者站的负责人甄××，请他帮助你介绍、了解上海的一些情况。"王力道。
"如果我们有事或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怎么写法？"聂元梓又问。
"可以交给甄××，交给记者就可以了。"王力回答。
回校后，聂元梓把事情安排妥当，就带上哲学系中年教师孙蓬一搭乘上13次北京至上海特快，于十一月二十日抵达上海北站。
聂元梓一出北站，即打电话到中央文革记者站找甄××，甄××乘车来接聂元梓和孙蓬一，在汽车上，聂元梓迫不及待地就问："张春桥在不在上海？他要是在上海的话，我想见见他。"
"春桥现在不在上海。"甄某回答。
"有机会我想见见他。"聂元梓一再说。
"好的。"甄某点头答应，又道，"你们先在衡山宾馆住下，好吗？"
"不，我们没那么娇贵，我们到学生中去，这样可以多了解情况，便于发动学生，你就让我们住到华师大去吧。"聂元梓说。
"那也好。"甄某略略想一想，就叫车驶入华师大后门，直奔第三宿舍。那儿原本是留学生宿舍，运动开始后，留学生纷纷回国，那里成了一幢空楼，聂元梓和孙蓬一便下榻于此。
在聂元梓到达上海次日，上海各造反组织云集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以"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名义在大会上发言说："这一次我们来上海的目的，是要揪出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刽子手常溪萍，代表新北大全体革命师生来和他算账。常溪萍的问题上下都有根子，上面的根子是邓小平、彭真，下面的根子是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聂元梓还在学生、工人中间四处煽风点火，又是看大字报，又是开座谈会，又是听甄某介绍情况，她不断鼓动说："光打倒曹荻秋不行，还要反陈丕显，要打进市委机关，让市委后院起火。"
在记者站的小楼上，甄某安排张春桥和聂元梓、孙蓬一秘密会晤，张春桥对聂元梓、孙蓬一说："你们要深入常溪萍的老窝——华东师大，在那里放一把火，要从常溪萍的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另外，在上海，你们必须跟王洪文见一面，你们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于是，甄某又安排聂元梓、孙蓬一同王洪文进行一次会晤。
在这二次会晤后，他们组成了新北大、新师大联合造反兵团，并且同王洪文的工总司联合起来，在工总司几个造反组织的头头聚会上，聂元梓慷慨陈词，鼓动说："我们要把所有的造反派组织都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召开15万到20万人的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央改组上海市委！"
十一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在当日就要飞往北京之际，他在上海友谊电影院接见了华东师大的造反派红卫兵，发表讲话说："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开群众大会，他们给我送来了大字报。常溪萍在北大问题很严重，这个我知道。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大字报是我接过来的。我才明白，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中，犯下那么严重的罪行。
"在过去，我们对北大那件事，还仅仅认为是一个孤立的事，就那么一个学校的事。但是文化大革命后，揭发出大量事实证明，那就要与彭真、陆定一联系起来看。原先我还没有把彭真、陆定一当作坏人，问题没有揭出来。而现在揭出他们的问题，再来看常溪萍的问题，觉悟就提高了。这不是个别的事，而是彭真镇压文化大革命采取的第一步骤。"
就在张春桥离开上海的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五日，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和外地的红卫兵一万五千多人，在文化广场召开了《万炮齐轰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聂元梓也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高呼："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必须大乱！"
二十七日，《红卫战报》（红革会的机关报）编辑部就该报第九期的发行工作与市委和邮电局协商，因为这一期印数达六十五万份，其内容有揭发、批判《解放日报》执行上海市委"资反路线"的"重要文章"，红卫兵要求这期《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提出"解放日报放毒到哪里，红卫战报就消毒到那里"，但上海市委对红革会的要求予以拒绝，理由是：《解放日报》是市委机关报、党报，《红卫战报》是群众组织的报纸，不能相提并论，不能让《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
二十九日清晨，上海红革会的学生们前往《解放日报》社，最初他们还是在邮电局驻《解放日报》发行科及《解放日报》社传达室里进行交涉。这阵子，门外围观的群众越聚越多，里三层，外三层，红革会学生们考虑到可能会有坏人混水摸鱼进报社捣乱，便协同报社工作人员在大门口维持秩序。但后来由于与红革会对立派的组织群众蜂拥而至，双方展开激烈的辩论，为了控制局面，红革会于当天下午成立了火线指挥部，并于当天深夜进驻报社。
十二月一日上午，《解放日报》社党委发表声明说："红卫战报不是解放日报副刊，绝不能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上海市红卫兵联络站副主任郑××等带着市委的意见到解放日报社同红革会谈判，由于所带的意见避开了红革会的根本要求，未达成协议。
三日，红革会全体学生列队到《解放日报》社，谈判再次破裂，红革会即采取行动，封闭了《解放日报》社，即在《红卫战报》的发行工作未解决前，不准《解放日报》发行。
新近成立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印发了"四点意见"：
一、《解放日报》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做法是错误的；
二、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
三、撤出后，《红卫战报》的递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红革会"、"工总司"、"赤卫队总部"会同一起协商解决；
四、"红革会"如无视我们的声明，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而工总司也针锋相对地发表了"四项要求"：
一、《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
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
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四、《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
针对二个"四条"，陶铸也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作了四条指示：
一、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
二、如果红卫兵冲击，要说明，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要坚持原则；
三、可以分开发行；
四、造反派的文章，要按中央"十六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
从一日到五日，有上百万愤怒的多数派群众包围了解放日报社，对进驻报社的红革会学生展开海潮般的猛烈攻击。在围攻达到高潮时，整个报社周围的马路都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像疯狂了的海洋，像爆发了的火山！
"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是党报！"
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的工人们通宵达旦地示威游行，怒不可遏地叫喊着口号，呼喊声汇成了一股嘈杂的旋风。他们脸孔涨得通红，眼睛冒着火，咬牙切齿着，激动地不断挥舞手臂。他们有的手持木棍、铁棒向里面冲锋，甚至有的还使用了十二磅重的大榔头、百余斤重的三角铁，以及大石块、玻璃片等等，一起向守卫在门口的少数派工人、学生打来，他们还开来了电线急修车，用云梯、铁叉攻楼，还有人竟然把汽油倒在门板上，准备火攻，同时，还切断了报社大楼的水源、粮源、电源。
而红革会的行动也得到了工总司等造反组织的声援和支持，大批援军纷纷赶到报社，人数最多达五、六千人。对立的两派群众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人们除了用冷嘲热讽的激烈言词互相点燃仇恨的烈火之外，还大打出手，一方要攻进报社大楼，一方则拼命守住大楼，木棍落下去的是鲜血飞迸，铁棒落下去的还是热血四溅，血，更加剧了彼此间的憎恨，进一步点燃了复仇的火焰，武斗又升级了，两派共有一百数十人受伤，这是上海滩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
而张春桥最初的态度是暧昧的，他对红革会并无好感，甚至还有点感冒，直至毛泽东点了头，他才在北京接见了红革会学生代表，赞扬他们的大无畏的"革命行动"。中央文革像狂暴的龙卷风，造反大军像汹涌的海啸，至于上海市委则像一艘可怜的帆船，龙卷风把一切东西往上吸，又从天上扔下去，海啸卷起几丈高的巨浪，铺天盖地地朝帆船倾压过来，帆船面临着可怕的灭顶之灾。十二月五日，在中央文革施加压力下，上海市委不得不在红革会提出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提出的"四项要求"上签字，并且，十二月八日上海市委又发出《紧急通知》，十日再次发出《通知》，《紧急通知》对那"三项决定"和"四项要求"要求"进行广泛宣传，坚决贯彻"，在有曹荻秋签字的《通知》中说，"市委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分化。市委支持革命造反派批判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任何人保市委是错误的，围攻造反队更是错误的。……"
《解放日报》事件的发生，短短几天功夫，就使得拥有一千万人口的大上海顿时大乱起来，无论大街小巷、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到处人群骚动，议论纷纷，参加辩论的人数之众多，范围之广泛，争论之剧烈，时间之持久，影响之深远，这在上海都是前所未有的。从此，上海港再也不是一个平静的无风港，那些北京学生和红革会学生搅了半年也没有把上海搅乱，可是，现在几天内，大上海就大乱了，官方的八十万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骤然间土崩瓦解，多数派和少数派的位置来个大颠倒，政治的天平倾倒于造反派一方，上海顷刻之间竟变成造反派的一统天下。
我的运气不佳，既没有赶上北京毛主席的接见，而上海发生"安亭事件"和"解放日报事件"的期间，我偏偏又不在上海，未能亲睹这些具有历史事件的经过，实为遗憾。
在我串联回到上海之后，十日，工总司、红革会等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打倒杨西光"大会，我也跑去观热闹。
这个杨西光是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他长期分管文教口工作，被控是忠实地推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特别在这次运动中，又参与了扼杀学生、红卫兵运动的一些事情，因此，他首当其冲地被揪出来打倒在地。
这天上午，有几个足球场一般大的人民广场上挤得连苍蝇也无法飞越过这无边的人海，我不能确切地估计参加集合的人数，大概总有几十万人吧，偌大的人民广场是人的山，人的海，人海战术，这是拥有七亿人口的中国历来运动的一个特点吧。
在这个大规模的批斗会上，除了杨西光之外，我还看到了卫老、曹荻秋、马天水和杨永直等，他们都是被叫来陪斗、听取批判的。在批斗会上，这些大人物已失去昔日的神采，年迈的卫老满头斑白，这些日子他的头发白得更厉害了，雪白得如冰天雪地的南北极；身子羸弱的曹荻秋微驼着背，脸色憔悴、目光呆滞，干瘪得若同一片枯叶，似乎一阵狂风就可以被吹走；还有马天水和杨永直，一个个也都是一副狼狈相，正是："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如果说过去他们在台上做报告时，下面总报以一阵雷动的掌声，而今命运的天平失去了平衡，他们从铁锤变成了铁砧，被押上了批斗台，面对着同一批群众，暴风雨般的掌声被歇斯底里的口号声所代替，又是"打倒"，又是"炮轰"，无数个挥舞着的愤怒的拳头好像是一大片复仇的森林，那些原先如绵羊一般驯服的民众如今变得那样不通情达理，他们怒不可遏，火气冲天，如若吃了五个葫芦的金丹似的肝火旺得很，这一切变化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十一日上午，工总司、红革会等组织又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六十万人的《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我再次跑去观热闹。
在会上，大会组织者宣读了《三项决定》和《四项要求》，只听见扩音器里传来了一个声调激昂的男高音：
三项决定
1.由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上海司令部合办的《红卫战报》第九期 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阅户。（包括零售户）
…………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
同意 王一平 宋季文（签字）
四项要求
1. 我们坚决支持红革会的革命要求，以前这样，现在这样，今后也这样。
…………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
同意 王一平 宋季文（签字）
此外，会上还宣读了上海市委十二月八日的《紧急通知》和十二月十日的《通知》。而后，会场上爆发出了一阵浙江潮般的狂热掌声和震天动地的口号声。
再说张春桥飞到北京后，就跟姚文元谈话说："看来，一定要来个'内外夹攻'。"
"是呀，光靠王洪文、聂元梓从外面进攻，上海市委还是倒不了的。"姚文元和他一拍即合。
张春桥划了一根火柴，点燃香烟后，若有所思地道："我看，这一着棋要由你出面，争取'丁学雷'和'罗思鼎'起义，来一个'后院起火，中心开花'。'丁学雷'和'罗思鼎'都是你的'脚碰脚'的文友。你给他们打电话，比我方便。"
"好，我试试看，我尽量说服他们。"姚文元爽朗地点头答应了。
所谓"丁学雷"、"罗思鼎"其实都不是人名，"丁学雷"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代号，它取丁香花园的"丁"为姓，以"学雷"为名。丁香花园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所在地，据说这幢洋楼本是清朝李鸿章的别墅，因园内种了许多丁香，故取名为"丁香花园"。由于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成立之初，正是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的年代，"学雷"就是"学习雷锋"之意。"丁学雷"写作班子的负责人正是徐景贤。至于"罗思鼎"则是上海市委写作组历史组的代号，也是取义于雷锋的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罗思鼎"即"螺丝钉"的谐音，它的负责人是朱永嘉，原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时，曾请朱永嘉帮助查阅过明史资料。
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朱永嘉被复旦大学红革会红卫兵揪回复旦大学批斗，勒令他交代在市委写作班子里接受过陈曹什么"黑指示"，写过什么"黑文章"。二十七日夜，丁香花园附近又出现了红革会学生，他们要来抓"丁学雷"，端"黑窝"。
徐景贤惶恐之极，于二十八日清晨终于拨通了北京中央文革的长途电话，他向张、姚告急求援。姚文元在长途电话中，要徐景贤转告红革会学生说："朱永嘉同志在批判《海瑞罢官》中，做了许多工作，是姚文元同志的助手。你们马上释放朱永嘉同志……"
这样，姚文元的一个电话就救了朱永嘉，也救了徐景贤，再加上《解放日报》事件的猛烈冲击，上海市委已变得岌岌可危，就像一艘触礁的轮船正在沉没之中，对于这一大势所趋，精通文史的徐景贤、朱永嘉辈是不会不意识到的。
十二月十二日晚，姚文元又给徐景贤挂了一个长途电话说："写作班要走出大院，和工人学生相结合！我的意思你听懂了吗？听懂了吗？"
自然，徐景贤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理解了姚文元话的意思。次日下午，徐景贤紧急召集写作班全体成员开会，传达姚文元在电话中透露的重要信息，这次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午夜，那些秀才们个个慷慨陈词：
"我们不再做旧市委的'奴隶'！我们要按照中央文革的指示办事！"
"我们要杀回马枪，我们要来个'里应外合'！"
"我们要向外抛出陈、曹的'核心材料'，从内部攻破堡垒！"
写作班子支部副书记郭仁杰站了起来，他激动地涨红着脸，像朗诵诗歌一样抑扬顿挫地道："革命方觉北京亲，造反才知主席亲。现在到了决定我们写班子命运的时候了，现在正需要一面从市委内部杀出来的旗帜——那就是我们！"
他们贴出了《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声称："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反特反，反到底！""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以后，他们又串联了《支部生活》（上海市委机关刊物）一班人，成立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他们认准了风向，如同洪承畴一样认定了新主人，横下一条心来反戈一击，造了上海市委和陈丕显、曹荻秋的反，点燃了市委后院的狼烟，上海市委的劫数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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