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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见了一些朋友，这些朋友又介绍我认识了另一些朋友。这些新朋友当中的一个，约我为《世界日报》写稿。可是我坐在窗前发楞足足一个小时，什么也写不出来。夏威夷和北京，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一个那么繁忙，一个如此闲适，以致大脑找不到任何理由令自己活动起来。我脑子里空空荡荡，眼前是一块铺天盖地的大玻璃窗。透过窗子只看见满院苍老而巨大的榕树。其中的四棵围住一座红木金漆的泰国亭子，另外一棵的树荫低下，露出草坡下面日本花园里举行"茶道"的铁皮屋顶。正前方是贝幸铭设计的东西方中心汤玛斯·杰斐逊会议大厅。凡是来过夏威夷并稍稍熟悉东西方中心建筑格局的人，一定可以推测出来，此刻我正坐在亚伯拉罕·林肯大厅三层楼朝南面的某个套问里。清爽的海风掠过，茂密地垂挂下来的榕树叶子随风摇曳，才让我意识到时间并没有停滞，只是我仍然不知道写些什么。
从厨房里飘出一阵阵肉汤的香味儿，那是我妻子在"堡汤"。我有个问题始终不得其解，那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德国的。法国的，以及我们到过的其他"外国"的猪肉在我妻子的堡汤锅里都能发出令人垂涎的香味儿，唯独中国本上的猪肉，无论怎样努力也发不出香味儿。这种猪肉只好红烧了吃。对于那些有兴趣又有足够专业知识去研究这一问题的人，我还想补充一点，据可靠消息说，中国大陆的养猪场（也许还有养鸡场）大量使用泰国某农业集团生产的饲料，该饲料含有催眠药物，而且中国人也许过量使用了这种饲料，以致有一部分催眠药物残留在猪肉里，所以人吃了也要嗜睡。我亲自验证过这个说法，因为我一回北京，马上发现我爸爸嗜睡，每顿正餐后不久就昏昏沉沉陷在沙发里了。不仅如此，我发现我妈妈也患上了这种嗜睡症。我妈从来就不是个能睡觉的女人，事实上，她一辈子患有严重的失眠症，以致服用安眠药把我那个尚在娘胎里的弟弟给喂傻了（关于我弟弟的故事我以后再讲）。我听到上述的那则消息后，就马上给小保姆下了"命令"，停止一切与猪肉有关的烹调活动。这样观察了几天，情况果然见好。就在我讲上面这个故事时，我又想起来另一个故事。那是两年前在香港读到的，当时《明报》有一则专访，报导说广东菜农滥用农药，结果含有残留毒药的蔬菜导致城市里发生了多起食物中毒事件。说到中毒事件，我马上又想起了第三个故事，是关于我女儿半夜急诊去北京市儿童医院，在那儿被注入某种不纯药物引致呼吸严重障碍及寒颤不止的故事。
那是去年夏季，我按往年的习惯从海外的某个地方返回北京休假（我在海外没有固定的居住地）。一天半夜，12岁的女儿突然发起高烧来，我和妻子先送她去家门附近的复兴医院住院部急诊室。那里值班的医生被我们从睡梦中打搅了起来，满脸温色，看了一下我填的挂号单就说，14岁以下的儿童一概不给看病。我问为什么，他说这是上面的规定，不论病人是死是活，反正不给看病。最后，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如果我给你女儿看了病，我可能吃官司。如果我不给她看病，哪怕她死了，也和我没有关系。"这医生已经让"上面"的规定给管理得一点儿人性也没有了，只好作罢。我们去了儿童医院急诊大楼。这儿的儿童，几乎每一个都被家里人包围着，于是整个大厅里乱得人心烦。正在我心烦意乱到无法再忍受的时候，妻子在候诊室队伍中已经排到最前头了。又过了二十分钟，终于轮到我们去看医生。这。医生姓史，所以北京话不大好称呼她"史大夫"，因为谐音不好听。我叫她"大夫"。这会儿，"大夫"正坚持让我妻子第三次扶我女儿去取样化验大便。为什么要第三次呢？因为前两次化验的结果与这位"大夫"的判断不相符合。大夫说一定是"急性痢疾"，可化验结果总是"急性肠炎"。妻子第三次又去化验时，化验室的人也奇怪了，"你那儿的大夫希望她是什么病？"妻子回答说："急性痢疾"。化验员马上说："那就写'急性痢疾'吧！"妻子教养极好，从不对人发火。在这一点上，我们正好相反。我绝对不能忍受周围人恶劣的行径，这类行径日益拉低了我生活的质量，很让人气恼，非与之斗争到底不可。北京话叫做"见了尸人压不住火"。此刻，妻子握着我的手给我解释："史大夫讲了，治痢疾的药与治肠炎的药有不小的差别，所以必须化验真确才可开药。"我差点背过气去，这种化验结果谁敢相信呀。
果然，治痢疾的药不同一般。史大夫开了两剂"德国进口"的凯福龙，我迷迷糊糊拿了方子到药房交费，一剂一百多，两剂近三百元。药瓶上英文写着是"退烧药"。拿回药，小护士马上就给注到女儿的点滴瓶子里了。我在病房里转了一圈，发现所有的病人都在打点滴，而且点滴瓶子旁边都加着两剂凯福龙。这是很奇怪的事情，难道所有的人都发高烧？又过了十几分钟，我周围床上的孩子都开始抽搐（医生的术语叫"寒颤"），有些孩子抽得脑袋碰在床板上当当响。史大夫和小护士手忙脚乱，从病人身上往下摘点滴针头，抢救呼吸困难的孩子。我注意到小护士把点滴瓶和凯福龙瓶子拿到隔壁的卫生间里销毁了。几分钟以后，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我女儿身上。妻子和我围着女儿一阵忙乱，一直到天亮才借助国产的一剂普通退烧药把女儿的烧控制住。我已经下决心不再看病，带女儿回家。其他孩子的家长也纷纷抱怨，说孩子现在烧得比进医院时还高。现在病人家长们围着史大夫和早上来接班的主治医生要求"讲理"。不要说讲道理，就连离开医院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果然，这位主治医生开始与每一位孩子的家长谈话，告诉他们不要轻易指责医院，也不要把孩子带回家去，否则孩子出了什么事家长负不了责任。她安排这些孩子们转到另一家医院去住院治疗。我从来没有听过那家医院，似乎是一家民办的医院。这种事情我听过很多次，民办医院从公立医院那儿"挖"病人，公立医院的医生介绍病人去民办医院往往可以得到"回扣"（例如我认识的一个医生的"收费"标准是40元一个）。
那些生活在海外的人，读这些故事会有些摸不着头脑。德里达说的"不在场的含义"，在这故事的文本中隐而不彰。所以我必须把这些语句的不在场的意义解释出来。在我所叙述的故事的这个历史时期，中国大陆的医院分成两类。一类是公立医院，一类是民办医院。前者正在从所谓"事业单位"（即由政府拨款维持医护人员的工资和医院正常营业）转换到"企业单位"（即靠医院自己经营所得来维持医护人员的。收入，所谓"自负盈亏"）。换句话说，公立医院现在要自己养活自己。但是医护人员的服务叫做"劳务"，其价格是受到政府部门管制的。也就是说，公立医院由于要为国有部门（企业和管理机关）的工人和职员提供"公费医疗"服务，所以不能想定什么价格就定什么价格。例如，我在儿童医院急诊室里看到的"医疗服务价目表"，上面写着"心脏人工起搏"的收费标准是人民币12元，一次"穿刺手术"的收费标准是5元。这是医护人员的"劳务费"，与"药费"是分开来计算的。改革开放以来，医院大量从国外进口药品，一个原因是国外的药品质量高，疗效高。另一个原因是政府对医院销售进口药品的价格不做限制。这样一来，所有的公立医院都拼命使用进口药品和进口医疗器械，除了能够从进口商那里收取"回扣"外，还可以高价卖给"公费医疗"的病人。最近几年中国大陆的公费医疗开销的增长速度，在我的感觉中绝不亚于美国医疗保险公司开销的增长速度。一个感冒病人（"感冒"对中国人的体质而言是最轻微的病之一）公费医疗看病，往往要花三百到五百元药费。这相当于北京地区平均月工资的三分之一。我父亲和母亲这样的老人，靠公费医疗，看一次病（不论什么病）大约花两千元药费。公立医院靠了这个办法才可以维持生存。统计数据表明，公立医院年收入的80％以上是卖药收入，这叫做"以药养医"。那位史大夫那天夜里搞得所有孩子发高烧，就是为了卖给病人一批"进口"退烧药。后来我在德国询问了一位医生，她查遍历年德国药典也没有找到英文"凯福龙"名字的退烧药。说明这药不是进口的，而是深圳这类地区生产"内销"的药品。而把病人转给民办医院，则是"创收"（这是赵紫阳时代发明的语词，意思是"自己创造收入"）的另一手段。必须补充的是，公立医院的医生将病人"介绍"给民办医院诊治，其"回扣"是私下受取的。这样说过之后，对公立医院里那些没有参与这类交易的人就比较公平。我的故事里"不在场"的含义有两个：（1）我女儿和其他病人一样，为北京市儿童医院实现"以药养医"作出了贡献；（2）我女儿与其他病人不同之处在于，其他人为医院做了两次贡献，而我女儿坚决地回家了。
写到这儿，我意识到我讲的三个故事其实都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有关我们中国人的道德问题。这类问题随着中国人大讲"市场经济"的好处而泛滥起来，让经济学家不得不关心道德哲学。
金融深化与货币流通
这题目几年前我写过一次，去年在德国读到世界银行关于中国金融改革的报告，发觉同样的问题不仅国人有，在外国人那里甚至更严重。这问题是这么提出来的：如果以货币M为分母，以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分子，那么按照古典的货币公式Mv＝PQ（这里右边是参与交换的物品总量Q的总价值PQ，左边是做为交换媒介的货币总量M与货币流通速度V)，则这样一个比例恰好度量了货币流通速度v(GNP＝PQ，v＝GNP／M）。世界银行的报告正是如此使用这一指标的。按照这一解释，中国政府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因为GNP／M的数值持续下降。世行报告隐含假设了在通货膨胀持续加速时，货币流通速度应当加快（因为手持现金相当于支付"通涨税"），所以，国民生产总值与货币供应量之比下降反映了通胀速度的下降。
在我看来，事情不这么简单。首先，我还没有搞清楚"货币"在中国经济里的含义（我总喜欢研究那些使用货币的人。而不是货币本身；其人决定了其货币的性质）。其次，即便这个货币在中国经济里具有它在西方典型市场经济里的含义，我仍然觉得中国经济是个发展中经济，其特征应当首先与经济发展的特征相关联。例如这里讨论的货币公式，对发展经济的现实而言。其关联性就不一定有"金融深化"概念来得首要。如果是我在写那份世界银行报告，我一定会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把GNP／M看做是金融深化的度量指标呢？事实上，当我们度量一个经济的金融深化程度时，我们正是用货币总量除以国民生产总值的。换句话说，金融深化程度是这里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倒数。所谓"流通速度减慢"，从发展经济的角度看，其实是金融深化程度提高（即国民生产总值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正在变成金融资产）。
这两个解释哪一个更符合中国经济的现实呢？我不打算武断地了结这个案例，我希望那些熟悉中国金融和经济状况的同仁自己作出判断。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如上述，我是批评了世界银行的解释的。我的批评不带有任何政策倾向，我甚至没有记住那份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是什么。在没有搞清楚事情本身的真实意义之前，讨论"政策含义"是没有意义的。
还是以"货币流通速度"为例，许多类似的经济学概念都隐涵着严格的制度假设。弗里德曼研究美国货币史的结论之一是：只有当货币当局能够提供稳定的货币流量时，货币流通速度才成为一个稳定的基本上不变的量，从而货币公式才有意义。我记得八十年代初期我参与建立一个宏观计量模型，有一天晚上我们突然决定要计算历史上的货币流通速度，结果发现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货币流通"速度以极大的幅度波动，完全谈不上是一个"稳定"的量。因为"货币"在计划经济中只是一个被动的计量单位。只要价格是受到控制的，货币就不会变成"积极货币"。货币的经济学含义其实不是"交换手段"等等教科书上讨论过的职能。货币对发展经济的含义在于，持有货币的人必须能够自由地追逐利润，惟其如此，货币才充当了有效配置资源的媒介。
我正在读弗里德曼1998年4月出版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我很高兴地意识到，被称为"货币主义大师"的弗里德曼，其实念念不忘的是货币现象下面市场运行的制度，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制度学家。可惜，有"约"在先，我不能向这里的读者报告我和弗里德曼以及马上会开始的与其他获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的对话。不过我毕竟有权利一点一点把我的感想在我以后的随笔里流露出来。
财经与社会
财经的基础是信用。当信用可以转让时,便叫做"金融"（见JamesTobin，1987，NewPalgraveDictio-naryofEconomics,"金融"词条)。一个社会的金融不论怎样衍生，一旦信用成了问题，便不可收拾地要向基础坍缩。所以不可能有脱离了股票市场繁荣的衍生工具市场的繁荣；不可能有脱离了企业业绩信心的股票牛市；同样，不可能有脱离了社会稳定的财经增长，亦不可能有"人而无信"的人类社会。仅仅这一个"信"字，便将我们的财经与我们的社会联在一起了。
我们今天所在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社会呢？试以一句话概括，叫做"从乡土社会向着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转型期社会"（参见我的"中国经济"第一讲。《大学》1998年10月创刊号）。据我的理解，我们已经在这样一个转型期社会中生活了一百多年。这毫不奇怪，世纪之初的改革者们已经在疾呼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了。以千年之变局，度百年之转型，实不足怪矣。
处于转型期社会的人，他们的行为，特别是他们行为涉及财经的那一方面，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呢？可用四字来表明——"短期行为"。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如果他看到世事如此无常，政令如此反复，人心如此飘摇，他的行为怎么可以不向着只顾一朝一夕之短期利益的模式转化呢？回顾我们一百多年里经历过的生活，似乎只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有过比较安稳的日子，这一段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三十年。在其余的漫长岁月里我们经历了什么呢？天灾不算，记忆所及的，只是战争和政治动荡，以及伴随着的对私人财富的掠夺。在这样一个严酷的生存环境里，每日每时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悲剧之一，便是那些有着贵族般高尚品格的人，那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以及那些天真地相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人，正在消亡，正在被无情的、单向度的追索着那一磅肉的夏洛克们吞噬。
短期行为，这是一条啃噬着我们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的毒蛇，它引导我们走向人与人之间无穷争战的霍布斯丛林，走向文明社会的最后瓦解。于是一个"信"字，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如此地重要，如此地成为燃眉之急迫任务，如此地再也不能听任其消亡。
财经界的当务之急，便是恢复这个"信"字；靠人心，靠创新，靠对话和谈判，靠形成制度。否则，金融无望，财经无望，社会无望。
金融危机与融资制度演变
金融的基础是信用，金融危机当然是信用的危机；信用的危机其实是社会用以评价和传递信用的制度发生了危机；而旨在评价与传递信用的金融制度的形态总是历史地依赖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状况的，总是与具体社会里的人的行为模式相配合的，总是人类为了在高度不确定的世界里维持"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所创造的总体制度的一部分。所以，金融危机不足怪，金融危机而没有伴随着金融制度的变革确是值得奇怪的，好像一个人做错了事情不足怪，但反复做错一件事情却是很怪的一样。
信用越是发达，消费之后节约下来的资源从最初的资源所有者传递到最终的资源使用者那里所必须经过的中间环节也就越复杂，这是所谓"金融深化"的过程。譬如我完全没有信用，那么我只能自己盖房子住；比这个信用级别更高的级别是我的信用足以让别人相信我的"钱"与我的钱所代表的资源相称，从而我可以买到一所房子而不必自己动手建造它；更高级别的信用让我能够从其他人那里借到一笔钱来购买我想居住进去的房子；信用的进一步提高让我可以说服金融机构以很低的利率借钱给我，并且将我承诺"还钱"的契约转让给愿意把我的承诺视为类似政府债券之类的"生息工具"……这个信用的链条可以无穷无尽地发展下去（这绝不意味着信用的价值可以无穷大）。每增加一个环节，这伺一所住房的金融价值就增加一些，住房的价值之所以增加，是因为持有基于住房的信用的人数不断增多，而这些人利用所持有的这一信用保证做抵押，可以借到更多的资源从而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而有能力偿付更多的利息。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金融深化"的过程，不仅仅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且更多地，每日每时地发生在发达国家里。能够将发达市场经济从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区别开来的，不是"金融深化"过程本身，而是信用评价与传递的素质，是金融制度的质量而不是它的数量。你可以在资源的最初占有者与最终使用者之间构造漫长而复杂的链条（包括期货，期权期指以及千奇百怪的各种衍生工具），但那什么也说明不了。只有当信用危机发生时，这链条的质量才经受考验，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的信用程度才经受考验，整个社会的文明化程度才经受考验。到那时，你才获得了资格谈论真正的"金融深化"。
信用的评价与监督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资源的所有者不知道资源的最终使用者所掌握的全部信息，换句话说，这里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性"。减少这种信息不对称性的办法，一是靠竞争性的市场迫使资源的最终使用者说实话；一是靠专家经验帮助资源的所有者评价资源使用者的信用。一谈到"专家经验"，我们难免就想到银行里面长期积累起来的那些经验。固然，那是很宝贵的一种人类经验，不过在另一方面，在资本市场的竞争性的那一方面，人类也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并且，最重要的是那些普通股民经营自己的钱所积累起来的切肤经验。所谓"市场社会"，归根结底是这些人的社会；那些只知道依赖"父母官"的人骨子里是不相信市场的力量的，他们怎么可能发展出市场社会呢？他们实在需要的。是一位好官，或者，好皇帝。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是说，一个社会昨天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今天制度的形态；人的主观能动性是说，人类靠了自由与创造的精神，总可以打破历史决定论的界限，为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而改变自己生存的环境。这两个性质放在一起，可以说明人类社会里发生的大多数事情。
融资体制也是如此，假如我们没有"用脚投票"的方式，那么我们要投资就只好通过计划体制的各种方式；假如我们"用脚投票"的能力虽然有些，但很薄弱，对企业的绩效几乎没有什么监督作用，那么我们便倾向于较多地依赖专家经验，尤其是现成的，已经积累在国家银行里的专家经验，尽管那一类专家经验是储存在产权安排十分成问题的制度里面的专家经验。（我们不要忘记，专家经验仅仅构成人类知识，而不能构成人类行为。人类怎样行动，不仅取决于人类知道什么，而且更主要地取决于人类想要追求什么，后者与激励机制问题有关。）
日本的融资体制较多地依赖于银行，所谓"主银行制度"。这不能说明日本社会没有理性，只说明这是日本金融体制发展的"道路依赖性"——由于股票市场不发育，所以主要通过银行融资；由于通过银行融资，所以积累了更多的银行经验；由于积累了大量银行经验从而银行成本降低，所以股票市场更难发育……美国的融资体制较多地依赖于市场力量，所谓"资本市场"制度，这也是一种道路依赖性。
中国选择哪一种制度？在天则经济研究所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这是个争论的主题。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来，任何选择其实只是"边际"的选择，在"传统"的边际处有所为。不过，选择的意义在于它毕竟可以改变传统，通过不断地坚持边际变革来改变。就个人的立场而言，我更相信市场力量而较少相信任何个人包括专家的"信用"。所以，我赞成我们边际地和执着地朝着直接融资的方向过渡，让多数人决定自己的资源的命运，让政府淡化自己的投资意识并且强化自己的法治意识。金融体制的运作，我是地地道道的外行，所以这篇文章只是后面要出场的专家意见的"引子"。
积极货币还是消极货币？
银行不良贷款固然成为我们目前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但谢平和许小年对这一现象的讨论所揭示出来的，其实还是中国货币的性质问题。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一直坚持把"市场"看成一个过程而不是一套均衡状态下统计出来的表格。在作为"过程"的市场中，能够把资源配置的成千上万种方案最终带到帕累托有效均衡里的，是所谓"积极货币（actiVemoney）"。
我们知道，在完全的计划经济里不存在积极货币，那里只有"消极货币(passivemoney)"，即做为物流平衡计划里的"计量单位"的货币。当决策权集中于一人时，货币是无意义的符号。但是当决策权被分散化到千千万万彼此不相识的个人手中时，在多大程度上货币是"积极的"，就成了决定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否可以发挥其"上帝"作用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所谓"积极货币"，就是积极地追逐着潜在利润的货币。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里，每一块货币都好像长了眼睛，它们的行为如同海洋深处的鲨鱼，被微弱的血腥味道从四面八方吸引过来，转瞬间聚集成可怕的力量。正是市场里积极货币所聚集的这种令人生畏的力量，使资源从旧有的配置中脱离出来被重新组合成为可能。
我们常常感叹那些具有企业家头脑的人可以在看似绝望的处境里嗅到机会，奇迹般地扭转整个局面。然而我们不常意识到，只有当我们下决心在我们的社会制度里植人能够激励和保护每个人身上潜藏着的企业家才能的时候，我们才有希望更经常地看到企业家从绝境中涌现，我们整个社会才有希望生机勃勃地发展。
同样的一块钱人民币，由什么人来花它，可以造成极不同的后果。货币之为"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端赖于它的主人是谁。当我端详着桌上那枚可怜的一块钱硬币时，我觉得它真的很无辜。它满可以被挂在一家银行的呆账上，也可以跳进农贸市场里某位小贩的手心从而生出更多的硬币来。决定了一块硬币的性质的，其实是它的主人的性质。一家国有大银行的经理，以前疯狂制造坏账，现在则"借贷"和终日无所事事，他的性质是"官僚"而不是"企业家"，货币在他手里从来就没有成为"积极的"。相反，在他附近或许站了一位被呆账愁到不知所措的企业家，由于决策错误或用人不当或运气不好，正在发愁从哪里筹到应急的"头寸"，他或许会被呆账压垮，但他毕竟在为自己以前和现在所做的事情负责。正是这种将获取利润的权利与承担风险的责任真正结合起来的制度造就了"积极货币"。
银行出了坏账不可怕，经济景气循环也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银行和企业的经理职能的官僚化。韦伯说过，官僚行为的目的是使其支付的努力最小化。比这更加糟糕的是，同样是这些掌握着权力的人，在行使官僚职能的同时，发挥他们潜藏着的为私利而驱动的企业家才能，导致马克思所谓"东方式的腐败"。
我尽管天真，却不相信有"超越所有制"的可能。你就算找到了万世灵方，可以设计一套管理制度监督每个雇员，你还是无法激励出他们潜在的企业家能力，还是无法开展出一个勇于创新的生机勃勃的社会。只有一套方案是古老经验认可了的，那就是与"不劳动者不得食"相对应的，"不创新者不得利"。当我试着想象把这句话写到宪法里并且以这宪法为准绳来评判事物时，我惊讶地发现我们大多数政府官员都已经"违宪"了。难怪我们总是跟在富于创新的民族后面走路，因为我们的政府原本不是设计了来保护创新者宪法权利的政府；难怪我们总是把"摸着石头过河"理解为"绕着困难走路"，因为我们的政府在千年传统上只是向皇上负责的官僚政府；难怪我们不是积累大量三角债就是积累大量银行坏账，因为我们的政府在计划经济传统上是只会把货币当作"消极货币"来使用的政府。
金融危机与转型期文化传统
读者或许认为金融与文化之间，即便有什么关系，也是附庸风雅之类的关系。不过在我一直以来的理解中，金融却与文化有着最密切最不能忽视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核心环节就是金融活动所赖以生存的，从事金融的人们的道德观念与道德自律。当道德自律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做为"信誉"的特殊形态的金融就根本无法存在。我们不能忘记，金融，当它以原始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西方社会尚处于贝尔（D.Bell）所说的人世苦修的宗教精神与享乐至上的攫取精神相持不下的阶段。金融像法律一样，是一套规则，一旦人们习惯了服从这套规则，监督人们服从规则的成本就会大大减少，从而规则之下的经济效益可以得到极大的发挥。西方人在咸尼斯时代以来的几百年里服从和习惯了这套规则。我们现在仍然看到西方社会里最保守的一派人士，正是所谓的"银行家"，正是这些金融巨头们，经常以巨额赞助来扶持传统价值在年轻人当中的散播。为什么这些被熊彼特（J．Schumpeter）称为"资本主义的守门人"的银行家们如此看重传统道德呢？
金融活动，布罗代尔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最高形态（具有超越分工的倾向），列宁归结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金融寡头垄断）的核心部分。在深受马克思制度分析影响的制度经济学家眼里，金融是信用关系从"前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扩展到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总之，金融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关联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挑战。当人们的物质利益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损害时，人们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发生疑问。不仅如此，人们还进一步对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理发生疑问。在所有这些疑问之上，人们最终会怀疑：来自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否真的适用于非西方文化传统诸社会的经济？我在这篇短文里提出来讨论的就是，由金融危机所揭示出来的在经济活动与道德基础之间的关系，以及在"非西方社会（non－Westemsoci-eties广诸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工业的"转型期"）中，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更深入的讨论，参阅汪丁丁《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我思考的经济学》、《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
金融固然归根结底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于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托宾（James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琅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具有"金融"的意义。在韦伯的论述传统中，金融，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股票市场这样的金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在这里我把"大众"定义为超越了"私人联系"所能维系的群体的规模。与托宾的定义一致，当我们考察一张借据能够成为一项"金融工具"的前提时，马上会注意到金融与"信用一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借贷方对出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托于私人联系（血缘、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的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没有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绝购买普遍看好的该企业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家企业的老板而购买该企业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于"非个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联系"的、被哈那克叫做"抽象规则(abstractrules)"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在韦伯那里被叫做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ortive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contractingsystem)"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着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着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托方向代理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代理方只能在市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托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市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于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于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于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市"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于弊，但是它所要求于社会道德基础的是什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规定下，委托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代理方发出"随行就市(marketorder)"指令。在该指令下，委托代理契约关系规定，代理方必须"尽最大努力(thebestef-fort)"为委托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代理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代理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托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百分之一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Dell，其股票常常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Dell从85美元，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几乎不停顿地跌至79美元，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代理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果委托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市"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代理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托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托方，获利百分之百。如果委托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代理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托人（即在较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托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代理人这样做,由于监督成本太高,委托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托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生活的时候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经常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市"指令，并经常于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价格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于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成熟的资本市场里，不仅各大交易公司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咨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代理人行为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市"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于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市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代理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上面讨论的是一个很小的例子。目前发生在亚洲许多地区的"金融危机"（货币动荡只是这一危机的表现之一），就我的理解而言与上面这个例子的性质是一样的——信誉危机。所谓"坏帐"，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里固然难以避免，但是出现与韩国政府贷款的坏帐比例（根据一份材料的估计，接近40％）类似的坏帐却是少见的。中国的银行向国营企业发放的贷款，坏帐比例已经高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也只有20％。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开始从古典发展阶段（即琅特尔所谓"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即珀特尔所谓的"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从而需要建立大规模集资的机制。政府干预下的集资固然可以大规模进行，如同韩国1970－1990期间所做的那样，但其社会弊端往往抵消了经济效果（例如由此而来的政治腐败和新的老的"财阀族"），而其经济上的效果，也未必有预期那么好（参阅人们最近几年来对"亚洲奇迹"的批评）。但是，如果放弃政府干预这个手段，在互不相识的广大人群之间如何实行大规模集资呢？"金融"作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一种"大众参与"的信用关系，便在亚洲诸"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里凸显出来了。这一"金融深化(financialdeepen-ing）"过程与本上文化尤其是本上知识(localknowl-edge）的冲突性也便凸显出来了。
从亚洲各国在"经济起飞阶段（thetake－offstage）"所发生的社会变化来看，现代化过程在很强的意义上就是西方化的过程。例如在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的阶段，这两个国家的离婚率。自杀率以及犯罪率都有统计意义上非常显著的增加；人们的家庭观念和社会对"个人主义"的态度也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传统道德意识不断弱化的同时。新的与从西方引进的"资本主义"相适应的道德共识却难以在短期内形成。于是刚刚从"家"的牢笼里走出来进入"市场"的这许许多多陌生的"个人"，开始体验到普遍的信誉危机。这在中国大陆尤其突出（这里正在流行的一种说法叫做"杀熟"，就是亲友之间为金钱而展开的厮杀）。道德基础在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的缺失，这种"两处茫茫皆不见"的道德无政府状态，显然是难以为继的。而在这一社会转型期里的金融过程，显然也是难以为继的。当金融过程继续不下去时，在这些社会里，解决危机的办法其实只有两个：（1）政府出面干预，并且面临着经济集中化的危险；（2）回到非金融化的市场经济里去，放弃规模经济的好处。除非社会有能力重构自己的道德基础，否则是不会有什么长期意义上的"信用关系"的。
上面这些没有附加经验数据的论说大体上只可以当成"判断"而不是学术性的结论。不过，当我们想象，凭了我们对非西方社会行为方式的熟悉来想象，那些金融机构里的贷款分析员和监督人员是如何处理日常帐目往来的，他们以及他们的上级如何在评价投资项目时受到各种私人联系的影响，以及如何在项目已经出现问题时试图隐瞒……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被费孝通先生概括为"一个一个同心圆构成的"，以每一个个体为圆心的社会关系网里，个体是如何对待那些写在纸面上的"超越了私人联系"的规章制度的；我们可以想象"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对金融秩序意味着什么。我可以在一种非常或过分彻底的意义上认为：人们必须在商品"等价交换"公式的两端异化到非人的状态，异化到只服从抽象的金钱的驱使和抽象的外在的法律约束的时候，才有资格像威尼斯商人那样（同时也不要忘记了莎翁笔下"夏洛克的那一磅肉"），来玩儿"金融"。
目前发生在亚洲的金融危机，就我的理解而言，正是文化危机的反映。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种"双重的现代性问题"：（1）从传统农业经济转型为现代工业经济的过程中，具备了反思能力的个人，在不断扩张着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时空裂口之内所体验到的那种上下无着的，由黑格尔、迪尔凯姆、韦伯、哈贝玛斯（J．-Habermas）和吉登斯（A．Giddens）反复论述过的现代性危机；（2）非西方的本土文化传统中的个人，在面对西方技术。知识体系。权利方式以及随着现代市场经济涌进本上社会里来的全部西方影响时，所体验到的那种"认同危机(theidentitycrisis)",那种丧失了真实的"自我"的心理体验,那种对异化的"变形记"式的痛苦感受，那种找不到"场景（frame）"从而失去家园时的茫然。
像我写的其他文章一样，这篇文章只提出问题，不提供结论，甚至连引文也没有。所有研究性质的文章都已经收括在上引我自己的几本文集里了。
高速增长、"市盈率"及其它
1992年底我第一次玩儿股票，在当时最著名的美国互联网股票交易商"Etrade"开了一个十几万元的帐户。由于对基础分析里所谓"市盈率"印象深刻，我在计算机网络上检索那些市盈率最低的股票，从中找到一个似乎比较可靠的，市盈率只有1．5（按照教科书解释，就是一年半"收回本钱"，以后净赚）的股票，买了一大批。这次投资的结果是可以想象的，股价一跌再跌，尽管大市一涨再涨。不光没有净赚，本钱也赔进去三分之一。我从此才开始自学金融理论，明白了市盈率的动态含义。
简单说来，《华尔街日报》上每天公布的市盈率不是一个超前的概念，它只反映企业已经公布了的业绩。一家企业，如果经营得不好，盈利逐季下跌，会使得那些眼光超前的基金经理们大幅压低该企业股票的未来盈利的贴现值，从而股票价格大幅下跌。因为基金经理们往往用现在的盈利增长率来外推未来盈利，一旦现期盈利增长率下降，外推得到的长期盈利就会以比现期盈利下降率大得多的幅度下降。这导致股票价格以比现期盈利下降率大得多的幅度下跌。所有这些"动态效应"最终会使一个股票看起来非常便宜，因为它的市盈率的分子——股票价格，正在以超过分母——现期盈利——的速度下跌。一个以静态眼光来对待市盈率指标的投资者会因此而被误导，大上其当。当然，这里所说的企业是一种非稳态中的企业，正在从盈利的高速增长状态下跌到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状态。
就稳定形态而言，企业分增长型的和非增长型的。那些已经占领了相当大市场份额的巨人往往增长缓慢，倾向于将源源不断的盈利分给股东做为"红利"，因为眼前已经没有更多更好的投资机会了。这类企业的市盈率会比较低，有些像食利的债券。与此相反，那些增长型的企业疯狂地将盈利重新投入扩张市场和生产过程中，以期开发和占领更大的市场，因此完全不发"红利"。这些企业疯狂的扩张(如果不是过分扩张的话)带来盈利的高速增长，从而通过市盈率的计算法则使其股票价格以大大超过其现期盈利增长速度的速度增长，导致极高的(常常在一千以上的)市盈率。一个眼前的例子是美国和日本资本市场的"宠儿"——互联网巨子Ya-hoo的股票价格，虽然1997年第四季度盈利只有3美分(以前的三个季度是亏损)，股价却涨到65美元（在东京市场上，由于特殊原因，其每股价格在2100万日元以上）。理由在于这家公司在世界各地的上网客户数以千万计，并且客户的增长率是每年45％。一个有数千万"网客"拜访的互联网，其广告价值就已经超过20亿美元！显然，我和我的读者更关心的，是那些增长型企业的股票的定价机制。一个流行于华尔街的简单定价准则是所谓"PEG"准则——股票的市盈率对企业未来五年盈利增长率的比率小于或等于0.5就是非常合算的股票（在已经持续了十五年的"牛市"里，这样的股票已经罕见，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只要这个比率小于1就是合算的）。例如一个被断定在未来五年里会以50％的年率增长的企业，如果股票的市盈率是50左右，那么其"PEG"是1，从而被认为是合算的，尽管在纽约股市上，市盈率超过30已经被认为是非常昂贵的股票了。当我了解到这个流行于华尔街的定价准则时，我对这一准则所预设的"制度安排"做了许多深入的思考。最后，我的结论是，这一准则可能仅仅适用于美国社会，而无法照搬到东方社会里来，至少，不能照搬到一个资本主义支撑体系不成熟的社会里来。首先成问题的是，作为一个投资者，我如何获得未来盈利的增长率的估计值呢？这涉及整个监督体系和专家系统的信誉问题，而这在各个东方社会里都是最值得怀疑的。其次，作为一个分散的投资者，我怎样确信企业的未来盈利会是"我"的盈利而不是以种种方式被侵吞和转化为各种利益群体的盈利呢？这涉及资本市场的有效性问题（我在其他文章里解释过，资本市场的实质是经营者名誉的竞争市场）。在一个缺失了一千年宗教传统从而缺乏"普遍主义"信仰的东方社会里，一个与投资者没有血缘或地缘联系的经营者如何在这个通行着"特殊主义"行为准则的社会里建立自己的信誉呢？或者，这个经营者为什么要在乎自己的信誉呢？在日本、南韩、台湾和中国，这些高速增长的东方社会里，我们更经常见到的不是伴随着高速增长的社会福利的改善，而是伴随着高速增长的腐败，是所谓"产、官、学"之间的勾结，以及目前刚刚开始暴露出来的，金融——最高级的信誉关系——的混乱。
当整个社会处于全面转型的时候，高速增长不再具有单纯的经济学意义——一张更大的馅儿饼，人人有份。事实上，我们更加关心的是，高速增长不可避免地要复制造成高速增长的那种社会机制，而那种社会机制是否合理？如果腐化能够带来增长，我们可以接受不断复制着腐化的社会机制吗？换句话说，我们关心的是整个社会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现在，没有谁还会告诉我们，像六十年代的南韩一样，"增长，那是医治一切社会病的良方"。现在我们甚至可以说，南韩的病是一种典型的东方病征，是远比经济增长更为根本的病征。不加论证地，我在这里声称，西方社会的资本市场的实质，是资金对人进行选择；东方社会的资本市场的现状，是人对资金进行控制。你可以惜此断言，资金对人进行选择是一种"异化"。不错，正是一种"异化"过程，以一种超越个人的方式对一切个人实行"效率面前人人平等"的选择，提高了效率，也加深了人的异化。"资本主义的每一个进步，同时都是一种退步。"可是，这种异化与东方社会里那种借了特殊的个人（或家族）的超经济力量对资金实行控制所实现的不能算是长期的经济增长相比是否真的更坏呢？
我真的很喜欢"PEG"这个概念，因为它比市盈率（往往不超过三十年）看得更加长远，更加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信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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