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喜欢看跳舞的，追究起来可能是因为小学四年级之前我还一直是学
校歌舞队的中坚成员，后来终于发现我是混在队伍里的舞盲加音乐白痴，被
永远清除了出去——也许就是这种失望和悲愤让我一直以嫉妒的眼光看着跳
舞的人。特别是在广州的迪厅，当性感的女郎放肆地用全部曲线挑动我薄弱
意志的时候，我立刻彻底爱上了这个城市。

　　而在北京我实在没有兴趣离开暖和的屋子去打很远的Taxi看MM们跳舞。
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克制欲望。不过也不是看不到舞蹈。每月总有几天晚
上，在外交部大楼对面的街道上，有一大群中老年人在昏暗的路灯下忘我地
扭着秧歌。

　　我并不是很吃惊，因为我曾经在东北体验过这种令南方年轻人匪夷所思
的舞蹈。那是九五年，我去吉林的一个小城市看一个朋友。我已经记不得那
次我和她发生了什么，但是我难以忘记这样的场景：早晨五点多，几乎全市
的老老少少都赶到公园去锻炼，主要的形式就是扭秧歌。我现在一想到这里
心里就浮现出一个旋转的航拍镜头，“欢乐颂”响起，全城在向中心移动，
一个个喜悦的脸的特写，然后就是集体的卖力的扭动，各种最世俗的颜色组
成的海洋，而作为观察者的我却彻底消失在距离感之中。在我的理解中，这
才是舞蹈的本义：用身体的语言形成不可抗拒的魅力场，在其中忘记一切对
本我的压制。

　　而北京的秧歌，据说是被“文明化”了，在配乐、扮装、形式上做了调
整，演变成“都市秧歌”。于是就变成我们目前在北京街头看到的场景：没
有化装的中老年妇女们拿着绸扇，跟着老头们的重复重复又重复的鼓点不紧
不慢地晃着小步，成了东北大秧歌简陋的DEMO。

　　秧歌曾经是革命的符号。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大量的革命秧歌被创造
出来，形成了所谓“新秧歌运动”，官方认为新秧歌是“动员和教育群众坚
持抗战发展生产的有力武器”。在这种被认为是文艺和人民最好结合的秧歌
剧中，原来的丑角和男女调情的部分被革命的故事取代了，性的戏谑被转化
成革命力比多。人民需要快感。一九四四春天的延安是秧歌的狂欢节。

　　从此秧歌成为民众对革命权力必须的接纳，而且要兴奋地用身体动作和
红色去表达。在张爱玲的小说《秧歌》中，就用隐喻表现出这种兴奋背后的
痛苦：土改之后，为了完成慰问任务，一个并不坏的王同志把劳模金根逼上
了绝路。被征服的村民最终还是扭着秧歌完成了本不可能完成的政治任务。

　　岁月走过，农民和工人一步步地退出了政治历史舞台，秧歌也从政治武
器库回到民间，成为北方都市中老年人娱乐生活的一部分。那缓慢的节奏刚
好适合老人的心跳，循环的鼓点让一切显得规则和安全。他们在街道的灯光
下舞着，丝毫不顾路人的厌倦。我几次走到他们面前，感受这有些古怪的场
景：街道对面就是外资公司聚集的大厦，以及庄严的外交部。而在黑暗中跳
舞的他们，眼里没有纳斯达克，也没有中美撞机，只有秧歌和鼓点。

　　这里的“街道”没有波德莱尔在诗中浪漫性感的所有叙述。在汉语中，
“街道”不但是一个地理名词，更是一个基层群众政治单位：每个市民都会
分属一个街道，甚至是否已婚都要这里确认。对于北京来说，街道秧歌队虽
然噪音不断，但是是安全的，所以被给予特殊的宽容。它没有那种东北“广
场”式舞蹈的狂热，所有的参与者都严格地被容纳在现存的架构中，而且能
让人们产生这样的幻像：这就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市民社会。

　　在外交部的对面街道昏暗的路灯下，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毫无顾忌地扭
着。年轻人不屑地从一旁匆匆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