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进行的北伐战争，历来是争议比较大的一件事。一个是该不该进
行这场战争，二一个是他战术战略制定是否恰当，这些都是争议的焦点。

　　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诸葛亮的评价是：“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
之干，优於将略。”“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作出这种评价的理由是
“连年动众，未能成功。”也就是说，认为诸葛亮没有能够攻城拔地开疆扩
土，是因为军事上的才能不够。陈寿认为伐魏没有成功是因为：“而时之名
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陈寿对于“成功”的评价标准，是“有
克”，也就是占领敌方领土。对于这个评价，有人认为是陈寿出于私人恩怨
的偏见；有人认为是客观公正的。对于诸葛亮的政治才能，历来是没有任何
争议的，但对于他的军事才能到底如何评价，还是因该客观分析一下当时的
实际情况，再做判断。

　　伐魏的战争该不该进行？其实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都已经说清楚了。
而兵学泰斗克劳塞维茨也提出过同样的观点，他在《战争论》第八篇第五章
中说：“我们设想一个小国同一个兵力占有很大优势的国家发生冲突，而且
这个小国已预见到自己的处境会逐年恶化。如果它不能避免这次战争，那么
它不是必须利用它的处境不太坏的这段时间吗？因此，它只有进攻。”克劳
塞维茨进一步解释这个观点时说：“然而它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进攻本身会给
它带来什么利益（相反，进攻很可能使兵力上的差距变得更大），而是因为
它或者要在不利的时期到来以前完全解决问题，或者要至少暂时取得一些利
益供以后利用。”

　　既然伐魏的战略是正确的，那剩下的只是制定战略目标和确定战争规模
了。蜀魏之间的实力差距非常大，蜀对魏又没有政治优势，诸葛亮的提出
“兴复汉室”的口号在中原地区已经失去了号召力。诸葛亮提出的战略目标
虽然是“还于旧都”，也就是洛阳，但战争本身还是被当成一场有限目标的
局部战争来进行的。诸葛亮能进行的战略选择也是有限的。

　　首先，来分析一下蜀魏之间的地理状况：

　　自从关羽败亡之后，蜀所能利用的战略基地只有汉中。汉中物产丰富，
地形险要，法正曾言汉中战略地位的重要：“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
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
持久之计。”诸葛亮对汉中的战略价值的评估与法正的意见相同，所以以汉
中为屯兵、屯粮的战略基地。从汉中北进必须通过五、六百里的高山险谷，
当时可通谷口虽多，主要有三个方向、五条通道：一个方向是出秦岭入关中，
这有三条通道，即子午道，傥骆道和褒斜道。子午道是秦岭最东的一条通道，
南谷叫午，北谷叫子，从石泉起向北到长安以南百余里止，谷长六百六十里；
傥骆道，南谷叫傥，北谷叫骆。从洋县以北三十里处起向北到周至县西南一
百二十里处止，谷长四百二十里。褒斜道，是秦岭最西的一条通道，南谷叫
褒，北谷叫斜；从褒城北十里起向东北到郿县西南三十里处止，谷长四百七
十里。这条通道还有一条支道，即从中段开始折而向北，可以经散关到达宝
鸡以南。这三条道，谷长路险，均有栈道，行军比较困难。第二个方向由汉
中经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武兴（今陕西略阳），向西北迂回，由祁山
（今陕西礼县东北）出天水（今陕西甘谷东），道路虽远，但行军与运输均
比较便利。第三个方向是由汉中沿沔、汉东下，迂回武关（今陕西商县东南
）、峣关（今陕西商县西北）、蓝田（今陕西蓝田西南），此道较远，且距
魏的腹心之地许、洛太近。在上庸孟达被司马懿击败之后，中间必须攻取的
城池过多，而且风山武当等山大军难以通过。

　　太和二年春，诸葛亮开始了第一次攻魏，出师前，丞相司马魏延建议说：
“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
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
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
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
可定矣。”诸葛亮认为这是危计，说：“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
全必克而无虞。”所以没有采纳魏延的意见。有的军事史学者认为，魏延的
建议是可以利用和改造，而有机会一举平定关中。他们的理由是：“第一次
攻魏前，曹魏对蜀军的进攻缺乏准备；关中兵少将弱，实力空虚，仅有的数
万兵力，分散于关陇各地；且曹魏有东顾之忧，主力不敢大量西调。在魏强
蜀弱的形势下，能够出现如此有利条件，这是非常难得的良机。如采纳和修
正魏延的建议，以主力出陈仓或斜谷，以一部出陇右，以奇兵出子午谷袭击
长安，然后东据潼关，西抚陇右，一举而定秦川，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

　　但是我认为诸葛亮否定魏延的建议，理由是充分的，也是符合实际的。

　　长安给人的印象是城高墙厚，是座坚城，魏延领五千轻装步兵是否能够
攻下，本是值得怀疑。但实际上，当时的长安已经因为多年的战乱而城垣破
败，城防能力并不强，五千精兵攻城的方案是可行的。但自董卓迁都长安之
后，李傕郭汜等相继为乱，当时三辅之地的居民逃入荆州者就达十万余家，
而逃入临近益、凉各郡者更是不计其数。关中膏腴之地因而荒芜，而董卓之
余孽军队，所到寇掠，饱则弃余，些许资储转眼成空，各军因而无敌自破瓦
解流离。建安元年，张济因为关中无粮草而就食南阳，有很长时间关中成为
无民无兵的真空地带。之后曹操又多在关中用兵，时而征张鲁，时而攻马超，
使此地居民更是人心惶惶。所以自汉献帝初平以来至建安二十五年之间，其
中三十年长安附近三辅之地，遍野荒芜，人烟稀少，除军队屯垦或可收粮自
用之外，只有长途运输一途，几乎无粮可因。魏延所说的“横门邸阁与散民
之谷足周食也”是否可行，也是值得怀疑的。孙子曰：“善用兵者，役不再
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
远输则百姓贫。”占领长安之后，既然无法“因粮于敌”就只能从汉中运粮。
而要经过秦岭入关中的三条通道运输粮草是非常困难的，远不能满足蜀军需
要。所以假如大军进驻长安，仅粮草问题就足以使蜀军不战自败。而且克劳
塞维茨说：“是否应该把占领敌人地区作为目标，这主要取决于有无守住这
个地区的希望，或者暂时的占领是否足以抵偿为此而付出的力量。”这两种
条件长安都不具备。再者，长安距离潼关和陇右都比较远，我可以往，敌亦
可以来，这是孙子所谓之“通地”。孙子论“通地”曾曰：“通形者先居高
阳，利粮道以战则利”。所以取长安之前必须先取“高阳”之陇右，以利粮
道，魏延偷袭长安的战略根本不可取。

　　邓艾论陇右战略价值时认为：“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四地，各当有
守。盖各地皆山谷纠纷，山原回绕，人民习尚气力，修战备，好田猎，勤耕
稼，自古为用武之国。诚於此且耕且屯以守以战，东上秦陇，而雍岐之肩背
疏；南下阶成，而梁、益之咽喉壞；西指蔺会而湟河之要领举。”是陇右地
理高阳，在战略上有瞰制之利。这种战略条件邓艾知道，诸葛亮就更该知道。
所以诸葛亮先取祁山的战略，并不象现在普遍认为的那样，是诸葛亮缺少奇
谋，用兵只知正途，而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个最佳战略选择，甚至是唯
一的战略选择。

　　从作战最终结果来看，蜀确立自己的战略地位。刘备死之后，蜀是三国
中最弱小的政权，诸葛亮北伐之前，吴魏都没有明确对蜀的政策。魏还曾对
蜀发动政治攻势，曹丕命司徒华歆等人致书诸葛亮，劝其“举国称藩”。对
魏的主动进攻使吴坚定了联蜀的决心，同时也迫使魏制定了“西守东攻”的
战略方针并延续此方针长达三十多年。北伐虽然没能占领陇右地区，但稳定
了蜀政权，而且在作战中损失不大。除了在首此伐魏中错用了马谡，以至陇
右得而复失之外，诸葛亮在行军组织和掌握战场主动权上都显示了他的军事
才能，魏军不敢与之交战，王双、张郃都是因为追击蜀军而兵败身亡。如果
不是马谡在街亭的失败，可能对诸葛亮有无用兵之才的评价就全无争议了。

　　顺便说个小问题，就是马谡该不该斩？马谡被斩也有很多争议，认为不
该斩的理由多是认为伐魏刚刚开始，正在用人之际，马谡人才难得，杀了太
可惜。或是认为马谡在街亭舍水上山的策略，属于主观自信判断错误，是一
般性指挥失误，兵败被斩，量刑过重。第一种观点没有说到点上，自古以来
没有法度就无法制军，制军是量罪施刑，该不该斩是要看马谡犯了多大罪，
不是仅因为他兵败。诸葛亮治国重视法治。人所共知。他治国有“蜀科（律
）”，治军有军法，其执法的特点是严、明、平。严，是执法如山；明，是
赏罚分明：“平，赏罚均也”。他在《赏罚》篇里着重指出：“赏不可不平，
罚不可不均。”就是说，对功过是非，赏罚轻重要合理。他竭力反对审判量
刑不准，以致“过重罚轻”，或“无罪被辜”，或“有重罪得宽”等“法令
不均”的行为，把它作为考核地主官吏的一条标准。经过量刑定性要准，就
必须在法必依，根据“蜀科”定案。所以关键在于，马谡所犯的罪是不是当
斩？也就是第二点的所说的，马谡的错误属不属于一般性指挥失误？诸葛亮
传中记：“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在诸葛亮自我承担部分
责任的时候说：“臣以弱才，……不能训章明法，（谡）临事而惧，致有街
亭为命之缺。”这里可以看出马谡违抗诸葛亮的正确指挥所以才造成败局。
他被张郃大军吓破了胆，不敢下山据城而妄图依山固守，才被张郃断了水道
打的大败。诸葛亮素来军纪极严，在必须处以斩刑的罪行中曾反复强调“令
不可犯，犯令者斩”。在战争指挥中，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古今中外
的兵法无一例外。所以马谡犯的不是“一般性指挥失误”，而是罪行严重的
“违抗军令”，这是他必斩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他街亭战败后，居然
畏罪潜逃。在《三国志》记向朗被罢官时说：“马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
恨之，罢官还成都。”普通士兵临阵脱逃和退却都是要杀头的，更何况马谡
是先锋大将？所以两罪并罚更是必杀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