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如何为战争付账(3)

　　九、自愿储蓄和通货膨胀的机制

　　对于我们前面几章所提出的计划，还有一些替代方案。这些方案在激烈程度上不比前者弱，如果它们能够付诸实施，其效果也不会逊于前者。例如，征收50％的零售税或20％的工资税；或者，如我在前面指出过的，提高所得税，使之取得与延期支付完全一样的效果。在这些激烈而效果相同的替代方案中作出的选择，必须根据对公众心理、社会公平以及管理上的方便等种种考虑而定。

　　然而，那些反对延期支付计划的人，通常来说，并不是因为他们更偏爱上述某一种激烈的替代方案，而是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常规的”方式来实现我们的目的；也就是说，按当前的方式实行严厉的税收，以及通过积极的宣传来促进自愿储蓄。

　　现在的这种政策意味着两种可能。首先这可能意味着我们是在重复上次战争中的政策（虽然在细节上做了必要的修正），即通过足够程度的通货膨胀把税收和自愿储蓄提高到所需的水平之上。这一过程的机制就是本章的主题。

　　不过，这一政策还可能意味着——这也正是其鼓吹者所声称的——某种比它本身更胜一筹的东西，即不借助通货膨胀而实现供求平衡。

　　很清楚，要实现如此美妙的结果，其可行性只是个程度问题。例如，如果与1938-1939财政年度相比，财政支出的增加不超过10亿镑，或者也许是12．5亿镑，那么我们自然可以认为仅靠“常规的”方式就足以满足需要（当然是以可获得的资本资源为补充）。另一方面，如果支出的增加在17．5亿镑或更多（按战前价格计算），回顾一下我们在第三、四章所给出的统计背景，实际上可以肯定此时单靠常规方式是远远不够的。正是对常规方式作用限度的不同估计引起了意见的分歧。我则倾向于把以常规方式能够可靠地应付的最高支出额定在12．5亿镑左右，而且我相当确信这种方式对于15亿镑的新增支出力有未逮。

　　接下来我们必须对一种极其重要但又常常被忽视的考虑加以强调。让我们设想，在缺乏激烈方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指望的自愿储蓄（比方说）有5亿镑，但却需要7.5亿镑来平衡战争预算。因此，我们总得借助于眼前这些激烈方式中的一种来筹集资金，弥补2．5亿镑的缺口。这正是目前我们不得不面对却又易于忽视的基本困难。只要我们限于“常规”方式范围内，就总可以指望能够获得这一数量的自愿储蓄；而一旦我们采用激烈的方式，就不能再得到同一数量的自愿储蓄了。因为在我们通过激烈方式获取的资金中，有一部分必定是以牺牲先前所获得的自愿储蓄为代价的。举个简单的例子，自愿储蓄的数额是与所得税的水平密切相关的。如果提高所得税，那么该项税收总收入的增加并不意味来自税收和自愿储蓄的总收入增加，因为更高的税收不可能完全靠减少消费来缴付，而是至少有一部分要靠减少储蓄来满足。

　　因此，只要支出增加的速度超过了常规方式所能应付的最大限度，那么激烈的方式就必须足以提供高于这一超支额的收入，因为我们再也不能指望有以前那样多的自愿储蓄来源。因此，不同于公共机构的储蓄和契约性储蓄，我对私人自愿储蓄不抱任何希望，虽然我希望这一论调能够被证明是过于悲观了。

　　顺便提一下，显而易见，战时储蓄运动所取得的不凡业绩对于储蓄这一方式的前景并不能在统计意义上给出任何有用的提示。与邮政储蓄银行和股份银行的储蓄率相比，战时储蓄提供了更为优厚的条件，因而自然吸引以前存放在其他地方的原有储蓄。而且，雇主为了取得营业执照而预付的支出也常常有助于储蓄集团的形成，这些支出是通过将来从收入中扣除而逐步偿还的。因此，公开发表的这种储蓄总额的数字中包含着过去和未来的储蓄，而且在这样一个时期人们已经预先认同了这一名义上的总额。因此，如果当前储蓄的含义是当前收入超过当前支出的余额，那么在这一意义上，很难说上述总额中哪一部分是当前储蓄。

　　在我看来，这个一般理由有力地证明了，诸如依靠现行政策下的税收并以自愿储蓄为补充的常规方式，就能实现最大限度的战争努力这一类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激烈的方式而一味依赖自愿储蓄，就有不知不觉滑到用通货膨胀来刺激自愿储蓄的泥潭中去的危险。这样就引出了本章的主题。

　　用自愿储蓄来筹集战争经费并不存在任何困难——前提是把其后果撇开不谈。而这正是危险之所在。一个掌握了银行业和货币发行体系的政府总是可以筹集到足够的现金来购买国内产品。在把用税收和外汇储备来清偿的进出口贸易的逆差计算进来以后，政府支出的余额必定会以自愿储蓄的形式存留在大众手中。这在算术上是确凿无疑的，因为政府已经购买了大量商品，大众收入的一部分正是从中赚得的，而这部分却无处可花。这笔额外的进款增加了人们的收入，如果出现物价上涨，那么存留下来的收入将刚好与从前一样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但又很少为人们所理解，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仔细探究一番。

　　让我们设想，按战前价格计算，国家的产值是55亿镑，个人收入（包括转移支付）约为60亿镑，税收收入是14亿镑，用来支付进出口逆差的外汇储备或国外借款是3．5亿镑，而政府支出，也按战前价格计算，是27．5亿镑，即除转移支付外是22．5亿镑。在扣除用来支付税收的14亿镑后，剩下的个人可支配收入是46亿镑。不过，既然政府已经购买了22．5亿镑的产品，那么只有32．5亿镑（55亿镑-22．5亿镑）的商品（按战前价格计算）留给大众去购买。现在，如果大众自愿地储蓄了13．5亿镑，也就是说，按战前价格计算，在他们的46亿镑收入和32．5亿镑可获得的商品价值之间的差额总共有13．5亿镑，显然，问题就这样解决了，用不着对价格作任何提高，商品的供应就恰好能与需求相平衡。

　　不过，如果在这些条件下，大众不愿意储蓄像13．5亿镑这么大的数额，那么以自愿储蓄来筹集战费的制度是否就失效了呢？当然不是。因为在上次战争中我们就成功地运用了这一制度。然而，因为价格上涨的速度要比工资提高的速度快，这样，大众进行储蓄的意愿就不可能满足上述条件。那么到底问题何在？如何解释这个悖论？

　　首先，让我们假设，大众的自愿储蓄不是13．5亿镑，而只有7亿镑，并且他们试图用剩下的39亿镑来购买按战前价格算只值32．5亿镑的商品。显然只有把价格提高20％才能使供求平衡，因为那时这些商品将值39亿镑（32．5亿镑＋6.5亿镑），正好与人们所打算支出的收入金额持平。而且，那些卖出39亿镑商品的人实际上只花费了32．5亿镑，因此他们将获得65亿镑的差额作为额外的末开销收入，这恰好是政府所需资金的数目。

　　然而，很快我们会发现这种办法只能暂时地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理由期望这6．5亿镑未开销的额外利润将全部转化为永久性的储蓄。这笔资金落到被授权使用它的人手中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打个比方说，在这盘棋的下一个回合中，这笔资金将加入到潜在的可开支的收入总额中去，这样我们将有52．5亿镑收入（46亿镑＋6．5亿镑），而把20％的价格上涨算进来，待购商品的价值也只有39亿镑。而且，如果公开市场的价格已经上涨了20％，那么政府也很难在进行自己的购买时控制价格。因此，我们将很快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地，在大众准备支出的货币数量和他们能够买到的商品的价值（按照新的物价水平计算，比以前高20％）之间又出现了巨大的差额，这样就不得不要求暂时停止进一步提高价格。情况就是这样。

　　幸运的是，上面只是不完全地描述了这个故事的第二章。如果情况像上面那样，那么我们将不得不面临失控的通货膨胀。不过在上次战争中这种情形并没有发生，而这一次我们实行相同的自愿储蓄政策，这种通货膨胀也同样不可能发生。

　　那么，这件事的实际过程是怎样的呢？最初的价格上涨将涉及那些以较低的战前价格生产出来的商品，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其最终利润将属于这些商品的所有者。这就是说，总收入将实际增加6．5亿镑（除去政府所购买的商品价格上涨而产生的效果），不过并不是每个人的收入都会以同样的比例增加，最初增加的收入主要属于个人、商业和制造公司的少数阶层，可以把他们简称为“暴发户”（这并没有任何恶意，因为这不是他们的责任，而他们也并非有意为之）。现在这些暴发户应该缴纳的税率是非常高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要缴纳超额利润税，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收入已经达到了必须缴纳高额所得税和超额所得附加税的水平。因此，打个比方说，这些暴发户就成了财政部的税务员。在新增的6．5亿镑中，超过一半（某些情况下，超过3／4）的收入将作为税款上缴国库。而且，可能有相当大一部分余额将被自愿地储蓄起来。由于相对地富裕起来了，这部分就会更加愿意进行储蓄，但是这些利润大部分是属于公司的，而由于种种原因，公司不愿意以更高的股息把大部分利润分配给股东，而宁愿在这种形势下代表股东把它们储蓄起来，因此并非是全部6．5亿镑都会成为个人的自愿储蓄。因此，实际上在6．5亿镑中（当政府以高价进行自己的购买时，这一数字还会更大）只有一小部分资金会在第二回合中投放到消费市场上去。这样，要维持供求平衡就用不着把物价再提高20％，而只需提高2％或3％就足够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适度增加一般大众所需缴纳的税赋就足以抵消暴发户们新增的消费，并避免必需品（要不是由于下面马上要提到的原因）在最初提价20％以后，出现任何进一步的价格上涨。

　　很不幸，这个故事尚未结束，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走向另一个极端，陷进了一个远比实际情况简单顺当得多的假设。我们一直假设，尽管物价上涨了20％，但工人仍然会满足于与以前同样多的货币工资。这样，暴发户们在第二回合就可以继续赚得6．5亿镑的利润，并继续充当财政部的税务员，不借助于任何价格上涨而缴纳与原先同样多的税额。不过，事实上工人将会强烈要求提高工资——而且多多少少能如愿以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与平时相比，雇主将更不容易对提高工资的要求加以拒绝。由于劳动力短缺，如果他想要留住他的工人，那么就不得不被迫作出让步，同意调整工资；而且，既然政府要通过税收形式取走他们70％的超额利润，那么同他的雇工和职员分享他牟取的暴利也不会让他破费太多。事实上，如果工资和其他货币费用完全与生活费用成比例地提高，我们将像以前一样面临势如脱缰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以每一级20％的速度持续攀升——这个过程就是众所周知的恶性循环。

　　然而，我们手中还有一张牌。某些费用是由法律和契约固定下来的，这样，那些依靠地租、利息以及养老金等固定货币收入的阶层势必遭受损失。工资的调整等等需要时间，甚至当工人的压力强大到足以使这种调整迟早不可避免之时，要将其付诸实施也需要时间，有时甚至是相当长的时间。正是这种时滞和其他阻碍因素使得上述政策绝处逢生。战争不会无休止地打下去。工资和其他费用会紧随价格之后节节上升，但是物价水平仍然将一直（在前面的假设条件下）保持超出它们20％的上涨速度。不管工资增加多少，花销这些收入的行为都将再次把价格相应地抬高。如果6个月后工资和其他费用平均提高了10％，物价就将上涨32％（110％×120％－1）。如果两年后成本提高了40％，那么价格将上涨68％（140％×120％－1）。因此，自愿储蓄制度最终会顺利地发挥作用。换句话说，这笔资金可以“自愿地”筹集起来而不会引起急剧的物价上涨。应当让价格相对于工资上涨到一个必要的水平以使工人阶级的工资和其他收入有一个适当的部分转移到暴发户们手中，从而再大部分以税收形式、一部分以额外的自愿储蓄形式转入国库，这是该方案取得成功的唯一条件。

　　在每一个阶段的自愿储蓄量越大，当然对每个人就越有好处。如果全民储蓄运动能够成功地增加自愿储蓄量，那么价格相对于工资的必要提高幅度就可以相应小一些。让我们再次用数字来说明。假设（按战前价格计算）与可获得的消费品供给的价值相比，可开销的收入超出了13．5亿镑，而其中的7亿镑被自愿地储蓄起来。这样还剩下6．5亿镑，即比可获得的商品供给（按战前价格计算）多出20％。不过，如果全民储蓄运动成功地又增加了（比如说）1亿镑自愿储蓄，这样自愿储蓄的总量就是8亿镑而不是7亿镑，那么可开销的收入的超出额就减少到5．5亿镑，即比可获得的供给（按战前价格计算）多出17％。此时，价格的上涨只需比工资和其他费用的增长高出17％（而不是20％）就可以实现供求平衡。

　　因此，自愿储蓄的增长有百利而无一弊。除了嫌其不足之外，对于这一政策的实施人们毫无异议。对个人来说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延期支付收入计划，由此他可以增加2镑收入，并且丝毫不受任何物价飞涨的威胁；另一种是自愿储蓄方案，由此他可以增加1镑收入，但却必须忍受通货膨胀的恶劣社会后果。对个人来说（除非他属于赚取利润的阶级）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如果选择前者他无疑会获益匪浅。这就好像有两种交通规则，一种是强制遵守的规则，一种是自愿遵守的规则，当人们选择前者时，就可以免遭交通事故和道路拥挤之苦；而当人们选择后者时，就会陷入事故频生的窘境。

　　然而对财政部和未来的纳税人来说答案就不那么明显了。按照真实价值来计算，与不完全成功、以通货膨胀为补充的自愿储蓄相比，延期支付收入制度——同样地，高度成功的自愿储蓄制度——将会留给我们更多的国债，因为通货膨胀是一位威力无比的收税官。不过，财政部和未来的纳税人仍然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否应当把通货膨胀所达到的物价水平永久地维持下去。因为按货币计算，在通货膨胀制度下的国债可能要比在强迫储蓄制度下的数量更为庞大；这样如果物价随后回落，那么通货膨胀的好处甚至对财政部来说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因此，千真万确的是，在把税收收入计算在内之后，作为最后一着，需要用来平衡政府支出的储蓄数量总是能够通过“自愿的”储蓄来筹得。至于这个名称是否贴切，只不过是个喜好问题。这种方法是把工人手中他不愿储蓄起来的收入中的适当部分“强制地”转变成企业家的自愿储蓄（以及税收）。“我们将依靠自愿储蓄制度”不过是“我们将依靠必要程度的通货膨胀”的另一种说法而已。罗伯特·金德斯利爵士在他的储蓄运动中可以公正地以下列说法作为辩解：

　　“政府需要资金。然而这是一个自由国家，因此，某些人必须自愿地进行储蓄。如果你（以及你的朋友）不这样做，那么就不得不通过提高物价来强制地从你的真实收入中拿走必要的一部分并转交给暴发户；而他则将自愿地把这笔钱储蓄起来（当他不缴纳强制性的税赋时，这样数目的一笔收入就会完全变成他的自愿储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避免对自愿制度的背离，这种背离对国家来说是不祥之兆。”

　　作为对自由原则的辩护，上面这段话虽然也许有点模棱两可，对于那些赞同增加储蓄的工人来说，要不是由于一个致命的缺陷，这不失为一种合乎常理、令人信服的观点。对于进行自愿储蓄的个人，如果其他人并不群起而效仿他的做法，那么他就不可能通过进行更多的储蓄来保护自己不受通货膨胀后果的影响；正像如果别人对交通规则漠然置之，那么他也不可能通过遵守规则来确保自己不出车祸一样。

　　以上是对通货膨胀运作机制的基本分析。这一分析是相当简明的。不过，它仍然没有被每个人所理解——由于这个缘故，通货膨胀的机制对许多人来说是相当新奇的，这也许多少有点让人吃惊。经济学家们仅仅是在最近25年才把它弄清（虽然这要比发生在和平时期的情形简单得多，在和平时期，我们必须加以考虑的是就业波动对产业的影响而不是固定的最大产出），因此，也就是说那些现在成为权威的人由此树立起了他们的教条。在上次战争期间我在财政部供职，但在那时我从未听说过我们的财政问题是按照这些方式来加以讨论的。

　　因此，根据上面的分析，再回过头来想一想那时到底是怎么回事将是非常有意思的。

　　货币工资率：这是下面所提及的工人的大致指数①

　　①砌砖工人、砌砖工人的雇工、排字工人、铁路工人、码头工人、棉纺工人、毛纺和精纺工人、工程匠人、工程雇工、造船工人的计时工资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采煤业和农业。
　　②经过修正的指数是根据萨姆纳委员会在1918年的调查结果得出的。它与官方指数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对服装、食糖、黄油、人造黄油等商品的处理上。当不能在市场上获得战前的品种时，萨姆纳指数就把其替代品计算进来，而官方指数则没有这样做。

　　这样，劳工部公布的生活费用指数每年上涨约25个百分点，而经过修正的指数（1918年编制）每年上涨约20个百分点，实际情况可能是两者的折衷；到战争结束前，货币已经贬值了大约一半。与此相反，货币工资率在战争的前半段平均每年提高了大约10个百分点，而在后半段大约每年提高了30个百分点。其净结果是在到1917年7月为止的战争的头三年中，工资率的购买力比战前下降了15％左右。在战争的后半段和最后一年，形势颇有好转，这是由于美国的参战减轻了财政压力的缘故，但其影响程度难以精确地计算出来；在引入严格的定量配给和固定价格以后，由于制度发生了变化，消费方向也出现了转移，从而导致了统计上的失真。

　　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些结果。可开销的收入量（由于就业状况的改善和加班工作等，这一数量要比工资率增加得更快）相对于消费品的供应增加了15％（在战争初期要比这少得多，而在末期则要比这多得多），这一点可以从物价相对于工资上涨了15％的情况看出来。生活费用的上涨引起了工资率的相应提高，不过工资率的提高有正好一年的时滞，因而同时被相同程度的物价的进一步上涨所抵消。工资率在每一年正好提高到前一年的物价水平上，因此这样长的时滞足以防止灾难的发生。如果物价能够保持一直高出工资15％，并且在第一年工资只提高到这一数字的一半，然后以一年的时滞跟随物价的上涨而作相应的提高，那么我们就可以安然挨过这四年战争，而物价则差不多只翻了一番。下页的图表显示了这一粗略估计与事实的近似程度：

　　①这是两种估计的平均数。

　　然而，工资和物价轮番追赶攀升的机制是何等的荒谬！除了暴发户外，没有人能够从中获益。这一过程为随之而来的众多麻烦播下了种子。而最后按货币计算，我们将背上沉重无比的国债包袱，这些国债已大大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并且在整个社会中的分配极不合理。我们可以把这种制度与延期支付制度相比较。平均征收15％的延期支付收入就可以使得货币工资率和生活费用像以前那样建立同样的关系；这样，前者追赶后者上升的压力就能够消除。工人阶级的真实消费水平在总体上与通货膨胀制度下的消费水平不相上下。如果按照原有的工资率，平均收入因为充分就业和加班工作（实际情况大致如此）而比以前高15％，那么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就将维持在战前的水平上，并且除了要完成更艰苦的工作外，无需作出任何牺牲。这种艰苦的工作也将得到回报，工人将成为很大一部分国债的债权人。因为到战争结束之时（这里给出的数字是非常保守的），国债总量将减少20亿镑，甚至更多，而在余下的国债总量中。至少有5亿镑将属于工薪阶层而不是暴发户。也就是说，在上次战争中，借助于“自愿”储蓄方式，有大约25亿镑落入了企业家的腰包。

　　在上次战争中我们实现了这一奇迹，即把工人阶级的总消费量维持在（或接近于）战前的水平——真实工资率的下降被就业的增加和工作时间的延长所抵消。我还不能肯定，这一次是不是就不能实现同样的结果。只有完全弄清楚战争在经济上的需要才可能得出答案。不过，如果按当前的工资率，总收入由于加班工作和充分就业而增加了，那么基本工资率的提高将足以抵消价格的上涨，从而会给我们的国民经济提出一项可望而不可及的任务，即把消费水平提高到战前水平之上。我们不能以这种方式来酬报工人，任何试图勉强为之的尝试都只会诱发通货膨胀。不过，我们可以通过把原本可能属于企业家的国债所有权分配给工人来回报他们。

　　十、法国所采用的制度

　　值得指出的是，这本小册子里的建议，与另外两个交战国（一个是敌国，一个是盟国）所采用的措施相比较，是非常温和的（而且也许实际情况会很好地证明，该建议比我们必须做到的还要温和得多）。

　　有一种传言，说德国采用了一种与上面所提到的延期支付在表面上很相似的制度。然而，如果这种报道属实，那么这种措施就要胜过目前已经付诸实施的其他措施，而这些措施又要比在此所提出的任何方案都要激烈得多——例如对工资、工时和物价完全加以固定，全面地实行定量配给制，并以商店供应的短缺和广泛的禁令为补充，以及对工资的一系列克扣等；这些措施与任何延期支付制度相去甚远，它们合起来意味着低收入集团将承受可怕的负担，其总额比延期支付所要求的规模高出好几倍。我希望能够给出更确切的、数量上的详情。对一般消费品的控制在德国已经取得成效，然而，如果在我们这个国家以同样的激烈程度来实施这种政策，我猜想完全可以使我们为战争所作的努力增长50％，也许还要更高。因此，我们应该至少在这里所建议的规模上拒绝承担我们最初的那些措施或其他同类政策所可能带来的风险。

　　德国的制度，作为一个整体，甚至是作为一种权宜之策，正是我们无论如何所要避免的，只要这样做不妨碍我们取得最终的胜利。既然如此，也许引用法国所采用的制度更为相宜。法国所发生的一切对我们来说总像是雾里看花，而且比笼罩在德国上方的雾还要浓。这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并不完全是检查制度的缘故。我相信，英国的舆论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法国对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控制有多么广泛。

　　法国政府公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并在1939年11月16日达到了顶点，完全确立起了对工资和劳动条件的官方控制。与其他行业相比，这种控制在军工行业中更为广泛。在非军工行业中，工资不准通过集体协议或需劳工部批准的个人协议来加以调整，而必须保持战前的水平。在军工行业中，工资则由劳工部和军工部（或其他公务部门）来规定；禁止雇主支付超过最高规定限度的工资（大体相当于战前工资水平）；未经允许雇员不得擅自脱离他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并且应服从当局的任意调遣。因此从一开始起，任何提高工资水平的动向都被明令禁止。

　　除此之外，法国还建立起了所谓的“国民团结基金”，用来在民用范围内偿付由于战争而引起的任何特殊支出，我认为，这包括由于官方控制生活费用的措施所造成的任何损失。超额利润税和一般工资税被用于充实这项基金。对工资税的征收包括以下两个部分：

　　（1）对于那些本当服役，但由于他们从事某种预定保留的职业而得以豁免的工人，征收其工资的15％。这一政策我们也应加以借鉴以从中获益。

　　（2）所有每周工作40小时到45小时的工人，他们在这5小时内挣得的收入全数上交，对于每周工作时间在45小时以上所挣得的那部分收入，征收1／3（由于目前在许多情况下工作时间是每周50小时或更多，这样就又差不多是再征收15％的工资）。

　　在此基础上，法国政府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以把生活费用维持在战前水平上，不过，迄今为止他们仍然避免使用定量配给制度。我不清楚法国这种制度实际运作的详细情况，不知道它是否使法国财政部在对进口商品和农产品的补贴上所费不菲。

　　由于目前我所能获得的资料有限，因此，作为对最新情况的报道，这里的描述或许是不完全、不准确的。我希望本文的发表能够促使某位法国人出来对法国后方战线的情况给予更全面的报道。

　　M．达勒迪尔1940年1月底在对法国的一次广播讲话中，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赞扬了这些严厉的措施，并呼吁法国民众心甘情愿地加以接受：

　　“当我们的孩子们出发去边疆时，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那些留守后方的人们，不用去犯难涉险，无需忍受同样的煎熬磨难，他们也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他们必须牺牲个人利益，放弃对某些商品的消费。必须把所有的力量和能动性集中到法国军队中去，这是当前的首要之务，没有军队他们将一无所有。德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令人生畏的物质力量，企图隐瞒这一点是徒劳无益的，甚至是一种犯罪。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而且关系到我们整个的生活面貌……今天我的话是讲给那些留守后方的法国人听的。我希望能够直言不讳，哪怕是有些残酷无情……一句话，那些留在后方的人们，只有通过克勤克俭和严守纪律才能赢得前方将士对他们的尊敬。”

　　在讲话即将结束之际，他把德国人如山坦之流所作的宣传概括如下：

　　“他对富人说，‘你将失去财富’。他对工人说，‘这是一场富人的战争。’他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说，‘你所热爱的一切将遭到灭顶之灾。’他对宗教信徒说，‘你的信仰怎么能接受这样的大屠杀？’他对投机分子说，‘像你这样的人可以从你的国家的灾祸中大捞一把。”’

　　以这样一位领袖——他的国家也正陷于战争的泥潭中——的雄辩之辞来结束这本小册子是恰到好处的，即使这会使本书中谨小慎微的人道主义观点和辩护性质的温和建议相形见绌，显得可怜兮兮、软弱无力。

附录

　　一、国民收入

　　目前在对国民收入所作的各种估计之间存在的分歧，主要是由于对这一概念的含义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而不单由于纯粹的统计上的差异——虽然有许多基本的统计估算也许是靠不住的。下面的注释采用了科林·克拉克先生的统计数据，但并没有接受他的国民总收入概念，在此我也无意去探究批评这些估计。这里所给出的实际数据是罗思伯斯先生对克拉克先生的估计加以修正的结果，以根据当年价格反映1938年4月1日-1939年3月31日财政年度的最新情况。

　　这里有两个适用于一般目的的基本概念。第一个概念是根据货币费用计算的当前总产出，在正文中已经给出其结果，即：

　　单位：百万英镑

　　3710　 私人消费的当前价值，不含间接税，
　　　　　 并扣除了当前货币的真实贬值；
　　290　　在建筑、工厂、运输和存货上的新增
　　　　　 净投资的当前费用，即当前资本支出，
　　　　　　并扣除了当前资本的真实贬值；
　　850　　政府行动计划的当前费用，不包括对
　　　　　 养老金领取者、国债持有者等的“转
　　　　　 移”支付以及已经包含在上面项目中的支出。
　　4850　 以上三项合计数。

　　我建议把这个结果称作国民产值。

　　第二个概念是应征税的那部分收入，即个人收入的总和（包括慈善团体、私人机构和公司）。与上面的国民产值不同，它包括5亿镑的“转移”收入，但政府从贸易利润中获得的非税收入不在其中。这样其总额是53亿镑（48.5亿镑＋5亿镑－5000万镑）。这一收入还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单位：百万英镑

　　按市场价格计算的私人消费（包括6．7亿镑间接税费和扣除当前货币的真实贬值的37．1亿镑当前消费支出的价值）——————————4380

　　私人储蓄（包括上面提到的2．9亿镑新增投资和借给政府用来偿付其行动计划的费用超过税收和贸易利润收入的8000万镑差额）——————370

　　直接税　　　　　　　　　　　　　　　　　　　　　　　 550

　　合计　　　　　　　　　　　　　　　　　　　　　　　　5300

　　下面补充列出用以构成上述及其他收入概念的最主要要素也许不无裨益。

　　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包括中央和地方）

　　单位：百万英镑

　　政府收入：直接税　　　　　　　 550
　　　　　　　 间接税　　　　　　　460
　　　　　　　 各种杂费　　　　　　210
　　　　　　　 政府贸易利润　　　　50
　　　　　　　 来自民间的净贷款　　80
　　　　　　　 合计　　　　　　　　1350

　　政府支出：转移支出　　　　　　500
　　　　　　　政府服务　　　　　　850
　　　　　　　合计　　　　　　　　1350

　　上面的政府支出中不包括政府在新建住房和道路等项目上的支出（约有5000万镑到1亿镑），因为这已包含在对投资的估计数字中了（由于这一数字是根据生产普查而得出的，因而必然把所有的投资都包含在内，而不管它是来自政府还是私人机构）。为了与此相平衡，对上表中政府从民间筹借的贷款作了相应的扣除，低于政府实际借贷的数量。因此，政府支出这一数字只代表用来偿付当前净赤字的款项，而不包括政府的投资支出。

　　　　私人收入的支出

　　　　单位：百万英镑

　　　　私人收入

　　　　来自当前产出的工资和利润　　 4800
　　　　转移收入　　　　　　　　　　　500
　　　　合计　　　　　　　　　　　　　5300

　　　　私人支出

　　　　按市场价格计算的消费　　　　 　　4380
　　　　　　储蓄　　　　　　　　　　　　　370
　　　　　　直接税　　　　　　　　　　　　550
　　　　　　合计　　　　　　　　　　　　　5300

　　国民产值

　　扣除真实耗损和货币贬值后的私人和政府消费　　 4140
　　真实损耗和货币贬值　　　　　　　　 420
　　新增投资　　　　　　　　　　　　　 290
　　合计　　　　　　　　　　　　　　　4850

　　来自上述项目的私人工资和利润　　 4800
　　政府利润　　　　　　　　　　　　　　50
　　合计　　　　　　　　　　　　　　4，850

　　总投资

　　净增投资　　　　　　　　　　　　　 290
　　真实损耗与货币贬值　　　　　　　　 420
　　合计　　　　　　　　　　　　　　　 710

　　储蓄

　　新增投资　　　　　　　　　　　　　290
　　政府赤字　　　　　　　　　　　　　　80
　　合计　　　　　　　　　　　　　　　 370

　　私人收入的分配

　　25O镑以下的个人年收入总和　　2910
　　250镑以上的个人年收入总和　　2340
　　慈善团体的收入　　　　　　　　 50
　　合计　　　　　　　　　　　　　5300

　　公司的未分配收入等在此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包含在拥有这笔资金所有权的个人的收入中。

　　年收入250镑以下阶层的收入来源

　　单位：百万英镑

　　工资和薪金　　　　　　　　　 2390
　　非工资收入　　　　　　　　　　240
　　转移收入　　　　　　　　　　　280
　　合计　　　　　　　　　　　　 2910

　　年收入250镑以下阶层的支出

　　消费的价值　　　　　　　　　 2420
　　　　　税费　　　　　　　　　　390
　　　　　储蓄　　　　　　　　　 100
　　　　　合计　　　　　　　　　 2910

　　年收入250镑以上阶层的收入来源

　　薪金和利润　　　　　　　　　 2170
　　转移收入　　　　　　　　　　　220
　　合计　　　　　　　　　　　　 2390

　　　　　年收入250镑以上阶层的支出

　　消费的价值　　　　　　　　　　1290
　　　　　税费　　　　　　　　　　 830
　　　　　储蓄　　　　　　　　　　 270
　　　　　合计　　　　　　　　　　　2390

　　上述数字的来源见1939年11月的《经济学杂志》，第638页。

　　二、对我国国外资产的估价

　　依靠我们战前以黄金和国外投资形式积累起来的资源为贸易逆差提供财政支持，这种能力是我们军事力量的重要源泉，特别是与敌国的军力相比较，这一源泉的作用尤显重要。

　　在1939年3月31日，英格兰银行的外汇平衡户所储备的黄金总共有7995万盎司，按当前黄金价格（每盎司168先令）计算共值6．7158亿镑。从3月31日到9月1日，为了偿付从伦敦提取的外汇结余，黄金储备大量减少，但在此之后的数字尚未公布。不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战争前夕（1939年8月底）发表了对各交战国黄金储备的一个估计，根据这一估计，到那时为止英国的黄金储备已下降到5亿镑左右。在一同公布的类似估计中，到8月底为止，法国的黄金储备为7.5亿镑，加拿大是5400万镑。这一估计没有把帝国的其他黄金储备和每年帝国新开采的黄金算在账上，这两部分估计有1.87亿镑。

　　关于英国在同一时期所持有的美元结余，权威的估计大约是1．5亿镑。法国的美元储备约为8000万镑，加拿大约为9000万镑。对英国的其他外汇结余尚未有可靠的估计。

　　罗伯特·金德斯利爵士估计英国国外投资的名义资本总额在1938年末约为37亿镑，不过其中只有一部分是易于变现的。在这一总额中有大约30亿镑是英镑贷款和在大不列颠注册的公司的股票，其中的大部分是不能出售变现的。不过这些资产每年都大约有4000万镑到5000万镑按常规程序得到偿还；而且在这一总额中，还有一些巨额贷款可以安排在当前条件下偿还（一笔巨额的加拿大贷款已经用这种方式处理，这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也许我们可以照此用三年的时间从总额中变现至少2．5亿镑。

　　罗伯特·金德斯利爵士估计，在国外注册的公司资产将近7亿镑，这些资产据认为要容易变现得多。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估计，在战争爆发之时，英国所持有的易于出售的美国证券大约有1．85亿镑，如果需要还可以再加上2．25亿镑的其他证券，包括英国在美国直接拥有的财产。有意思的是，据美国的报告，以上可出售的证券中大约有10％，即1800万镑，实际上在战争的头两个月就已变现。

　　由于在战争初期外国人撤走他们在英国所拥有的资产，上面的数字随之被抵消了一部分。现存的兑换限制对英国国民是有效的，但是由于一种奇怪的疏忽（除非这是为了伦敦工商界的利益而作出的一个深谋远虑的决定，以使伦敦在战后能够继续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种限制对外国资产的撤走却袖手旁观。对此我并没有看得太重，部分是因为目前自由兑换的水平（上述交易即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并没有兆示出这种撤资所产生的任何严重的压力，而部分则是因为我们难以想像，如果这种压力日益发展，人们还会更看重伦敦工商界的战后利益甚于赢得战争这一刻不容缓的任务。战争爆发之初，外国投资者仍然在伦敦持有的、也许是表面上的外汇结余和其他资产中，有很大一部分严格地说并不是闲置的资产，而是以英镑形式来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债务和当前业务所需。

　　事实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过多地顾虑外资撤走的问题，我认为英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与英帝国或英镑区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指望英帝国或其他国家存留在伦敦的收支余额每年会有相当的增长。在上次战争中，甚至是在其间最黑暗的日子里，这种增长都起到了重大作用，并且到战争结束之时已经达到了一个巨大的数目。我推测每年至少可以从这一源泉中获得1亿镑，也许还会更多。

　　为了对可以获得的外汇资源作出一个最终的估计，把上面所有这些难免包含着错误的数字加总，我认为这是一种草率的做法。不过，在作了周详考虑之后，我建议把我们还算容易变现的资产的概数估计为至少10亿镑；并且考虑到我们的外债在逐渐增加，那么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能够为三年以上的收支逆差提供财政支持，其概数为每年3．5亿镑。

　　我们的黄金和美元资源比1914年有了明显增加（参见474页表），尽管我们的美元证券已大量减少；而且由于现在其中大部分是黄金，因此变现更为容易，流动性也大为提高。法国的黄金和美元储备比1914年增加了将近两倍，而加拿大则增加了大约10倍。把英国、法国和加拿大加在一起，美元和黄金资源也比1914年增加了近两倍。相反，德国的美元和黄金储备在1914年大约是我们的一半，在今天则不到我们的1／25，并且不到盟国总储备的1／50。而且，上次战争中在美国参战之前债务问题是压倒一切的财政任务，但在今天我们对盟国的债务问题相比较之下则是微不足道的。既然今天所有的金融协议的规模都要比25年前大得多，既然无限的忍耐力是始终一贯的，那么当前的首要之务是尽量节约使用外汇储备，以及全力以赴地通过出口增加这种储备。不过，考虑到各方面因素，我不赞成以比1914年还差的财政持久力为基础。英镑区和法郎区偿付持续的贸易逆差的能力，作为一个整体看是极其巨大的；而敌国的外汇储备已化为乌有，并为债务所代替。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估计（1939年8月底）

　　①美国：《联邦储备公告》。
　　②《经济学统计评论》所给出的估计。G．佩利爵士在1910年为美国国家金融委员会提供了一个高得多的估计。不过上面的数字考虑到了更新的资料，因而更为可靠。
　　③只含黄金。

　　三、家庭津贴的费用

　　在英国，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大约有1000万。因此，对每个孩子每周补贴5先令，也即每年补贴13镑，总共需花费1．3亿镑。更精确的估计为1．32亿镑。然而，由于下列几点这一数字被抵消了不少：

　　（1）上述费用中大约有2000万镑是与所得税缴纳者的孩子有关的。作为大概的近似，我们在前面一直假定，现存所得税补贴所花费的费用与这种将要取代它的新补贴所需要的费用量一样多，因此在这一项上无需追加费用。

　　（2）如果在1937年对于现存的各种补贴能加以节省，则现在可筹得如下的资金额：

　　　　普通退休金　 250万镑
　　　　失业救济金　 275万镑
　　　　失业援助　　 850万镑
　　　　合计　　 　 1375万镑

　　（3）在1940年对失业者的孩子的救助可能要比1937年少。另一方面，用以支付被疏散的儿童的补助和分居津贴这部分资金将形成额外的战时储蓄。

　　因此，把各种因素计算进来，最后的费用为1亿镑，这个估计应该是可靠的。

　　如果只对第二个孩子及随他之后出生的孩子予以补助，那么这笔津贴的费用将减少一半多，可以有把握地估计为不超过5000万镑；如果给他们的津贴是每周每人3先令而不是5先令，那么费用将不到3000万镑，更确切地说是2700万镑；如果津贴只限于第三个及随他之后出生的孩子，那么费用将再减少一半多，在津贴为5先令时，总计大约有2000万镑；如果只限于第四个及随后出生的孩子，则费用还会再减半，下降到约900万镑。

　　四、计算延期支付和直接税的准则

　　在第六章所给出的结果是从下面的计算准则得出的。对于年收入750镑的人，其收入中超出最低基本收入线（对未婚者是每周35先令，已婚者每周45先令）的那部分占35％。当然，这并非是一个唯一的比率，因为正如第六章的图表所显示的那样，固定津贴相应影响在低收入范围内要大得多，按照这一计算原则，在表中被提留的收入比例，从每周收入50先令的3．5％上升到年收入700镑的29％。对于高收入集团，其超过最低基本线的部分占总收入的百分比有了下面的提高：

　　以上所尝试提出的这种津贴制度，并非像所得税制度一样是精心设计的，尤其是它没有将挣得的收入和转移的收入区别对待。由于这一点，某些在所得税方面受到特别照顾的人，则可能会比那些没有享受这种照顾的人上缴更大比例的收入提留。对于这些例外情况，在一个足够详尽的计划里是容易加以解决的；但如果我试图在此处理所有这些细节，那么只会喧宾夺主，使主要问题混淆不清。也许对已婚者的津贴是不足的，也许应该引入更多的等级来对各种不同情况更细致地加以分类从而避免突然的跳跃。有些人的收入水平与战前相比大幅下降，制定一项与最近的《财政法》中的条例相类似的条款，以减轻他们的痛苦无疑是值得一为的。

□ 作者：凯恩斯
赵波、包晓文 译

本书由“E书时空”免费制作；
想要更多的免费电子图书，请光临
http://www.eshun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