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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述要求，在中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国土整治要和管理总需求的目标结合起来。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产业的合理布局问题，城市和农村的合理规模和分布问题，要在全国一盘棋的总体考虑下认真加以统筹规划。尤其是各种重要的公共设施的布局问题，更要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全面统筹规划。
二、关于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和防灾减灾问题，必须立足于中国劳动力丰富的国情，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在广大的农村落后地区和山区，着重广泛地推行和安排劳动密集型的项目。
三、即是说，相当大一部分国土整治项目，要与农村丰富的劳动力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基本资料总需求管理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农村问题，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所谓农村问题，在中国，集中反映出来的，就是贫穷和落后的问题。而这贫穷与落后，植根于有九亿人口的中国农民板块上，益显出其缠绵难解。这里说九亿农民，实际上是不准确的，这主要是中国的户藉制度造成的，它把户口在农村的都统计为农民。这是不对的，实际上中国以农业为生的人口可能在六、七亿左右。当然，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
这个问题，首先是历史造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从国民党政府手中继承下来的就是一个全面崩溃的经济。全国解放以后，为了迅速增强国力，实现工业化，通过赋税、统购统销、剪刀差的办法，从农民那里拿走了很多。
这一过程大致相当于资本主义初期的原始积累。应该说，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没有这个原始积累，我们国家的迅速工业化就是不可能的。所以毛泽东就说，我们欠了农民一笔账。当然，没有打欠条，而且直到他老人家去世为止，国家也没有这个偿还能力。
但这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国家普遍受惠的，我们都应该认这个帐。在经济发展到许多市场产业的供给都过剩的时候，我们则应该着手还这个帐。
最近，国家加大了扶贫投入，这是非常正确的。在现代经济社会里，国家不会因为扶贫而变穷，而是相反，会因为大力扶贫而变得更加富裕繁荣。这是经济辩证法的真理。
在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方面，引进资金直接进入农业当然最好。但最现实的抉择是政府财政支出直接投入农村，计划的其它方面的资金空缺则争取由外资填补。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事业。大致可分为水利建设，耕地改良和开发，及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把农村基础建设事业作为第四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由政府来加以管理和调控，这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的国情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人口多，底子薄。
这个人口多，多就多在农村，底子薄，薄也薄在农村。在中国农村中居住的人口有9亿，其中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应该有4个亿左右。其中经商和务工的劳动人口估计有1亿多一点（当然是低水平的农村经商，即以经商收入为其主要生活来源的小商小贩），而在中国农业这样的生产技术水平下，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人口有1亿人足够了。因此，有近2亿居住在农村的劳动人口是剩余劳动力，但不得已仍挤在农村务农，从而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生产手段极端落后，城乡差别巨大。
毛泽东曾经把农村比作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不幸的是，这仍然是大部份农村尤其是内地农村的现实写照。20世纪现代经济在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带的迅速发展，似乎并没有给中国农村带来更大的变化，耕牛翻耕和人力收种仍然是大多数农村的主要生产手段，一家一户的生产仍然是大多数农村的生产组织形式。人们往往把这种状况的存续归结为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低下。这是不公平的。原因在于：
第一，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劳动力应该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如果是这种状况，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有权自由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如果是这样，如果城市的劳动力市场真能成为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现代经济发展带来的任何城市居民的收入增加都将被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拉下来一大截，或者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任何好处都将被涌入城市的大批无业游民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所抵消，经济将得不到迅速和健康的发展，从而也不可能有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而很可能是上述劳动力市场的恶性竞争与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存在的局面。为了避免上述局面的出现，国家采取了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措施。这实际上是剥夺了农村劳动力迁移和选择居住地的自由，剥夺了农村劳动力的职业选择自由，从而违背了经济自由的原则。因此，城市居民迅速增长的收入水平并不是十分理直气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的干预，几亿农村劳动力作出重大牺牲的结果。
第二，这样我国本来有限的农业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由于众多的劳动人口的长期滞留农村而显得更加突出。长期处于有限的产出和低的生活水平带来的只能是贫穷、落后甚至是愚昧。这往往使得农村人口有着更高的增长率，因为人们要"养儿防老"。
第三，政府投资方向的长期错位使得上述问题更加严重。中国是一个有12亿人口的大国，吃饭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现代中国要是发生大规模的粮食短缺的情况，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然而，先是优先发展工业的指导方针，后是在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旗帜下，对农村经济的重大投入始终被忽视，被置于次要的位置，而把大量的资金用去搞直接经济效益好的产业而实质是重复和低水平建设而最终浪费掉了。
中国经济存在有着如此拥挤的劳动人口的农村经济这样一个大板块，就使中国经济具有与它国不同的经济特点，中国的市场机制的实现形式也必然具有与他国不同的特点。因而中国的经济运行也必然有着与他国经济运行不同的特点，从而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必然具有与它国不同的特点，进而中国的政府通过第四产业管理和调控经济使之正常运行和发展也必然有着与他国不同的特点。
农村今天的状况的存在，固然有它的历史原因，然而也是和人们对中国农村经济相对于国民经济全局真正地位和影响认识不清分不开的。人们更多地把中国的农村经济相当绝对地看作是一个包袱，一个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制约因素，而很少看到中国农村经济存在对国民经济全局的重要的和积极的作用。
无疑，中国农村经济对国民经济全局是有很大影响的，而且是可以有很大的积极的影响的。
农业问题始终是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远非是一个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而是在相当大程度上尚处于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中。而且这种情况还可能持续好多年。所以，不能企望单纯用市场机制的方法来导向农业，因为其它产业由于其生产手段、技术条件和产品形式的原因，还由于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原因，在市场竞争中相比较而具有更大的优势。放任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先要经历一段时间的农业生产萎缩然后才会有发展，这是市场机制作用的必然过程。
然而中国的人口规模决定了它经受不起这样的波动过程。因而必须将它作为第四产业的一个重要生产部门来管理。即国家持续的大幅度的增大对农村的投入，主要是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籍以：一、求得农业生产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农业产出的稳定性；二、农村人口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以此作为管理总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以保证我国基本资料生产和分配逐渐建立起来一个合理的和完善的机制。
那么，是不是就不存在第一产业了呢？这也不尽然，仍然存在第一产业，第一产业的农业部门仍然是市场经济范畴的生产部门。第一产业的生产、消费和交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由政府直接管理和调控的第四产业在农村中的部分，主要不是传统农业产出，而是主要农村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当然要增加农业产出，但这增加的产出首先是农民的，从而也是社会的。
而在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不仅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没有资金从事非常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地方政府也同样没有这个资金能力进行非常必要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当然也有这种情况，地方政府有一点资金就盯住二、三产业，而不顾当地的和市场的具体情况，结果搞些低水平和重复建设的产业，有一点钱也打水漂了。
总之，农村的水利设施，包括水库、灌溉系统、提灌设施；农田建设；交通建设，包括公路和乡村道路；文教建设，主要是学校等设施建设；还有植树造林和植被保护等等。都应该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有计划进行农村公共投资的重点。不要再搞什么摊派工，义务工等让农民无偿付出的事。虽然也是好事，也有好的社会效果，但其调节经济的社会效果并没有发挥出来。
让农民义务投劳投工，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举，虽然古有秦始皇征发劳役与此类似，但中国共产党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让农民高高兴兴的干，这主要是所干的工程不是长城和阿房宫，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老百姓是实实在在有好处的工程。在八十年代及以前，这种征发劳役搞利民工程的事是有道理的，在大多数场合也许是唯一的，但在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这种无偿征发劳役的事在多数场合不能说是政府唯一的选择，而且末必总是有道理的，一定意义上也许是有害的。
我曾经说过中国有两个大海，一个现代化大生产的大海，一个农民小生产的大海，两个海的差别总起来说就是城乡差别。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是立志要消灭城乡差别的，问题似乎是需要相当的物质基础。就是说，除了要掌握一个消灭城乡差别的时机，也许还有一个消灭城乡差别的方法问题。古人说，因贫致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任何农村，单纯靠发展农业是不能致富的。
大部分已经脱贫致富的农村的经历大致如此。现在大抵两条路，两个法子。一是农民进城务工，一是乡镇企业。两条路都在走，两个法子都在实施，而且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无疑，这两条路还应该继续走下去。但进入九十年代，第三条道路，第三个法子开始展现在人们面前。
第三条道路、第三个方法就是在农村发展第四产业，国家当老板，雇佣农民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度，虽然国家末必就有必要对所有的企业的生产资料拥有直接的所有权，但是土地资源只能是国家拥有所有权是没有疑问的。在这基础上人们只能对土地拥有使用权，农民耕种土地从而对土地拥有的权利，自然人和法人通过转让、交换和购置的所获得的，都只能是土地的使用权。
这和人们通过支付房租获得房屋的使用权没有两样。所以国家出资投入农村搞第四产业，或曰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正是政府代表国家以所有者的身份，管理自己的资产和使自己的资产增值的合理的经济行为。那种认为农村耕地改造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只能是农民自己的事，所以农民理应无偿投工投劳的观点，无疑是不正确的。正如人们租赁房屋，房屋的维修工作自然是房主的，他当然可以委托房客维修，但他应该为此付给房客报酬则是没有疑问的。同样，对一个现代企业来说，对其所拥有的资产进行维护和更新改造，都是所有者的事而不是雇员的事，所需资金无疑应该由所有者提供，而不管这所有者是姓"社"还是姓"资"。雇员当然应为此付出自己的劳动，然而，他同样也应该获得与自己所付出劳动的相当的报酬。由此看来，这是通行于市场经济的法则。我们要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没有理由说这条法则不适用于农村。请反对这条法则适用于农村的人试试动员城里的工薪阶层为他的企业或单位的资产维护经常的无偿的提供劳动吧。恐怕他将会遇上的，不仅仅是法律上的障碍。
那么也许会有一个国家有没有必要拿出那么多资金来投入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国家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对这笔钱的用途似乎应该更有权利。但这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中国有十二亿人口，吃饭的问题是第一大问题。"天有不测之风云"，自然灾害总是周期性的发生的，一旦粮食歉收30％，那会怎么样呢？不幸的是这个世界上饥荒远没有绝迹，远的如非洲早已是饿殍遍野，近的如朝鲜，也要把裤带紧了又紧。中国历史上更不乏粮荒至"米觚万钱"，民至"易子而食"的记载。就是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40岁以上的中国人也是记忆犹新的。
总之，如果我们不搞好我们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提高我们农业生产的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而只一味去搞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也许真有一天，中国会拿着大把票子去换粮食而不可得，只好用龟鳖丸什么的充饥，那时饿饭的决不只是农民。
中国十多亿人，到时候世界上没有谁能救得了这个急的。可见，农业生产决不只是农民的事，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理所当然的是全社会的事，国家理应在这方面投入足够大的财力。搞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倘若最后还要弄出大的灾荒来，怎么也说不过去。
政府在农村地区搞第四产业，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在内地农村贫困地区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一则改善其农业生产条件，二则让当地农民得到务工收入，对其贫困生活不失为一种补助；二是有计划的建立规模性的粮食生产基地，这也可以在贫困地区招募农村劳动力。另外结合国土整治，如植被保护，水土流失治理，也可以大量使用过剩的农村劳动力。象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治理，甚至可以组织几十万上百万的民工常年植树种草，并设专门管理队伍。同时，对于农民自筹资金资金搞的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给予一定的补贴，也是可以非常必要的。
那么，我们现在必须搞清楚的是，以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有没有支持这样规模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土整治的资金能力。这个规模如果假定每年投入1000万农村劳动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多不是常年的，故实际使用的劳力应在2000万人次以上，影响所及的农村人口当在5000万以上），按每人需资金3000元计，加上管理费和生产工具和物资，年约需资金500个亿。这个数字由于规模的扩大和物价变动，5年后也许会超过1000亿。即5年下来，国家累计投资将会接近4000亿。目前需要投资的重点项目很多，很多地方资金吃紧，国家是否有这个财力？
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这样来看。首先我们撇开经济运动的货币形式不谈，用马克思的话说，抽象掉经济运动的货币形式。这样，我们将要考察的就是经济运动的物质形式，即经济学家说的资源的配置问题。通过大规模的投入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就是每年将（还是用上面的假设）500亿以上的资源投入农村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按照经济学者的说法，因为用于经济的资源具有稀缺性，所以如果用在农村了，其它方面其它产业就少了，问题就在于，如何配置才是最有效率的。
有一个答案是现成的，即如果在市场的范围内，按照市场机制的标准来衡量，国家对农村如此大规模的投入显然是最无效率的。因为国家未必能收回投资。通过这样的资源配置增加的农业产出和社会效益也不是直观的，很难具体衡量。但是代表国家的人民政府不应该仅仅站在狭隘的市场立场看问题，而应该以整个社会利益为出发点来看问题。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再来分析这500亿资源的物质构成。这其中将有近400亿以上是人工工资，其余大部份，无非一，较为简单的劳动工具，如锹、钢纤、铁锤、手推车、锄头、竹筐之类；二，运输工具；三，水泥砂石之类材料；四，植树的树苗、草种之类。这里基本上不存在与其它产业争资源的问题。
再来看付给这些农村劳动力的工资将造成的对资源需求构成的情况。由于这些工资的领取者是相对贫困的，因此可以认为他们的消费倾向还处在相当高的阶段，因而大部份收入将用于生活消费。他们会吃好一点，穿好一点。平时馋了隔三岔五能打个牙祭，一年下来能让全家人过年穿一、二身新衣服，能有钱买洗衣粉、肥皂、香皂之类日用品。或者攒点钱买个电视、办点家具，修修房子什么的，城里商店里的家用电器好多，有钱当然想买。当然，他们也可能把钱先投入生产，办农具、买化肥农药，或者发展副业，养猪、喂鸡、养鱼什么的，当然最终还是要用于家庭消费。
我相信，他们不会用这个钱去买进口货，也不会去高消费。
无疑，上述对资源的需求构成，都集中在基本资料生产部门。按我国目前的产业状况来看，除了吃的以外，都存在着不同的生产过剩状况，就是说，现有的生产能力大于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因此，通过投资农村第四产业，将达到两个目的：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在构成上管理总需求。
既然有着这方面的劳动力资源构成和必要的物质构成，而所谓缺乏资金的现象，就只是资金运动与资源运动相脱节在认识上的一种反映。我们有必要纠正的，就是资金运动与资源运动的脱节，而能纠正这种脱节的手段就是政府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而开发农村第四产业的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和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从而扩大粮食、肉蛋、蔬菜、水果的供给。由于农村基础设施的逐步健全，增加的产出除了应付由于开发农村第四产业产生的需求以外应该尚有余裕。特别是低产部份的农田，由于其产量低，增产的余地就更大，因而，投资的边际效率正处在高水平阶段。
一个富裕的社会必须生产出足够的基本资料，象我国目前的家电行业，日用品生产行业，从表面上看似乎有很大部份的生产能力没有能够发挥而处于闲置状态，其实就全社会的真正需求而言，还远远不够。试想如果乡下的农民达到目前城市的收入水平，大多数人都家用电器齐备，每人要有两三件羊毛衫，家具整齐，居室宽敞明亮，使用现代化的农机器具，恐怕是好多企业开足马力也忙不过来。
总的说来，在农村发展第四产业的含义是把我国过剩的劳动力资源转移到短缺的国土资源上，通过着重在于改善土地等自然资源的质以弥补量的不足。使一亩地有两亩的产出，就等于耕地增加了一倍。使城乡具有更优雅宜人的环境，也是一种产出。
同时又将我国现阶段制造业相对过剩的基本资料生产能力引导向基本资料短缺的农村，成为管理总需求的有力手段。
这也可以说是将不能储蓄的劳动力资源物化到象国土资源之类的可储蓄产业，或者同时又是将市场产业中不能储蓄的基本资料物化到可储蓄产业中去，成为国家根本财富的源泉。中国古代社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资源？除了自然资源外，无非是人力和简单的工具而已。然而造出来的可储蓄的产业，如都江堰、万里长城、大运河，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的效益，其价值难以计量。
六 立足农村建立基本资料的保障体制
首先，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必须建立起一个基本资料的保障体制，这个制度应该既保证全体社会成员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又不能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而能否建立起这样一个基本资料的保障体系，关键在于农村。之所以说关键在农村，这是因为：
一、基本资料中的日用品生产和住宅的生产都是现代工业基础上的产业，迅速扩充生产能力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不存在问题。而作为基本资料的农副产品，则是由我国技术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第一产业提供的。而农业生产由于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不可能迅速增加产量。特别是考虑到自然灾害的因素和我国农业经济抗灾能力的现状，更是令人忧心忡忡。而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资料保障制度，农业生产能力的稳步扩大和稳定性的不断增强，都是非常重要的。而这在现有农村经济运行体制下，要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基本资料的生产和供给要有一个具有有效购买力的市场需求，这个有购买能力的市场需求要求不但在总量上而且在构成上都必须与计划中不断增长的基本资料的供给相适应。换言之，基本资料的供给不仅是为三亿城市居民而且还是为九亿农村人口提供的，我们必须使九亿农村人口具有与之相适应购买能力。而使这九亿人的群体具有相应的购买能力，可以说在我国现行的农村经济机制的框架里是无法得到解决的。
三、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基本资料的供给，没有九亿农村人口迅速形成的购买能力造成的有效需求，是不可能达到完善的基本资料保障制度所需要的生产水平和能力的。面对萎缩的农村市场，任何经济形态的生产者都不可能有迅速扩充基本生产资料生产的动力，因为生产过剩造成的萧条（不管是对个别生产者还是对整个经济而言）是谁都不愿意体验的。我们不能考虑通过扩大出口和城市消费来扩充我国的基本资料的生产，以待农村有效需求的产生。因为基本资料的构成和水平都与出口和城市消费不同，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肯定根本不会有农村有效需求的迅速产生。
如何使农村居民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其收入有一个迅速的大的增长，便是基本资料保障制度能否建立和正常运行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能否长期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的关键。为此，我们应该把农村经济的相当大一个领域作为第四产业来进行管理：
一、水利建设。大的水利项目如三峡工程，是国家管理总需求的重要投资方向，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好的第四产业。只要条件可能，象西线南水北调工程，都应该迅速上马。中国发展经济的一个优越性就是国土面积大，国家发展第四产业不愁找不到用武之地。其它各地的水利建设，在内地经济落后地区，要特别注意安排劳动密集型的项目，好好组织劳动力的调配，使农村人口有一个增加收入的机会。而如果采取农民投义务工或摊派工而不是付现金报酬的办法，就失去了管理总需求的意义。结果是农民继续穷，工商销售不畅，日子也不会好过。实在财政困难，也应该采取保险积累的办法，即付给农民一定数量的现金报酬之外的不足部份，记作劳动保险金，农民日后凭以取得养老金。我不相信，十年二十年后，我国的经济还会拿不出这笔钱。这就是所谓以工带赈，但要有计划大规模的搞。一要通过水利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二要通过水利建设真正达到有计划的管理总需求的目的。
二、农田改造、耕地开发和保护。这方面国家要拿出钱来投入，使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得到最合理的利用。这方面的投入，除了政府补贴的形式以外，还可以是生产贷款的形式。这样，就可以在增产粮食的同时，也达到管理总需求的目的。事实上，作为粮食生产的农业，在任何先进国家都是作为重要产业来保护和管理的。
三、农村基础的生产和生活设施。象自来水、供电、学校，医疗卫生、文化娱乐设施等就属于这一类。这一类要有计划的予以安排，使农村人口能够感受到现代生活的气息。要尽可能的改变农村的居住环境和卫生条件。应该使电视差转台象以前搞农村广播网一样，复盖整个农村地区。
四、尽最大可能利用农村劳动力，对国土进行综合整治。如各地的荒山治理、绿化工程、自然环境改造工程，都应该有计划的迅速付诸实施。这类项目生产手段投入不多，不存在与其它产业争资源的问题，所需要的，就是农村劳动力用以换回基本资料的凭证。
应该让所有的人都有工作可做。为此，我们不应该全盘照搬西方的失业救济金制度和福利制度，师其意可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我们有必要逐步建立起一个健全的基本资料的保障制度。这个基本资料的保障制度的着眼点不应该只放在城市的失业人群和贫困人群。在中国的乡村，有太多的人口，太多的劳动力，他们由于生产手段的落后和生产资料的贫乏，实际上是处于半失业的贫困状态，我们的基本资料的保障制度一定要考虑到他们。其实，越是贫困的地方，需要投资的地方也就越多，投资的边际效率也就越呈递增态势。所以，应该把农村的水利建设、农田改造、道路建设、山林培育、教育设施的建设等列入政府的重点投资方向，由政府为主统一规划实施。要之，这些项目的投入不必过度追求机械化，以组织当地村民为主，投入简单的生产工机具即可。目的在于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使贫困的村民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因此，按照村民的工作投入付给恰当的能调动工作积极性的报酬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沿袭过去征集农民义务工投入的办法则是毫无意义的。
政府使贫困村民通过自己的劳动投入得到这样的劳动报酬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果呢？
首先，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报酬这件事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其次，政府通过这样的投入使社会的分配得到了最适当的调整，从而保证了社会的基本公平以及安定，使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真正实实在在的体现；再其次，通过持续的不断增长的投入，市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将保持在合理的社会经济发展内在所要求的均衡上；最后，政府通过这样的投入获得的社会效益或者是外部经济效益是不可估量的，它将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起着非常良好的稳定作用。
那么，贫困的村民通过这样的基本资料保障制度获得的劳动报酬将会派些什么用场呢？首先，他们需要让自己吃得饱一些，吃得好一些。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社会现在应该而且有可能不让一部分人过饿着肚子的生活；其次，他们会让自己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在好多农村家庭，甚至会把受教育的需要摆在第一位；再其次，他们会让自己穿得暖一点，穿得好一点。他们需要购买一些现代工业文明生产的日用品，他们需要有一台彩电，他们也需要洗衣机、冰箱等家用电器。而这些需要，正是我国有大量闲置生产力的工业部门，这种需求的开发，将使这些工业部门面临极其光明的市场前景。再其次，他们会想办法把自己的住房搞一下，搞得舒适一点。
想象一下这种情景吧，成亿的农村家庭在十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中陆续建造住房造成的巨大的市场需求吧。当然，他们也许会先把钱存起来，或者要购置农机具什么的，使得农业生产水平和产出都有一个大的提高。
实际上，在美欧日等西方国家，从二战以后，就一直投入大笔资金对农业进行补贴。
还值得一提的是盛行西方的福利主义，无论其现在怎样成了西方国家政府的沉重的财政负担，它毕竟使劳动者有着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有效的缓解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劳动人民的有效需求相对缩小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缓解，其结果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毕竟，劳动者生活好过了，资本家有钱赚，没有要命的经济危机了，对大家都是好事一件。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当到了它的基本资料的供给出现买方市场的时候，就有了建立这样的基本资料保障制度的条件了。这在城镇也是一样。城市的市容的整治、环境的美化和保护，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救助，待业人员的培训，都是基本资料保障制度的投入方向。
现在正是建立完善的基本资料生产和保障制度的最佳时机。这是因为，我国的经济从九十年代起，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逐步过渡，开始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即从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转变。目前市场经济领域内的产业，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过剩的状况，都有大量的闲置的生产能力不能发挥出来。表现为买方市场的形成、市场竞争激烈、产品积压、销售不畅、商品存货增加。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农村生产手段落后，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缓慢，农村居民没有足够的购买能力购买极其需要的基本资料。一方面是卖不动，一方面是买不起。这是一对矛盾。而农村居民缺乏有效的购买力这一事实，已经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而通过发展农村第四产业以提高农村居民的有效购买力并从而真正有效的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不容延缓的了。而只有大规模的发展农村第四产业，我们才有可能逐步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基本资料的生产和分配制度。不能说扩大城市规模和发展乡镇企业没有一定的效果，但那是有限的。目前的情况是城市里也有相当多的剩余劳动力，而面临现代经济中的大企业体制，缺乏资金远离城市的广大农村要发展乡镇企业，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住脚，谈何容易。而且其即使搞起企业，也只能是在市场机制的产业领域，在现在我国的产业构成的情况下，很可能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浪费资源。东南沿海乡镇企业的崛起，地理优势和时机因素非常重要，不是可以普遍照搬的。
如果我们现在不通过发展农村第四产业促进基本资料生产的发展，并籍此建立起一个基本资料的保障制度。那我们就只能使我们的产业构成趋向于非基本消费资料，在基本资料生产萎缩的情况下提高非基本消费资料的供给量。高消费的发展资料说起来很激动人心，用起来也很舒服。然而其实质就是画蛋和雕柴的功夫，很难确切的评价其重要与否。这姑且不论，就其产品出路而言，不外扩大城市消费和扩大出口两条道路。你不能对农民说，你为什么不享用用雕柴煮出来的彩蛋呢，因为他可能即使白水鸡蛋也只有半个。你也不可能给农民兄弟提供画蛋和雕柴的服务，因为他为了偿付你的服务，可能连仅有的半个白水鸡蛋也得给你。
假如现在扩大城市消费和扩大出口两条路都走通了。经济以10％的速度递增，经济规模比现在翻了两番，超过了美国，走在了世界前列。而这主要是由4亿城市人口办到的。现在我们有了经济实力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容许我们忘记农民兄弟。是的，是我们为他们作点什么的时候了。
是啊，我们能为他们作点什么呢？如果我们还坚持市场机制的原则，我们就没有什么事可作。因为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农民兄弟还是没有钱来购买我们的商品。也许我们就只能再来一出"陈州放粮"，开仓济贫。即走西方各国政府的老路，向低收入和贫困线以下的劳动者发放救济金。
我们不能无偿的向农民发钱，也不能无偿的向城市失业人群发钱，因为名不正言不顺。如果人们如果不工作也能获得一笔过得去的收入，人们将会丧失工作的积极性和上进心，而且作为福利政策，一旦实施即不容易取消。但如果人们如果是通过参加农村第四产业的开发而付出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至少不会使其它的人丧失工作积极性。国家在人民普遍富裕或必要时可以轻易的缩小或取消农村第四产业的规模，而且在农村第四产业工作的人一旦富裕起来，或者觉得不满意，可以很容易的退出来另谋发展。人们不至于担心象失业救济金制度那样养出一群懒汉。
凯恩斯主义那里有一个充分就业的指标，中国有十二亿人，其中在农村的人口占了九亿，应不应该有这个指标呢？说起农村的就业，人们好象就理不直，气不壮，但是，我们应该把充分就业作为一个目标来争取。只要我们有这个目标，通过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充分就业实际上是基本资料保障制度的一个目标和手段。中国的十二亿人口这个具体国情决定，即使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三十年以后达到美国的两倍，按照同样的劳动生产率计算，也只需要4亿人口。其余八亿人口都可以说是多余的。按照世界上通行的市场的分配机制，也是很难达到一个基本资料较为合理的分配水平的。因为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八亿人不必参加经济活动，然而倘若不参加经济活动其生活来源就没有着落。或者那八亿人按照市场的分配机制都去参与生产，然而这样，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就只能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不能说让这八亿人去作那雕柴和画蛋的工作，因为实际上雕柴和画蛋的工作都包括在四亿人的工作里了。或者一如既往的，一部分人或行业或地区维持较高的生产率从而较高的生活水平，就是我们的城市；一部分人或行业或地区维持较低的生产率从而较低的生活水平，就是我们的农村。或者我们必须以全新的思路另辟解决问题的道路。建立和完善基本资料保障制度或者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条道路。
作为一个目标，基本资料保障制度要达到通过政府经营的第四产业的发展，使全社会的劳动者都能通过自己的劳动付出，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使之成为人们自由发展的基础的目的。
能达到这个目标的第四产业，在城市，就是公共服务业，在农村，就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的公共服务业，诸如维护城市公共卫生，美化城市，维持城市秩序等都是。至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就不再重复了。要之，作为一个重要条件，在这种产业中，劳动力资源是该行业资源构成的主要部分，或者说是绝大部分。高技术高价值的物质资源只占很小的比重。从而不存在与市场产业和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争资源的情况，因而即使是国家通过举债和赤字预算进行此类额外的大规模建设，也不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通过基本资料保障制度得到收入的劳动者，应该是首先需要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低收阶层。从而使通过政府在这里的投入，能够对市场产业的基本资料生产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从而对民间企业产生良好的挤入效应，促进经济的快速的和有效的增长。
这样的基本资料保障制度，与农民进城和乡镇企业加在一起，是三管齐下。在它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应该能在经济快速和有效增长的同时，达到较为普遍的就业水平和较为普遍的富裕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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