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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遗失的家宴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日……三十儿晚上坐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姑娘要花，小伙儿要炮，老头儿要顶旧毡帽"，过年的民谣已随京华烟云远去，空留给现代人世纪末的怀旧。禁放爆竹和厌倦吃吃喝喝，使许多都市人在钢筋和水泥铸成的空间里苦苦寻找属于自己的节日。
1996年的元旦和春节，"家宴"骤然成为热门话题。
北京的消费类畅销报纸《精品购物指南》刊登"新年新春家宴大奖赛'哟征文；《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的"杠头茶馆"专栏挑起了"家宴不在家里吃"的大辩论。
"家宴"不在家里吃--这是个说不通的句子，却是本世纪末的时尚写真。
为了免去自己动手煎炒烹炸的麻烦，都市人一度青睐的"餐馆送餐"在这一年"两节"之际却受了冷落。北京宣武区楼外楼饭庄的员工分析说，送餐吃完了还要收拾，一些家庭觉得还不是最方便的办法，不如索性去餐馆吃。另外，一些餐馆的送餐业务不大适合新型小家庭，比如老字号"砂锅居"是10个小砂锅起送，显然会吓跑三口之家、两口之家。于是，送餐冷清、订餐火爆。这些搬到了餐馆的家宴消费档次一般在人均50元左右，稍高的七八十元。
随着春节的迫近，"百座饭店迎家宴，京城酒楼大拜年"活动被新闻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在中高档饭店、酒楼开设普通家宴的创意，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普遍的赞许。
在赞同这种新风尚之后细想，不禁吃了一惊：家宴也到了得"弘扬"的地步了？我们什么时候遗失了温暖的家宴？
虽说江南人家吃年夜饭，北方人家大年三十儿包饺子的习惯一直流传到今天，但对家宴有刻骨铭心记忆的人显然是中老年人。
曾在陕东南插队生活过的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对我说："一年仅有的8斤米带来对年的祈盼，是现在的人想象不到的。"他至今还记得当时全村只有一个臼子，全村人把它从东到西再从西到东地搬来搬去，乐此不疲，而臼黏米的过程要进行半天。年糕做得如此隆重。
我认识的一位编辑，40多岁，他至今难忘中秋节他奶奶做的月饼，还有那木刻的模子和南方好吃的霉干菜。
出生于1938年的父亲今年试着渍了酸菜，但他说，无论如何做不出童年时辽东过年时吃的"猪肉酸菜粉"。
在我童年时代生活的北京，那时已是20世纪70年代。我有幸从姥姥那儿听到了"破五"捏饺子的说法，也有幸每年吃到母亲做的"腊八粥"、"腊八蒜"。追根刨底便知道腊八节又叫"年禧"，是进入年关的信号，寺院举行"浴佛会"，给弟子们吃"七宝五味粥"，俗称"腊八粥"。而民间有种说法：有户穷人家到了年关没得吃了，便把所剩杂粮混到一起煮粥吃，味道好，便流传起来。
还有许多东西都只能听说并辅以想象了。
老北京人"好"过节，而且很多属于家庭的节日，都附有节日特色食品。如旧历二月初二称"龙抬头"，家家户户吃龙鳞饼、龙须面；清明节扫墓放风筝，儿童颈上的柳条圈穿上了祭祀的蒸食；立夏时家中大人则把食用油煎了给小孩吃。"百节年为首"，所有的节日中最隆重的，当然是过年。从"腊八"到正月二十五的"填仓"，横跨了2个来月："腊八节"之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京城有俗曲"二十三，糖瓜粘"，说的是"糖瓜祭灶"--传说这天灶王上天，为使他"上天言好事，回官降吉祥"，各家用关东糖（北京叫糖瓜）粘灶王的嘴，还颇为周到地为灶王的马备了黑豆寸草为秣马具。除夕家宴，清人《京师风俗志》上描写"都人不论贫富，俱多市食物……家庭举宴，少长欢喜……妇女治酒食，其坊之声，远近相闻，门户不闭，鸡犬相安"。正月初七，称"人日"，或逢"立春"，家家要吃春饼、生萝卜、生菜，谓"咬春"。元宵（又称"上元"）俗称正月十五，是除夕和元旦后的高潮，这天的食品"元宵"有幸留传至今。今天，元宵节前，人们还会排队去购买名牌元宵，但那种在团团热气中围坐在一起融洽和谐的家宴气氛，却实在是一年比一年显得淡了。
遗失有可能是必然的。
现代中国的家庭结构正越变越小。平日里小家庭与小家庭之间"各自为政"，不相往来；即使过年过节也往往忙得凑不到一块儿，这是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大家不再把吃的希望寄于年节。现在，每时每刻，全世界的蔬菜瓜果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到，而遍地都是随时可解馋的川、鲁、粤、淮扬菜和法式西餐、美式快餐。
无微不至的家风电器让现代都市人变得十分理性，谁能想象把"灶王爷"贴在微波炉上？
生活节奏加快，做饭正在渐渐变成是"奢侈"的事儿。人们接受了"快餐文化"，对食之无味的速冻食品、方便食品已难离难弃。"没时间包饺子"和"不会包饺子"是普遍的回答。
那个融合汉、满、蒙、回等民族文化和风俗的五朝古都北京，其实已远离我们而去，连同那些好吃的食物和好听的歌谣："阿哥阿哥到我家，芙蓉糕、萨其玛，许你吃不许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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