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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四月中旬， 国家主席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到缅甸、巴基斯坦等国访问结束后，飞抵云南昆明，当晚他接到周恩来总理的长途电话，说："少奇同志，你出访劳顿，就在春城休息几日，再回北京来。"
"好的，那我就在春城呆几天，中央有什么事情吗？"
"没什么特别紧要的事情，你就好好休息几天再回北京来。"
谁料到，就在次日，中央又发来急电：速至杭州开会。
在专机未到达之前，刘少奇与陪同他一道出访的陈毅外长在宾馆草坪上一边散步，一边谈着话。
"究竟开什么会呀？什么事情这样紧急？"刘少奇显得惴惴不安。"昨天恩来来电话还什么也没说，还叫我们在春城多休息几日，谁知今天中央又来了这封急电。"
"是啊，这样紧急，莫非北国边境发生战事？"陈毅瞅着刘少奇的脸猜测说。
"不知道，恐怕不会吧。"刘少奇陷入于沉思之中。
以后，专机飞来，他们便乘上专机直飞上海，又搭专车接至杭州。
当他们走进会场时，才知道这是一次非常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内容是批判彭真同志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对"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次会议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但会议的主要议程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会前决定的。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出席会议的共有七十六人，其中包括以后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的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八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揭发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的所谓'反党错误'，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以确立'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方针。"（见《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当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仍在继续进行中，经过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关锋一伙人的精心策划，五月八日，由江青主持写作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一文，署名"高炬"，在《解放军报》刊出；同日，关锋化名"何明"在《光明日报》上抛出了《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一文。与此同时，上述两报联合刊登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的"材料摘编"和《编者按》，向"三家村"及北京市委发难。紧接着，十一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了姚文元的洋洋大文《评"三家村"》，另外十一日出刊的《红旗》杂志上，也登载了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瞬时间，大批判文章像飞蝗一样铺天盖地，全面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这果真是"精心策划的反党事件"么？
事实的真相是：一九六一年初，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同志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对宣传工作谈了自己的看法说："现在暂时困难时期，正是学习的好时候，报纸要提倡读书，才能使精神振奋起来，多读书才能眼界开阔，就不会斤斤计较。报纸要多发一些古人怎样奋发图强、发奋读书的故事。"
《北京晚报》编辑部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就派记者向邓拓组稿，邓拓欣然应诺每周写两篇杂文给《北京晚报》，为了体现北京地区和晚报的特点，专栏定名为《燕山夜话》，于六一年三月刊出。
同年九月，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编辑部也向兼任该杂志主编的邓拓提出类似的组稿要求，邓拓有些为难地说："真遗憾，我实在太忙了，恐怕我一个人难以承担这专栏，是不是另外再请几个人，譬如吴晗、廖沫沙等人，大家一起来办这个专栏，怎么样呀？"
"这个主意不错，那我们《前线》编辑部后天请你们几个人到四川饭店聚餐，一起来商谈这件事，就这样定了。"《前线》编辑部的一位副主编道。
在九月中旬的一天中午，邓拓和吴晗来到四川饭店，他们坐在沙发上，一边抽烟喝茶，一边聊起来，在座的还有《前线》编辑部的几个人。过了会儿，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也来了，邓拓对廖沫沙打招呼说："沫沙，你来啦，请坐请坐。"
接着，邓拓递给廖沫沙一支烟，并为他点燃香烟道："沫沙，《前线》也搞个'袭同文'、'马铁丁'那样的杂文专栏好不好？吴晗和你参加，我也参加，三个人写。"
这时，服务员已摆好桌面，东道主的《前线》编辑部的一位副主编催众人入席说："大家都请入座，边吃边谈吧。"
于是，他们都入席了，酒过三巡后，邓拓又开口道："用杂文的形式，生活、学习、思想、工作，都可以谈，可以写。吴晗，你也可以谈历史，古今中外全可以。"
"就是我们三个人写吗？我看是不是设这样一个栏目，别人的投稿合适的，也可以在这个专栏发表？"廖沫沙望着邓拓问说，他担心三个人包下一个专栏，到期必须交稿，将成为一个额外负担。
"嗨，沫沙，你怕啥呀？三个人就足够了，我一个人就包了《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每周还要出二期哪。"邓拓快人说快语。
"我看三个人包一个专栏，问题不大。"吴晗也附和邓拓说。
"既然你们都一个鼻孔出气，那我也只好少数服从多数了，好吧，三个人写就三个人写。"廖沫沙也表示同意。
此际又有一碗香喷喷的清炖鸡汤端上来了，《前线》副主编又说："清炖鸡汤，大家快趁热吃，不然要凉了。"
另一位比较年轻一些的编辑在忙着为大家斟酒。
"来呀，大家喝酒。"
"喝，喝，大家喝。"
"今天这鸡汤味道不错，鸡肉也嫩得很。"
酒桌上大家谈笑风生，漫无边际地谈得天花乱坠。过了十几分钟，吴晗问说："诶，这专栏叫什么名称呀？"
"三人写，就叫《三家村札记》吧。"邓拓随口答道。
"那怎么署名呢？"吴晗又问。
"三个人的写作风格不一样，还是各人署各人的笔名吧。"廖沫沙说。
"我看还是用一个笔名的好，听说，'马铁丁'，他们也是三个人合用的笔名，我们也照样三个人取个共同的笔名。一个笔下面有几种风格，也不要紧。"邓拓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想了想又道，"三个人，一人取一个字。吴晗出'吴'字，我的笔名是'马南村'出'南'字，你就出个'沙'字，叫'吴南沙'，好不好啊，诸位？"
"行呀，我随便。"吴晗显得比较随和。
"我写东西从不用本名，还是用我现在的笔名'繁星'中的'星'字吧。"廖沫沙则道。
"那好，就叫'吴南星'，我们三个人轮流每半个月向《前线》供稿一篇，每篇千字左右，就这样说定了。"邓拓最后拍板了。
"我提议为我们的合作，为《三家村札记》干杯！"吴晗一边手拿斟满酒的酒杯，一边提议说。
"对，为我们的合作，为即将诞生的我们的《三家村札记》干杯！"邓拓也喜形于色地举杯。
"干杯！"众人的酒杯在互相碰杯着。
过了一个月后，即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家村札记》这个合作专栏就在《前线》刊出了。
六六年五月中旬，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委派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
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在会前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并又宣布"中央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这个新的文革小组由政治局委员、《红旗》主编陈伯达任组长，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为顾问，江青任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湖北省第一书记王任重和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文教书记张春桥任副组长，其余成员是：《红旗》副总编王力、《红旗》副总编关锋、中宣部副部长张平化、上海市委宣传部姚文元、中央政治秘书室工作人员戚本禹、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谢方洲、《光明日报》总编辑、《红旗》副总编辑穆欣、华北局郭影秋、西北局书记处书记、青海省第一书记杨植霖、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吉林省书记处书记郑季翘等。
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好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的，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敢的决策。"
五月二十三日，正在继续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一）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与决定。（二）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次日上午，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罗、陆、杨所谓"阴谋反党集团"问题。
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五·一六通知》在全党逐级传达贯彻，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话分两头说，在北京大学有一个聂元梓，她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其人1921年4月5日出生于河南省滑县农村的一个地主家庭，她同四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受过中等以上的文化教育，其大哥聂真从小就参加革命，在他的影响和引导下，兄弟姐妹先后投奔了革命，后来，他们都成了我党的高、中级干部。1934年，十三岁的聂元梓本县小学毕业后，便移读于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1937年7月，聂元梓到太原市的国民师范学校接受了"牺盟会"主办的军训，"牺盟会"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从此，她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1938年，聂元梓到山西省晋城进入华北军政干校学习，同年一月，年仅17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她被送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那里她和曹轶欧认识上了，并进而认识了康生。但是，康生对于她却没有多少好印象，在延安整风时，康生曾点名批评她，把她同王实味的问题往一块扯。
1946年5月，聂元梓被派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担任第一区的副书记，1947年2月，调往哈尔滨市，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处长，其间曾赴中央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的前身）学习。她的第一个丈夫吴宏毅是一个剧作家，五十年代聂元梓在哈尔滨工作时，吴宏毅写了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剧本，他听说康生夫妇莅临哈尔滨，便让聂元梓请康生过目剧本点拨点拨。于是，聂元梓便带上剧本到宾馆找曹轶欧说了这事，曹轶欧说："把剧本留下吧。"谁知剧本一到康生的手里，康生竟铁面无情地把剧本给枪毙了。本来，长影已将此剧本列入拍摄计划，一听说康生枪响。连忙原本奉还。1959年，吴宏毅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上级领导多次找她谈话，向她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要她同她的丈夫离婚，尽管她同吴宏毅感情一直很好，已有了一女二子，但是，她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与她的丈夫离了婚。
1963年聂元梓调入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调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在案1963年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治龙卷风，1964年年底，一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进驻了北京大学，他们认定北大校党委在教育路线上犯了错误，便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要揭开北大"阶级斗争的盖子"。诚然，工作队是上级党的化身，而聂元梓本来与陆平的关系就不好，在这场运动中她表现得十分积极，她同陆平的"错误"展开坚决的斗争，成为工作队依靠的"左派"。当时的政治气氛是十分强调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的，在寒假过后，一些所谓红五类子弟的学生以家庭出身划分"阶级阵线"，提前改选了班干部，校园里关于"陆平犯了路线错误"、"北京大学已经烂掉了"的传闻纷纭，甚至一些激进学生还提出退学当兵或退学到农村落户的申请。
由于毛泽东与刘少奇对社教运动如何搞法本身就存在着分歧，致使中央内部对此也存在着分歧，中央有人认为北大"社教"工作队犯了错误，将它撤走了，由北京市委领导的第二个工作队又进驻北大。北大的运动形势又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在65年5月4日晚，在北大"五．四"运动场举行万人营火晚会，陆平又重登主席台，这是他自从第一个工作队进校以来首次公开露面，他在会上发表演讲，扬眉吐气地大声说："我陆平还是好人嘛！"
接着，第二个工作队在国际饭店和民族饭店召开了北大党员干部整风会，所谓整风会实际上就是整人会，第一个工作队时的积极分子们都作了检讨，自然聂元梓也在劫难逃，又是批评、斗争、无限上纲上线，痛哭流涕地检讨，搞人人过关。
再下来第一个工作队时的积极分子有的受到了排挤，有的被下放了，而聂元梓也被穿了"小鞋"，她知道自己已无法再在北大呆下去了，便萌生调离北大的念头。本来，她自从1959年同第一个丈夫吴宏毅离婚之后，就一直寡居，和子女们生活在一起，未想再婚，可是，这一回她却积极拜托月老，以闪电战的速度解决了自己的婚事，于1966年1月嫁给比她大二十多岁的中监委常委吴溉之，为调离北大准备了条件。
五月十四日，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华北局指示，强调各级领导要坚守岗位，加强对运动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积极投入斗争。
五月二十日，北大校党委在党员干部中传达《五·一六通知》。聂元梓一边听着，一边用左手不住地揉着脸颊，因为她过去得过中风，只要一激动起来，脸上的肌肉就痉挛不已。
会后，她便去找国际饭店会议上和自己一起挨整的难兄难弟──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和哲学系教师杨克明──商议。杨克明主张说："我们立即就写大字报贴出去。"
"不，此举非同小可，千万不可贸然行事，最好还是应该事先摸清上头的意图，然后再作决定也不迟。"聂元梓摇摇头叹息说。
于是，他们决定取找曹轶欧探听虚实。聂元梓和杨克明在中间人的带领下来到了西颐宾馆，这是一幢中国宫廷式的建筑物，上电梯，穿过铺着紫色地毯的楼道，他们敲开了一扇门。
在这间豪华的房间里住着曹轶欧，聂元梓一见到她，便亲切地叫唤声："曹大姐。"
在他们互相寒暄了一阵子之后，杨克明首先坦率地谈出了自己对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认为以陆平为首的校党委是北京市委的黑干将、黑窝子，压制了文化大革命，他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了自己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5月14日陆平在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内容，说什么"北大不宜贴大字报"、"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
曹轶欧专注地倾听着，偶而插了几句话："《五．一六通知》是总纲，你们要好好学习，认真领会。"
杨克明道："我们哲学系的几个教师想写大字报，发表自己对陆平为首的校党委压制文化革命的看法。"
尽管有了曹轶欧的首肯，但是，聂元梓仍是显得犹豫不决，她深知这个风险实在太太了，万一弄不好，整个政治生命就此被断送，她因此不想贸然行事，还想再观望形势的变化再说。
而杨克明自从西颐宾馆归来后，就秘密串联了哲学系的几个青年教师，起草了一份大字报，批判陆平的5.14讲话。当杨克明把大字报的第一稿给聂元梓看，并请她也签名，但却被她婉言谢绝。
接着，杨克明他们又二易其稿，5月24日晚，又由杨克明执笔写出了第三稿。当杨克明他们再请聂元梓签名时，她总算勉强答应了。她仔细地看过此稿后，又掏出钢笔在末尾上添上几句："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应为"诡计"──笔者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鬼计"一词一直到后来《人民日报》上发表，依然原封不动。
5月25日上午，大字报抄写出来了，由于聂元梓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她的大名自然就摆到了前头，然后是这样署名：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在签名过程中，碰巧来了研究生李醒尘，经众人动员劝说，也在上头签了名。
中午一点，聂元梓说："咱们就把大字报贴出去。"
"别这么急，等两天看看气候再说。"有人道。
"不行，大字报必须立即贴出，明天是26日，按计划校党委要召开全校批判'三家村'的大会，大字报一定要贴在大会召开之前，否则，咱们指责'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被压制下来'，岂不是不攻自破？"聂元梓坚持自己的主张。
下午二时许，他们终于把大字报贴到了校内大饭厅东墙上。
一石击起千层波澜，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贴出后，仅仅三、四个钟头，就有几百张大字报跟着贴出来，由于当时年青人的头脑都是狂热偏激的，那些大字报绝大部分都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只有六、七张大字报是反对他们的。晚上七点，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同志召开第一次党委会，研究下午发生的事情。同时，有些群众贴出新的大字报，指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转移群众对'三家村'斗争的视线"，是"为邓拓一伙开脱"，他们还在大饭厅里发表演说："同学们，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千万不要上当，不要重蹈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反党的覆辙！聂元梓是反党的大阴谋家，是邓拓的忠实卫士，是别有用心的……"
那时候，哲学系师生正在另一个地方和郊区一部分工农群众开声讨"三家村"的大会，一部分群众来到了会场的门口，要冲击会场，他们激动地高喊："现在已经不是下午的形势了！"
"我们要找聂元梓算账！"
哲学系的人企图把他们拦在门外，双方之间发生了冲突。没等大会开完，一群人就冲进了会场，他们前、后门都堵起来，要斗争聂元梓，而聂元梓则在支持她的一些学生的护卫下，离开了会场。
接着，反聂元梓的学生数百人又集聚在大饭厅开会，有人登台演说："聂元梓一伙人故意在全校声讨邓拓的大会召开前夕向校党委开火，是为了要转移斗争目标，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抗党中央毛主席……"
当一些哲学系师生企图为聂元梓辩论时，遭到群起而攻之。
晚上九点半，陆平召开全校第一次党员大会，强调内外有别，要有组织纪律性。十一点，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新市委文教书记、原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秋、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以及华北局的三个书记处书记等先后赶到北大，了解情况，开会研究。夜里十二点，又召开了第二次全校党员大会，李雪峰做报告说："党内要有纪律，不能光发抗议、通电，大字报应该内外有别，文化革命应该要有计划，有周密布署地进行，北大校党委要把运动领导好，我建议是不是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先揭下来，或者用其他大字报盖住。……"
5月26日上午，校党委派副校长黄一然在临湖轩同聂元梓谈话，黄一然曾担任驻苏大使馆文化参赞等职，善于辞令，他娓娓动听地劝说聂元梓主动检查，把大字报撕下来，聂元梓沉吟片刻，回答说："检查，可以，我检查，不过，把大字报撕下来，我不，我不撕。"
29日，清华大学附中学生喊出了"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口号，他们秘密组织了全中国、全世界第一支《红卫兵》。六月初，地质附中、石油附中、北大附中、二十五中、矿院附中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等组织。红卫兵在誓词中这样写道："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31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窜到了人民日报社，宣布改组《人民日报》，这样，中央文革就掌握了中央的吼舌《人民日报》。
二十五日至六月一日，北大乱成一锅粥，其间，曹轶欧派人向聂元梓索取走了大字报底稿，而康生又立即把它抄送给毛泽东主席，这张大字报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支持和赞扬。六月一日，毛主席从杭州打电话给康生，说："北大的这张大字报是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必须立即广播，立即见报。"并誉它为全国第一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字报。
当聂元梓的大事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之后，北京"炸"了，全国也"炸"了。
当夜，康生在他家的书房里看文件，突然，听见隔壁卧室里传来了一阵电话铃声。
"康生吗？我是轶欧呀。"原来电话是坐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康生老婆曹轶欧打来的。
"嗯，是我，有什么情况吗？"
"电台刚播完大字报，采编部的几台电话，便一直没停顿地收到各方群众来电。"
"都有什么反应？"康生迫不及待地问说。
"有支持的，也有质问、抗议之类的。"
"这是好事呗，让各类人物都上场表演一番，阵线才见分明。"康生想了想，又说，"你让电台的同志，立即将来电内容整理一下，两小时送来。"
康生放下电话后，他点燃一支烟，一边抽着，一边思索着。过了片刻，他又抓起电话筒，接通中央文革办公室，说："请王力、关锋、林杰同志立即来一趟。"
晚间十一点多，王力、关锋、林杰三人匆匆忙忙地赶到了康生的寓所，康生对他们打过招呼，开门见山地道："第一回合，我们已占尽上风，刚才电台反映，许多群众对宋硕、陆平、彭佩云之流，表现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当然，也有少数右派和被蒙蔽的群众，在那里起哄。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将群众变成揭发批判黑帮的革命行动，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孤立少数右派。你们三位，今晚要连夜赶出一篇文章，明天在《人民日报》和大字报同时见报。"
"康老，报纸这时已截稿划版，且这文章如何写法尚未有头绪，是否放缓一天？"王力请示说。
"莫说铅版尚未上机，就是报纸印出来了，也可统统销毁重印。现在是什么时候，还容得磨磨蹭蹭！搞文化革命，也须有当年武装斗争那股劲，拖一天，战机要贻误的。"康生提高了声音道，他想了想又说，"可能你们的力量弱了些，由伯达同志和你们一起搞，等会我给他去个电话。"
这当儿，曹轶欧送来了《情况简报》，康生草草地翻阅一遍，就在上面批道："这就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陆平、彭佩云、北大党委长期欺骗群众的结果。"然后，他将材料交与王力说："这份材料，可作你们写文章的参考。明天再打印二百份，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中央各部委。"
六月三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控说："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三日，《北京日报》登载了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和北京新市委关于撤销陆平、彭佩云一切职务，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出张承先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到该校领导文化大革命，并代行党委职权的决定。次日，《人民日报》也转载了这一消息。
由于聂元梓大字报的发表，正如毛泽东主席后来的话说，"文化大革命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转了北大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好像一根危险的导火索被拉了，这下可不得了，高大的黄河堤坝被炸开了一道大口子，压顶的黄河水一泻千里，游荡成性的蛟龙失去了羁縻，它咆哮着横冲直撞，"浑洪贔怒，鼓若山腾，浚波颓迭"，再也不任凭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了，被大禹镇在龟山脚下的淮涡水神无支祁也怒吼地翻身挣起，顿时江河横溢，激石云洄，人为鱼鳖，滔滔的洪水冲垮了剧场学堂，淹没了工厂商店，吞噬了庄稼良田，搅混了粪水尿泡，正是："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潘朵拉之盒被打开了，一切冲动、疯狂、阴谋、罪恶、疾疫等所有祸害统统跑到这个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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