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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遭遇消费时代的节日
贺卡与节日的“精神礼物”
很多城市没有下雪，点缀这个冬天的是花花绿绿的节日贺卡。
1998年的贺卡与往年有何不同？
北京一家广告公司的几位朋友联名给我寄来一张贺卡，是由任首席设计师的胡阳先生绘制的--简洁的钢笔线条勾画出一个喜气洋洋、正在跳舞的女孩，旁边的文字也简单：《春之声》。收件人名字前标明"领衔主演"，寄件人则自称"观众"。
收到这张贺卡我觉得太温暖了，这真是冬天里想起春天的感觉--画中的我已经穿着薄裙在跳春之舞了！他们的祝福很幽默。
在这个"言而无信（电话、网络交流代替书信）的年代"，自制的贺卡弥足珍贵。但丹青妙手毕竟是少数，在电脑帮助下完成的"自制贺卡"热了起来。另一位在电脑公司工作的朋友利用电脑绘画软件制作了一张又一张网上贺卡，其中一张是给远在日本的妹妹的。此时日本正流行"数码贺卡"--用电脑将照片和彩色图画合成，独具个人风格。据说，这种"数码贺卡"软件在日本十分热销，各软件公司亦竞相推出"使贺卡富有个性"的软件，一般售价在5千日元。
日新月异的技术淹没了"个性"，现在人们又利用新技术更充分地表达个性，这个有趣的轮回浓缩在小小的节日贺卡里。
同时，以贺卡为代表的节日礼物在人与节日、人与人的关系中还充当"精神礼物"的角色。
离新年还有半个月的时候，很多北京人呼朋引伴地涌向北京最大的商品批发零售市场"天意"，那里的节日礼品品种丰富而且价格较大型商场便宜。记者看到礼品厅里多数柜台都在卖贺卡，柜台前挤来挤去的都是年轻人。前面的人还没挑完，后面的就催"快点儿"。商贩乘机"捞一把"："不卖单张只卖成套，10元一套，每套15张，不许挑！"从礼品厅出来的中学生三三两两站在路边清点"战利品"，每个人手里的贺卡都不是几张而是几十张！
我姐姐，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出纳，夹在买贺卡的人群中。她的眼睛在贺卡堆里搜寻着，停在一张"彩色铅笔画"上，兴奋地对我说：那个穿羽绒服背着双肩背包的画中人很像我，在城市街道上大步走着，是神似。接着，她又发现了好几张类似的都市漫画……30岁的她是从不"乱花钱"的，可这次总共买了30多张贺卡，这些贺卡她并不打算寄出去，她要留着闲时拿出来把玩。我觉得她这么做是值得的，她每天都和钞票打交道，对钱的态度很理性--数钱的时候把它们当成"纸"。金钱不一定能买快乐，但如果能，为什么不呢？现在的贺卡不再是用印刷体印上千篇一律的句子了。我也欣赏"都市漫画"那几张，寥寥几笔画出了都市生活的状态和我们的种种期待。每张贺卡上人物生活的场景都不同，也像邮票似的成套设计，合起来看像一个关于城市的故事。
我的好朋友，罗马尼亚大使馆的翻译刘莹小姐寄来一张印着"道歉信"字样的贺卡，大意是为自已近来疏于联系表示歉意。我回寄的贺卡上有一把椅子和一只杯子，很写意，自以为注释很浪漫："新的一年我们会有一把椅子--不是办公室里那一把，它的腿陷在海边的沙地里，任潮水漫过来；还会有一只杯子，盛着咖啡--不是土耳其苦咖啡，而是加奶油的奥地利香浓咖啡"。这些话也许还有点酸--写这张贺卡时我正处于年前最后一期《三联生活周刊》发稿前的忙乱状态中。我相信她会立即明白我的意思。很久以前我们有过关于咖啡的讨论：她把读到的社会学家关于咖啡的论段，在电话里讲给我听--习惯喝土耳其咖啡的民族也习惯独裁，而盛行奥地利咖啡的地方一定民主。我笑过之后告诉她，我以前也只喝清咖啡，好像要向别人证明什么而跟自己过不去。现在我更在意自己的感受--还是加奶的咖啡好喝一些。贺卡继续了我们之间的交流和默契。我们在对待礼物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消费和送礼不一定使人与人的关系畸形，"物物交换"、"等价交换"的人际交往方式不是古时就有吗？钱是为了方便这种交换才出现的。不然你送给我一只安卡拉羊做节日礼物，我还得算一算该回敬你多少担泰国香米。谁又能说这种基于物质的交换没有精神内涵？我一直对寄贺卡这件事不以为然。但我今年改变了看法--关系再密切不过的亲人、朋友也不会对你的贺卡无动于衷，这种含蓄的交流、细微的关怀在今天更显珍贵。我还想再举个例子，是我2年前看到的香港《一周刊》上的一篇报道：一个姑娘在"情人节"那天上班时收到一份特殊礼物--一大束玫瑰花，是已分手的恋人送来的，姑娘的表情比较复杂。我不知道他们为何分手，但这个故事确实很美好，令人回味。后来我在街上看到有人抱着鲜花，总会想起这个故事。我不会再嘲笑人们在节日里买价格涨了好几倍的鲜花，不会再对邮局门口装着无数贺卡的麻袋不以为然了。
小农经济时代，人与人的关系单纯而且密切，礼物实用性强；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疏远，节日本身和作为附属品的礼物反而寄托了更多的精神因素，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自我平衡。
不过，我必须承认，在这个时代，与极大丰富的"物质"相比，"精神"的力量越来越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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