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继明在他最近完成的一篇随笔中说："在武汉生活了十多年，我仍然无法将自己作为主人融进这座城市的血液中去，缺少一般人对居住的城市应有的那种亲近感，始终把自己看做一个
' 外乡人 '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郊区的农民，与这座城市互相排斥、互相拒绝，彼此视对方为 ' 异己 ' 。有时从睡梦中醒来，环顾黑沉沉的四壁和窗外这座庞然大物一般的城市喧嚣不堪的市声，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身居何处。"
这个感觉是一种悲哀，还是一种幸运。我们当悲哀于一个人在一座城市的孤立，还是当感动于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的特立独行，庆幸这个城市在闻一多、黄侃、陈千帆等作家学者被放逐多年之后，依然诞生了他自己的敌对形式？
刘继明和这个城市是敌对的，他和他周边的环境格格不入。当他以一副昏昏欲睡的姿态出现在我的面前时，当他默默地坐在我的客厅里，一支又一支地抽烟，他蓬乱的头发，凌乱的衣角，凝重的神情会使我陷入惶惑。我会问自己：这个人，他来自哪里？如今他又在何方？我难道是和一个真实的他在一起吗？我分明感到他并不真正地居住在这个城市中，他在精神上和这个城市的联系是极端地脆弱的，他是个异乡人，他明明坐在我的客厅里而我却常常感到他和我其实离开得很远，在他的凝视中，一切都蜕化成这个城市的某个午后的物质性背景，在冬天清冷的阳光中睡着了的背景，而他这个居住在武汉近10年的人却在某个我很难抵达的远处，他依然在观望这个城市。
他似乎有两种存在，有的时候他是理想主义者，有到时候他是悲观主义者。
当他面对文学，他会变得滔滔不绝，他枯瘦的手指会禁不住地颤抖，这个时候，仁慈、悲悯、彼岸……这些词会在他的语言中奕奕闪光。他说：
"理想主义作为一种精神趋向，总是以高蹈的姿态超拔于现实秩序的原则之上，并对其提出种种批判或吁求，这决定了它和现实之间无法调和关系，理想主义者顺理成章地成了这种紧张关系的牺牲品……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无需人为其辩护的。因为他既然将自己置身到这一立场上来，就表明他必须像理想主义一样，在现实中承受哪怕是误解、嘲弄、谩骂的压力……
"真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应该始终面对自己的内心……"
他说。"如果理想主义者受到攻击的原因并非因为他信奉的理想本身，而仅仅是因为他自己无法身体力行的话，这表明他自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选择理想主义的，而非
以 ' 超人 ' 或上帝的身份。在现实生活中普通人可称之为理想而无法企及的事物，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理想主义者先期到达。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同他一道沿着这一理想的路标，去努力接近它，抵达它。"
"守护和张扬的是一种内心的高地。"这是刘继明生活的最真切的写照：他的真实的生活是多么地简单，除了偶尔的打牌，他没有其他任何娱乐，生活给予他的是什么呢？他的个人生活简单到了极限，一个人的午餐，一个人的散步，一个人的夜晚，有时候是他80岁的老母，坐在他的家里，灰色调的地面，灰色调的门窗，清冷的节能灯的光线，而墙上是他的妻子正从遗像中凝视着人世，那个满头青丝，长发披肩的女孩，那个有着明亮的眼睛和青春的额头的女孩，她竟然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带着他的爱情她此刻是在另一个世界。爱情竟然是一样可以被人带走的东西。什么人可以将爱情永远带在身上，在什么人的行囊里，我们会看到爱情？这样的人，他在上帝的心目中有什么不一样的标志吗？
生活对于他来说是一项使命，仿佛需要用全部的精力他才能完成这项任务。存留自己──有时候，是一项繁重的任务。他的疲倦的神色，给人一种感觉，他是多么地力不从心啊，他和他的生活处于敌对之中吗？他和想象的距离近，而和现实的距离远。刘继明，此时此刻什么样的词汇可以毫无不妥地用在他的身上呢？他，神色疲惫，表情倦怠地出现在我的印象中，和着他白皙瘦弱的手，仿佛舞台上的聚光灯，将他击碎了。这个时候他成了一个标准的悲观主义者。电话那一头的他永远是有气无力的，声音遥远而空旷，让人无法琢磨，那个在电话中说话的人仿佛来自地狱。他常常说："啊！有什么意思？毫无意思啊！"
一半的时候他是颓废主义者而另一半的时候他是颓废主义的对立物，我有时候弄不明白，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统一在一个人的身体之中会对他的身体构成怎样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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