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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撤走的那一年，我父亲十八岁了。我爷爷打算自己出去另盖新屋，把他们的老宅子留给他游手好闲的弟弟。看宅基的风水先生问："您是要先发财啊，还是要先发人？"我爷爷就说："当然是先发人。财也是人挣的。没有人，要财何用？"于是，我爷爷就带着我父亲，在自家的"南园"里，盖起了我们现在的老宅子。这宅子是三间正房、一间耳房（就是"小西屋"）。大门向西。门廊（"过道"）的南边连着棚屋。棚屋里原来有磨面的旱磨。拉磨也拉犁、拉耧的，是一头壮实的驴。院子的东南角是茅房兼猪圈。我父亲说，这宅子在那时候，不能和财主家的大宅子比，但也差不多属于庄儿里最好的宅子。
第二年，我母亲嫁了过来。我母亲说，原来她听她爷爷说"那个主儿"有好房子还有很多地，心想享不着大福也不至于吃着大苦；可是来了一看，他们过日子过得实在是太没出息。我爷爷和我父亲，不割舍得穿更不割舍得吃。守着一囤一囤的"果子"（花生），平常不舍得炒一个吃。筛下的"秕子"，还得留着过年。过年的一个"鲞鱼"，我爷爷说是留着炖茄子，就挂在墙上留着；留着，留着……留过了夏天，直到烂掉——烂掉了还恋恋不舍。我舅父拿来的两个西瓜，我爷爷说咱先别吃，留着看几天再吃；就用柳条儿拧了两个垫圈儿，把西瓜端端正正地摆在方桌上，看，看……看到没法再吃。后来参加了解放军的"三舅"（其实是我二舅）传回信儿来，说你们不要图便宜一弓劲地治地（买地）了——将来都要归公。可是我爷爷不管这些，依旧是省吃俭用地苦干；把花生和豆子卖成大把大把的钱（那时候钱"毛"），把大把大把的钱变成一亩又一亩的田产。至于为什么后来没有被划成"富农"，我父母说，那全是因为咱没有"寻人"（雇长工）。我爷爷的弟弟——我二爷爷，则把分家分到的地一块一块地卖掉，提着画眉笼子去听书看耍儿吃喝玩乐；先后打跑或气死了七个媳妇，最后再把儿女也一个一个地卖掉。到"工作队"来"划成分"的时候，我们成了"可以团结"的"上中农"，我二爷爷就成了"响当当"的"贫农"了。再后来，"入社"了，我们的田产归了公，我二爷爷成了"五保户"。
"八路"（解放军）和"国军"打得战火纷飞的时候，人家都去乡下逃难。我爷爷还在柿子树下摇着辘轳打水浇园，直到累得一头栽到井底下。他好不容易爬了上来，湿漉漉的衣服刚刚换下，带病的身体瑟瑟发抖。正在这时，追赶逃兵的军人搜索进来，认定我爷爷是跳下城壕逃出来的。幸亏庄儿里还有人出来作证，最终没被冤枉，但从此以后，我爷爷就越病越厉害了。在他病重的时候，他才舍得从街上买一碗"面汤"（我母亲说那确实是"面汤"——一筷子面条儿，漂在一大碗汤里），或者叫我大哥提着"四鼻子罐子"去买一罐子"羊肉老汤"来，分好几顿喝（每次取一点倒在锅里，加水重做）。我爷爷病重的时候，半盆半盆地吐血。看病的先生也没了别的办法，就叫他把活的泥鳅吞下去"串胃"——没有什么效果。一九五四年农历正月十三日，我爷爷病逝（他是生于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农历六月十三日）。我母亲说，没有了我爷爷的那一年，想吃花生，就狠狠地炒了一大堆花生！
我父母住在风水先生说能"发人"的宅子里，养活了七个子女——另外还有几个没成活的不算。在那"穷革命，穷光荣"的年代，"发财"是不可能的，更是不敢想的。我父母养着我的奶奶和一群孩子，绝对是受苦受累。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庄儿里最先响应"致富"号召的，几乎全是"地主"、"富农"之家。他们早就被"广大贫下中农"、"革命群众"斗怕了，对党的所有号召都响应得格外积极。庄儿里第一家搞照相的、搞白铁的、卖布匹衣服的、贩蔬菜水果的……陆续出现了。我母亲对我父亲说："你也去当菜贩子吧，坐在那里倒倒手就能挣钱，比你种地、种菜都强！"我父亲却说："'士农工商'，'商'在最下一等。'无奸不商，无商不奸'，我不去让人笑话！自古以农为本，做商贩不是长久之计。再说，政策说变就变，怕是等你刚刚过好了，又一下子归了公了！咱不去出那个头，等等看看他们怎么着着再说吧。"
等着，等着。眼看着人家的买卖越做越大了，我们家才开始"小打小闹"。
做纸花去卖。那时的塑料花、绢花还很昂贵，而一棵纸花只卖三毛五毛。冬闲的时候，我父亲就和我母亲、姐姐们一块儿下手做纸花。用那种带有皱褶的彩纸，又是卷又是捻，做出各种的花瓣儿；用那种绿色的"有光纸"，剪出各样的花叶儿，再蘸上一层石蜡。每一朵花都别在一跟铁丝上；每一根铁丝都缠上绿纸；每一片叶子都用石蜡粘上去；最后把一枝一枝的纸花拧成一棵。
做"花药"去卖。把从有车床的地方弄来的铁屑用石磨磨细；把精选的闪着乌光的好煤也磨细；把大块儿小块儿的硫磺也磨细；托人买一袋子硝酸钾化肥；最后把它们按试验好的比例配成"花药"。
庄儿里出现了第一辆摩托车、第一台电视机、第一栋"窗比门大"的新式平房、第一座鹤立鸡群的私人住宅楼……我父亲这才决定，让我还没出嫁的三姐和四姐，上街摆摊儿做衣服、卖成衣。没挣几个钱，两个姐姐就出嫁走了。我大哥于六十年代就招工走了，我二哥于七十年代就分家另过了，我于八十年代也考上大学走了。我奶奶早已于一九七九年病逝。老宅子里只剩下我的父亲和母亲。
父亲老了。他终于听了我们的劝告，不种那忙煞人的菜园了，但是他自己还是坚持要种点粮食——别看他累着的时候会心焦发火，真叫他闲着也闲不住。后来，他又终于听了我们的劝告，不再出去种地了，却又开始在院子里种起花来。他蹬着个破三轮儿去集市上卖花，挣个"块而八毛"，却始终不肯去当那坐地倒手就很赚钱的花卉贩子。我终于看明白了，我父亲的轻商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只能开放到认可"自产自销"的程度，而无法消除心底那份对"倒手贩卖"的歧视。我父亲的这种观念，大概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子女。我们兄弟姐妹七人，大概都不具备放开手脚大干商业的思想素质。所以，我们浪费了家在城边（后来变成了家在城区）的地理优势，浪费了人多的优势，错过了"改革开放"初期发展家庭经济的最佳机遇。直到远近四邻的高大的新式平房和住宅楼，把我们的老宅子包围在中间，呈现出"鸡立鹤群"的局面。当此之时，我七十多岁的父亲，依然能平心静气地指着他小书橱上的对联，给我母亲讲"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的道理。
今年"五一"节前夕，我父亲忽然风风火火地从老家跑来，叫大哥和我回去盖楼。他说，那样一块好风水的宅基，不想法占住实在太可惜了；而照庄儿里的规划，要占住就只能盖楼。另外，还有人笑话他们："凭着有儿有女，怎么还住着这样的小屋？"我就说："老人家要求改善居住条件，我们一定想办法满足，但是不能要求我们一定占住那个地方——没有哪个地方是能永久占住的；我觉得老人家住个好看的房子给人家看，还不如在吃喝玩乐方面尽情享受。赡养老人我们决不含糊，面子能不能顾得就得看经济条件。希望你们少操闲心，少生闲气，多享清福。"我们知道，本家的一个二叔（和我父亲是一个老爷爷）愿意用他们的新式大平房换我们老宅子的宅基去盖楼——这在我父母是既助人为乐又非常合算的事情，可是老人家硬不愿意。我想劝他们别"死要面子活受罪"，却终于没敢出口。大哥和我表示，靠我们俩的财力无法满足老人家的心愿，希望兄弟姐妹七个人一块儿商量。
"五一"假期，大哥和我一块儿回老家去，商量"父母要盖楼"的难题。大哥对我说："我看咱大大（父亲）这个犟劲儿，是非弄出个结果来不行了！"我却说："再犟的人，当众多的人都反对他的时候，也得重新考虑。"
家庭会议在老宅子召开。大哥说，眼看着儿子买房、结婚就要用钱，女儿买房也要他出钱，他只能拿出两万。二哥说，他弄着养鸡场，今年鸡蛋跌价，不赔钱就算好的了。我说，我那点工资大家都知道，我自己没攒下钱，媳妇做买卖挣的钱不归我管，她说愿意凑上一万。大姐夫说，要是先顾这边，到年底儿子结婚就不好办了。二姐夫说，要是老四还了借我的五千，我就能凑起一万。三姐夫说："我出五千行吧？"四姐夫做买卖借了大哥的钱，这次他既不能不拿，又拿不出很多，他说拿出一万。这样一合计，五万五千元，显然是不够的。沉默，沉默……如果我是老人家，那就顺水推舟送个人情："既然你们都有困难，这楼咱就不盖了吧！"那样说的话，肯定是皆大欢喜。可惜啊！沉默得太可惜了。散会。
送走了四个姐夫和我二哥，回到那老宅子里。老人家说出了我和大哥都没想到的情况：我二姐夫愿意在我们的老宅基上贷款盖楼；他怕我们兄弟反对，就没在家庭会上说明。我和大哥一听，真是非常高兴。大哥和我都表示，已经是出去的人，好歹就在外面混了，不打算"叶落归根"了。二哥也说过，他已经给两个儿子每人盖了一处新式大平房，不会再盖什么楼叫兄弟俩去抢了——谁有本事他们自己盖去吧，不去操那个闲心。
第二天一大早儿，大哥和我逛悠到庄儿外面二哥的养鸡场里。二嫂子狠狠地煮了一大堆好像是不花钱的鸡蛋劝着我们猛吃。边吃边说，说到大哥为什么瘦得像个小老头儿一样可怜。大哥就说，姑娘儿子都不懂事儿，大嫂子养"狗狗"比对他还亲，官儿不当了茶也凉了，临该退休了病又上岗了……大家认为，还是小弟我比较地心广体胖。
兄弟三人感慨了一通，又逛悠到西面的公墓去凭吊爷爷奶奶的新坟。怎么是新坟呢？原来爷爷奶奶的旧坟所在的那一大块地，新近又被村官儿们卖给房地产公司去开发住宅小区了。我父亲眼看着他父母的坟墓被轰隆隆的挖土机的大铁爪子挖了开来，就收拾了一下大块儿的骨头，埋到公墓里去了。奶奶的骨灰盒没有找到——大概已完全烂掉，融入泥土了。原来爷爷奶奶的旧坟所在的那一大块地，在"入社"以前，是我们家的。
二哥指着西面的一片树说，最新规划的"西环路"，就在那边；咱这个庄儿就快没有了，也许用不了十年八年？我摘了一穗刺槐花吃着，想起那曾经是满眼绿色的村庄……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旧林今何在？故渊水已干！低头见硕鼠，抬头见村官。不堪归去来，梦里望家山。
想到老父老母的盖楼或者说"占住这个地方"的心愿就要实现了，我心里感到一阵轻松。但是，想到我们的老宅子就要扒掉了，我心里又生出一股挥不去的沉重。
从老家回来以后，我就怅然若失了。关于那边的新消息，我是既想知道，又怕知道。我希望在扒掉老宅子之前，那边能通知大哥和我一声，让我们全家人最后在那老宅子里聚会一次。叙谈叙谈，拍张以老宅子为背景的全家福照片。但是，秋后传来的消息，是"老宅子已经扒了"。
春节期间，我又和大哥回老家去看父母。坐在车上，终于体会到古人说的那种"近乡情更怯"的感觉了。我心目中的故乡，怎么能没有了我们那老宅子呢？
终于来到家门前了。门楼没有了。那是曾经贴过多少层福字和"过门钱儿"的，那是曾经住过多少代"老家禽"（麻雀）和"大牛蜂"的，那是粗大的过梁上有着挂灯笼的铜圈儿的门楼。和门楼连在一块儿的"过道"也没有了。那是顶棚上曾经藏着一拎破竹帘子的"过道"。那破竹帘子上的竹棍儿，曾经被我一根儿一根儿地抽下来，做风筝，修鸟笼。
一栋陌生的粗略撑起了框架的二层小楼的毛坯，压在没有了门楼的大门左侧。那样子，还是我们村子里依样画葫芦的"下三间上三间"的样式。我对它应有的好感，大概就在于它能了却老父母盖楼或者说"占住这个地方"的心愿。
老父母现在住在暂时还没扒掉的东边的两间房里。说是等到夏天搬进楼里以后再扒。
曾经在小墙橱的门上贴着"雪夜书万卷，花时酒一樽"的西房屋没了。
小西屋没了。
我的"百草园"没了。
2000 05 13初稿，2001 04 01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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