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0年，秋天。
列车行到这里就是终点站了。人们提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如过江之鲫一般出站。出了站就裹进了雨中。雨是小雨，牛毛细雨。弥漫地，纷纷扬扬，一阵风就卷起一阵雾。雾停在人的头发上，就是一层白色。地是湿亮的，影子倒映下来，随着人在奔跑。
新生们怀里揣着入学通知书，一抬头就看见了中川大学的接待站。那是一幅红底黄字的横幅，被雨淋透了，就有气无力地飘。横幅下面支了两把伞，前来接站的高年级同学站在伞下，象守株待兔的猎人，眼看着新生们一个接一个地跑过来。若是天好的日子，他们就上前接过新生手里的行李，让他们感受亲人般的温暖。但现在是雨天，虽说不是大雨，却也催得人急，就大声吆喝着。一些富于想象的新生从接到入学通知书那一刻起，就在心里设计了到校报到时的热烈场面。显然他们对自己的设想过于执著了，听不到喧天的锣鼓也看不见夹道的鲜花时，就产生了一丝失望。他们排着队，行李在脚边磕磕碰碰。过分的顺从无形中就鼓励了接站同学的使命感，他们平时在班里是听惯了别人的指派，这次主动要求前来，正可以补偿心中的不平衡。他们有点儿得意忘形，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喊：
"排好队，不要挤！"
就象耐不住寂寞的牧羊犬，一刻不停地吠叫着，是让羊群明白在这儿老子说了算。
这些接站的同学是高安带来的。这个暑假里高安照例是没有回家，但与往年不同，他这次也没有留校。而是和校学生处的同志一道，带领"三好学生夏令营"去桂林游玩了。在外期间，他的心情一直很好，有时就忘了自己的年龄。和小同学们一起爬山、划船，尽兴而归。回到学校，就恢复了往日的持重，显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车站广场的东面停了几辆大客车，那是学校的校车，车身上喷着"中川大学"的字样。那字是一位老前辈的手书，前些年他被打倒，字就换了。现在，粉碎"四人帮"了，那字就又换回来。一些和新生同时返校的高年级同学，象识途的老马，出了站就迅疾地上了车。显然，他们已经熟悉了这套程序，抢占了好座位，就把目光隔着窗投出来，不无怜悯地望着那些遭受无辜摆布的新生。有人认出了高安，就扬起手远远地打个招呼。新生们终于排着队上了车，上了车就站在过道上，一个挨一个，象没有听到解散命令的战士继续列着队。他们的目光是怯生生的，象游移不定的鱼。汽车驶出广场，又驶出了城市。道路两边的树木一排排后退着，油菜地散放着大团大团黄色的香气。车辆行驶在逶迤的公路上，若是插上一面红旗，就特别象是去农村参加学农劳动。
中川大学的前身是北方一所挺有名气的学校，始建于清末民初，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大学之一了。几十年的战乱里，它数度迁徒、碾转南北，直到建国以后才回到原址定居下来。可是好景不长，狗日的美帝、苏修不甘心他们的可耻失败，就扬言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了备战，为了完整地保存这所在国际上有名气的学校，就考虑了许多战略性的计划。最后，这所注定是要终生流浪的高等学府就再一次踏上了大西南的土地。那时，往西南方向迁移的单位是成堆成捆的，人们把这地方叫作"大三线"。中川大学和众多的胜利果实一起，被坚壁在崇山峻岭之中。据说，为了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当时就有人提出了建议，要把学校建在掏空的山体里面，外面再注上水。让敌人的侦察飞机象没头的苍蝇，让敌人的原子弹干着急。后来这方案被否决了，具体原因不明。
现在的校址离开城市已经是30多公里了。这里是山地，当地人把它叫作黄泥坡，听这名字就知道这里是盛产黄泥的。果然，下雨的时候，一脚踩下去人就短了半截，有时雨靴就陷到泥里拔不出来。所以，入学通知书上就着重地写明，到这里上学，是必须自备雨具的。山坡下面有一个叫黄泥湾的小镇，全校八千多人的户口和粮油关系就落在了这里。镇上的同志们多次到学校要钱要人，说是凭空就给他们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镇上的马路窄了，粮店的仓库小了，蔬菜的价格涨了……直到学校并不情愿但却是十分慷慨地给公社盖了一座办公楼，彼此也就相安无事了。
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创业，一座新兴的大学城如今就昂然屹立在黄泥坡上。远远地望去，数十幢外表看起来相差无几的方形大楼，错落有致地掩映在青葱翠绿之间。根据不同的功能，它们被一条一条的马路划定在不同的区域里。梧桐树已经有一尺左右粗细，怪模怪样的花坛和杂草丛生的草坪装点着校园的空地。运动场旁边挖了一个人工湖，不大，却也依坡就势，平添了几分情趣。湖的西畔，就是六层高的主教学楼。它前临碧水，背倚山坡，看起来就有恢宏的气势。为了便于通行，楼的后面就伸出两架天桥来，把它与隔了一道沟的中山教学区联在一起。
80级新生的到来，使本来就不宽敞的校园一下子拥挤不堪了。新的学生宿舍楼不能按期交付使用，新生们就被分散安排到闲置不用的教室、临时腾空的实验室以及一切可以容身的地方。这让他们感到不满，因为在开学典礼上，校长口口声声是把他们称作"学校的主人"的。他们死心眼儿地认为，主人至少要有个象样的容身之处嘛。其实他们不明白，校长强调的是主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和荣辱与共的责任，而不是真的把你当老爷一样供起来。可见年轻人的思维，有时就容易走偏，也算是小布尔乔亚与生俱来的幼稚病吧。
雨是越来越大了，从昨天晚上开始，小雨就成了大雨，许多上晚自习的同学就挨了淋。他们骂骂咧咧地冲回宿舍，那些偷懒没去教室的学生就幸灰乐祸地笑，庆幸自己是有先见之明的。他们巴不得雨越下越大，这样就可以让自己逃课的行为有得道天助的理由。老天也就索兴昧着良心成全了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丝丝要停歇下来的迹象。
高安坐在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两眼望着灰蒙蒙的窗外，显得心神不宁。开学已经三天了，学生会还是没有找到找到一处临时容身的地方，这就不能不叫他焦虑。视线从窗口投出去，行不了多远就象一头扎进了棉花垛。又好象有一堆厚厚实实的半透明体，砌在了天与地的中间，建筑物和树木因此就被它挤到了边缘。偶尔有一根银色的线，倏然一闪就灭了。地上的积水已不再是浑浊，但也看不出有多清澈，倒象是一块被耗子啃过的肮脏的毛毡。一个个圆圆的水泡平空就鼓了起来，随即又很干脆地破了。"哗哗"的雨声就象一枚薄薄的脆片，紧贴在耳膜上，均匀而密实。
高安收回目光，居高临下地望过去，整个教室象是一块遭灾欠收的庄稼地，寥寥可数的学生稀稀落落、东倒西歪。那些没人的座位上摆满了各色各样的座垫，这是旷课的学生托同学带来抢占座位的。他们要么是贪睡了片刻，要么是扒拉稀饭的速度慢了一点儿。比他们的臀部勤快许多的座垫向老师证明，他们没来上课决非是有意的。性格温和的女老师显然就很理解这一点，一如既往地饱含着热情在照本宣科。她的声音被雨声包裹着，只有那些频率较高的部分能够冲重围，试图打动这班漠然的听众。
在77级的学生里面，高安的年龄也是偏大的。对此，他或多或少就有点儿自卑，上课的时候就来的很晚。从后门溜进来，在最后的一排找个空位子轻轻地坐下。不主动提问，也不希望被老师"抽丁"，就这样一声不吭地听。这使他看上去就不象个学生了，倒象是刚刚留校当了助教的工农兵学员。也许正是因为他老成持重，在上学期初的学生会改选时，团委书记汪稚就坚持让他继续留在校学生会主席的岗位上，带一带新同学。起初，高安不情愿。他有他的想法，眼看再有一年多的时间就要毕业了，过多的社会活动必然就影响到最后的冲刺；况且，近两年入校的学生年龄是越来越小，自己和他们思想上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大。再要象个孩子头似地带着一帮娃娃，工作起来肯定是吃力不讨好。后来，汪稚象个老大哥一样，把他毕业后留校工作的前途有意无意地暗示了，高安就同意了领导的安排。
新一届学生会除了高安以外，还保留了几位78级的老委员，让他们担任各个部的部长，其余的就从79级的学生里增补了。与前一届相比较，这个班子热情高、干劲足。但是由于受了当前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观念上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思想活跃，个性很强，叫人难于把握。这也正是汪稚坚持要让高安留下来的根本原因，时间越长，高安对汪老师的良苦用心体会也就越深。
他身后的门无声无息地开了，一股寒气就跟着挤了进来。高安以为是风吹的，就转过身去，一抬头却看到董力昆的半张脸。这脸是罩在军用雨衣的帽子里的，使他看上去就象一位阴沉的神父。高安树起手指，无声地问了一句。董力昆犹豫一下，就推开门闪了进来。弯着腰急步走到高安身边，雨水立即就把他脚下的地面洇湿了。他向高安低声耳语着，不时就向讲台的方向瞥上一眼。高安的脸色慢慢显出了焦急，同时就动手把桌上的课本收进书包。乘着女老师背过身写黑板的机会，他抓起戳在课桌旁边的雨伞，紧随着董力昆就溜了出去，门在他身后轻轻地关上。
刚一出门，董力昆就大声说："……水有膝盖深，再不赶紧搬东西怕是来不及了！"
高安回过头望了一眼教室，把董力昆拉到了走廊的尽头。他抬头看了看天色，说："这么大雨，可怎么搬哪……？"
"那也得想个办法，总不能眼瞅着不管呀！"
高安抓过董力昆的手腕，看了看手表，说："马上就到课间操的时间了。这样吧，我先去办公室，把要紧的文件归置一下。你去广播台通知全体委员立即到办公室集合。"
"好嘞！"董力昆说完，就裹紧雨衣冲进了雨中。
"让他们多带些塑料布！"高安撑开伞，迈下了台阶，冲着董力昆消失的方向补充着。
风就把他的声音刮送到教室里，几个男同学停止了打盹，把头扭向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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