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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九日，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在会上宣读了关于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宣布撤了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的职务，也撤了张承先、孙友渔和周杰的工作组组长的职务。邓小平同志、周恩来同志、刘少奇同志在会上先后讲了话。
当大会快结束时，毛泽东主席登上主席台接见全体代表，瞬时间，整个人民大会堂沸腾了，就像刮起了一阵巨大的风暴，会场全体代表起立，群情激昂，不断地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这一天毛泽东主席身穿一身银灰色中山服，他神采奕奕，慈祥的容颜焕发着红润的光泽。毛主席向群众频频招手鼓掌，群众向领袖纵情欢呼。这是毛泽东主席回到北京后第一次公开露面，也是第一次和青年学生见面。最后，周恩来总理站在主席台的中央，指挥全场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使气氛达到了高潮。
同一天，北航附中部分人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并展开对对联的辩论，这是反动"血统"论的开端。
八月一日，毛泽东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回信，全文如下：
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给我要我答复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彭小蒙同志在七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红旗"战斗组所做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地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战友都是采取同样的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地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由于毛泽东的这封信，使原为非法组织"红卫兵"成为合法的组织。八月六日，一些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红卫兵誓师大会，康生、江青、王任重等中央文革要员也出席了大会。
在开会之前，江青等人接见了那些中学红卫兵头头彭小蒙、董良翮、孔丹、邓毛毛、刘军军等人，江青瞥望着这一行一律身着军装的高干子女，信口开河说："同学们哪，你们怎么都穿军装呀？当然，我也穿军装，不过这和你们不一样。我这一身军装是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是我向林彪同志申请，才被批准了的。我对我们的解放军，对我们的部队是有感情的。彭德怀这个大军阀迫害我，不让我留在部队，是怕我把部队的事情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
江青说着，竟情不自禁地哭泣起来，她哽咽地道，"孩子们，你们不知道呀！革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解放前，我在上海时，反动派和那些党内的坏人就压迫我，不让我革命……"
万万没料到，就在这时，董必武的公子董良翮再也憋不住了，他冷不丁地脱口而出："你那会儿在上海不是个演电影的吗？"
董良翮的问话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炸开了，全场的人都为之一惊，江青的脸刷地一阵红一阵白，在眼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射出了一道凶光，从此，她就和这些中学红卫兵结下了怨恨。
从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一百四十一人，列席会议的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同志，还有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四十七人。这次会议原定议程是：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三、通过会议公报；四、补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即停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的决定）。
会议的第一天是由刘少奇同志做工作报告，时至今日，刘少奇尚未从茫然之中清醒过来，他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他本人就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头号目标，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正是要搞掉他。他的心地太善良了，他认为自己是毛主席的学生，对于毛主席是十分钦佩和尊敬的，多年来养成了一种对毛主席的信任和服从，当毛泽东批评他关于派工作组的错误时，他也真诚地认为自己确实是犯了错误，但是，无论如何他也没料到毛泽东主席要藉此将他干掉。
在大会期间，印发了林彪大谈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和八月一日毛泽东写的《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使会议的气氛陡然变得更加紧张。
五日，毛泽东在看了六月二日《北京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就在社论的边角上用铅笔写下一张"大字报"。而后，他的秘书徐业夫又把它用毛笔誊写在二张信纸上。在誊稿上，毛泽东又亲笔改动了几个字，并加上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面注明的时间是1966年8月7日晨3时。当天，这张"大字报"就印发给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同志，十七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至县团级，它就像一颗原子弹爆炸一样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该"大字报"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究竟"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分歧主要是对三面红旗的认识问题和态度问题。起初，刘少奇也是举双手赞成三面红旗的，在六一年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倡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刘少奇回湖南老家宁乡县炭子冲搞调查，发现那里农村一片凋零，田园荒芜，人颜憔悴，正是"万户萧疏鬼唱歌"，他感到十分震惊和伤心，心情非常难过地对乡亲们说："这次回来，看到乡亲们很苦，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对不起你们。"
在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坦率地承认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七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道："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在六二年一月七千人大会上，他又进一步说，全国有一部分地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彭德怀同志信中说的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
这些观点涉及了三面红旗，显然是和毛泽东的观点背道而驰的。毛泽东始终认为三面红旗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是修正主义。
在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前往南方，由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提倡在农村推行"责任田"、"包产到户"，并在政治上为五八年后历次运动中搞错的干部平反，五九年反右倾中受整的人，除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少数人外，也基本上平反了。由此，社会上刮起了"单干风"和"翻案风"，毛泽东认为风源来自刘少奇，加深了二人之间的矛盾。
从六三年开始搞四清运动，虽然刘少奇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并无异议，但他们对具体问题的看法还是有分歧的，如毛泽东提出四清运动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则不同意他的看法。在六五年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制定二十三条，会议是由邓小平主持，他出于好意，劝身体不好的毛泽东不要参加开会。但是，毛泽东执意要参加，并在大会上讲了话，当他说到四清运动矛盾性质时，他道："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谁知刘少奇却插话说："是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和党外矛盾的交叉，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
毛泽东见刘少奇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一脸郁怒，心中酝酿起一股风暴。第二天，他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他激动地涨红着脸道："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人不让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力？"
毛与刘邓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会后，陶铸、安子文等老同志找刘少奇谈话，说他不该插嘴，对毛主席不够尊重云云。以后，在政治局生活会上，刘少奇同志做了自我批评。但是，毛泽东却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步的。"从此，他心中决计要和刘少奇分道扬镳，认定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认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迫在眉睫，便发动了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来铲除掉他。
毛泽东的这张八·五大字报就像一颗原子弹爆炸开来，引起空前巨大的震动，其斗争矛头明显指向刘少奇同志和所谓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会议就转为对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揭发批判"。
在风景秀丽的大连棒锤岛的一座别墅的会客室兼办公室里，宽敞的房间放着一张办公桌，一张长沙发和几把椅子。林彪正坐在沙发上，在他的膝盖上搁着一部药典，他一手拿着放大镜，专心致志地揣摩着。这几天，北京正在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而他却向毛主席请假来到大连"养病"，其实，他的病是老养不好的，养不养都无所谓，只是他知道现在还不到需要他出面的时候，犯什么着急呢？反正，到时候总会有人来请他的，他自信自己对于毛泽东是很了解的，到底他的手里还掌握着一支军队咧。
这时，突然门外有人叫声："报告！"
"进来。"林彪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
他的秘书推门进来了，向他报告说："报告首长，主席从北京打来电话了。"
"啊，那电话快转到我这里来！"林彪一听毛主席来电话了，立刻从沙发上起来，坐到办公桌的椅子上，抓起了电话筒。
"是林彪吗？"
"是我，主席。"
"你这几天身体怎么样呀？"
"谢谢主席的关心，我自我感觉好些多了。"
"那这样吧，请你马上飞来北京开会。"
"哦，好的。"
这样，八月六日，林彪就乘上三叉戟专机从大连飞抵北京。
八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十日晚，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灯火一片通明，锣鼓喧天，鞭炮声震天动地，一支支群众队伍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前来庆贺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发表。七时十五分，一辆黑色红旗牌高级轿车驶来这里，这时人群沸腾，万头攒动，大家纷纷把视线投向这辆汽车，车里坐着的正是人们朝思暮想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当毛主席走出车门，他那魁梧的身躯出现在群众中间时，立时引起了一片欢腾：
"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
成千上万的首都工人、农民、学生、干部和街道居民狂欢雀跃，像浪潮一般向毛主席涌去。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声浪响彻首都的夜空。
毛主席在群众热烈欢呼中，健步登上了接待站的讲台，他满面红光，亲切地微笑着，一面看着摆在接待站周围的贺信、喜报和决心书，一面向聚集在周围的人民群众连连招手致意。
这时候，多少颗火热的心在剧烈地跳荡着，多少双真诚的眼睛噙着幸福的泪花，多少双长手像森林一样一齐向毛主席伸了过来。
毛主席在讲台上，从这头走到那头，伸出双手和挤在前面的人们紧紧相握，并热情问候："同志们好！同志好！"
毛主席又向大家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十二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通过。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实际上的毛泽东的接班人，而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以后未再提及。全会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补选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时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决定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书记处书记和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文化大革命更是"合法"地全面发动起来，从此天下大乱了。
再说曹荻秋几次相约康生都没有空，他感到聂元梓他们的大字报老搁在自己那里不是办法，想到北大社教问题是由邓小平同志处理的，决定去请示他，八月一日上午八点多，他让糜秘书给邓小平的秘书挂电话，将近十一点，邓小平的秘书回电话说："请曹荻秋同志马上去中南海。"
十一点多，曹荻秋来到邓小平家，邓小平抽着烟，听着曹荻秋讲述那张大字报情况说："小平同志，对北大关于常溪萍的这张大字报，我想请示您应该如何处理
？"
邓小平猛地吸了一口烟，回答道："北大社教问题已经中央书记处作了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再挑起，大字报不要再送回上海。"
"那康生同志那里呢？……"曹荻秋显得有些犹豫。
"你不要再去找康老，我会告诉他的。"邓小平颇果断地挥挥手。
邓小平的意见，很快就从康生那里传到江青耳朵里，江青恼怒地道："上海市委不贴这张大字报，我去贴！"
那时正值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有一天散会，曹荻秋和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老刚走出会场门外时，江青就从后面赶上来，对曹荻秋说："荻秋同志，北大写给华东师大常溪萍一张大字报，如果不在华东师大很快地贴出来，你们上海市委就要被动。"
曹荻秋迫于无奈，回到北京饭店后，只得嘱咐糜秘书说："把那张大字报交给机要交通员带回上海，在教卫部和华东师大两个单位贴一贴就行了。"
曹荻秋还打长途电话到上海，将情况告诉了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那一天，曹荻秋又收到了张春桥一封亲笔信，全文如下：
荻秋同志：
北大的斗陆平计划，有一条要把常溪萍揪回斗争，已经贴出去了。据康生同志告诉我，江青同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也说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此事，请你回去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不然很被动。
春桥
12／Ⅷ
曹荻秋一回到上海，就和上海市委的常委们议了常溪萍的事。由于北大提出要把常溪萍搞去，上海市委也只得同意，但提出常溪萍到北京后要住到上海驻京办事处去，过不久，中央文革来通知说，不要常溪萍去了。这件事便暂时息了风波。
当北京新市委已经宣布撤销工作组之际，反工作组之风才缓缓地吹到边远的F市来，那还是如夏日傍晚的微风，只能使湖畔的纤纤垂柳轻轻地摇摆，
对于大局根本不起作用。
这些天，我校工作组组长郭洪十分活跃，四处走动，他一会跑到高三（1）班发表演讲，斥责刘奇、王忠贵他们的大字报《质问省委、质问省委工作团》是"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他们不是别有用心，也是受了坏人的挑唆。"一会儿，他又来到高二（5）班的教室里，声称"现在有一小撮'右派'、'反革命'蹦蹦跳跳，想翻天"云云，欲将支持高三（1）班大字报的某些同学置于死地。接着，他又转身到高一（5）班去定调子，想整写《〈闽江日报〉有鬼！》大字报的韩继明一伙人，并想改组其班上的团支部，罢韩继明团支书的官。
也许是因为班主任柯达和老师曾经在郭洪的面前美言了我们几句，也许是由于郭洪对本人的印象比较好，也许是上帝在保佑，不知为何缘故，郭洪组长偏偏没有大驾光临我们的班级，须知，我们也是吃了豹子胆写出《让事实讲话》的大字报，照理说我们本也是在劫难逃的啊。可是，尽管如此，我们所受到的无形压力仍是很大的，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承受得了的。
八月一日上午，高三（1）班郝严、聂运平贴出大字报《砸烂三家村桃花山分店》，该文指控《质问省委、质问省委工作团》大字报就是"三家村"桃花山分店炮制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代表作。那伙人是一个宗派小集团，他们当中有的是大掌柜、二掌柜，有的是狗头军师、摇羽扇的人物，也有的是伙计、喽罗。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一伙就是一群乱七八糟的乌合之众，他们当中有的是国民党反动军官的狗崽子，有的是富农的狗崽子，有的是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有的是思想一贯反动的右派学生，有的是削尖脑袋钻进团内的政治投机分子，等等。
这张"揭老底"的大字报问世之后，无独有偶，好些"揭老底"的大字报也如雨后毒蕈一般冒了出来。高一（5）班吕连生、关桂官等五人也在办公楼前的大字报栏贴出"揭老底"大字报，指控韩继明是黑帮的狗崽子，甚父韩洞国是中医学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头子，其母吴××也是罗湘的亲信、黑帮分子。韩继明在运动初期充当死硬的罗湘、蓝峰
"保皇派"，当罗湘、其母吴××、其父韩洞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暴露后，他一反常态，不去革他黑帮的爹娘的命，竟然煽动一批不明真相的同学跑到闽江日报社去无理取闹，制造事端，并且还别有用心地贴出《〈闽江日报〉有鬼！》的大字报，名为指责闽江日报，实际上是把矛头对准省委，以发泄其对党对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为其被打倒的黑帮爹娘哀鸣。
八月五日，我们学校师生员工集中在师院物理系大礼堂里，听取中央首长7月29日关于撤销工作组的讲话录音。首先是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宣读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以后，扩音器里又传来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录音：
"我本应站着讲，但是大家都坐着，和大家一样平等，坐着。
"同志们，我以中央工作者的名义讲几句话。现在市委宣布从大中学校撤销工作组，首先声明一点这是根据中央意见办的。……现在市委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撤销工作组，这是因为经验证明，工作组的形式不适合于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形势要求，必须加以改革。……"
我在笔记本上沙沙沙地做着记录，周恩来同志也讲话说："……正如刚才小平同志所说的运动起来两个月了，有些曲折，就是开始轰轰烈烈的，中间冷冷清清，也有些地方机关学校搞歪了，出现了群众斗群众，我们现在又在转，又出现了新的高潮，为什么出现曲折呢？首先我们做领导的中央同志不可能都在下边，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就是对革命群众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估计不足。第二点就是对群众解决问题的认识上的错误……"
最后一个讲话的是刘少奇同志，他也道："我同意刚才小平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我也是中央工作人员之一，党中央包括我在内热烈支持北京高等学校、中等学校革命师生员工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是党中央的总方针，必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到底怎样进行，你们不太清楚，问我们革命怎样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许多同志也不晓得，主要靠你们革，这要靠你们各校广大革命师生在革命实践中学会革命……过去派工作组，刚才雪峰同志、小平同志，周恩来同志都讲了，是中央决定的，现在根据运动的经验，派工作组这种方式是不适于当前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全国工作组，如果你们让他们走，就走；不让走，你们还有意见可以批评，尽你们批评，批评够了，他们向你们做检讨了，你们觉得可以放他们走了，再放他们走。走了以后你们觉得还要他们回来，他们就回来。……"
中央首长的讲话录音我们从下午二点半一直听到天黑下来才结束，尽管马拉松式的报告使我们长时间坐着感到腰酸腿麻，然而，今天的报告是很值得一听的，这是北京的最新声音，使我们精神为之振奋。
次日，在校园里贴出了一批拥护党中央关于撤销全国大中专学校工作组、工作队的决定，以及反对工作组、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
高三（1）班刘奇、王忠贵、许力达、周彬等九位同学又联名贴出题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定》的大字报，该文首先表态对中央首长7.29讲话和党中央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的坚决拥护、热烈支持，然后笔锋一转，就指责省委工作组来我校后俨然以救世主自居，高高在上地指手划脚，对蓬蓬勃勃的群众运动进行压制，充当"消防队"，企图将毛主席点燃的我校文化大革命烈火扑灭下去。工作组不断制定种种清规戒律，条条框框，不是搞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他们还贴出"通告"说什么凡是要出校门口的人（包括外出游泳的同学）都要有三人小组的证明条才能出门，外校的人到我校必须持有介绍信才能进来，到我校开座谈会的也要有介绍信云云。尤其使人愤慨的是，他们竟然籍此为借口，阻挠师院政教系的学生来我校张贴"倡议书"，并且，还唆使一部分同学围攻这几个政教系的学生，甚至，明目张胆地撕毁政教系的"倡议书"，肆无忌惮地践踏毛主席赋予我们的四大权力。此外，他们又围攻了艺术系来我校的几个学生，制造种种事端，千方百计地打击、压制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要把我们这些敢于写省委、写省委工作团大字报的同学打成"右派"、"反革命"，置于死地而后快。工作组在我校的几十天里，他们重蹈罗湘、蓝峰的覆辙，对革命群众大打出手，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他们必须向我校革命师生做深刻的检查。
高三（4）班陈希琪、何贵旺和高二（5）班的魏举也在办公楼的大墙上贴出一张顶天立地式的大字报《工作组疯狂破坏我校文化大革命罪责难逃》。高三（3）班鲁禺一个人刷出一张大字报《大字报》，这是一张文章不像文章、标语仗不像标语仗的不伦不类的大字报，道："工作组是镇压我校革命群众运动的刽子手！工作组是扑灭我校文化大革命烈火的'消防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郭洪和蓝峰是一丘之貉，是一根藤上的两毒瓜！郭洪，你知罪否？不知罪，就砸烂你的狗头也！把郭洪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勒令郭洪低头认罪，向全校校师生做深刻的检查！工作组，卷你们的铺盖滚回去吧！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撤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
有一位初三的小子许藩藩更是胆大包天，居然贴出一张漫画，题名为：《送瘟神》。这张漫画画的是一个丑老头，长衫上别着"工作组"字样的标签，他人立在旱船中央，一支燃着的蜡烛倾倒了，人连船都燎着火，形态狼狈不堪。
过了一天，又出现鱼鳞天，各种不同观点的大字报如唐古拉山温泉一般淙淙地涌了出来。高三（3）班的刘魁又独自一人贴出《我校工作组的成绩是不容抹杀的》大字报。高二（1）班金从栋、黄大勇等人也贴出大字报《我们对工作组的看法》说，邓小平总书记7月29日讲话中说，"工作组有的是好的，有的是比较好的，但犯有这样那样错误，有的是犯有严重错误……"我们的看法我校工作组是属于第二类，是比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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