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昌切在国内的时候有一次跟我说："从总的精神趋向看，刘继明接近张承志一路作家；从精神实质看，刘继明又与张承志不大相同。张承志坚执的是一种我称之为明晰的农民道德宗教观，而刘继明的观点还不甚稳固，无以名之，姑且笼统称作现代性观点。"昌切进一步说："他不希望救赎他的时代，他只指望奏安魂曲；他是一个饶具存在主义意味儿的孤独个体，声声呼唤个体自由和美，却无可奈何地将它们送到墓地安葬，静穆地肃立在那儿向它们致哀。"
我非常佩服昌切的悟性，他是对的。刘继明在精神气质上，根基处是现代主义的，他的中心词汇是个体，他的中心冲动是个体的自我实现，这种对个体的崇尚，对个体的绝美的要求，对个体的价值完成的希望，在质上属于现代主义精神范畴。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李洁非说刘继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古典主义者，有一定的道理。李洁非是在共时性的意义上使用古典主义和先锋主义这一对范畴的，李洁非的意思是说，刘继明一方面在他的小说中描写了个体的崩溃、理性的毁灭，他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副现实的精神图景，但是他并没有为此而"幸灾乐祸"－－就象某些后现代或者所谓先锋作家所作的那样，而是相反，他为此而感到痛惜甚至悲愤（见《迷途之羊──评刘继明小说》，《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
当然总体上看刘继明是悲观的，也许他在绝望的深渊中挣扎得太久，所以给人的精神价值和自我实现涂上了悲观的基调。从这样的立场，来观审刘继明的小说，已故知名编辑家周介人先生对刘继明小说的定义是令人感佩的。周介人先生这个不怎么热衷于命名的人却给刘继明小说一个"文化关怀小说"的新名词。94年《上海文学》第二期周介人在《编者的话》中说："'文化关怀'小说的创作背景，是对中国大路的经济起飞、加速现代化进程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化反思。"在接下来的第五期《编者的话》中周介人又作了进一步阐发："'文化关怀'并不仅仅指关怀文化事业、关怀文化人，而是指小说应该关怀社会的精神环境、关怀人的灵魂追求。……从根本上说'文化关怀'就是90年代的'人间关怀'精神。"周介人的这番话是有道理的，刘继明的小说从总体精神脉络上看落脚点在"人的价值"上，他关心人的精神生活的环境，他对人的存在在精神上所面临的危机有深刻的揭示，这是刘继明"文化关怀"要义，他虔诚地呼唤文化生存环境的改善，在刘继明看来人的存在首先不是一个物理事实而是一个文化事实，对于人这个存在来说重要的不是物质环境的改善，而是人的心灵在这之中得到了怎样的提升和满足，人如何在其中得以精神上的自我完成。
因此如果说，刘继明对人关怀主要表现在他对人的文化生态的关注方面是没有什么错误的。"文化关怀"这个词揭示了刘继明身上传统的一面：他是这样地执着于一种传统人文主义精神。
进入高峰期以来刘继明的小说中"佴城"成了一切社会环境的代名词，佴城就是这个世界，然而在佴城，人们拒绝历史，没有历史意识，他们生活在文化的沙漠中，不关心文学，不要艺术，漠视那些自觉抵制被物化的命运的艺术家，艺术家在这样的文化沙漠上是无法生存的，诗人（黄毛、焯）、教授（欧阳雨）、大提琴手、女高音……这些人在佴城注定要寂寞地死去，在一个不要文化的时代，他们的存在就是悲剧，他们是这个时代人类悲剧命运的本质表现，他们震惊于佴城文化的干枯，他们不甘心，董卓说："我还想为我的艺术做的什么。我不甘心。"然而他能做什么呢？他是一个一无用处的文化人，他曾寄希望于女富豪沈女士，沈女士也希望他将艺术的血液贯穿到这座畸形的城市里去，但是正当他想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沈女士突然猝死，他终于还是一个野心勃勃地拼命挣钱挥金如土即使行乐的佴城人以其物欲的逻辑加以排斥，欲消灭之而后快的文化人。刘继明深刻地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以其物欲的逻辑排斥文化、扼杀文化的状况，为之感到深深地忧伤。
不过，"文化关怀"这个词依然过于宽泛。我还是喜欢昌切对刘继明的定位。而李洁非对古典主义和先锋主义概念的运用太个人化。我们知道，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这样的概念在莱辛以及歌德那里是共时性的，而到了施来格尔兄弟那里就已经成了历时性的概念，今天，所谓古典主义和先锋主义更是有它特定的含义，古典主义一般是指文艺复兴至启蒙主义兴起之间一股流行于欧洲的特定的思想潮流。
刘继明在思想脉络上是一个现代性的枯守者。但是现代性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前期现代性主要表现为启蒙主义。启蒙运动的重要成果是打碎了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束缚，理性和制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随着早期现代性的发展，一方面传统社会的精神压抑、政治压抑、反科学等问题得意消解，社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同事也产生了新的传统社会所没有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一大批现代思想家对资本主义早期现代性进行了反思，如霍克海墨以及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就指出启蒙运动的发展已经渐渐地背离了它期望使人摆脱恐惧成为主人的原始目的，它赞同社会强迫手段，主张集体统一，它越来越趋向于否定个体，将人降格为机器，越来越使人工具化。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后期现代性，后期现代性的根本立场是对人的异化局面，特别是对人的非个人化局面予以批判，后期现代性的着眼点不再是社会的整体的进步，它反对以社会整体进步为理由压迫个人，将个人沦为工具，相反它强调人的个体造就，自我实现。
翻开刘继明的小说，《预言》给我们的是这样的语言氛围：衰老、死亡、颓丧、失眠、孤独、焦虑、谋杀、阴影、枯槁、恐惧……《尴尬之年》则是沉寂、空虚、虚弱、沮丧、飘忽、渺茫、晦气－－刘继明小说中流露出来的总体情绪是现代性的焦虑。而这种焦虑的核心是对个体无法造就，对个体无法自我完成的忧患意识。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物质文明（《我爱麦娘》中），现代社会的管理体制的技术官僚化（《歌剧院咏叹调》、《一个存在客观主义者在郑州》中）没有对人的"自我"本体构成任何形式的帮助，相反它们成了扼杀个体的刽子手。就象"我"在郑州寻找过去的旧友但是注定无法找到一样，"人"已经在这个"现代"的社会中失落了自己。
应当说，刘继明的这种担忧是对人的真正的现代性的担忧。什么是真正的现代性？它在于我们这个社会在怎样的程度上保证人的个体自由，社会对于个体来说不是压抑性力量，社会不再将个人的自我实现当成敌人……总之，个体的自我实现的可能性是对一个社会的现代性程度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志。
在这一点上，刘继明对我们这个时代无疑是悲观的。他笔下的人物，尤其是那些具有优越的潜在素质的人物，都处于精神上的流浪和痛苦之中，他们四处飘泊无处归依，无法找到精神之乡，更无法在现实的生活中寻找到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它们只能在虚幻的世界中，在幻想中实现自己。"大提琴手"（《歌剧院的咏叹调》）的死亡就是一个象征，个体在这个时代无脱毁灭的命运。
在刘继明的意识中，我们这个社会的物质生产的机械化、电子化化，社会体制的渐进民主化，文化上的大众化、平民化－－这些社会整体现代化的标志并不是和人的真正现代性同步的，相反它导致了人的现代性的丧失－－个体的碎裂、生命的无意义化、价值的沦落，但是刘继明是以一种反抗的姿态来揭示这些的，而不是以一种认同的姿态来描写它的。刘继明小说中一方面描写了非理性的迷乱、欲望的疯狂，另一方面又展示了对终极关怀、灵魂、生命价值的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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