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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的"可计算性"与波动
几年前我写过"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的文章（《读书》1993年），因为那是韦伯分析东西方社会差异时最强调的技术细节之一。我对韦伯对西方社会技术细节的"总结"的总结，就是西方人发展起来的那一套尽量使得损益"可计算"的政治、法律、金融、会计、统计指标等等技术支撑系统。这里的细节我已经在另一篇文章里讲过了（《金融热与中国之命运》，载于《读书》1995年）。我们中国人传统上不喜欢这么斤斤计较，不喜欢这类"雕虫小技"，尽管中国人也有观察世界的经验传统，却从精神上不会把世界当成"征服"的对象。所以韦伯所见到的东西方社会差异其实黑格尔早就说过(《历史哲学》)，所谓"海洋文明"与"大河文明"之间的差异。说了这些足以让金融学家和喜欢"资本市场"的读者困惑的开场白之后，我可以提出这篇文章的正题了：资本市场的波动性来源于它所要求的"理性计算"的精确性。就我所知，这个主题相当地标新立异。
写这类文章的时候，我总是企图从核心问题说起，以便简明。却总不得不以具体事例来说明我的主题，于是有时冗长。我的第一个例子应当从所有在股票市场里混过几年的人都熟悉的"市盈率（即市价对盈利的比率）"概念开始。不过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玩儿"金融的那个架势似乎从不考虑什么"市盈率"问题。用香港人的话说，"买高不买低"，玩儿股票看重的是"人"气，不是西方人标榜的"投资回报率"之类东西。说这些事情时我很苦恼，因为这些事情使得我的文章很不干脆利落，但不说这些事情就无法说清楚为什么看上去一样的经济机制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里运转起来很不一样。
标准投资理论教科书一定从"市盈率(P/eratio，或Price/EarningRatio)"开始讨论投资实务。熟悉西方金融运作的读者应当同意,市盈率也是西方人特别是机构持股者"玩儿"股票时最重视的指标之一，是所谓"基础分析(fundamentalanalvsis)"的首要内容。市盈率反映着"资本"这个概念和资本投资的动机。什么是"资本"？撇开马克思式的思辨，资本首先或在肤浅层次上，不是什么"社会关系"。资本是在一定时期内被认为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过初始投资的收益的"东西"。请注意我这里说的"被认为……"，这意味着心理预期的作用，意味着发生亏损的风险，也产生着对"可计算性"的要求。让我再展开来讨论一下。
首先，资本投资的动机是为了盈利。产权安排不同，"投资"的盈利动机也会不同，假设投资者追逐利润，我们可以接着讨论，按照标准的金融课程引出"贴现值(PresentValue)"
公式做为对盈利的一种计算。这在我看来是资本问题的关键环节，从它可以讨论金融风险，也可以讨论企业家精神。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最看重"时间"因素，因为资本之成为"资本"，就在于它的占有者愿意"等待"，愿意放弃目前消费，等待着"资本"带来的更大的未来消费。所以那个叫做"资本（capital）"的东西必须区分于被叫做"消费品"的东西，而区分的界限就是等候时间的长短。于是在贴现值公式里，未来各个时期的预期收益都被折现到目前。以上都是"老生常谈"。不过，最简单的东西里往往包含着最久经考验的真理。
一个成熟市场经济里的储蓄者面对着若干储蓄选择：（1）把目前放弃的消费机会存入银行收取利息。根据美国八十年历史统计(除去通胀因素)，这个利息率大约是0.5％；（2）购买政府债券收取年息，回报率大约是2％；（3）公司债券，回报率大约是6％；（4)股票，回报率8％（由于经济周期的影响，回报率波动极大，平均值没有现实意义；例如道琼斯指数四年内从4000点涨到8000点年均回报率25％）；（5）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子女的和自己的)，回报率很难计算，不过根据劳动经济学家们长期（从60年代）以来的统计估计，至少应当在30％以上（不包括因教育而带来的社会收益——"溢出效益"）。但是由于家庭结构和社会保障机制的变迁，西方社会从家庭内部产生的人力资本投资率，至少在贝克尔(G.Becker)看来，大大低于均衡水平（也就是说，如果父母对子女的"利他主义"精神足够强烈，美国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应当等于资本市场平均的也就是"均衡的"回报率——10％左右）。假设储蓄者追求"一定风险下的最高回报率"，那么股票投资应当占总储蓄的相当大部分（按照最优投资理论计算大约占财富总量的三分之一）。
我在另一篇文章里讨论了成熟资本市场里基金经理的行为模式（《经济学消息报》1997年或1998年初），认为美国目前资本市场的制度安排使得大部分基金经理没有追求最高回报率的动机。不过这是另外的话题，让我们假设基金经理们追求最高回报率（给定风险水平）。用贴现率语言来表示，就是追求"投资的未来各个期间的盈利按照相应期间的风险所决定的相应的贴现率折现为现期价值并加总，这个总值减去购买这项资本所付的成本，这个差额再除以购买资本的成本"这个比率的最大值。也就是（E－P)／P，这里的"F'是单位资本盈利的贴现值，"P'是资本的市场价格。现在可以讨论这篇文章的主题了。
就是这个"E"引出目前世界金融波动全部的麻烦（注意，是"引出"，不是"造成"）。为了计算投资回报率，基金经理们必须精确估计这个"E"，这个各个时期预期盈利在与相应时期的风险（何等艰难的事情）抵消以后的加总。让我以极端的例子来说明，如果我们的基金经理要计算的是一项"消费品"的贴现值，那么他只要计算本期可能的收益，而本期收益就是这件消费品在它所处的市场总量的（边际）位置上所带来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参阅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为了省事，也可以用市场价格来衡量（不过这价格绝不是平均意义上的，而是这个特定商品在特定交易对象讨价还价竞争中确定的价格）。当资本品不是消费品时，估计未来收益与风险便成了非常困难的事情。美国股票的80％是在机构（基金、保险公司、政府部门和利益代理、退休金管理机构……）手中。这些机构雇佣大批专家分工分析各种股票的价值。例如美国境内各个机构负责跟踪"NineWestGroup"(最大的一家专门生产中高档女鞋的企业）的分析家一共是16名，负责跟踪"VidioScan"的分析家有2名，等等。这些分析家由于长期分析这些企业的业绩和潜在问题，常常能够为企业提供杰出的经营建议和改革方案（例如不少电讯业的分析家曾经为电讯业兼并做过的事情）。这些专家定时与企业经理接触，询问与经营和盈利有关的技术细节（例如某个项目的进展状况），再将得到的印象写成报告，在投资委托人当中传阅，通过委托人的决策，引发动辄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从一家企业流向另一家企业，造成股票价格的大幅起落。
这些细节，这些我观察到的资本主义"支撑系统"的细节，用一整本书的篇幅也写不完。让我们放弃叙述这些细节的更加有趣的部分，回过头来讨论那个"E"。假设追逐最高回报卒的分析家们跟踪每一家企业的经营状况，假设他们能够，凭着多年的经验，想象每一个项目的具体风险的类别，那么在成熟资本市场上，有专门机构来评定每一种风险类别相应的贴现率。我们常常见到的"AAA"或者"CCC"这类信用评定，就起着这个功能。银行在决定给企业贷款时也要参照这类级别评价来确定贷款利率（这与投资分析是一回事）；假设分析家们也想象出了每一个具体项目可以带来的盈利，这包括市场波动，购买力和消费者收入变化……；在这么多关于信息的假设下，分析家才可以计算出具体企业发行的股票的投资回报率里的那个"E"。显然，在现实中根本没有这回事。现实的计算方法是这样的：你先观察几年这家企业的盈利增长状况，估计出一个比较稳定的盈利增长率，然后用这个增长率外推出未来若干年的盈利额，然后根据风险级别贴现到现期。我可以提出更重要的。制度安排上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现实中没有上面那种"完备信息"。一个制度安排（这对下面的讨论很重要）是：企业经理有足够的动机不告诉基金分析家那些"坏消息"。这可以是因为大部分经理人员的相当大部分的个人财富是以本企业的股票及其期权价值的形式储存着的（不必解释细节）；可以是因为经理人员甚至具体项目的管理者自己也不知道未来的收益和风险（只有上帝才全知全能）；也可以是因为企业往往准备两套甚至更多套业绩报告（由于税务和法律上的理由），披露季度或年度报告里没有写过的信息是很严重的法律行为……我可以举出更多的"也许"。另一方面，成熟的市场经济也有制度安排来减弱"不披露消息"的动机。例如基金分析家在询问不能获得有意义的信息或者认为企业经理故意隐瞒消息时，会招集投资委托人电话会议宣告他们的怀疑，这会引发谣言，而谣言往往使得股票价格非常不稳定，并且越是权威机构，其散发出来的"谣言"越具有威慑力。我们知道最大的十几家投资机构每天会发布所谓"down－grade"，也就是"降级"名单——包括当天获得投资机构分析家"升级"、"降级"和列入"跟踪"的企业的名单。按照我的观察，摩根·斯坦利这样的机构所宣布的降级通常会使企业股票的价格当天下跌百分之十。另外，例如最近波音公司的股民们联合控告波音集团几名首要负责人，也就是"代理人"，"故意向股东，也就是委托人隐瞒坏消息，致使股票高涨（企业经理人员抛出自己的股票）然后暴跌"的案子，几家重要的律师事务所特别愿意承接这类案件，索赔金额可以千万计。目前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做法是所谓"坏孩子主动报告"，也就是企业在正式公布业绩之前先发布"警告"。例如WDC（最大的计算机存储器制造商之一）连着"警告"了市场三次盈利下降，该公司股票的价格从接近50美元跌到了最近的不到20美元。这类办法可以让股东们谅解企业经理的难处，不导致法律惩罚。所以，形式上看西方的企业是每一季度公布一次业绩，实际上是每个月甚至每个星期都有信息披露出来。
这些故事和"可计算性"有什么关系呢？关系极大。如果没有这些披露信息的制度安排，企业的股票价格会更大幅度地波动，会每天让充耳不绝的谣言左右股市，会失去"理性"，会让局外的投资者望而却步，会大大减少流入资本市场的财富，会大大降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源从低效率部门流往高效率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我们看到所有这些降低效率的事情每天都在"新兴资本市场"地区（包括香港。台湾。韩国和日本）发生着。我不打算讨论"文化"问题，但是这些都与文化有关系。你想搞"市场经济"吗？你就必须提高资本市场的"可计算性"。这和计划经济体制里的道理一样。你要计划的"可计算性"，你就必须预期每一个人的每一个行为。只不过后者使用的是"控制所有的人的所有的行为"的办法，前者使用的是资本主义支撑体系能够提供的一切技术和制度安排，这些安排基本上是围绕"竞争"发展起来的。关于最后这一点我还要提供一个例子：英国一家刊物最近提出收购美国最权威的一家"机构玩家"评论杂志（在机构分析家当中被认为是金融界的"诺贝尔奖"）。这家刊物通过对企业和股东的调查，定期公布最佳基金经理或机构股票玩儿家的名单。那些名列前矛的分析家通常可以挣得比同事高许多偌的工资(基本工资，不算利润分红)。这就是竞争机制，你要向老板要求增加工资？先看看你在《机构玩家》上排名是老几吧。
尽管如此，如此盘根错节和经过长期实践发展起来的制度安排之下，仍然有大量的信息被掩盖或丢失了。最近闹得整个地球不得安生的亚洲金融混乱，提供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可计算性"和资本市场波动的幅度多么密切地关联着。设想一下，美国最大的机构玩儿家，美林集团的分析家，打电话给韩国三星集团投资关系经理，询问一些在韩国人看来几乎就是不信任甚至污辱性的，涉及到企业的"家丑"的问题（在一本专门讲述日本企业精神的书里这样写道：千万不要和你的日本谈判对象死抠协议书上的字眼，那被认为是对"人"不信任，是对"人格"的污辱，是存心要破坏合作）。分析家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呢？这正是近几天发生在美国资本市场上的事情。那些在亚洲市场上已经获得长足发展的计算机企业（例如Compaq、Dell……）由于不知道如何"计算"亚洲金融混乱给企业近期或中期盈利带来的影响而无法向机构玩儿家交代。如上述，这会引发谣言，漫天的谣言，或者，暴发"惊讶"，突然暴露的问题会使股票价格更加不稳定。许多次小型地震总是比一次大地震好。可是很不幸，这是一次"大地震"。至少在我看来是一次大地震，它会持续，会变得更加严重起来，会跟着许多次余震。因为东西方文化在这里发生了冲突，西方人要求的那种精确到带有污辱性的"可计算性"在东方人看来是"nonsense"（不妨翻译为"没有常识"，或干脆就是"不懂事"）。在我们这里人人生活在"灰市"里面，谁在乎过比这更加精确的可计算性呢？何况我们天生练就了对人情世故在心里评价一番的本事——所谓"势利"，西方人恐怕连语言里都没有这个"势"字，更谈不到计算"人情关系"的长期价值了。
信息无法顺畅交流，于是导致股市地震。按照我的计算，至少有两个企业，由于他们的盈利状况与亚洲市场关系密切，他们突然发出的"警告"（往往已经太晚），使得道琼斯指数一天跌去超过一百点。企业股票的市盈率越高，引发地震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是因为，如上述，市盈率就是股票价格对企业盈利贴现值的比。由于贴现值是按照现有的盈利增长率外推计算出来的，一个季度的增长率的轻微变化，外推到几年的时候可以造成巨大的贴现值上的差异。市盈率越高；例如美国，S＄Ｐ500家企业的平均市盈率已经到了24的水平。换句话说，一个书呆子会追究企业盈利的状况从1997年一直到2023年；如果机构玩儿家都这样追究下去，他们会迫使企业经理们都变成"算命先生"。懂得一些按照指数增长的东西的人会马上发现我们正在涉及"天文数字"（外推的年数是做为幂指数进入贴现率公式的，目前所知的宇宙的半径是10的48次方，度量单位是厘米还是光年在这里无关紧要）。说的具体些，如果我们听计算的是十年以上的盈利外推，那么现期盈利降低一个百分点足可以导致整个盈利20个百分点的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喜欢那些市盈率低于10的股票，至少不会闹地震。
关于"主题"就可以谈到此处。这篇随笔已经太长了。
"恩垂"的泡沫与均衡
——关于信息的故事之七
从它的崛起到消失，经历了四个小时，全世界的人都从电视新闻上知道了这个故事。1998年5月4日，与往常一样，成千上万的股票专业户和业余爱好者在开市前的几个小时里，试图从成千上万条"新闻"中检索有利可图的消息。纽约股市和柜台交易（NASDAQ）股市有上万种股票。每天早上人们从各种渠道可以获得上万条"新闻"，于是一颗大脑必须在几小时内将这些不同的新闻与不同的股票组合上"万万"次，也就是上亿次，才算是获得了比较全面的判断，所谓"全局最优"，也叫做信息的"汇集"。没有人这样做过，没有人有能力这样做。只有"市场"可能提供这种大规模的信息汇集。但市场汇集信息的方式是惊人的，惟其"令人震惊"，信息才谈得上是被"汇集"了。这一天早上开市的时候，一只价格始终在12美元左右的小股票——它的英文名字是"entremed"，我译做"恩垂"——在第一个五分钟内跳到85美元，停留了五分钟，迅速下降到40美元，交易数量从平常的几万股暴增到一千二百万股（而这家股份公司的股份总量只是五百万股左右），两个小时以后，股价又上升到60美元，然后再次跌到40美元，又升至55美元，又跌至巧美元，……一个泡沫消失了，第三天开市的时候，这只股票的价格是30美元，而我估计的均衡价格是23美元（后来均衡在18美元的水平上）。没人关心有多少人被套牢在80美元的水平上，损失70％，也许要几年以后才再上升到80美元的水平。对无数没有利害关系的人而言，这只是每天都发生在股市上的几十个类似的泡沫当中一个比较显眼的泡沫而已。
"恩垂"是一家研制抗癌药物的小公司，几个月前《财星》载文，说这家公司在白鼠身上同时使用两种药物来切断癌细胞的血液供给，并说这一方法能够完全根除癌细胞。换句话说，人类找到了根治而不是延缓癌症的途径。这消息到了5月4日已经不是新闻，而且英国和美国的若干研究机构各自都在与此类似的途径上取得了与此类似的抗癌效果，其中加大洛杉矾分校的研究机构已经。开始在人身上进行类似的实验了。这消息对医科专业人士不是新闻，对从事这些研究的人的亲友们也不是新闻，对这些亲友的亲友们，也许也不算是新闻了……最后，某个下午，无数可能知道这一消息的下一轮人里面，刚好有《纽约时报》的一个编辑，而且他或她刚好坐在一家咖啡馆里……最后还需要一个偶然的场合，某个基金经理刚好在5月4日早上看到了这份《纽约时报》，并且他或她的知识结构足以引发"利好"的猜测，并且这家基金控制了足够多的闲钱，多到足以在股市上发出一个初始信号。这些就是5月4日"恩垂"事件所需要的全部偶然因素。这个过程其实与突然爆发的传染病是一个道理，信息经过了"潜伏期"的积累，达到某个阈值，进入"爆发期"。
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我在授课（这占了我的一半时间）之余，试着利用互联网提供的兔费实时股市走势图(参见《信息的故事》(之二))寻找那些有利可图的小股票。这类实时走势图的许多功能之一是每分钟自动更新，报给你当时股市里升值幅度最大的十只股票。在NASDAQ这些股票多是小股票，价格不超过2美元。由于有时差，我在夏威夷起床以后，只好满足于观察纽约时间中午的股票。在一个月时间里，平均每天（也就是每一个纽约时间的下午半天）从各个股市里冒出来的"升值百分比最高"的泡泡，大约是四十个（换句话说，平均每个泡泡持续的时间约为一个小时）。这些小股票的泡沫大致有如下的模式：先是爆发，在一分钟走势图上看就是突然从2美元以下跳到4美元或7美元左右，这产生信号——价格上升100％或200％。这一信号通常会吸引来更多的投资者，所以在其后的一个小时里，价格波动最为剧烈，交易量也最为高涨。注意，所谓市场"汇集"信息的功能就是在这一个小时里实现的。交易量就是投票数量，大众投票的结果就是均衡价格。但是这里我们必须再想得深入一些，所谓"均衡价格"其实不过是多数参与者对当下市场价格的解释达到了均衡（贝叶斯预期均衡）。因为没有人真正知道企业经营的状况——大多数股票在2美元以下的企业都在亏损经营阶段上，没有人相信自己或其他人对这类企业未来十年赢利增长的任何形式的计算，同样，没有人知道这家企业是否会在第二天下午突然倒闭。我观察到的均衡价格通常是这样形成的：从第一分钟爆发所达到的最高价格计算出与爆发之前价格的差，再把这个差的百分之五十加到爆发之前的价格上，就是市场最可能达到的第一个均衡点（这也写在多数金融学技术分析教科书里）。我通常就是在这个价位上人市的。然后等待"反弹(pullbacK",因为如果从最高价格下降50％确实是均衡水平的话，那么短时间内会出现反弹——这意味着有人不相信这个均衡点，企图上试更高的价格。比较难以判断的是反弹幅度，我通常采用"反弹50％（也就是回到比最高价格低25％的价格水平）"的预期来计算我出市的价格。但这高度不确定，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价格不。仅"反弹"到最高价格,而且超过"最高价格"继续上升，当天升值百分之三百甚至更多。这里没有规则可循，你必须依靠"感觉"，而我感觉很不好。有一次我在2美元人市，4美元就卖了，结果价格升到了16美元，再回到8美元我又买了，现在则停在4美元。可见均衡还没有最后达到，如果50％规则决定的价格仍然超过了历史价格的若干倍，那么未来几天内股票价格常会继续回落，下一个均衡点会在最高价格减75％的水平上，甚至也有完全回到历史价格水平的情况（我手里至今压着这样一只股票）。我应当声明：从我叨年代初开始接触股票到今大为止，我几乎没有赢过。多年以来我投资的回报率如果还不是负的，也绝不会超过5％。可见我不是一个在市场经济里生存得了的人。
我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越长久，越觉得这个世界不可捉摸。难怪苏格拉底说出"我只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这样一句话来，因为他被判死刑的时候已经活了七十多年了。不过我周围确实有不少"英雄人物"，他们坚持认为均衡是可以被计算出来的。他们被叫做"经济学家"，而我不这么称呼我自己（我仅仅在最没有办法称呼自己时才这么称呼我自己）。例如最近刚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位金融学家，乐观地相信他可以把"金融学（finance）"变成他所谓的"金融工程学(financeengineering)"。我以前认为,那些取得了巨大成功的人总是倾向于相信人类理性的力量。前天读了弗里德曼1998年的新著《两个幸运的人》，才知道这个取得了最大成功的人毕竟把自己成功的一个重要部分归功于"机遇"。弗里德曼年近九旬了，这个把自由市场机制看得最透彻的人，懂得市场社会的复杂性和有效率性。如果没有每天新冒出来的那些泡泡，没有那些泡泡辉映出来的五彩斑斓的事件与人物，没有随着泡泡的破灭而幻去的英雄与传说，那么我们还会有"历史"吗？没有历史还会有"均衡"吗？
收益递增与社会进步
这题目是1928年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主席扬艾仑（A．Young）的就职演说的题目（原文直译是"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四十年以后被加州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阿瑟（B．Arthur）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发扬光大。不过在进入90年代以前，"收益递增(increasingre-turns）"始终被主流经济学家看做"异端"(因为它破坏了经济学现有数学模型的完美及其均衡）。所以阿瑟的论文被学术刊物排斥了十几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主流经济学内部（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开始将"收益递增"现象作为新国际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这样的经济学核心理论的重要假设，阿瑟的文章才被接纳（关于这一理论的脉络，参阅我在《经济研究》1994年的综述文章）。
扬的思想很清楚：首先，产品的成本因劳动分工的深化而下降。这是亚当·斯密在《原富》第一册（第一、二、三章）里详细讨论了的。但是，斯密接着说，"劳动分工受到市场广度的限制"。这情形似乎在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乡镇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了——许多高速发展的乡镇企业开始停滞下来，因为找不到更大的市场。斯密的看法在扬看来不够完整。扬进一步提出：市场广度可以因产品成本的下降而扩张。换句话说，如果收入不变而物品变得便宜起来，那么购买力的增加就相当于市场扩张。于是扬提出经济进步的良性循环：产品成本因劳动分工的深化而下降并且劳动分工受到市场广度的限制，而市场广度因产品价格的下降而扩张，从而引发进一步的分工深化与成本下降。
如何不引进新的表达方式，只在传统的埃奇沃思方盒(EdgeworthBox)中把这一循环表现出来,这是我最近在课堂上努力要解决的问题。我找到的办法是将分工和专业化所产生的知识积累表示为"有效劳动（或有效资本）"的增长，从而在埃奇沃思方盒一般均衡分析中，可以应用列布金斯基(Rybczynski)定理来表现分工深化的过程（我正准备把详细的分析写给《经济研究》发表）。不难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解释我的分析。试想一个简单的家庭经济，一夫一妻，二亩地，一栋房（这构成埃奇沃斯方盒，2x2x2）。传统的经济分析简单地将所有劳动力集结成一个没有质量差别的社会劳动力资源总量（宏观分析里的所谓"L"）。但是对社会分工与专业化进行经济分析时，必须提出这类问题：谁的劳动力？用于生产何种物品的劳动？如果在这个简单的家庭经济里，丈夫分工种地，妻子分工做饭，那么在第一天的劳动结束以后，丈夫积累了一些关于种地的知识（人力资本），而妻子则积累了一些关于做饭的知识。那么在第二天的劳动开始的时候，使总产出最大的一般均衡的资源配置应当是：丈夫继续种地，妻子继续做饭。而这样一种生产方式与夫妻在种地和做饭两个部门之间平均分配各自的劳动力相比，在第一天的总产出中没有差别，但就第二天以后的总产出而言，前者大得多。这便是专业化的开端（存在着专业化的内部激励）。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实验心理学的成果出发。我可以为分工与专业化所包含的"收益递增"效应提供一个基本的解释：一个人所积累的关于生产甲产品的知识总量，与他已经用于生产甲产品的劳动时间的总量成正比关系。这相当于心理学所谓"学习曲线"（或者"遗忘曲线"）。这当然也就是为什么"专业化"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亚当·斯密考察的"制针"的例子里，劳动生产率因分工与专业化而提高了几百倍）。同样的道理适用于资本品的专业化（任何资本品都是物化了的人类知识)。所以，我能够用知识互补性原理(参阅我在《经济研究》1997年的文章）解释所有这些"收益递增"现象以及相关的经济学。
我正在观察一个当下发生的收益递增与社会进步的例子，那就是个人计算机的普及、互联网的扩张与个人计算机成本下降，这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互联网的技术细节，只告诉读者，互联网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正在以每个月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发展。这一发展导源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个人计算机价格的迅速下降。而互联网扩张所造成的对个人计算机的需求扩张，又使计算机生产成本继续下降。这正是扬在1928年所描述的"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情景。1996年1月，64MB的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是计算机存储能力的基础）市场价格是250美元；1996年12月，它的市场价格下降到90美元；1097年7月，价格进一步下降到45美元；1997年11月，再进一步下降到28美元；1998年3月间（我写这篇随笔的一个星期以前），价格下降到了10美元。与此同时，16MB的动态随机存储器(构成目前中低档计算机存储的主流)价格已经跌到了3美元。因此，在1998年下半年，中低档计算机存储的主流将从16MB过渡到64MB。这将大大提高计算机运行的速度。与存储器价格下跌过程的同时，还发生着中央处理器价格的迅速下跌过程，例如，1998年4月以后，价格在2000美元以下的笔记本型个人计算机的主流将是时钟速度266MHz，而不再是目前的33MHz，66MHz，或133MHz。迅速增加的（同时价格下降的）运行速度与存储能力，使得互联网迅速普及到每一个家庭，大有取代电视机的趋势（就消费者有限的时间而言，电视与互联网是互替的），并且正在取代学校教育（就知识传播的成本而言，互联网比学校便宜得多），并且，从1998年以来，正在变成人际交往的主要方式（在长途电话传输技术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例如宽频带传输技术；在电缆电视、家庭电气化综合控制、汽车驾驶、网上购物及网上信用、卫星互联网、网上企业等等方面的技术进展，都使成本迅速下降到使现有的人际交往方式简直无法与之竞争的程度）。结果之一，是1998年4月以后的两个（至少是两个）季度里互联网及与互联网有关的行业的股票已经和将继续成为主要金融市场上大部分基金追捧的对象。这些互联网的股票的平均价格在一个月内上升了40％。资源从传统工业部门向新兴的信息产业部门流动。并且，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正在起变化，网上贸易的总量正以每年百分之百的速率增长，人际交往与经济活动正在从传统的纵向关系转变为现代的(或"后现代"的)水平关系。每一个人的主动精神都将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每一个人的创造力都将被充分调动起来，每一种财富的源泉都将充分涌流。这就是社会进步，它与"收益递增"不可分离。我会在以后的随笔里讲述"收益递增"的制度条件。
为巴塞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中译本作的序
华盛顿大学经济系的老教授巴塞尔(Y.Barzel),在新制度经济学圈内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不像科斯，从法学而不是经济学角度来研究经济制度；也没有张五常那般的锋芒，用了新古典经济分析的武器来挑战其余一切理论。他保持着广阔的研究领域，从排队等候的经济分析，到奴隶制度和法治的起源，有些像诺斯。但与后者不同，他基本上是一个微观经济学家，他不喜欢空谈诸如"文化"、"心理因素"、"意识形态"这类不可操作的概念。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巴塞尔教授自己的产权理论研究的一个"小结"。我这么说，是因为他最近研究的重点更加偏向于国家与法律方面，而不再是制度的微观经济学案例分析。如果我们按照通常的看法把学者的思维分做两类，抽象型(abstractmind)的和实例型(concretemind)的,那么已塞尔属于后者。你读他的文章。著作，或与他交谈，会马上发现他喜欢寻找实例来引出他的思想或理解你的思想。接触时间长了，我意识到这种"用例子说话"的方式不仅仅是对观念加以解释的一种方式，而且，它隐含着这样的信仰：一个精心寻找的实例往往提供了比任何一种理论模型都丰富得多的内容。是案例引导制度经济学家思考，而不是制度经济学家的思考引导他们去"炮制"案例。我一直喜欢援引巴塞尔的这本书，就是因为书中讨论了大量的案例。这些例子取自以色列。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和现实生活，它们不是被动地被叙述为"文本"。任何读者都可以重新发掘这些历史与现实生活的例子,并且从中找到新的事实，甚至否证作者对这些例子的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是实例引导着我们去思考。
思的顺序往往和说的顺序相反。巴塞尔这本书的第一章是理论总结。在这一章里，他勾勒出了他的产权理论的基本点。根据我的理解，这些基本点是：
（1）一切人类社会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可以被放置在产权（或"权利"）分析的框架里加以分析；
（2）一切权利分析的基本单位是"个人"，所谓"组织"的行为最终可以分析成个人行为的整合；
（3）任何个人的任何一项权利的有效性都要依赖于(a)这个人为保护该项权利所作的努力；(b)他人企图分享这项权利的努力；(c）任何"第三方"所做的保护这项权利的努力。由于这些努力是有成本的，世界上不存在"绝对权利"；
（4）权利的转让。获取和保护所需要的成本叫做"交易成本"。如此定义下的"交易成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关于资产的各种有用性和潜在有用性的信息是有成本的；
（5）由于信息成本，任何一项权利都不是完全界定了的，没有界定的权利于是把一部分有价值的资源留在了"公共领域"里。公共领域里全部资源的价值也叫做"租"；
（6）产权的界定是一个演进过程。随着新的信息的获得，资产的各种潜在有用性被技能各异的人们发现并且通过交换他们关于这些有用性的权利而实现其有用性的最大价值。每一次交换都改变着产权的界定；
(7)产权界定的演进过程有理论上的均衡状态(没有人愿意偏离这个状态）：对每一个潜在的寻租者而言，寻租的边际成本等于该寻租者在其已经享有的权利下能够得到的租的边际增量；
（8）"只有一种所有制形式确实能够使来自资产的净收入(从而它对于初始所有者的价值)实现最大化。决定所有权最优配置的总原则是：对资产平均收入影响倾向更大的一方，得到剩余的份额也应当更大。"因此，资产将产生的净收入取决于关于资产的权利的事前界定。
（9）研究那些用于界定和转让产权的合同,这是产权分析的核心内容。所谓"市场"、"企业"或者"政府"、"俱乐部"等等组织形式，只不过是人与人之间各种合同的表现形式。它们都可以被还原为个人以及与之联系着的一组合同。
可以看出，在巴塞尔的产权理论里，"交易费用"概念已经不再起主要作用了。起着主要作用的是"公共领域(publicdomain)"概念。而博弈论也许是描述公共领域里寻租者们的行为及其结果的最好工具。巴塞尔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博弈"概念，但他的案例分析充满着博奔论描述。也正因此，我把这本书当成新制度经济学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的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参见汪丁丁：《从交易费用到傅奕均衡》，载于《经济研究》1995年9月；《产权博奔》，载于《经济研究》1996年10月）。
这本书接下来的八章，是已塞尔对自己以及与他的思想发展关系密切的几个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介绍。巴塞尔自己因研究"排队问题"(第二章)和奴隶制度的经济学分析(第六章)而成名。"排队"被认为是所有非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中最重要的一种。而巴塞尔从研究奴隶制度的兴衰推导出关于国家与法治起源的重要线索。他并且在第六章里批评了因为研究奴隶制而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福格尔的"非制度经济学的"看法。巴塞尔认为奴隶主监督奴隶劳动的成本和政府保护奴隶主对奴隶的财产权利的越来越高的费用最终导致了奴隶制度的废除。
在对五花八门的"合同"进行制度经济学分析之前，巴塞尔讨论了最简单的"地主一农民"合同的四种形态(第三章)。在介绍张五常的博士论文《关于土地合同的讨论》的同时，他正确地指出张五常以个人风险态度来解释在亚洲地区如此普遍的"分成合同"是不成功的。因此，巴塞尔提出他自己的一个解释：由于监督土地肥力的变化非常困难，地主与农户倾向于接受"分成合同"。
在第四章里，上面列出的第（6）个基本点被进一步展开。由于一项资产可以有许多属性（有用性或潜在有用性），并且这些属性完全由一个人占有往往不是最有效率的产权安排，所以对一项资产的所有权往往被分割给若干技能各异的个人。当这些人的利益之间不是完全一致的时候，就产生了"组织"的必要。因此，巴塞尔定义"组织"为"对所有权被分割的实体的管理。"进一步，他认为"企业"存在的理由在于"大型设备时常有重要属性易产生公共财产问题，所以……它们将由某一集权的组织所拥有……称为企业。"这也是博奔论制度经济学家们(例如哈特和莫尔)的看法。巴塞尔批评了科斯将交易合同简单地分为"企业"和"市场"两类，他列举事实说明许多合同既不属于"企业"也不属于"市场"。和张五常的观点一样，巴塞尔主张把"企业"和"市场"还原成"合同"。在这一章里，巴塞尔对火灾保险和股东对"挑选经营者"风险的担保职能的分析相当精彩，结论也与众不同。
上述第(7)个基本点在第五章("权利的形成")里得到展开。这就是我所谓"产权博弈"的解释。其中起了重要说明作用的是阿姆拜克的"强力制造权利"的例子。在这一章里，巴塞尔批评了德姆塞茨的观点。后者曾经认为当一种公共资源的经济价值上升时，公众倾向于把这种资源的产权界定得更加清楚。而张五常和巴塞尔分别指出，决定了产权界定的不是资源的总价值(租),而是资源对特定个人(潜在寻租者)的价值减去攫取资源所需的成本（寻租成本），即资源的净价值(净租)。因此，"先验的推理不能表明私人所有一定会比政府所有更具有效率。"
对私人权利的限制是否必定降低效率？许多新制度学派的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例如张五常）。已塞尔批评了这种"盲目自由化"的倾向。指出，当资产具有许多有用属性并且为了实现这些属性的最高价值把这些属性分属给了许多个人的时候，限制每一个所有者的权利往往是防止个人侵吞"公共领域"的有效安排。例如"效率"要求电冰箱制造商保修并且占有"制冷剂可能泄漏"这一属性（由于用户往往缺少这方面技术的信息），虽然购买了电冰箱的人占有着"电冰箱制冷"这一属性。"效率"于是进一步要求限制电冰箱使用者的使用过程，例如不得用于商业目的或者不得违反操作规则使用冰箱。许多"道德风险"问题都可以当成交易双方从"效率"出发而对各方的"私有产权"加以限制的理由。已塞尔进而讨论为什么许多非市场配置手段要比市场配置手段更有效率，例如"无偿献血"比卖血更有效率。这些是第七八九章的内容。
在结论(第十章)里，巴塞尔再一次强调了"公共领域"概念的普遍性："公共领域随处可见。商品世界中成千上万的属性都可置于其中……"而为了防止参与分工合作（把同一商品的所有权分解开，归不同人所有，可能效率会更高）的个人随意侵吞公共领域里的价值，就必须对每一项权利施加限制条件。"为监督和维护这些限制条件的执行，就需要组织。"
我觉得巴塞尔教授在结尾时的那一段话非常精确他说明了他写这本书的目的："……经济学家们既然否认产权分析方法，也就很难避免作出不使用的假定，并且往往难以自圆其说。他们的经济模型都很简单，不是假定某些交易成本根本不存在……就是假定其他人因信息成本过高而根本得不到任何信息……如果追问一下：是谁拥有某种商品的一切特殊属性，什么样的'所有者'才能真正支配'自己的'那些商品，就已经很接近于探讨交易成本问题了，也就不会再轻易地作出上述假定了"。必须指出，巴塞尔此处使用的"交易成本"概念不是通常新制度经济学家使用的"交易费用"概念。后者被理解为是任何一个制度的"运行成本"，尽管许多制度根本不是参与交易的个人可以选择的。巴塞尔在这本书里避免讨论如此广义的"交易费用"，他把自己的"交易成本"概念限定为"权利的获得，保护与转让的成本"。而"权利"总是个人的权利，这就避免了"交易费用"概念的困境。不过，仔细阅读本书，读者不难意识到，彻底的产权分析要求一种博弈论的眼光。而在博弈论眼光下，产权安排与资源配置是同时被博弈决定的，正好像寻租者们的博弈均衡不仅决定了资源在人们之间的配置，也同时界定了寻租者们对资源的不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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