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年“私有化”报告

中国20年“私有化”报告
特约撰稿员/陈铁源

　　为什么“厉以宁罪该万死！”

　　11月11日，一位名叫“双拼”的网友在《人民日报》网站，贴下了题为《鼓吹私有化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的犯罪！》的文章，其第二句话就是“厉以宁（私有化的鼓吹者）的言行早已触犯了刑法，危害国家安全。”

　　“双拼”介绍自己在深圳一家外资企业工作，“没有丝毫的主人感，连印名片，卖书都要报告经理，这些经理千方百计地讨好老板，对于员工的合理要求根本不批。随便安排员工在周未加班，员工也不敢拒绝，我以前在国有企业工作，在各方面都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一份子，有任何意见可以直接向领导提出。（在外企）每个人的权利都受到了限制……”“双拼”还指出，私有化的悲剧一旦在中国重演，国人将会长期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北约飞机在匈牙利上空天天训练的场面很可能在中国重现。所有旧中国一切悲惨的场面又会在 中国大地随处可见。

　　20年前，如果人们看到这样的言论丝毫不足为奇。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大陆社论常说，“一旦复辟资本主义了，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然而，双拼对私有化如此耸人听闻而又疾言厉色地抨击经济变革中的一种声音，这在眼前的中国应该是不多见的 。

　　中国20年的改革与开放已经把市场经济的理念确立起来。当中国一直在默默无闻地对国有经济私有化的时候，“私有化”仍是中国人比较忌讳的而且很刺耳的东西。不过，双拼的言论也确实反应了大陆在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浮躁而又自相矛盾的心态，在中国大陆非常具有典型意义。他的言辞尚未褪去计划经济的色彩。所以人们一直在用“民营经济”来代替“私营经济”，这只是一种应景的形式而已。因为，双拼的言论与我本人所展开深入调查的私有经济的现状有着非常强烈的反差。


　　为什么国有企业大幅度亏损 国民经济却以8%增长？

　　日前，世界银行集团所属国际金融公司（IFC）东亚和太平洋局局长何嘉伟说，“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举足轻重的私营部门的兴起。私营部门在刚出现时只被允许在（中国）经济的边缘上运行，而现在它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2，并被官方确定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私营部门地位的这一认可反映了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现实。”有专家分析认为，“中国私营部门的出现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最重要的结果”。正在兴起的私营经济为劳动者就业机会和收入的增长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渠道，并成为国有企业艰难改革的催化剂，进而大大减轻了中国总体改革的社会成本。

　　有经验证明，在前苏联及东欧国家，都可以看到非国有经济的迅速扩张、计划体制迅速瓦解、市场化过程加快。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里，中国的经济表现堪称“一枝独秀”。尽管有的国家（如匈牙利）开始市场化改革比中国早得多，另外一些国家（如东德、捷克等）的改革措施比中国更坚决、彻底，然而都没有出现中国这样的高度经济繁荣。所有其他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转型期的经济衰退，即使度过了衰 退期，它们的经济有所恢复，其繁荣程度也不如目前的中国。

　　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也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占主导地位的国营企业仍然在大幅度亏损，而中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却每年都以8％以上的速度在增长，增长的都是在 什么地方？

　　世界上最大的直接以贷款和股本投资方式，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私营部门发展的多边国际组织IFC北京办事处的中国项目投资官员崔建国说，中国很多地方政府向IFC推荐投资项目，但一实地考察国营企业之后就发现，整个环境都很不容乐观，然而，他们又知道，中国的GNP 每年都在大幅度增长。即使压低几个百分点的增长率，仍然是在增长。他们由此只能“推导”出，这些增长来自中国的私营经济。于是，IFC的中国私营经济调查就开始了。


　　400家私企大老板实话实说
　　
　　早在今年2月，“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京举行。吴敬琏教授在发言时就明确指出，“从转变资源配置方式的角度看，（中国）改革的大关并没有过。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经济改革的基本内容是转变资源配置方式，由计划经济转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现在，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高，大致上只占1/3，但是从经济资源的占有来看，国有经济还是占了主要的地位。而国有经济的改革又很不令人满意，还远不能说市场已经在这部分资源的配置中起了基础性的作用。这样一来，就使得耗用了2/3最为稀缺的资本资源的国有经济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只占1/3 。”
　　
　　吴教授的这一看法与刚刚发布的《中国新兴的私营企业──新世纪的前景》调查报告的结果不谋而合。这份报告是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郜若素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带领考察小组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协助下进行的。考察组就中国私营企业的结构、私营企业所处环境以及其融资机会等3大方面在北京、成都、顺德和温州4大地区对私营企业进行了全面的和系统的调研。历时16个月，有338家私营企业的总裁接受了采访。与此同时，还向2400家私营企业发出调查问卷，并收回628份，回收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份调研报告的完成还得到了中国外经贸部、财政部和国家经贸委等相关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以上部门的高官还出席了该报告的首发式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正如IFC全球投资业务副总裁阿萨德·贾布尔先生所说：“调研是IFC、中国国家经贸委、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以及中国私 营部门、中国和国际学术界开展合作的典范。”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艾大伟先生在首发式说：“这项研究向中国政府提出了立竿见影、切实可行的建议。该书通过倾听中国企业家对当前私营经济气候的评论，作出分析，指出了私营经济中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该报告建议，未来鼓励私营部门继续发展，政府应当通过减少干预、集中精力完善商业立法以及促使市场更加开放来为所有的企业创 造平等的竞争舞台。


　　私营经济成为大陆GNP重要增长来源

　　IFC的报告主要表明，中国新兴的私营企业有可能成为推动中国改革的主要力量；中国的私营部门已经成为收入和就业增长的主要源泉，从而减轻了改革的社会成本；而且，中国内地私营部门的发展将有助于缩小内地与沿海的经济差距。该报告的显著结论有以下三点：

　　第一，中国国内私营部门的出现是中国改革进程的最重要的结果；第二，私营部门在产值贡献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三，改善融资环境是私营部门的关键挑战。“目前中国本土私营部门的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确立法治以及解决与不规范相关的问题。”

　　IFC的报告显示，私营部门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中最具有活力的部分，“私营部门的爆炸式发展与国营和集体企业的衰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私营部门成了新工作机会的主要来源，并吸收了国营部门下岗的大量职工”。截止1999年6月，全国私营企业总数已达130万家，注册资本总额达8177亿元。“自1980年以来，中国私营经济产值以平均每年71％的速度增长，非公部门的就业率平均每年增长41％。”吴敬琏教授从另一个角度诠释说，“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从1978年开始改革时的78％，下降到1999年的33％，非国有经济的份额从22.2％提高到67％。”这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里，原来国有经济的一统天下，已有了初步的改变。对于上述调查数字，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高尚全的解释是，私营经济对GDP增长贡献达2/3，私营经济已经成为支撑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力量。尽管私营经济占用社会资源的比重仅有1/3，但对GDP增长的贡献已经占到2/3。在私营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社会就业、政府收入等状况都明显好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正在逐步走 向良性循环。

　　高尚全把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基本途径总结为5个方面。一是以乡镇企业崛起为代表的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区的私营经济。二是以利用港澳台资和海外侨资发展加工贸易为主发展起来的珠江三角洲的私营经济。三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基本按照市场经济自然演进过程发展起来的温州地区的私营经济。四是以北京中关村为代表的民营高科技企业。五是一些国有企业经过改制发展成为民营企业，特别是在竞争性领域，出现了海尔、康佳、TCL等 一批大型优势企业。


　　20年辉煌下的辛酸

　　计划经济是率先在前苏联确立的。1996年，世界银行发布年度报告说：“从1917年到1950 年，占世界总人口1/3的国家退出了市场经济的舞台，并建立了另一种经济体制的试验。最早是在前俄罗斯帝国和蒙古，而后是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随后在中国、朝鲜和越南，它们都进行了大量的努力，对生产进行集中控制，并通过国家计划的方式分配所有的资源。”由于计划经济本身对市场的严厉排斥，使得中国原本就受到外国资本和本土官僚资本压迫的私营经济从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土壤。因此，这30年间，中国的私营经济基本上都消亡了。1999年修改宪法前，私营企业在国家的眼中一直缺乏合法的地位。私营企业在50年代“逐渐萎缩”。而文革后私营经济的复出则是“对失业和经济停滞压力日益加剧作出的匆忙反应”。中国新兴的私营企业的发展则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
　　
　　1978年至1983年，这是中国私营企业的复出阶段。此时，私营部门仅局限于在“制度真空中发展起来的个体户的范围。”这种个体经济具有强烈的试验色彩，政府的本意是让私营部门扮演“边际的、填补空缺的角色”。因此，每当“治理整顿”时，个体户就首当其冲。在这一阶段，私营企业的主要繁荣地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
　　
　　1984年至1992年，这是中国私营企业的崛起阶段(雇佣8人以下是“个体户”，雇佣8人以上是“私营企业”)。然而，由于政治上的敏感性，针对私营企业，直到1988年才制订出相应的规章，允许私营部门继续作为公有部门的补充。1989年，私营企业曾遭到巨大的挫折。1988年底注册的“个体户”有2310万家，到1989年底，则下降到1940万家，而私营企业1989年底注册的为9.06万家，到1990年6月，下降到8.8万家。
　　
　　1993年至今，这是中国整体改革思路和官方对私营部门转变看法的时期。一系列至关重要的有关私营企业的新说法都产生在这个时期。比如，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中国开始产权和所有制方面的改革；中央提出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政策；中共15大提出私营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3月修改宪法等等。

　　由于历史、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私营企业首先是作为个体企业而被允许存在的，它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和大型国有企业参与较少的贸易、服务等行业，“中央计划经济的不合理性又给这些私营企业创造了市场机会”，然后，私营部门的活动范围开始逐渐扩展，如在法律和组织形式等方面。这表明，“私营企业是在改革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在产权不明晰和无保障的情况下发展的。”IFC的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还存在着许多羁绊，当私营部门发燕尾服的内在动力遇到现有官方限制的阻力时，制度具有足够的弹性来适应新的现实情况，直到制约因素被削弱并出现允许私营部门经济活动扩展的新空间。这一灵活性的存在是与非中央集权的体制和官僚激励机制等因素有关，并且成了保证私营经济得以 不间断发展的关键因素。”

　　有专家谨慎地指出，尽管中国在对待私营企业的政策、法律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这种进步的速成度远远跟不上私营企业本身发展的速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私营企业在发燕尾服过程中，其本身也面临着许多不利因素。比如，私营部门物经营很不规范，其不规范性的重要特征就是其结构的不透明性。企业的实际经营与其名义上的要求明显不符。

　　基于以上等多种原因，目前多数甚至是绝大多数的私营企业的活动一直都“比较低调”。


　　私营经济在大陆处境仍显“尴尬”

　　国企和金融部门的根本性变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攻坚战”，这样的变革可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比如大量下岗工人的出现；大批国有企业在转型中倒闭……）正当国企改革举步维艰时，另一个私营经济的根本性的问题也再次摆在国人的面前－－中国私营经济的巨大潜力并未真正释放出来。私营部门一直在用非常有限的资源去高水平甚至是超常发挥其内在的潜力，这在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初期是可行的，但已成为结构性局限。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为促进私营部门的发展而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体制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任务。然而，这是最能有效地解决私营部门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步骤。运行良好的市场能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眼下，中国非常有限的资源却被两方面浪费着：一方面，国有企业因为生产效率问题而在大量浪费资源，另一方面，私营部门又在为解决自身的市场外的问题而不得不使用有限的资源。中国1999年宪法修案将私营部门的地位从公有制的补充升格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确认了对私有产权的法律保护。然而，需要做的事情更多。就所有制形式而言，现行法规中，对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仍采取了不同对待的方式。私营企业经常受到歧视，其依据是 一些不清晰、不确定的规则；政府干预私营经济活动情况仍屡见不鲜。尽管中国在盘活国有资产方面取得了进展，但要取得国企改革的全面成功，就必须进一步减少对私营经济活 动进行干预的动因与机会。

　　尽管官方允许私营企业存在已经10多年了，但仍然禁止它们进入国有部门继续保持垄断的许多商业领域。这些禁入行业可分为3大类：一是使用稀有资源的工业；二是国民经济的命脉行业；三是产品会带来公害的行业。因为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来判定某一业务是否属于以上3个类型中的一种，官员在运用这项原则时就有余地根据个人主观判断行事。

　　商业立法对一般性市场机会也有直接影响。例如，在中国，对私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要求是世界上最高的：零售业30万元，批发或制造业是50万元。中国的商业立法还有另外一方面弱点：缺乏有效的竞争政策。私营企业仍然不愿意进入国有企业占支配地位的领域，因为他们不相信在这些领域的市场中存在着平等竞争的条件。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仍然不明确，缺乏力度。大型企业也担心小企业搞不正当竞争，盗取他们的新技术。很多人认为，没有有效的法律机制约束是这类竞争效力低下和市场无序的一个原因。注册还有许多特别的要求和额外的费用，所以不仅昂贵，而且费时。根据世界银行最的一次的调查，完成这样一些注册步骤约需要三到六个月，共需花费5000万元人民币。此外，还需要获得用工许可、环保许可以及建厂许可等等，这又强加给这一过程一些随意性因素。在对75个国家的抽样调查中，中国在开办企业进度延误方面热电厂名第51位，在开办成本（占国民生产 总值的百分比）方面排名第43位。


　　谁在为私企负责？

　　私营经济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人们深入的了解。私营经济的正式地位也只是刚刚被确立不久，人们对中国私营经济的观念仍然有待于改变。特别是，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中国私营经济是首先被冲击的对象。因此，中国很多的私营大老板都在低调回应社会，“出头的私营经济都没有好下场”似乎是他们回避媒体、回避社会的主要说法。

　　据透露，IFC曾向北京相关的各个部长们递交了这份调查报告，并亲自呈交给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以向中国最高当局反应中国私营经济的现状，并对未来提出建议。这份报告比较详细地列出了中国今后发展私营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方法。其很多建议对行政当局、对私营企业本身等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意义。因此，IFC的权威报告发表后，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令人感慨的是，作此“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是国内机构，而是国际金融公司。

　　据悉，今年2月下旬，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经叔平最近对如何促进私营经济发展提出了4点建议说，一是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在考虑整个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或发展规划上，应该把“重要组成部分”的发展考虑进去，在五年规划中应该怎么发展，要有一个导向、规划；二是私营企业已经进入二次创业时期，私营企业的经营管理一定要转变，特别是东部地区的私营企业一定要变成现代企业。再就是生产技术一定要上去；三是私营企业家要给社会一个好的形象，这一点很重要。私营企业家如果铺张浪费，下岗工人怎么能服气呀？现在一些私营企业家赚了钱，投到社会公益事业 中去，这对转变社会观念很重要；四是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报告建议行政当局应重视保护私有产权，市场开放性、完善商业立法和税收制度。尽管1999年《宪法修正案》确认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但却还没有达到与国有财产完全平等的地位。私有财产没有在法律上得到相同的保护，因此如果有人挪用私有企业的资金，只能被判定为侵犯他人财产罪，而不是像挪用国有财产那样处以更严厉的贪污罪。报告说，“基于调查结果，我们提出如下建议：在大多数部门，现有的对私营企业进入的限制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因为这些限制通常基于一些不相关的区分。此外，迫切需要统一不同地区之间 的市场准入待遇，因为这是成为世贸组织成员的要求。”

　　针对私营企业面临的最严重的融资问题，报告建议：为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创造平等的机会；强化银行向私营企业贷款的激励机制；监督企业对中小企业借贷激励机制的合并影响；进一步放开利率；允许银行收取贷款审核评估和贷款执行监督费；以及改善信贷担保机构 和风险管理的激励机制。


相关资料：

　　顺德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1992年顺德开始进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时，试图将集体所有制和职工持股作为改制的主要形式。但这种形式的改制遇到了几个问题。首先，职工也许会因为拿不出钱或因为对企业的未来缺乏信心而不愿购买股票；其次在职工持股的企业中经理应扮演代理人的角色，但国家和集体企业中的监督问题仍然继续存在；第三，揩油问题仍然非常让人担心，因为员工不管表现如何，仍会由于持股而分到红利。最后，统一持股不能在企业中树立权威。

　　所以，顺德在最初的试验后即转向了其他形式的改制。这些形式包括企业上市，管理权租赁和买断管理权。因为中国对在上海和深圳上市的企业有严格的限制政策（通常通过对各省实行配额），顺德只有两家企业（美的和科龙）得以在深圳上市。管理权租赁用于拥有大量净资产或管理层没有足够资金购买争资产的企业。在这种形式中，企业管理层向当地政府购买设备并租赁土地和厂房。这种形式在批发和零售业中更为普遍。

　　买断管理权是最重要和最有意思的改制方式。许多最初通过职工持股实现改制的企业最后都将投票集中起来卖给了管理层。这种方式得到了顺德市政府的鼓励。


　　四通集团：从集体所有制到私有制

　　四通集团是中国最著名的一家私营高科技企业。它由来自中国科学院和北京第三计算机厂的四位科学家成立于1984年。其最初的建筑用地和资本来自海淀区的四季青镇。它注册为集体企业，也戴着红帽子，但与大多数集体企业不同，政府部门在里央没有任何投资，也没有任何上级管理单位来对它进行监督。到1986年，所有者已组建了三家其它相关的公司，全都是法律上独立的集体企业。他们把这些企业变成一家控股公司，并在1987年与日本 的三井公司成立合资企业，生产文字处理机。

　　1992年，四通获得政府同意，与其下属企业SET合并成一家公司，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

　　尽管四通形式上仍然是集体企业，但其实际的所有权越来越归于公司的管理层和员工。但是，51%的SET股票仍然掌握在集体手中。这成为四通真正实现改制的阻碍。有关各方均认为这部分股份也属于管理层和员工，但困难在于怎样合法地从形式到内容来加在明确。

　　1998年9月，四通聘请IFC为企业改制重组顾问，旨在将由四通集团这个集体所有制企业持有SET的51%的股权转让到管理层和员工手中。管理层和员工共同出资组建了职工持股会，向四通集团购买上述股份。到1999年中，这一重组交易完成，并得到了香港证监会和北京主管部门的批准。四通重组成功，为红帽子企业如何通过市场化的途径以公正透明的方式 转变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私营企业提供了一个范例。


　　Y公司获得银行贷款的历程

　　Y公司是一家北京公司，专门从事向发达国家出口北京烤鸭的业务。公司业主向研究小组描述了获得银行贷款的经历。首先，你需要找到一家相信你有偿债能力的银行。除了满足银行所提出的条件外，你还必须要依赖广泛的社会关系网和信息网络。

　　第二，在找到一家银行后，你必须同银行的以下领导会面：银行经理，主管本公司业务领域的副经理，主管公司业务的副经理，以及主管贷款业务的副经理。当然了，你得花费时 间和金钱。

　　第三，同有关的经理们会面后，你必须说服银行贷款委员会，使他们相信你有足够的资信 来获得贷款。

　　第四，你还得见具体经办的分/支行的经理。他也有权让你贷不成款。

　　在这前四步，你已经投入了相当多的金钱和时间。有些官员甚至从你这儿借一辆车或一幢公寓。但是申请贷款的漫漫长征路还没有结束。

　　第五，你必须找到一个公司愿意到要向你提供贷款的银行去存款，这是银行的要求。你必须向这个公司支付额外的利息，数额等于该公司从银行可以拿到的利息。

　　第六，你需要找到一个愿意为您提供担保的公司，因为你自己没有足够的抵押物。当然啦，没人愿意免费为你提供担保。你必须将贷款的一部分借给担保人。但是别指望他还会把钱还给你。最后你终于得到了贷款，但是在开始使用这笔贷款前你已经把一部分花掉了。

　　另外，偿还期是1年，在第一个半年结束时你便不得不为偿还贷款操心了。


　　私营公司所有权以及内部管理的转变

　　在温州市，私营企业已经迅速发展并且占据了地方经济的主导地位。大多数公司的所有权都属于个人或者家庭，并且由业主本人管理。不过那些规模已扩大的公司中已经出现了所有权及内部管理结构开始转变的趋势。

　　TZ是一家私营企业，成立于1990年。在经过仅仅九年的发展之后，已经成为一个规模较大的企业，拥有总资产2亿多人民币。它经历了三次内部重组。

　　在1994年 ，它从一家从个体经营的小企业转变成了一家公司。几个高级经理成为公司所有者。1997年，它进而变成了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向50多个中层经理发放50%的股票。1999年它收购了10多家成员公司的大部分股票，使自己成为这些公司的控股公司。这样它就能够把那些小工厂合并成一家大厂。这些改变使这家公司能够从外界招收有经验的管理者，降低管理成本并扩大规模。在这两年中，它的资产总额扩大了六倍，它的销售额扩大了四倍。


　　关于注册过程的轶事

　　我们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业主，想开一家名为“人间天堂”的饭馆。在汉语中， 名称是四个字，但工商局让把名称改成三个字或两个字。业主问“天堂”两字是否可以接受，工商局的人说：“既然我在地球上，你就不能注册为‘天堂’。”业主回答：“那‘人间’两字一定是一个好名称了。”“不行”工商局说：“既然我们都在人间，这个名称也不合适。”业主在请工商局的人吃过几顿饭、送给他们一些好处后，终于说明了他们相信“人间天堂”这个名称 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