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稚不知道，就在这同一时刻，学生会办公室其实也正在进行一场并不轻松的争论。争论的双方是高安和萧木。
萧木提出，学生会必须立即出来接管罢课领导权。这样做的理由是：第一，可以使这次罢课在组织上合法化，有利于保护罢课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尤其是李冬军和吴绍中；第二，可以把握罢课方向，强化罢课纪律，防止出现偏差和过激行为；第三，适当的时候可以认为已经达到部分目标而宣布复课；第四，有利于树立学生会的形象。
高安对此不同意，他振振有词说："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学生会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冲动。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在校党委一边，任何人不得代表学生会擅自表态！"
萧木还是想进一步陈述厉害，但却被高安武断地阻止了。萧木脸色铁青，讲话的声音都变了调，他说："说到底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你！也用不着说什么保持一致的大道理，心里想什么谁都明白又不是傻瓜。但我要严肃地告诉你，你将毁掉学生会毁掉参与罢课的同学，一旦出现失控或陷入旷日持久的僵局难逃其咎你！明儿个我就参加罢课提出民主选举学生会的要求。'民主'这个词儿绝对把学生们鼓得一蹦一蹦的，别说没给你指过明路到时！……我就纳闷儿，长一脑袋就不会主动为党分忧，整个一木偶跳来蹦去指手划脚煞有介事其实除了听别的功能什么也没有！惨不惨哪活的？！"说罢，就摔门而去。
再看高安，就脸色煞白，嘴唇青紫。好象被人掘了祖坟，又象被人扒了衣裤。羞愤难当，几乎就要背过气去。
萧木没有象他说的那样，指使学生们再打出一面"民主"的旗帜。但是，他担心的僵持局面却出现了。罢课已经持续了五天，上级还是没有答复。平时，"上级"显得特别密，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有"上级"站在你面前表示祝贺或关怀。而一旦真得需要他时，千呼万唤，依然是琵琶遮面。可见如果当真要精兵简政呢，也用不着裁员呀分流呀，只需经常不断地报忧就可以了。学校听不到上级的声音，自然拿不出新的意见可供"交流"，也就无话可对了。他们也属于只具备听的功能，而不会主动替党分忧的那一拨儿。
如果说校领导这几天什么也没干，那就是天大的冤枉了。至少他们把各个食堂的负责人叫到了一处，下达了限期整改的死命令。这几天的伙食果然就好了起来，岂止是好，简直是好得过份了。
罢课学生的情绪也发生了一些波动。他们原本就缺乏坚定的信念，这跟打日本鬼子不一样，那会儿是怀了一颗保家卫国的心，不把最后一个小鬼子赶出去是决不罢休的。而这事儿再怎么说，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经过几天的静寂，该刷的标语是已经刷了，该喊的口号也都喊了；不上课的清福也享用了，咋咋唬唬的瘾也过了，就觉得无事可做。百无聊赖的情绪就滋长，有人甚至开始怀念在课堂上传递纸条的乐趣。这时，一些人就提出上街游行，用更加剧烈的行动重新鼓起同学们的热情。正象一个吸毒的人，按过去的剂量已经引不起兴奋，就必须加大药量，才能使他们的双眼重新焕发光彩。
蔡闽义所在的班级也参加了罢课，但他牢记住高安的要求，没有直接参与。私下里他也没有闲着，他发挥了自己的专长，通过写信把中川大学罢课的消息传递到祖国的四面八方。
蔡闽义是学生会生活部长，但从外表看，却总叫人以为他应该是生产队长的。他长年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裤褂，泛黄的条格衬衫死死地箍在细长的脖子上。衬衫的两只领子始终是处于赌气的状态，其中一只要么竖在外面趾高气扬沾沾自喜，要么就藏在里面低眉顺眼表示臣服。上衣口袋里永远是有两只金属笔挂的，就象一对形影不离的双胞胎，无时无刻不在窃窃私语，策划着一些重大的阴谋。他的眼镜与他的脸比起来，就显得太大太重。镜腿和镜架是已经折断的，用伤湿止疼膏缠着，使他的鼻梁和太阳穴处就各有一片如舞台上小丑那样的白粉。他的鼻梁埋伏在面颊的里面，外表是看不出来的。眼镜滑下来时，就顺势把鼻孔夹得很扁。他必须经常腾出一根食指，让不自觉的眼镜回到它应该呆的位置。
蔡闽义此生最大的爱好，也可以说最好的品德，是写信成癖。这可不单单是说他与高中、初中及至小学的同学一直保持着通讯联系，不！他通信的范围广泛得叫人难以置信。这么说罢，凡是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作品时注明了作者地址的人，不久就会收到他的来信。特别是那些已经出名或正在出名的作家，不妨仔细回想一下，1980年前后是不是有位叫蔡闽义的大学生诚恳地向您求教过？他的桌斗里积累了满满三大本通讯地址，越到后来，从中查找某个地址的难度也就越大。为了表彰他这一嗜好，同学们就送他一个雅称，叫"通讯录"。
写出去的信多了，难免就有陌生人的复信返回来。他就把它们小心翼翼地同信封别在了一起，装订成册。不时拿出来翻读，扒拉着从中找出最后一滴人生的意义。有时与同学争论起来，这些信件就成了支持自己观点的最坚强的佐证。人家的文章毕竟是上过报纸的，比起这帮乳臭未干的大学生来，自然高明、精辟了许多，那是权威呀！白纸黑字写的，你不服能行么？对手们往往就此缄口，灰溜溜地躲到一旁，或去反省或去生气。这是蔡闽义的杀手锏，屡试不爽的。
他喜好抬杠的名声也就不胫而走了。女同学们心地善良，认为"通讯录"这外号是太损了，一点儿也不含畜，容易挫伤蔡闽义追求真理的积极性，就不忍心叫。她们背地里委婉地叫他"猪拱菜"。
蔡闽义象一架被强大电流激活的写信机器，不厌其烦地向外界通报了中川大学罢课的消息。这些信件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写给他认为应该知道这件事、知道也就罢了的人。象他的父母兄姐、儿时伙伴、小学同学等等；第二类是他认为应该知道此事，知道后应该表示关注的人。比如高中同学，过去的老师以及经常探讨重大问题的信友；第三类是他认为应该知道，知道了就该有所行动的人，比如各个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
曹岚的哥哥就从一大堆自然来稿中发现了蔡闽义的信。乍一看到中川大学的信封，就以为是妹妹的来信，打开后就知道那里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他向主编要任务，主编说这类事件太敏感，不好参与吧。他就说主要是想借机去探望妹妹。主编说那好吧，给你一个机会但别给我惹麻烦。
曹记者首先就从妹妹的口中了解了事情的大概经过，其中有一些与蔡闽义信中的描述有较大出入。比如信中说川娃被乱棒打死了，而事实是川娃仅仅被打成轻度脑震荡；再比如信中说全校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员工罢工，而实际上只有某些班级的学生罢课。曹记者起初还挺抱怨妹妹向他隐瞒了情况，他说，我这次来只是走走看看，并不真的就写文章发表，你也不必打掩护。曹岚就气恼地说，你连自己的妹妹都不相信，却要去信别人。我去找这个蔡什么义。
江虹在一旁听到，就插言问："是不是蔡闽义？"
"对对！怎么，你认识他？"
"他也是学生会委员，生活部长。他的话怎么能全信呢？特别是他写信时临场发挥的成份更多。"
江虹对曹岚的哥哥一直是暗存感激的。此番重新见面，话也显得多了。她对蔡闽义担任生活部长从一开始就心存异议，这块领域原本可是属于她的，如今被一位邋里邋蹋的家伙抢了去，真是给学生会丢尽了脸面。因此，对他就不会有什么赞美之词。
说到学生会，曹记者就饶有兴致地问："那么学生会的态度是怎样的？"
"我们学生会在这件事上当然要旗帜鲜明地与校党委保持一致！"她对高安的话不仅耳详能熟，而且心领神会。
"学生会是这样表态的么？"
"那倒没有，我们学生会还没有公开表态。这是个大事大非问题，决不能出现一丁点偏差，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江虹一口一个"我们学生会"，是想告诉曹记者，自打他那篇文章见报以后，自己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曹记者又笑问："假如校党委一直没有明确指示，你们……你也是学生会委员吧？"看到江虹略一点头，接道："……你们学生会是不是准备就这样一直沉默下去呢？"
"那当然！这有什么不对吗？不过，哪能总没个结果呢？"
曹记者就不再多说，提出来要与学生会领导和罢课领袖们谈谈。曹岚当时就反对，她说："算了吧你！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添乱。学生们正在蕴酿上街游行呢，你一去肯定会使他们受到鼓励的！"
"我只是客观了解情况，又不带什么观点。"
"那也不行，你老实呆着！你一来准给我们带来麻烦……"说到此，曹岚就知道自己失口，望了江虹一眼止住了。江虹心里很不受用，最初的热情也化作怨怒，白了曹岚一眼，就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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