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十一月一日 《红旗》十四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发表。
十一月三日 （1）毛主席第六次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
十一月六日 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文件中指出："根据各地最近的情况，中央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
十一月十八日 （2）北京新市委发布《重要通告》。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和其他单位不准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背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和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法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果犯以上罪要立即处理。"外地自18日后也陆续发布这一《重要通告》。
十一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 毛主席第八次接见了外地来京250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连同国庆节在内，一个多月来，毛主席八次共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文化革命大军。
十二月九日 （1）《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公布。
──以上摘自红卫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完，马为、方俞平一行人即飞回F市，正准备召开三干会议的时候，F市又发生了一起封闭省委大楼的事件。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十月三十一日晚，鹭八中、省航校等少数派学生在市一中新四楼前集会，要求市一中八·一八战斗团的前线兵立即交出被他们抢走的有关许敏的材料以及被他们非法绑架走的原鹭八中工作队队长胡鹏，否则，就采取革命行动，冲击大楼。当时，在现场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负责人徐季反对这种做法，他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可是，在场的多是些中学生，他们因为年青而更冲动、冒进，纷纷强烈反对徐季的主张，况且，他们也不隶属于思想兵总部，根本不买徐季的账，在"革命是暴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呼啸中，他们冲进了新四楼，抄了八·一八战斗团的队部。
这时候，许多少数派学生也闻讯陆续赶来声援他们，炽烈的气氛又注入了热空气，大伙儿的情绪都像开水一样沸腾起来，有人提议趁热打铁，索性再去抄前线兵的总部。当即人们集队要出发，思想兵总部负责人徐季等人认为抄前线兵总部是不妥的，决定先把队伍拉到省委去示威再说。
谁料到了省委，鹭大红卫兵独立师、新大革命造反兵团、鹭八中、省航校红卫兵独立团的一些人突然心血来潮，竟然宣布要暂时封闭省委大楼，而徐季等人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徐季站在大楼前的石阶上公开宣布思想兵总部退出会场──这是少数派组织之间的又一次重大分歧。
我是第二天早晨到学校方获悉这消息的，便骑了车子急急忙忙地赶到省委观热闹。这阵子，外面大批的前线兵和工人赤卫队如开了闸门的拦河坝蓄水一般涌到了省委，把里面的少数派学生像铁环箍木桶似地团团围困住，两派群众之间又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而思想兵总部的徐季等人对此却置之不理，按兵不动，袖手旁观，听任那些外地的少数派学生遭围攻。
我在省委大院逗留了好一阵子功夫，说实在的，我也不太赞成封闭省委大楼之举的，不过，当时任何过激的行动似乎都算不了什么，连省委马为他们由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刚刚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此也采取克制和容忍的态度，以致于这一行动最终成为合法化，这就是少数派学生进驻省委的开始。
快到中午时分，我便骑着车子回家转。当我才回家没多会儿，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在敲门，我走出去打开房门一看，来者是我的表哥叶文思。
"唉呀呀，是文思哥，快进来，快进来，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稀客。"我先是一愣，立刻又露出满面笑容，连忙拉住他的手，将他请进了屋。
我的表哥叶文思是我二姑姑的孩子，他在上海的同济大学念书，家也在上海。我们只是在好几年前我二姑姑带他到F市来时见过面，已有好几年不见了。今天他身穿一件藏青色的卡其布中山装，胸前戴着一枚直径至少有6、7cm的毛主席像章，还别着"同济大学"的校徽，手里拎着一个小手提包。
我泡了一杯茶水递给他，张罗招待、坐定之后，我问他说："文思哥，你是什么时候到F市的呀？"
"昨天刚到，我是大串联来F市玩的。"我表哥回答。"欸，舅舅、舅母呢？"
"他们都上班去，马上就要回来了。"我随口应道，又问说，"你大串联上北京去了没有？见到毛主席了吗？"
"那当然，我九月初就上北京串联的，九月十五日见到了毛主席，接着又跑到郑州、武汉、长沙、韶山等地串联，然后回到上海学校呆了一段时间，，这回到Ｆ市来，是我第二次出来串联了，过些天我还想去南昌、井岗山、九江、庐山串联。"他停顿了顿，也问我说，"欸，你怎么不出去串联呀？"
"想都是想去的，可是，火车票弄不到呀，我们学校的火车票都分给那些红五类、前线兵，而像我这样的人大概要等到公元2000年才可以分到车票，再加上我自己也不太焦急，想多参加几天运动，所以，至今还未跑去串联。"
"嗨，你要去串联就得快去，再晚了串联就要结束，想去也去不成啦。……至于车票吧，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啊，你能帮我弄到车票？"我睁大眼睛兴奋地望着他。"那太好了，前几天我二哥也来信叫我快去串联，他还要我到沈阳他那里去玩咧。"
以后，我们又互相询问了双方家里人的近况，并兴致勃勃地漫谈起上海、北京、F市和全国各地的运动情况以及种种小道消息。
不多会儿，我双亲相继下班回家，尽管我表哥说他在中医学院南下学生串联接待站里已经吃过午饭了，但是，他还是被拉上饭桌和我们一起就餐。我们在饭桌上边吃边谈着，我父亲请我表哥明晚来我家吃晚饭，他也欣然应诺。
第二天傍晚，我表哥又上我家来做客，出乎意料之外，他居然就给我带来了一张火车票。
我接过车票一看，这是3日晚到上海的46次串联车票，我喜出望外地对他说："啊，你闪电一般神速就弄到了车票，太谢谢你了，还是你们南下学生有派头，我们学校连一些红五类子弟也还没分到票子咧，若等他们分票子，恐怕要等到千年铁树开了花。"
"你到上海时，一定要上我家玩啊，大概等你从北京串联回到上海时，我也已经回去了，让咱们在上海再相会吧！"
本来，我尚未确定什么时候去串联，可是现在，就像天上掉下了神粮一样，我表哥突然登门，他把车票顺顺当当地送到我的手里，我也只好改变了主意，决定立即动身北上串联，因为这毕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机会是不应该错过呀！这次免费乘车搭船的大串联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谁也不知道这场劳民伤财的大串联什么要结束，大概是说结束就结束的，到底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薄弱的经济实力注定是经不起长久折腾的。
次日上午，我到学校去，径直上"红九·二"队部找刘康，我对刘康说："喂，刘康，我打算要去大串联，今天就走。"
"什么，你今天就去大串联？真像打喷嚏一样说走就走，可是票子在哪儿呢？我的口袋里只有菜票，没有车票呀。"刘康望了我一眼道。
"可是，我的口袋里没有菜票，却有车票呀。"我笑了笑说，"我已经弄到了一张今天晚上到上海的车票，所以特地来跟你说一声，向你请假。"
"唉──我看你别这么急去串联，还是过一段时间、等运动快结束时再去吧，我也没有去串联过咧，到时候咱们一块儿去，怎么样？"刘康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哼，只怕你的算盘打得太美了，到时候串联早就结束了，你我插草自卖换了车票一起去串联吧。"我略带着讥刺的口吻道。
"哪会呢，串联是不会这么快结束的，"刘康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或者等过几个月再去，好不好呀？"
"以我之见，这场大串联用不着多久就要结束的，不信你等着瞧吧，说不定明天只要收音机一广播宣布大串联结束，那咱们就得像傻子一样白着眼睛发呆，自认倒霉和晦气，再说人家已经帮我弄到了车票，这车票可不好弄啊，我也不想让它过期作废。"
刘康见我主意已定，他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好吧，既然你一定要去，那就去吧，希望你早去早归，快一点回来。……欸，你是一个人去串联，还是几个人一起去呀？"
"唉，票子只有001张，我也只好单打一了。"
我离开"红九·二"队部之后，又到校文革办公室找刘长奋老师，他是负责开串联介绍信的，我对他说："长奋老师，我自己弄到了一张火车票，请你帮我开张串联证明，好吗？"
刘长奋老师和我是认识的，他连我的车票也没看，便欣然同意道："好的。"说着，他即在一本专用的油印串联证明本上填写了我的名字，然后将证明撕下来给我道，"嗯，拿去吧。"
我接过证明看了一眼，连忙向他致谢说："老师，谢谢你啊！"
"不用谢。"
后来，我又到班上找了陈东、陈炳义、王钟惠他们，跟他们说我要去串联，并劝他们也想法子快去北京串联。当天晚上，我身上背了一个大书包，手里拎着一个帆布旅行包，带了几件随身换洗的衣服，御寒的卫生衣、卫生裤、棉衣、毛衣，以及其他一些旅行必备的物品──简单得没法再简单了──，然后，我告别了双亲，踏上了串联的途程。我不要家里人来送我，一则他们年岁大了，晚上外出不方便，二则火车站离我家很远，光乘汽车就要一个多小时，三则我是去串联，不是去干什么，所以，我只身一人轻装上路，搭上公共汽车前往火车站。
串联时期的火车站比春节时期的火车站更拥挤十倍，在火车站前面的广场上，一眼望去，黑鸦鸦的一片尽是人头攒动，有如体育场开万人大会一般，在那候车室的宽敞大厅里，也是人声鼎沸，烟雾弥漫，拥挤不堪得像是一个旧日的股票交易所。我好不容易才检了票进入站台，那上车的，送人的，串联的，出差的，旅行的，背包的，提兜的，如潮水一般从车站口涌进月台，又分成许多支流，流进了各个车厢。由于串联车票是没有座号的，我进到车厢之后，人削尖脑袋像楔子似地往稍宽的车厢挤去，好在F市是起点站，这里的串联车票又受到比较严格的控制，因此，比起北边城市的列车来，相对说这列46次列车还不算最挤，爬车窗口入车厢的现象也不很多，我进入车厢没多久就找到了座位，如今三个人座位的硬席坐四个人，二个人座位的坐三个人，这几乎成了一条不成文的通规，我在原先坐三个人的硬席上挤了一个位子，那些旅客们当时对我们红卫兵都怀有好感，他们也很通情达理，大家挤一挤吧，克服克服，"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晚上八点正，在嘹亮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列车鸣响着汽笛，缓缓地启动了，它满载着旅客和串联的学生向北驶去，驶去……
我这是生平第二次乘火车，第一次是我初中夏令营时乘短途火车到白沙游玩的（一共才搭两小站，五毛钱的车票），而这一次才算是真正乘上了列车作长途旅行，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家出这么远的远门。这一切得感谢毛主席，他自己青年时代为了求索救国的真理，也离家出走到过长沙、北京、上海等地──可惜他没去成法国留学，写下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壮丽诗篇，如今他又点燃了文化大革命和大串联之火，到北京去，到祖国各地去，经风雨、见世面，在社会这个大课堂里上最生动的一课，这是毛主席、党中央赋予我们青年学生的一次大好机会。我挤坐在车厢里，心情久久也不能平静下来，好在列车车轮的有节奏的轰隆声就像一曲催眠曲，我的眼皮终于支撑不住了，渐渐地便昏昏沉沉入睡了……
F市到上海要乘坐23个小时的火车，由于这趟列车晚点，直至四日晚上十点半才抵站。我兴奋而迅速地收拾好简单的行李，随同那汹涌的人流挤出了出站口。
别看上海是全国第一大城市，可是，它的车站比起Ｆ市的车站要差劲得许多，灰灰的阴沉沉的建筑物如若熏染乌烟的工厂老厂房一般，一点气派也没有，亏其还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咧。当我走出了车站，纵目眺望，那大街上华灯盛放，天目路的十里长街亮起了穹隆的灯桥，如同一串串熠熠耀眼的珍珠项链，多么美丽啊，一个夜上海，多么迷人啊，一座不夜城！
我大哥李冕是在上海工作，他本来是寄宿在我舅舅的家里。我的舅舅是上海市侨联委员、一个华侨工商业者，他在上海有一爿工厂，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的风暴席卷来了，可以想象这些"资"字号的人都是首当其冲，他被那工厂的人抄了家，整幢三层洋楼全被封闭了，只留下一个房间和一个饭厅，我大哥的房间也被封条封了，他被扫地出门，无家安身，工厂里又没有宿舍，亏得他的老友老陈鼎力相助，他暂时栖身于老陈家的亭子间里。
由于种种缘故，我没打电报叫我大哥来车站来接我，我也不愿意住到我舅舅家里去，因为他是"黑七类"、"牛鬼蛇神"，而本人则是一个思想异常激进的革命闯将，自然不想和他粘在一起，像胶布和纱布粘在一起那样，我宁可去串联接待站要求住宿。
串联接待站是设在马路斜对面的简陋竹棚里，里面乱轰轰的尽是才下火车的串联学生们，我也挤身于人群之中，把串联证明及学生证交给工作人员看，他即开了一张介绍信给我，将我安排到复旦大学去住宿。
复旦大学创办于1905年，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它位于僻远的江湾邯郸路，我跟随一小群也是前往复旦大学的串联学生，搭上5路公共汽车到虹口公园下车，然后再转乘3路有轨电车到复旦大学。在我的心里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是一个乡下人进城一般，对于上海这个大都市的一切都觉得异常鲜奇，电车是我生平头一遭搭乘的，我一看见那有轨电车，情不自禁地将其同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年代联系起来，我记起了初中语文课靳以写的《黄埔江的早晨》一文中曰："一切耻辱的烙印只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人民受凌辱受压迫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也许，这有轨电车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物吧，如今，它又被油漆一新，车厢里散发着一种特殊的清香的气味，不知是桐油的气味还是别的气味。清脆的电车铃声又叮叮当当地响着，复旦大学终于到了。
我们进了复旦大学的校门，我劈头就问传达室的人学校串联接待站在什么地方，顺着他的指点，我很快就找到了接待站。它是设在一幢灰砖楼的两间大教室里，里面灯火通明，数盏日光灯全亮着，散射着刺眼的白光，几个搞接待工作的教师和大学生正在忙忙碌碌的应付接待。凭着介绍信和学生证，他们给我办理了手续，发给我一些免费的串联餐票，并把我安排到健身房去住宿。当我办完了手续，看见墙上的电钟，指针已指在十二点三十分的位置。
接着，我又背着书包、提着旅行袋，找到了健身房。我拿出学校接待站发的串联卡给那里的接待人员看，他便给我指定了一个铺位──在一架双杠边上的一副体操垫子，他又带着我到另一幢楼里领来了草席、棉被和枕头。
在这面积不太大的健身房里，睡了起码有一、二百人，他们横七竖八地都睡在地上，就像我们以前去乡下劳动的时候那样。我整理好了自己的铺位，因为健身房里没有用水的地方，所以我经过一天二夜的风尘仆仆的长途旅行之后，连脸、手、脚都没有洗，只到外头解了手，便脱了外衣、裤，迅速地钻进被窝里去，大约由于我过分疲劳困乏的缘故，尽管我是初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睡的又是健身房的地板，但没过多会儿，我还是像一只在暖房里的老猫一样呼呼入睡了。
天刚蒙蒙亮，健身房里的"拉兹"们纷纷起床，闹哄哄的一片，我想睡也睡不着了，便也跟着起床了。我到食堂洗了脸，又用过早餐之后，便在校园里兜了一圈，走马观花地浏览了一下大字报。这里的大字报并不多，内容多系同他们的校党委有关的，看来，他们目前的运动尚处于初级阶段，有如明胶呈胶体状态一般，连我们边远城市──F市──的运动也领先于他们，大字报像火箭炮一样轰得省委不亦乐乎。
后来，我又搭上3路有轨电车外出了，头一桩事，就是去找我的哥哥。
我大哥李冕是在上海染料化工九厂工作的，他的工厂也位于市郊，从复旦大学到染料九厂要穿越上海大半个城区，我凭着刚买到的一张上海市交通简图，又倚仗着串联学生乘车不要钱，胡乱搭上公共汽车或电车，一连转了好几路车（自然难免走了一些冤枉路），总算是找到了染化九厂。
上海的工厂管理制度比较严格，不像F市的工厂那样要找人只要跟传达室的工友说一声或者连说也不要说便径直闯进去找人，我一到染化九厂的门口，即被传达室的一位中年男子拦住了。我对他说："同志，我要找技术科的李冕。"
"噢，要找李冕吗，你等一下，我挂电话进去叫。"那位传达室工友将我上下打量了一眼，不冷不热地道。
我跟着他到传达室里，默看着他挂电话到里面叫我哥哥出来，我又走出去，伫立在工厂的大门口翘首等待我哥哥出来。
在那工厂里面高塔矗立，像森林似的，大大小小的管子弯弯曲曲、不计其数，巍峨的厂房嵌在碧蓝的天空里，这是一幅多么瑰丽、多么凝重的油画啊。
我等了好一阵子，忽然，我远远地望见里面走出来一个人，看那熟悉的身影，不就是我的哥哥李冕吗？他愈走愈近了，步子也加快了，我们老远便兴奋地互相打起招呼来：
"大哥！"
"啊，李晟，你来啦！"
我们哥俩已有二年不见面，今天在异乡相会，"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甭说我们有多高兴，二人热烈地握着手，我哥哥还亲热地拍起我的肩膀。
以前我大哥也像大多数上海人一样十分讲究穿着打扮，他理了个小包头，上面抹了许多发油，简直可以粘住一连的蚊子。他总是身穿笔挺的料子服，张口"白相"1，闭口"写意"2的，十足是个上海小开的派头。我对于他那一套海派的模样很看不惯，再加上他又爱夸夸其谈，有如高谈阔论的林希翎第二，连对学雷锋也要进行种种抨击，这在当时被革命化的电离法净洁了头脑的我看来，当然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我认为他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非常严重，甚至有点反动。今天，我看他上班穿着一套破旧的工作服，油腻腻肮脏得不成样子，虽然他是一个技术员，但那装束比工人更像工人，只有在那顶旧工帽底下，还保留着"拜占廷时期"的痕迹──他仍梳理着小包头，不过头发已剪短许多了，也没有抹上油。大约，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于他的触动还是很大的，连思想"落后"的他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这时候，我告诉我哥哥说："我是昨晚上才到上海的，火车晚点了三个多钟头，十点半才到站。"
"晚点三个多钟头，那还得感谢上帝了，现在的火车都是晚点的，就像十九世纪老掉牙的挂钟一样都是晚点的。"我大哥道，"昨天我接到爸爸打来的电报，我知道你串联来了，本来想到车站接你，可是，一来如今的串联火车都是没钟点的，二来昨晚上我正好又加班，所以没有办法去车站接你，非常抱歉。"
我们随便扯了几句家常话，由于现在是我哥哥的上班时间，不能谈太多的话，我哥哥约我下午到舅舅家去，他下了班也去，在那里再会面。
以后，我们就分了手。我跑去逛大街，遛马路，来到了黄浦公园。我站在江滨，波涛滚滚的黄浦江横在我的面前，江面上停泊着许许多多大小船只，庞大的轮船如同一座座水上的楼阁；向东眺望，那是浦东，烟雾迷蒙处是著名的上钢三厂；往北纵目，高楼大厦林立，那是中共上海市委、海关大楼、和平饭店（原华懋饭店）、建筑工人工会（原汇中饭店）、中国银行（原汇丰银行）、上海大厦……。我逛了南京路，在第一百货公司第一次乘了电梯，又在永安百货公司、第一食品商店的琳琅满目的柜台面前兜来兜去，似乎对一切都感到鲜奇，真是大开眼界、大饱眼福。
中午时分，我在一家小饭店吃了一碗阳春面当午餐，上海的馆店一般只卖阳春面，没卖煮面，而我们F市则通常是卖煮面，没卖阳春面，所以，我特地买了一碗阳春面尝尝鲜。尽管阳春面才一角五分钱一碗，只有清汤和光面，什么佐料也没有，但是，应该承认其味道还是不错的，我吃得津津有味。
接着，我又参观了上海图书馆，游玩了人民公园。
上海的街道也在搞红海洋，几乎所有店铺的门面俱被油漆成红色，根本辨不清里面卖什么东西。以前上海的理发店门口总设置三色灯作为标志，如今三色灯也当作"四旧"破除了。我走到一家"红梅理发店"的门口，突然想起自己的头发长得够长的了，由于动身去串联走得匆忙，没来得及理发，再加上我也想见识一下上海的理发店究竟是什么样，尽管我明知在这里理一次发肯定要比F市贵许多，但我还是决定闯进去。
这家理发店并不挤，店面虽不大，却十分清新洁净，一位中年的理发师看见我走进来了，从我的打扮──戴着一顶旧军帽、背着一个书包──一一眼就可以看出我是一个串联学生，他立刻露出春风般的笑容，走过来招呼我说："喂，红卫兵小将，侬要理发吗？"
"嗯，是的。"
"来，到这张椅子上坐。"
于是，我随手把军帽和书包挂到钩子上，坐到了理发椅上。那位理发师一边替我围围布，一边用上海腔的普通话亲热地同我交谈起来。
"红卫兵小将，侬是从哪里来呀？"
"F市，你知道我们F市吗？"
"知道，当然知道，F市是海防前线，欸，侬那里可以望得见海么？"
"哈哈，海是望不见的，要到鹭门才可以望得见海和金门岛，我们F市只有一条闽江穿城而过。"
"阿拉听说F市是个好地方，那里有许多水果，荔枝、龙眼、香蕉、桔子，记得有一部电影就叫《闽江桔子红》呀，还有那里还出笋干，阿拉上海人最爱吃笋干了……"
那位师傅不用电推剪理头发，而用旧式的手推剪细心地为我推剪着头发，他是那么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理好头后，他又带我到热水龙头洗头，用香肥皂和十分干净的毛巾替我冲洗头发，两只手很麻利地搔着我的头皮。在刮过脸后，他又在我的脸上敷了雪花膏（F市的理发店全无这些服务），再为我仔细地修缀着头发。
我在这家红梅理发店理完头，感到周身舒适，我对着大镜子细瞧一番，尽管今天理的依旧是海军头，然而，同一发型理得好坏也相差甚远，我对这位师傅的精湛手艺颇为满意，骤然间我觉得自己似乎更加青春焕发，生命更年青了。
这当儿，该付款了，我原以为今天在"冒险家的乐园"里探了一次"险"，那一定得大破钞，我随口问那理发师说："喂，师傅，要多少钱？"
那师傅客气地对我说："本来，这店理一次发要一块钱，现在大串联，阿拉照顾侬红卫兵小将，侬只要给阿拉五角钱就行了。"
我一听喜上眉梢，虽然这钱比F市普通理发店还贵了三角钱，但是，我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我把钱付给他，用充满感激的目光望着他说："那太谢谢你了，谢谢你啊！"
"不用谢，阿拉工人是支持革命大串联的，是支持红卫兵小将的，倘若侬今后再来上海，欢迎侬来本店白相。"那位理发师露出一副笑模悠悠的样子，他伸出手热情地同我握起手来。
我取了帽子和书包，再次对他表示谢意道："好，我若来上海一定到贵店白相，谢谢你，师傅，我走啊。"
"再见，走好呀。"我们又一次握手告别，那师傅一直把我送到了店门口。
我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在大路上，口中情不自禁地吹起了《红卫兵战歌》的口哨曲子。我感到我跟他，不仅仅是我跟他，而是红卫兵小将和全国人民之间的心息息相通，我们有着共同崇拜人物──伟大领袖毛主席，有着共同的信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叱咤风云的运动初期，除了个别例外，"红卫兵"并不是《封神演义》里的"脸分五色：赤白黑色共青黄；巨口獠牙，吐放霞光千万道"的妖魅，它也不是"暴徒"、"强盗"、"土匪"、"打手"的代名词，"红卫兵"三个字是金光闪闪的字眼，其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尊敬和爱护，每一个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青年都以能够当上一名红卫兵引以为荣。尽管我同那个上海的理发师傅素不相识，但是，凭着我是一个串联学生、红卫兵，他盛情优厚地接待了我，使我深受感动，诚然，那年头这种好风尚还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以后，我搭车前往我舅舅的家去。我舅舅的家是在永嘉路，这是一条比较清静的马路，道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树荫蔽人。我一边走着，一边查看着路边寓所的门牌号，终于找到了500号──这就是我舅舅的家。
那500号的大门紧闭着，门旁有个电铃按钮孔，我便揿起电铃按钮来，可是，一直揿了许久，里面却不见任何动静，静得若同《福尔摩斯探案集》里描写的劳瑞斯顿花园街3号，于是，我便用劲地擂起门来。
"嘭、嘭、嘭"的敲门声终于惊动了里面的人。
"谁呀？"门里头有人问说。
门打开了。我辨认出开门的是我舅母──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我只是见过她的照片──，便亲切地叫唤她道："舅母，我是李晟呀。"
"啊──你是李晟呀，快请进，快请进！"
我进来之后，舅母随手即把门重新关上，我又对她说："我刚刚按了许久电铃，没人开门，所以才敲起门来。"
"噢，那电铃坏了，不响好久了。"
在我舅舅的家里有一个面积相当大的草坪花园，我过去从照片中看到花园里栽着好些花卉，然而，今天却不见一株花，只剩下一个荒芜的草坪。那幢高大的三层洋楼是奶油色的，十分漂亮，可是，那楼房几乎所有的窗户都紧闭着，底层的玻璃窗有的还贴上了封条，好像眼睛上的白翳一样，景象有些凄凉，一眼望去，就知道这是被抄过家的房子。
我跟着舅母进入楼房的饭厅之后，舅母忙着为我倒茶水，我一边打量着着饭厅的陈列，随口问："欸，舅舅呢？"
"他上班去，大概也快回家了吧。"舅母给我端来了一杯茶水，我连忙伸出双手去接，她又向我诉说道，"唉，这些日子，他被厂里的人弄到车间里去劳动，都上了年纪的人还整天累死累活地干重活，干得骨头快要散了架，唉──"
她说着，不觉得鼻子一酸，眼光由光亮变为阴暗，眼泪挤在眼圈边儿，眼看就要掉下来，不过，她在竭力强忍着，企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虽是一个红卫兵，当时的思想也颇激进，但对于我舅舅的不幸的遭遇，我还是动了恻隐之心，只是嘴里没说什么，默默地听着。
我的舅母是一个画家，她自幼爱好绘画，中学时期，就学于张默君女士创办的上海神州女学美术科，拜早期留日的油画家陈抱一、关良、许登谷等为师，学习绘画，毕业后在一女学执教美术。1927年，她偕同柳亚子及其夫人东渡日本，拜留法的日本著名油画家石井柏亭、蒲谷国四郎为师，攻习油画。她的绘画艺术日趋娴熟，被誉为"中国江南一才女"。1930年她回国，参加著名画家朱纪山詹创办的画室从事创作，多次举办个人画展。不久，她与我舅舅同赴巴黎，由廖仲凯的夫人何香凝证婚结为伉俪，接着，我舅母又进入巴黎美术学院深造，她在此期间创作了大量油画和中国画，参加法国每年春秋两季画展，进入创作的鼎盛时期。归国后，她在留法画家王远勃任校长的上海美术学校教授油画。1946年，她假上海大新公司举办个人画展，参观者络绎不绝，曾经轰动一时。解放后，她在上海一女校任美术教员，去年刚刚退休，闲居在家。
我看过她以前的照片，她那清秀端庄的脸庞上戴着一副绛紫色胶框、金丝边的眼镜，神态非常高雅，烫着头发，身穿笔挺的女式西装，颇有一番贵妇人和女学者二者兼有的气派。然而，我今天看到她的真人时，她却显得那么苍老，就像一棵落光叶的老槐树，她昔日的美丽的眼睛已经衰残，鱼尾纹深深地刻在眼角上，脸上也布满了皱绸布般的一条条皱纹，头发也白了好多根。看来，这些日子她受到运动气浪的猛烈冲击，一下子衰老了不少，古人说一夜愁白了头发，自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这会儿，她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问我说："欸，你是啥个时候到上海的？"
"昨晚刚到，我打算要上北京串联，先在上海逗留几天。"
"那你昨晚住在什么地方呀？"舅母又问。
"我住在复旦大学，他们竟把我安排在一个健身房里睡，唉──串联的学生实在太多了。"
"啊──你睡在健身房里？那怎么是睡觉的地方？而且，复旦大学也是够远的了。"我舅母说着，略略思索了一小会儿，又道，"我看你还是来我这里住，好不好呀？"
"这个呀──看看再说吧，反正我在上海也呆不了几天。"我显得不置可否。
"欸，李冕晓得你来上海了吗？"
"晓得，今天上午我还跑到他工厂去找过他，他说他下了班也到这里来。"
以后，我们又扯了一些家常话，当我舅母谈到前一阵子上海大抄家的事时，至今她仍像一只惊弓之鸟，谈虎色变、心惊肉跳。当然，我舅母是不愿意谈及自己家被抄的情况，到底家丑是不可外扬的，哪怕是自家亲戚也不便多说什么。我舅母告诉我的是关于别人的事，据她说隔壁的洋楼里住的就是一个大名鼎鼎的资本家黄汝康，他是上海侨联副主席，是一个地位仅次于荣毅仁的中国工商界巨擘，其在国内和国外都拥有巨大的产业，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国内第二号大富翁。由于他被抄了家，又被挂牌挨了批斗，受不了这股冤枉气，居然用剃头刀割断自己脖颈上的动脉管，悲惨地结束了他的一生。上海大抄家之风刮得比冬天大西洋上的风暴更猛烈，那些红卫兵、工人赤卫队等抄资本家的家不仅仅是翻箱倒柜，有的还撬地板、挖墙壁，而上海资字号的家里多藏有金条、金砖、银锭之类，本来黄金是个宝，人人见了眉开眼笑，难怪《红楼梦》里《好了歌》云："世上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乃到多时眼闭了。"可是，如今黄金却成了危险的放射性物品，大家都害怕被栽上窝藏黄金的罪名，有好些人乘着夜深人静之时，竟把一条条黄灿灿的金条偷扔到大街上去，大概，这种由恐惧黄金导致脑机能失调的心因性反应症也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才有的一种特殊疾病吧。据不完全统计，光上海市（包括郊县）被抄家的达15万户，共抄去黄金65万两，金银首饰90万市斤，美钞334万元，其他外币330万元，银元240万枚，现金、存单及公债券37亿元，珠宝玉器件30万市斤，还有其他大批商品和物资。
后来，我舅舅回家来了，他看见我十分高兴，亲热地跟我手拉起手来。在我小时候，我舅舅很喜欢我，有一天早上，他把我整个人脚底朝天地颠倒过来，就这样紧抱着我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至今我尚留存着。
以前我舅舅时常穿着料子考究的整套西服，系着领带，衣冠楚楚，道貌岸然，他在解放前还有一辆私人小轿车，那年头他够神气威风的了，气派不亚于《上海的早晨》中的徐义德。然而，岁月流逝，时过境迁，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像冰雹一样落到他的头上，他烂眼睛招苍蝇──倒霉透了，被抄了家、挨了斗，又被撵到工厂车间接受惩罚性的劳动。今天，我看他身穿一件颜色已经褪得发白的旧蓝色卡其布中山装，大概，他是充作工作服用的吧，样子颇有几分狼狈。不过，他的脸膛还是胖乎乎的，虽说比从前瘦了一些，皮肤白皙皙得如苏轼《洞仙歌》里的眉州老尼，他的头顶前半部全秃了，光光亮亮得如若是一面镜子，又戴了一副玳瑁眼镜，举止温文尔雅，那形象怎么也不像一个大老粗的工人，哪怕他的衣服再穿破一点，也掩饰不了他的资字号、博士、教授之类人物的脸相──这倒确实要脱胎换骨才能改变的。
我和我舅舅拉呱起来。
"舅舅，你现在每天都要下工厂车间劳动吗？"我一边打量着我舅舅身上的衣着，一边问说。
"是啊，劳动光荣呗，毛主席说，'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我应该自觉地从劳动中改造思想，彻底地脱胎换骨，做一个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原为私方厂长的我舅舅说出发自肺腑之言。
"欸，那你在车间里干什活儿呀？"
"在翻砂车间当翻砂工，活儿是重了一点，脏了一点，起初觉得又苦又累，但是，我也不是一个林黛玉式的弱不禁风的纸糊的人儿，吃一点苦、受一点累又算得了什么呢？多锻炼锻炼便会渐渐习惯的，况且，干起活来精神没有负担，苦也是乐的。"我舅舅的思想真够开通了。
不久，我的哥哥李冕也来到了我舅舅的家，那饭厅里头变得热闹异常起来。
我舅舅又对我说："李晟呀，你住在复旦大学，那地方太远太偏僻了，我看你还是搬到我这儿来住，在这饭厅里头搭个床铺就可以睡人了。"
舅母也再次劝说我道："李晟你是第一回来上海，一个人住在复旦大学的健身房里像什么话？来吧，搬到我这里来住，不然，你妈要说我们的不是了。"
我拿不定主意，有如耦合振动一般显得动摇不定，我掉头用目光征询我哥哥的意见，而我哥也开口说："你就搬到舅舅家里住吧，还是这里方便一点。"
我想了想，考虑到自己一个人像孤鸿寡雁一样住在复旦大学的健身房里确实有诸多不便，况且，我是只身一人出来串联，即使我住到舅舅家里去，只要我不讲出去，那么，学校里的人谁也不知道，自然也无从指责我什么，所以，我思考了一会儿，便同意道："好吧，我明天搬来。"
后来，我舅舅留我和我哥哥吃晚饭，他家吃饭的瓷碗特小，就跟冰厅里吃冰淇淋的小碗差不多大小，本来我的饭量算是够小的了，竟要吃四碗才能饱肚，而我舅舅、舅母他们仅吃两小碗，害得我去添饭都感到不好意思，并且，他们喝汤也是每人盛一小碗，不像我们F市人是大汤罐，一大缸的菜汤还嫌不过瘾咧。
饭后，我们又聊了一阵子，接着，我和哥哥便告辞了。
我哥哥推着车子先送我去车站，刚出门，我哥哥乌黑的两只眼珠子溜溜转地直瞅着我头顶上的那顶军帽，随即问说："欸，你头上的那顶军帽是从哪里弄来的呀？"
"这帽子呀，是郑阳哥送我的，他去年从广州出差到F市来，把帽子送给我的。"我回答道。郑阳哥是我的一位表兄，他在广州军区一科研单位工作。
"这帽子给我试试看。"我哥哥说着，伸手就摘了我头上的帽子，他停下车，将军帽戴好，然后又问我道："你看，我戴了这顶军帽怎么样？像不像一个红卫兵呀？"
我随便瞥了瞥他，说："红卫兵倒不像，不过，戴了这顶军帽像是个人了，以前油头油脑简直跟上海滩的阿飞差不多。"
"嘻嘻，现在社会上最时兴这军帽了，戴了它身份可以高人一等，怎么样，李晟，把它送给我，好不好呀？"我哥哥露出一副嬉皮笑脸，他拍拍我的肩膀道。
"不行啊，帽子若给了你，那我戴什么呀？"我摇摇头表示不同意。
"唉，你很有办法，你还会再弄到一顶的，我很需要这帽子，我可以拿一枚好大面的毛主席像章给你……"
"要作为等价交换吗？这种经济学的等价交换我可不需要。"
"那就这样说定了，这帽子给我啊，谢谢你，我的好兄弟。"我哥哥巧取豪夺得了这帽子，他显得兴高采烈。
"唉──谁叫你是我的哥哥呀？！"我出于无可奈何，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以前，一顶军帽根本不算什么，然而，伴随着这场文化大革命，它和军装一样成了奇货可居，就是出高价也难以买到，连我哥哥这样十分讲究打扮的准上海人也热衷于要戴军帽、穿军装，这正是这场闹剧的一个狂热表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