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一篇艺术评论随笔当中讲，作家必须将审美感觉建立在身体的痛感和快感的基础上，单纯地看这似乎有一些极端，事实上，现在我在《身体本体论》(《作家》1999年第6期)的基础上还有更极端的想法。人的快感和动物的快感有什么区别？进而人的审美和动物的审美有审美区别？有些区别是虚妄的。一头终日劳苦的驴，它竭尽全力完成了它拉磨的任务之后，得到主人的一顿赏赐，它吃到了一顿嫩绿的青草，或者它被放养到大自然中，这个时候，它一边欢快地吃着刚刚冒芽的草，一边放眼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它幸福地叫出了声――这是驴的审美活动。一个人，他在经过一个月的劳作之后，终于在这个月的月底拿到了他的薪水，这天他路过烤鸭店，买了一只烤鸭，一瓶啤酒，晚上他的老婆给他特地多炒了一个菜，他喝着啤酒，吃着烤鸭，禁不住哼出了一首歌――这是人的审美活动。
我们以往为什么要对人的快感和动物的快感进行严格的区分，并且将艺术和身体的快感严格地区分出来？动机有两个：
一是强迫症，我们的自尊心以及虚荣心不允许我们把自己和动物等同起来，我们为了论证自己比较动物而言是高其一等的，我们就论证自己在任何方面都超越了动物，即使是在身体的快感方面。二是压迫症，我们的快感被论证为是超越动物的，而动物的快感又被定义为是纯粹的肉体的感觉，这样为了和动物的快感区分，我们就要将自己的肉体的感觉限制住，我们要提升了的精神不要下降到动物的身体。这种论证常常是资产阶级厂主或者什么机构的领导进行的，他说："工人们，你们是人，你们是有献身的精神的，你们是大无畏的，你们热爱劳动，劳动吧，这是你们的大光荣。"而这个时候他的会计正在为他数着钞票，工人们对劳动的神圣激情转化成了他的隐秘的收入，而工人们对精神的渴望则使他在工资方面可以越付越少，甚至不付（例如义务劳动）。我们身体的感觉被剥夺，因为它是动物的感觉，而我们的精神被强加了，因为它是人的精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患上了被压迫症，而我们的主人则患上了压迫症。
动物在劳动的时候一定要有物质激励因素，例如海豚表演一个节目完毕，它不仅仅需要别人的掌声的精神鼓励，还要驯养员掏出一些鱼来给予物质的鼓励。人和动物就不一样了，人只要精神鼓励就行了，至少对于人来说精神的鼓励的重要性要超越物质鼓励的重要性，如果他将这个逻辑颠倒过来那就说明他不是个人，因为他将身体的快感看得比精神的快感还要重要，只有动物才会这样做。老人家说，人是应该有些精神的。进一步而言，人压根儿就不需要身体，只要精神就行了。
当然没有身体到底怎么劳动，我还不清楚，大多数时候承担劳动任务的是人的那具需要快感的身体而不是那个不需要物质的灵魂。当然英雄人物例外，英雄人物大多在失去了他们的身体之后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灵魂，为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有身体的人充当楷模。人为什么变成了只要灵魂不要身体的动物呢？在这个过程中文学艺术扮演的角色是相当可耻的，它充当了说客。
在《作家》99年第6期上看到这样一首诗，题目叫做《人体盾牌》。
盾被发明出来/本来是为了保护人体的//而人类今天竟然用自己的身体/组成盾牌/保护那条河上唯一剩下的桥梁//那是为了已经邻近的下个世纪/正义和良心/有路可走//我为这位诗人感到羞辱。
一个诗人，他应当是为人类生命而歌唱的，他应当认识到生命本身才是生命的目的，可是现在，他在歌唱人体盾牌，他就将人体的价值看成是低于桥梁的，身体必须为桥梁的存在付出代价，而不是相反。
正义、良心……这些词对身体的压抑的形成就是这样――它和文学艺术的说客作用紧紧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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