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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欢行政,却莫名地喜欢看官场的小说。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朋友知道我的嗜好,便极力向我推荐张平的文章,说他的小说如何如何,在朋友的极力怂恿下,我专程到了图书城,捧回了张平的几本小说,看过后感觉不错,却没有什么很强烈的感觉,想象朋友的这样有阅读水准的读书人,似乎不会"近视"吧?直到看到他的那本《抉择》,才明白朋友极力向我推荐他文章的原因。那是一种心灵的震撼,让我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此后不久,电影《生死抉择》的放映和其在全国引起的轰动,又让我再一次地感受到了那种灵与欲的强烈碰撞的交锋,接着,全国媒体又竞相发表了一些关于张平的文章。到了此时,我才真正明白在那不震撼人心的小说的后面张平所付出的代价:无数次的采访被阻挠,家人的不解,还有创作时所受到的压力……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他太多的压力与困惑,如果当时他没有顶住压力,如果当时他放弃了,或许现在我们就不能再看到这么好的一部小说了,或许,张平这个名字就不会为我们广大普通百姓所熟知了。
世事变幻就是如此神奇而难以琢磨。就好比我第一次听说王越文这个名字,不是在《当代》上,不是在《书屋》,不是在任何一本文学刊物上,而是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广播节目中,在一次夜间失眠不经意地打开收音机的一刹那,"王跃文"这三个字就像是从内心的某个角落蹦出来一般,让我的心受到了猛烈的冲击,那时听到了两个书名,一是《官场春秋》,一是《国画》,在主持人简单的介绍中,我发现了那个隐藏在世俗之后的不屈的灵魂。一个师专中文系毕业的文学青年,在地方政府部门做文秘,后调至省府任秘书,在那样一个连说话都必须小心谨慎的地方,他居然写出了许多以官场为题材的小说,由此也引起了同事和领导的不满,但是他却没有丝毫的犹豫,依旧用自己的笔为自己深爱的生活在社会最地层的劳苦大众鼓与呼,这种勇气与精神又使多少以"百姓使者"自称的人愧疚难当啊。
但是,就是这样的作家,仍在现实中受到了排挤与冲击。《国画》被明禁暗销,王跃文在工作上的压力因为《国画》和《官场春秋》等一系列小说的出名而日益增大。但是在黑暗中,我看到了那一个不屈的灵魂在风雨中游荡,它是那么地执著,以至于可以放弃一切繁华也要回归人性本真的自我。
由于一次额外的采访,我与王跃文有了一面之缘。这是一个年轻的有才华的热血青年--我宁愿这样称呼他,因为现在的作家太多,而真正有才华的热血青年却日益消失--英俊的脸上透露着淡淡的忧愁,才气横溢。
后来有消息说王跃文将辞去政府部门的工作,一心写作,本拟就此事与一报刊的副刊记者一起采访他的,只是后来由于接受另一工作的缘故未能如愿。而今,我不知道这位文学青年的现状,但是我想,只要他不改变他的小说内容,他便永远都不会有安逸的生活,但是我想,这或许正是像他这样的青年唯一能适应的生活吧。
由此,我便想到了我所在的记者圈。在我们这个年代,"防火防盗防记者"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时尚",记者在百姓的眼里已经不再像是五、六十年代那样"神圣"了,在世人的眼里,媒体已经成了一个"钱稿交易"、藏污纳垢的场所,而记者边顺理成章地成了"先头兵",甚至社会上广传一种观点:记者要是单靠工资,早就饿死了,他们都是靠灰色收入养着自己的。由此便得出了"记者=肮脏"的总结论。
不可否认,我们记者中的很多人,都有过灰色收入的经历,但是,我们要说明的是,记者中的许多人,仍是无时不刻在为百姓着想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受到很多的压制与排挤,但是我们不应忽视他们的这种行为和效果。
其实,就中国目前的现状而言,记者的处境是极其艰难的--没有新闻法,甚至连《宪法》中关于记者的权利和义务的条文都几乎没有,记者采访,采访对象心情好,愿意接受采访就接受,不愿意就把手一摆,掉头而去,更有甚者,不时还有打击报复围攻记者的事情发生。记得一位在网络这个虚拟环境混得有点名堂的记者朋友在某报纸上发表文章时说了一段很经典很深刻的话:"并不是我们不想为百姓做事,只是我们承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一般人都只是看到我们怀揣记者证四处采访时的"威风",认为我们的工作很轻松,其实,我们要考虑,要承受的东西实在太多。我们渴望为百姓鼓与呼,我们渴望为受苦受难的同胞们尽一份我们的力,可是我们的苦楚又有几人知?我们在报纸、电视上匡扶正义的时候,我们要考虑自身的安危,甚至要顾及家人的安危。百姓对我们仰头渴盼,我们看到那一双双痛苦的眼睛,你以为我们真的是木头人么?我们也想让自己成为新时代的"包公"啊,可是,人们要求我们的太多,而我们所拥有的权力实在太少了,这种"多"与"少"的强烈的对比,使得多少刚进新闻部门时的热血青年在时间的磨砺下变得圆滑世故起来--就比如说我。可是我要说的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尽力为百姓谋取权利的,尽管我们知道自己的力量实在太小,尽管我们的仅有的极少的权力都不时地受到限制……"
他的这番话对我的触动实在太大,的确,我们曾有过太多的愤世疾俗,却在时光流逝后渐渐淡去;曾经棱角分明的脸孔,在岁月的磨砺下变得圆滑世故。于是,便开始用淡漠的目光看待尘世人来人往,花开花落,直到看到许多同龄人如布达拉宫酥油灯前虔诚的信徒般有了一种不灭的信念为自己、为民众大声疾呼,摇旗呐喊时才发觉内心应有的良知和对世俗的愤懑已被尘封,一时间便面红耳赤、羞愧难当。
我们也想不谋图一时的快意、发泄愤慨的愤世疾俗,而是以新闻事实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引出鲜明的现实针对性,真正以一种对民众的良知与爱心和一种对自己生存空间负责的态度,从政治到经济、教育,从官员的义务到民众的权利,从物质领域到精神领域,覆盖了社会的整个领域,为了一种社会信念和理想而呐喊。我们在抨击时弊的同时以极其理性和深度的目光透视了整个整体,更深刻地揭示了时弊产生的根源,为解决问题,除污去垢提出了自己极富深度的见解,这是一种充满理性的声音,我们以一种理智与理性的思维对我们的环境做出了全面而独到的拷问,用一种尖锐而不乏理性的语言真实地反映了民众的呼声,我们要做我们时代精神的捍卫者,我们要做社会前进最忠实的清道夫。
我们不满于现状而在平凡中寻找生命的支点;我们不屈从于凶残与愚昧而在社会的最底层摇旗呐喊,那是一种时代的信念与理想的指引,我们对陋习与愚昧的抨击如同他们对生机盎然的现状和美好前景的赞扬同样令人振奋与深思。我们敢于对现实的一些丑恶的现象作出尖锐的的揭露与批判,令人读来颇觉酣畅淋漓。可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又怎么可能仅仅是我们所能做到的呢?
旭川令狐
2001年3月25日凌晨4时于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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