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世纪的中国诗学研究,有两个人的名字无疑是影响深远的。一个是陈
寅恪。他开创了一种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学术方法,代表了古代的一个主
流传统,即知人论世、比兴说诗的传统在现代新的复苏。另一个是钱钟书,
他也开辟了一种以语言学、心理学、哲学和艺术学配合以说诗的学术方法,
代表了古代的另一个传统,即修词、评点、谭艺的传统与西方新学的融合。
钱钟书对于诗歌中作者、本事、时地的有意忽略,与陈寅恪对于诗歌中史实
的特为关注,不仅形成了学术性格上鲜明的对照,而且客观上也形成了各自
不同的学术问题领域;在各自的领域中也渐渐聚集着不同的学术研究成果与
研究成员。借托马斯·S·库恩的说法,上述影响,可称之为“学术共同体”
。而每一共同体的学术活动都分享着不同的“范式”,即一个学术共同体区
别于另一个学术共同体的不可通约的要素。“范式”是知识类型发展与转换
的最重要关键⑴。从大的方面着眼,可以说陈寅恪与钱钟书代表着本世纪最
重要的两大诗学范式;而两大范式之间的消长、转换关系,应是了解现代中
国诗学学术史的一条主线。本文试图揭示这两个“范式”之间一直存在着某
种未曾公开、从未发覆的紧张;通过这一隐含的诗学范式的对立,可以透显
中国诗学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同时,对于两大范式各自不同的学术取向及其
互补的某种可能性,也可以通过对比而加以凸显,是为引言。
……………………………………
五
对于诗学,陈寅恪最大的贡献可能正是证明了中国诗与西方诗根本的不
同。西方诗长于宗教性的体验,中国诗长于现实人生的体验。像法国诗人瓦
雷里《年轻的命运女神》、英国诗人艾略特《荒原》、德国诗人歌德的《浮
士德》,都是极富于宗教性经验的诗歌。这样的诗在中国古代是绝不可能出
现的。陈寅恪说:“支那民族素乏幽眇之思”⒀。又说:“少陵为中国第一
等诗人。”⒁中国诗最高的典范是杜甫。杜甫的诗歌既是个人的生命年谱与
生活日记,同时又是唐代社会的诗体年谱与历史实录。从杜诗中可以读出诸
如安史之乱、藩镇胡化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可以读到诸如吐蕃攻占
长安、西蜀动乱等具体历史事件的生动内容,可以读出唐代政治制度与人事
制度、军事与财政等隐秘情况,甚而可以考见唐代社会生活中衣食住行的丰
富材料,至于唐代知识分子与一般民众的心理、愿望、情感、性格、亦是杜
诗充分表现的对象。尤为重要的是,杜诗中表现了唐代的中国社会历史文化
的灵魂。这是一般人的研究无法达至的地方。而陈寅恪对杜诗的研究,正是
深入发掘杜诗与唐代社会的生命般的联系,凸显杜诗的文化性格。譬如《以
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问题》《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庾信哀江南赋
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三篇,所关注的正是“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即
“种族”与“文化”两大要义。所指向的问题方向,正是关乎知识集团的聚
合、世道人心的趋向、政治军事的症结、民族兴衰的连锁关系等,从一个重
要的诗歌辞语,见出中唐以后社会文化精神命脉的大问题。所以被人们称为
有“尺幅千里之妙”⒂。而《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一文中所提
出的著名的古典今情,确是中国诗学一个极为重要的秘奥,不仅使他的杜诗
研究不至于变成纯史学的研究,更得以发明杜诗作为现实人生体验的特美所
在。总之,西方绝没有一种诗像杜诗这样的写法,不论是艺术还是思想。这
一例证,充分说明中西诗歌的重大岐异。说历史真实也罢,艺术真实也罢,
都不如此一真实文化性格的真实,更能凸显出陈寅恪诗学范式对于中国诗学
的贡献,以及意义所在。
而钱钟书的意义却迥然不同。他最终证明的是中西诗学相通的文心诗眼。
这个“心”“眼”,乃在心理、智慧、情感类型的审美欣趣。虽然,钱钟书
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明确标举中国诗的正宗是杜甫,而中国画的
正宗是王维,这说明就客观的了解而言,他是认识到中西诗学的重大岐异的,
但他的兴趣却不在杜甫诗歌。尽管《谈艺录》与《管锥篇》都没有专门论列
杜诗的篇幅,但散见于这两部书中所引述、举例、考析的杜甫诗句,竟多达
二百余条。但是,细加翻阅的结果,却多少有些令人吃惊:这些引述考论中,
竟然没有一条涉及杜诗中表达的重大史实,甚而没有一条涉及唐代的典章制
度与杜甫所切身感受的时代问题,易言之,没有一条是知人论世的读杜心得。
钱钟书的着眼点在于杜诗中所蕴含的诗艺渊源、美感欣趣、风格情调、诗律
细末、修词巧术,以及心理学内容等。但是今天真正喜好杜诗的读者也会像
读陈寅恪的书那样发现,钱钟书给我们的惊喜同样是如此之大,如此之多!
譬如他细心凭借杜诗中“尔汝”一语,透视出中国诗歌艺术中人心与自然生
命之间一份亲密和谐的关系,譬如他通过杜诗中“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
咏转凄凉”一句,发现文学的情感弄人、“避愁莫非迎愁”的心理吊诡,都
大大扩充了我们关于杜诗的知识,加深了我们对于杜诗的体会。从差异的一
面看,陈寅恪与钱钟书的对比是学术规则的不可通约,但是从相通的一面看,
陈寅恪与钱钟书的智慧又可以同时被我们分享。下面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进
一步证明。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由白居易《新乐府·卖炭翁》“回车叱
牛牵向北”一句引发,联系到“唐代长安城市的建置,市在南而宫在北”问
题,并告诉读者参看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
稿》附论都城建筑节,对此一问题的详论。然后接下来讨论杜诗中一句历代
“费解”的名句:
杜少陵哀江头诗末句“欲往城南望城北”者,子美家居城南,而宫阙在
城北也。自宋以来注杜诗者,乃妄改“望”为“忘”,或以“北人谓向为望”
为释(见陆游《老学庵笔记》七),殊失少陵以虽欲归家,而犹回望宫阙为
言,隐示其眷恋迟回不忘君国之本意矣。
应该说,有陈寅恪如此根据充实的详论,这一费解句子的诂释迷团可以
得到解决。但是,钱钟书依然肯定宋人那样的解释有理,略云:
杜甫《哀江头》:“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杜疾走街巷,
身亲足践,,事境危迫,衷曲惶乱,有张衡《西京赋》所谓“丧精亡魂,失
归忘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哀江头》云:‘欲往城南忘城北’
,言皇惑不记为南北也。”《敦煌掇琐》第二一种《女人百岁篇》:“八十
眼暗耳偏聋,出门唤北却来东”,正是杜句之意。北宋李复《兵食鬼行》结
云:“凄恻自欺生意促,不见父、夫不得哭,一身去住两茫然,欲向南归却
望北”,即用杜句⒃。
陈寅恪强调的是兵乱黄昏之时诗人“眷恋迟回”的苦情,而钱钟书则着
重的是“丧精亡魂”之际老人“衷曲惶乱”的心状。陈的说法是回到历史当
下,回到杜甫其人,钱的说法则可以引申到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普通的人性。
陈的说法背后乃有一整幅有机的历史活的生命,从诗人的心理到当时街道的
走向到当时城市的样貌,如一滴水与大海。而钱的说法则是碎片的、拆零的、
悬浮于历史文化之上的。然而恰因为悬浮和抽离了具体的情境,而获得了更
大文本的指涉作用(如八十聋妇与一流诗人可以并论)。尤值得注意的是,
钱钟书补充说:“破国心伤与避死情急,自可衷怀交错”,这无疑是包容了
陈寅恪的说法而更为合理入情。这样当然增加了杜诗的文学魅力,也印证了
诗无达诂的阐释真谛。由此可见,陈寅恪与钱钟书的互补,并非完全不可能,
而有意味的互补恰可以达致中国诗学自身丰富深邃的特美。
写到这里,有必要指出陈、钱诗学范式中极易被人忽略的另一层重要的
相通性。一般人都能了解钱钟书非常重视解诗工作中的想像、联想能力,而
以为陈寅恪只会凭材料作理性的证明与逻辑的挂搭,而完全漠视想像能力。
这其实是最大的误解。陈寅恪不仅早年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中提出著名的解释理论,即“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与雕刻之眼光及
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而且在他失明膑足的
晚年,又以八十万余言的《柳如是别传》,实践了这一理论。我在另一篇文
章中说:“以蛛丝马迹般极少量的证据,而破获作品背后须眉毕现的心理活
动以及人物神态的方法,陈寅恪称之为‘神游冥想’,我们认为几乎相当于
艺术想象与艺术创造。这是融合了考证,却又超越了考证。陈寅恪也明确意
识到他的这种写法运用了写小说的想象与心理分析。……这正是表明他想引
读者进入创造性的想象之中,表明写作过程中文学意识的自觉。”⒄
于是我们可以引出另一问题:为什么陈、钱都注重解诗人的想象力,却
在学术方法与风格上有如此强烈的反差?说到底,学术的不同最终是学者人
本身的不同。在解诗方面,陈、钱都不愧为“艺术家”。然而钱是智慧型的
解诗艺术家,他那浓厚的智者品性、他那慧光四溢的探索意趣,都不能不最
终自觉发展成熟一套打通四部、破体成文的方法。而陈寅恪则是情感型的解
诗艺术家。这种“情”当然不是一般日常人生之“情”,而是对于历史文化
近乎宗教般的痴情。他几乎是带着深深的宗教情怀,在那古代的世界中,欷
虚呼吸,为沉睡于故纸中的历史人物招魂返魅。所以他要精心发展出一套诗
史互证方法,以及古典今典同异俱泯的方法,以延伸他的文化生命。反之,
由想象力的向度不同也可以看出学者人格类型的不同。陈寅恪是由招魂而魂
系历史生命,而成为文化托命人。而钱钟书则由想象而超出历史,成为自由
的文化消费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成功的诗学范式,其实是不可学的,因为
他们的底子正是生命与性情的延伸。这是后学无法企及的,也正是人文学与
其他社会科学相比较而言,最有魅力而启人神思的地方。这里面其实亦包含
着本世纪中国学术思想最值得深细体味的意思,而不仅仅止于诗学一隅而已。
注释:
⒀ 《敦煌本维摩诂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金明馆丛稿二编》。
⒁ 《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同上)。
⒂ 肖公权《陈寅恪著元白诗笺证稿》,见《迹园文存》
(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3)。
⒃ 《管锥编》P989。
⒄ 《从凤城到拂水山庄论地点地名因素在解诗中的方法与意义》
(《上海社会科学季刊》1997.2)
☆☆ CG转贴(选用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