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反对一切形式的杀戮"，"任何人都无权在人道的名义下杀人"，……这是刘继明在科索沃问题上的立场。我们为此激烈地争论。
我不相信正义、真理、勇气、仁慈等等这些人类呼唤的本性可以天然地掌握人的命运，我不相信权利、力量、雄心会和良心、美德、仁爱天然地结合在一起。我看到的是人类以背弃未来的方式走向未来，以违背本性的方式走向本性。不平、不公永远是人类生活的主要背景。所以我说：公义需要以不公义来审判，公义需要以不公义来维护。这就是人类生活中手段和目的的悖论。
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对社会公义是没有信念的，而刘继明他似乎对此有着一种先天的信心。悲悯、仁慈、拯救……是他的中心词汇，这样的词我在和他同龄的作家那里几乎是听不到的。难怪已故知名编辑家周介人先生称他的小说为文化关怀小说，在这个地方，他的小说具有无可辩驳的人文关怀的力量。从他早期的小说到最近的一系列小说，他的终极出发点都是对人的人道主义的悲悯，有的时候看上去，他的小说似乎非常阴暗，写的是人性的残缺形式，写的是美的失落，人的本性的缺失，似乎他正以相反的形式走在他的关怀的反面，但是，在本质上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的思想成熟期是80年代，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古典人文主义思想背景在他的小说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人道成了他衡量一切的尺度。
刘继明是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者，但是绝对的人道主义者也同时必然是软弱和虚妄的，我们看到太多人道主义者在非人道境遇面前的手足无措。他们失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人道主义是一个悖论，人道主义本身并没有反对非人道的能力，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者在面对一个持刀杀人的歹徒时，他的人道主义信念不是加强了他抵抗歹徒的信念和勇气，而是妨碍了他以暴易暴，拿起武器和歹徒搏斗，用毫无力量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歹徒手中的尖刀对抗的结局只有向非人道妥协，不管主观上如何，最后的结局必然如此。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信念，只有在大家都认可人道主义时才能成为力量，而面临非人道时它就毫无力量，比较而言，它较非人道主义恶行要软弱得多。所以我对人道主义者保持万分地敬意的同事也万分地为一个绝对人道主义者感到可惜。面对恶势力的歹行他们剩下的除了空洞的人道主义说词，就什么也没有了。在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像刘继明式的绝对人道主义者生存的环境。因而绝对的人道主义必然给我们带来的是负效应，它成了容忍和接受恶的思想温床。人道主义因为必须"被施与"因而也成了等待主义的代名词，人道主义者只有等待高等级阶级良心的突然发现，它成了祈祷施舍的托辞。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以"分享艰难"著称的武汉的另一位小说家。这位小说家在"分享艰难"之后，又写了《生命是劳动和仁慈》。"生命是劳动和仁慈"这是多么美好而让人心动的词汇啊，然而这样的词汇对谁有意义呢？在一个人人劳动，人人都认可仁慈的平等的成熟形态的社会里它是积极的，但是在一个另外的社会，它则成了不平等的帮凶。被剥削者的劳动是他自己的敌人，他越是勤劳地劳动，他就越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成了剥削者最好的合作者――也就是说他越发地丧失了为自己的可能而成了一个完全的为他的工具（他成了剥削者剥削的工具），在这种情形下他劳动得越多就丧失得越多。因此在不平等形态中的低等级者，他的任务就不是维持劳动的存在，而是相反消灭劳动的固有形式，这才是他们的历史使命。这个时候谁能谈仁慈，向谁索求这种仁慈？低等级者除了奴颜卑膝地企求高等级者的仁慈之外还有一条路，就是消灭高等级者存在的前提――低等级者的劳动――自己给自己仁慈。
很明显，刘继明的小说写作在立场上和上述小说家是不同的，但是，在大多数的时候，他们的呼声在效果上的确又是一致的。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这个时代写作的精神资源到底应当是什么？
鲁迅，由此我想到，鲁迅是多么地不容易。他从来不寄希望于所谓的仁慈和人道。他对高等级者是绝望了的，他从来不对施舍感兴趣。人道――在一个不仁慈、不公义的社会，他只是弱势力量摇尾乞怜的托辞，只是强势力量假仁假慈的幌子，有的时候甚至，他们连这个幌子都不要，当年人道主义争论被迫终止就是一个证明。鲁迅说：
"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企求……
"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说得多好。鲁迅，他是什么也不希望的，他绝不寄希望于布施，而只是给那些"自居于布施之上者"以烦腻、疑心和憎恶。鲁迅是最决绝的，他说：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
这是一种最坚定的姿态，从绝望开始，到绝望结束，将黑暗和虚无看成是唯一的实有。与其彷徨于明暗之间不如在黑暗中沉没，与其给自己和别人以虚妄的希望，不如连这希望也从他那里拿走，既然杀戮是必然的命运就不如教他对着杀戮伸出头颅，就让他在这杀戮中死掉，就让他在这被杀戮中体验沉酣的大欢喜……
最重要的是，鲁迅，他从来不将自己当成布施者。他说："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他不做别人的精神牧师，他知道自己过于黑暗，将在黑暗中彷徨于无地，也将在黑暗中沉没，所以他的抗争才能决绝，他甚至知道自己走在歧路与穷途上也不担心，而是愿意就在在歧路上死掉或者在荆棘里走走。
鲁迅说他自己曾在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之间徘徊过，最终，他选择了后者，因而他成了一个绝对的个性（个体）主义者，一个绝对的自由主义者，鲁迅的选择在今天依然有存在的理由，而且是更充分的理由，与其用一个虚妄的人道主义理念来蒙蔽自己，不如，做一个彻头彻尾的个性主义者，来点"任个人而排众数"，来点鲁迅式的
"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斥，──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
这是世纪末，是考验我们绝望的能力的时候，而不是考验我们希望的能力的时候；这是世纪的黄昏，是考验我们在太阳西下的时候与黑暗一同沉没的能力，而不是考验我们迎接黎明的能力；黄昏时刻的写作者，要么成为无所不能的预言家，要么成为什么不能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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