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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加入WTO问题（２） |
| 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谁对发展经济更有利 实际上，是否加入WTO之争就是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谁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之争。这种争论早在上个世纪初期就开始了。 1817年，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只要各国从自身优势出发参与国际贸易而不是硬要花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代价自己生产不具优势的商品，那么任何国家都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好处。 比较优势说很快就成了英国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石。由于英国的国家地位，也由于德美等新兴工业国迅速崛起，到十九世纪后期，自由贸易的世界格局取代了16-17世纪盛行的奖出限进的保护主义贸易格局。 1841年，德裔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幼稚工业保护论"，认为李嘉图的理论虽然合算一时，但将导致德国永远只能为英国伐木和牧羊。落后国家必须采取贸易保护的政策以发展本国工业，直至工业化完成后方可奉行自由贸易。 幼稚工业保护论影响了19世纪的德国和美国，20世纪的日本，他们都在保护主义的篱笆后面成长为世界强国，然后又转而推行自由贸易。 1950年，当发达国家正致力于重建1914年以后中断的自由贸易格局时，阿根廷经济学家普莱维什提出了可视为李斯特学说延伸的"中心--外围论"。普莱维什认为国际贸易的利益大部分被中心国即发达国家占有，外围国即发展中国家获利很少。因此他主张贸易保护政策，呼吁外围国家执行进口替代型和出口替代型的工业发展战略，并联合起来建立区域共同市场来增强同中心国抗衡的实力。 普莱维什的主张很快被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印度、印尼等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所采纳，这些国家采取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的外贸政策和外汇管制政策，期望以严加保护的国内市场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世界银行的专家们起初对上述政策是予以肯定的。但出乎他们意料，该银行20年后所做的研究报告却表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内向型特征越强的国家，GDP增长就越慢。1963-1973年，强烈外向型国家、中等外向型国家、中等内向型国家、强烈内向型国家的实际GDP年均增长分别是69％、49％、40％、16％。 在这种背景下，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印尼开始了旨在放松贸易管制的改革，这些国家目前已经或基本上转而执行自由贸易政策。 印度自1991年开始实行单方面的贸易自由化改革，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限制、放松外汇管制,鼓励外国投资。尽管印度是GATT缔约方，但它并不要求GATT其它成员作对等的减让。1991-1997年，印度GDP年均增长4％，超过了执行进口替代战略时期的平均水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单独开辟了自由贸易园区发展软件工业，印度目前已成为公认的软件开发和生产大国。 也许这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十九世纪在德国和美国行之有效的经验为什么到了本世纪就不灵了呢？ 其实问题本身已作出了部分回答--因为时间已经过了一个世纪，而任何经验都是依托于特定的时代背景的，认为成功经验在任何时代都会有效就像刻舟求剑一样可笑。十九世纪中叶，真正称得上发达国家的只有英国（或许可以勉强加上法国和荷兰），因此在那时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所遭致的国际压力完全可以承受。十九世纪中叶时，统一的世界商品市场尚未形成，更不用说统一的金融市场了，那时的货币流动周期是以天为计量单位的，而现在是以秒为单位。那时尚没有多边贸易协定的概念，更不要提建立WTO这样的国际约束机制了。当然，那时候也没有联合国、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世界银行、没有众多的地区性贸易同盟。总之，那时的世界经济格局尚处于混沌状态，你基本上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对我有利的我就干，对我不利的我就不干，你不高兴也没关系，大不了和你断绝贸易往来，那我也照样可以发展经济。 但是这种思维方式今天是行不通的。战后，尤其是进入八十年代后全球化进程大大加速，没有一个国家会继续容忍单边的利己主义行为（哪怕他们是盟国），也没有一个国家尝试闭关锁国的发展模式，因为这不可能成功。如果你想进入我的市场，你就必须开放你的市场。如果你能证明你的幼稚工业经不起冲击，那我可以给你3到5年的保护期，但最长也不能超过10年。这就是当今发达国家的贸易模式，这种思维方式相当程度上也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接受了。 或许有人会举出日本和韩国来反驳拉美和印度的失败。但是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同样依托于特殊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冷战。否则美国决不会容许日、韩只出口不进口，它不容许拉美和印度只出不进就是明证。因此，日韩贸易保护主义在二十世纪的成功只能是一个特例。 而且，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日韩已经决定彻底执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包括自由贸易政策。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在一篇展望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格局的文章中总结说，旨在加强国际竞争力的保护政策现在已经行不通了，下个世纪各国必须把彻底实行自由化作为本国经济政策的基础：开放市场、私有化、放宽对经济的干预，不这样做的国家将面临衰退的命运。韩国经过痛苦的反思，认识到陷入金融危机的原因不是经济开放过度，而是旧的国家干预模式所带来的体制缺陷。因此韩国决定建立以公平竞争、开放透明为特征的自由市场经济。目前，韩国已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 即使不考虑外部因素，发展中国家通过执行李斯特式保护政策来赶超发达国家的前景也值得怀疑。正所谓"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发展中国家若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普遍存在的贪污腐败、任人惟亲以及官僚主义，那么制定再好的发展模式也是白搭。苏哈托的儿子打着发展印尼民族汽车工业的招牌建立了家族所有的汽车厂，但却从韩国进口配件组装整车然后高价销售，与此同时苏哈托政府又用高额关税及其它非关税措施限制外国廉价汽车进口。 令人遗憾的是，类似的名为保护民族工业，实则保护集团既得利益的事情在发展中国家并不少见。它们使贸易保护政策的良好初衷变成了阻碍生产力进步的恶劣结果。 应当承认，经济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的确是挑战与机遇并存。但全球化的浪潮又是无法回避的，退回到保护主义只能加速度地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发展中国家只有根据国情制定出正确的发展战略，才有可能赶超发达国家，一步不慎，后果便十分严重。 在这种背景下总结一个半世纪以来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之争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我们得出了三个结论： 第一，是否建立了科学的国家运行机制是决定一国兴衰的根本因素，所谓科学的国家运行机制，是指一国拥有一整套制度体系，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这套体系能够保证最有效地配置该国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执行何种贸易政策是国家运行机制运转过程中的派生物，而强盛的国力则是科学的国家运行机制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第二，判断自由主义或保护主义的利弊要依据一定的历史条件。当今世界的主流是自由贸易，硬要执行保护主义政策，结果肯定是弊大于利，得不偿失。 第三，发展中国家应该充分利用各种机会，特别是WTO的协商一致原则，致力于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游戏规则，尽管这非常艰难，因为实力决定发言权这一双边谈判定律在WTO这个多边贸易论坛并未失效。 作者：马 力 9月15日13:2 中国经济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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