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如何为战争付账(2)

　　五、关于延期支付、家庭津贴和廉价定量配给计划

　　在阐述下面的观点之前，我不得不考虑是将我的想法和盘托出还是有所保留。如果我提出一项内容详细的具体建议，那么我就将暴露在无数的批评之中，而这些批评又与这项计划的基本原则没有多大关系。如果我进一步利用这些数据来阐明该建议，那么就会越来越多地陷入猜测，并且有使读者陷入琐碎细节的危险。而这些细节也许是不准确的，完全可以在不对此计划伤筋动骨的情况下加以修正。然而，如果我只限于笼而统之地谈论这个计划，那么就不能提供足够的东西供读者咀嚼，并且，既然所涉及到的各种因素的轻重缓急并非是无关紧要的，那么我实际上就是在刻意回避这个问题。

　　因此，我宁愿冒陷入琐碎细节的危险，也不愿语焉不详，但这有赖于读者对我这种做法予以善意的理解。不过，如果我首先在这一章中进行某种概括说明（但并没有完全脱离数字），而把蓝图留到下一章，那么也许会有助于读者弄清基本原则和说明性的具体内容。

　　在考虑到战时的产出增长、战前的税收收入以及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指望的那部分储蓄等几方面因素之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即私人手中保留的大约9．5亿镑，不能用于消费而必须转而用来资助战争。

　　我认为，也许这笔资金的一半，即5亿镑，可以通过税收形式来筹集。实际上，约翰·西蒙爵士的紧急预算中所开征的战时税，撇开征收中的时滞，全年也许可以提供4亿镑资金。即使我们能够避免明显的通货膨胀，在这部分税额中也包括至少1亿镑的超额利润税。当然，通货膨胀可以极大地增进赋税收入。不过，即使没有这种偶然性的帮助，这笔税收也是丰裕的，它一方面是作为更高产出水平的反映，另一方面是由于利润在各个企业间的分配与基数年比大不相同。依靠其他一些财政手段，包括对非必需类商品征收销售税，可以再筹集到1亿镑。除了广泛征收销售税、工资税以及把通货膨胀作为一种税收手段外，在适当考虑到公平和效率后，要想靠我们的财政机器来筹集一笔更大的资金将是非常困难的。

　　除了我们已经取得的4亿镑信用贷款，想不借助通货膨胀的任何帮助，只通过自愿储蓄来弥补剩下的4.5亿镑缺口是不切实际的。必须记住，我们已经假设，对于9亿镑政府贷款（3．5亿镑来自出售海外资产，1．5亿镑来自折旧基金，4亿镑来自新增储蓄），公众每年愿意提供的资金数量，比之于从投资政府基金、向国外借款和出售黄金储备的过程中所能得到的收益，要少得多。因为，按照我们的假设，总的新增政府支出不是9．5亿镑而是18．5亿镑。由于我们已经看到的种种原因，这笔追加储蓄将不得不主要来自每周收入5镑或5镑以下的收入集团，而这就要求改变他们那种尚不清楚的开支习惯。

　　由于同样的原因，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对低收入集团的影响都是大同小异的，都会缩减低收入集团的潜在支出。通货膨胀是代价最高的一种选择，因为这无疑会对企业家阶层有利，却可能会使工人失去其真实收入的20％。通货膨胀还有一个与一般销售税相同的缺点，即对最低收入阶层来说都是不堪负担的。像从通货膨胀中获益的原有税种一样，新开征的税种，例如销售税、工资税，最终都会加重工人的劳动负担，掠走他们的一部分收入。工人将不得不更加辛苦地工作，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决不可能从中获取任何个人利益。如果财政部和工会领袖在他们所能最容易达成一致的地方不谋而合，即没有明确的政策而放任自流，拒绝新思想而因循旧例，那么上述结果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一方面要增加对战争的投入，一方面又想同时增加等量价值的消费，这无疑是异想天开。投入战争的资源只能用于战争而不能同时用来增加消费。因此，那些为战争而努力的人们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要么他们完全放弃这一数量的消费；要么把这一消费加以推迟。

　　保留对自己劳动果实的权利，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即使他必须推迟对这些果实的享受。这样，他的个人财富就增加了，因为这种财富意昧着对延期消费权利的掌握。

　　这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出路，即每个人收入的适当比例都必须采取延期支付的形式。

　　随着这条一般原则的确立，实现我们这一任务的种种困难也开始接踵而至。即使我们以最粗陋的可能方式，对扣除战前税费后所有的剩余收入实行延期支付，比如说延期20％，这也仍然要比采用通货膨胀的方式好得多。不过，舆论要求一项深思熟虑的计划，特别是一项新计划，不应当只是比无所作为要好一些，而应当是要好得多，尽管新计划也得同样面对原先那些计划所受的批评。不过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人们期望这项新计划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的理想。

　　我们对这一要求表示欢迎。这一计划也许打乱了财政部所急需的既定安排，但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扰乱变成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的良机，那是再好不过了。

　　考虑到这一目标，我们可以在延期支付计划的第一条原则之后，再加上第二、第三条原则。我们上面已经建议过，所需资金中大约一半可以通过即刻征收税费来筹集，另一半则可以通过对收入的延期支付来获得。所以，我们的第二条原则是，新增税收的大部分应由年收入在250傍及250镑以上的收入集团来承担，而低收入集团的贡献则主要采取延期支付的形式，即并不要求他们完全放弃消费而只是推迟消费。

　　第三条原则是必须致力于维持足够的最低生活水平——至少不逊于迄今为止的现存水平。因此，在第二条原则加重了富裕阶层负担的同时，第三条原则又特别减轻了贫困阶层的负担。

　　要贯彻这两条原则需要两个截然不同的计划。我最初在《泰晤士报》上提出来的那个方案，试图定下一条最低限度的收入豁免线，而对于已婚者则根据其家庭人口的多少作相应的上调。批评意见认为这一计划所能带来的最终津贴太少，这是不无道理的。接下来将提出的新方案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我敢说它能带来更大的改善。

　　在过去的几年中，舆论的重心已倾向于赞同实行家庭津贴。在战争时期我们自然会比平时更加关注生活费用问题。并且，一旦出现生活费用上涨的势头，人们就会要求相应提高工资，而家庭津贴问题也肯定会被摆上桌面，因为生活费用上涨对家庭负担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规模的大小。要在战争期间进行这样一项社会改革，其代价将是高昂的，甚至在和平时期我们也不一定负担得起。所以乍一看，这种建议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然而，事实上在这样一个时期，社会改革的需要是如此之迫切，以至于可能为进行这场改革提供了最佳时机。

　　其他许多人也持有类似观点。因此，我推荐这样一种家庭津贴方案，即对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提供每周5先令的现金补助。我估计实施这一方案的净费用是1亿镑，得出这一数字的根据见附录（第475页）。

　　那么是不是有了这条措施就足够了呢？我们不能不考虑到有相当大一部分低收入阶层，其收入在战争中没有任何增长，或者无论如何跟不上生活费用上涨的步伐。即使工会同意实施延期支付或类似的计划，他们也会要求采取某种保障措施来防止价格上涨到工资水平之上。

　　这个重要的意见受到了亚瑟·索尔特爵士、R．H．布兰德先生和希克斯夫人的大力支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建议对消费品实行最低限度的固定廉价定量配给，虽然这一措施也许需要进行一定的补贴。如果我是财政部的咨询顾问，我将不无忧虑地看待这一措施的实施，因为在一定条件下财政部也许会因此而背上难以负担的包袱。不过，这一建议如果是包括延期支付在内的全面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得到了工会的赞同，那么我也将对此表示欢迎。

　　生活费用指数所涉及的那些商品不应该都包含在最低定量配给计划中，而应限制在战时能够获得的少数几种必需品的范围内。对于配给品的未来价格也不应作出绝对的保证。不过，应该同意，如果最低限度配给品的价格出现任何上涨，工会都有权敦促相应地提高工资。

　　不过，这样一种安排必须以同时接受延期支付计划为绝对条件，而且工会必须同意，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只是服从于上述防护目的，而不能得寸进尺，以生活费用上涨为借口要求进一步提高货币工资。

　　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那么消费者手中的巨大购买力将使得任何企图固定价格的尝试变得极其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最低限度的廉价定量配给只会导致购买力更多地在其他用途上释放出来，并且将把其他商品的价格抬高到与配给品的固定价格过分悬殊的水平上。试图固定消费品价格而同时却让消费者手中的购买力无限膨胀，这无疑是一个错误。

　　这样一个方案，与渐进的通货膨胀或工资税相比，能为工会带来显而易见的巨大利益。尽管为了满足战争需要，工人付出了更多的劳动，但他们肯定迟早都将享受到与他们的贡献完全相当的消费水平。而同时，即使是在战争时期，家庭津贴和廉价定量配给也将实实在在地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经济地位。我们将成功地把这场战争变成促进积极的社会进步的良机。有的人徒劳无益地企图逃避这样一场正义战争的合理负担，结果却陷入了渐进的通货膨胀。相比之下这项计划可以获得更大的好处！

　　六、具体内容

　　在上一章中，对于应予以延期支付的收入的比例，以及应免予延期支付的最低收入标准，我并没有给出确切的数字。对原则表示赞同的人也许会在细节上意见相左，因此，尽可能地把这两者分开来谈要好些。我提出下面的看法作为讨论的基础。这项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一个与程度和评价相关的问题。如果这些计划误入歧途，那么可能是因为对每周收入在5镑以下的收入集团让步过大，以至于使这些计划难以维持下去。我认为，在产出充分增长和政府支出不超过前述估计数额的假设下，这些让步仍然是可行的。但如果这两个假设都失效了，则这些让步也无从谈起。

　　这些具体细节是以下面几点为基础的：

　　（1）收入在每周5镑或5镑以下的收入集团的真实消费总额应当尽可能长期地维持在接近战前的水平上。

　　（2）在这一收入集团下层的那些人，可能从战时收入的总增加额中获益甚少，甚至一无所得。因此，如果要维持他们原有的生活水平，那么其当前收入中的任何一个重要部分都负担不起延期的支付。

　　（3）既然生活费用相对于工资率（虽然不是相对于总收入）出现某种上涨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在任何计划下都难以消除个人待遇的不平等，那么我们应当确信，通过家庭津贴形式来对家庭成员提供支持，可以抵消这种不平等，从而使他们的境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4）既然与高收入集团相比，低收入集团新增的战时收入也许在更大程度上代表着工作量的增加，那么后者的贡献就应该主要是采取延期支付收入的方式，而前者的贡献则应主要采取新增税收的形式。

　　（5）在现存的津贴和补助下，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可能会带动生活费用相对于工资至少上涨5％。

　　剩下的一个问题是，依靠税收和延期支付，我们是否能够筹集到全部所需的9．5亿镑，或者更确切地说，包括家庭津贴费用在内的10．5亿镑资金。我在《泰晤士报》和《经济学杂志》上提出的这些计划，对于这一点也存有疑问，并且公开承认难以达到所需的数额。现在我似乎最好提出一个可以绰绰有余地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案作为出发点，即使它可能有些过于理想化。因为随后的让步肯定会削减其最终结果，所以，如果从一个适中的、不是满打满算的方案出发，最后的结果将与我们的目标相差甚远。由于下一章所介绍的种种让步可能会耗去至少5000万镑，所以我打算以总额为6亿镑的延期支付规模为目标。

　　我们不可能精确地预测下面我所提出的这些实际规模事实上是否能够实现其目标。它们的目的在于贯彻前面那些原则。如果这些规模被证明是难以达到的，那么可以进行相应的修正。下面是旨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负担分配情况：

　　①包括战前税种的新增收益。

　　②为了简单起见，我假设，为儿童提供的现存所得税津贴已经花费在对年收入250镑以上集团每个儿童平均5先令的补助上，这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也许稍有夸大。因为这笔津贴已经耗费在对收入250镑至400镑的家庭的儿童每人3先令9便士、后来逐渐提高到7先令6便士的补助上。

　　考虑到生活费用比战前高10％，而工资只提高了5％，因而工资的提高只是部分地抵消了生活费用的上涨。上面所估计的损失则主要是由于生活费用相对于工资上涨过速造成的。大致地说，这就是现状。上面的估计假设，这一因素对高收入集团的影响要比对低收入集团的影响小一些。

　　从战前真实消费水平看，上述最终结果大致意味着，高收入集团的总消费量减少了整整1／3，而低收入集团的总消费量则毫无变化。不过，读者可以看出我现在已经深深地陷入了统计困境，我大胆地、也许是过分大胆地给出了这些数据，因而在细节上某些严重的错误也许在所难免。

　　这种分配负担的方案也许会招致批评，认为要求高收入集团所作的相应牺牲过重。这一计划当然是利用战时财政的机会来进行广泛的收入再分配，以实现更大的公平。难道任何认真负责的工人阶级领袖相信，徒劳无益地追随生活费用的上涨而提高工资，或者任何其他可能的方案将会比这项计划更公正、更有利于低收入集团？

　　在此所提出的建议是强有力的。每周3镑或3镑以下的最低收入集团不能从战时的收入增加中获益。对有的家庭成员来说，他们已经取得的任何改善都是弥足珍贵、难以割舍的。上述建议为这些人提供了特别的保护。

　　实现这一结果的最佳方案是什么？我在《泰晤士报》上所提出的方案，其优点是能够向纳税人显示直接税和延期支付的综合结果。这一方案在具体内容上易于招致各种无损其主旨的批评。不过，在经过多次反思之后，我尚未发现一项可以更好地表达这种一般目的和结果的计划。因此，我对这一方案有所保留，准备进一步加以修正。例如，对于以家庭津贴形式在低收入集团内进行的再分配，以及这一方案与直接税负担的相互关系，都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细致的考虑。在附录中（第475页）给出了经过修正的方案，其具体的效果展示如下。

　　（1）儿童津贴。现存所得税下的那种儿童津贴制度，仔细地检查其内容会发现它是极为不合常理的。一个年收入250镑的人，他的第一个孩子可以获得每年7镑的津贴，但接下来出生的那些孩子却一无所获。这笔津贴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逐渐提高，其最高限额是每个孩子18镑15先令。不缴纳所得税者一般不享受儿童津贴，虽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给他们发放津贴。我提出一个统一的津贴方案来替代现存儿童津贴制度，在这一方案中，每名儿童有每周5先令或每年13镑的津贴，凡是缴纳所得税的家庭和加入了人寿保险的人口都同样可以获得这种津贴。

　　（2）基本的最低收入线。关于应该免于延期支付的基本的最低收入线，我建议，对于未婚者是每周35先令，已婚者是每周45先令。如果有更好的不同数字，可以通过改变超过基本最低线的那部分收入中应当上缴的百分比来进行调整。

　　（3）超过基本最低线的收入。超过基本最低线的所有收入，其中的一定比例，一部分作为直接税；一部分作为延期支付上缴政府，这个综合百分比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迅速提高。计算这个百分比的准则见附录（第476页），不过，在下表中更为清楚地列出了其在各个收入水平上的计算结果。把已婚但尚未生育的人作为标准，其收入中应用来负担延期支付（以及他应缴的所得税和附加税）的百分比见下表：

　　注：￡：英镑，s：先令

　　在接下来的表格中所给出的家庭津贴，与上面的方案相比，对低收入集团中有幼儿的人更为有利。在到每周75先令为止的各个收入水平上，如果一个人有两个孩子，则他将从中获益匪浅。

　　（4）在税收与延期支付间的分配。按上述方式扣留的收入的适当部分将用来缴纳所得税和附加税（如果有的话），最后的收支余额将以下一章所介绍的方式作为储蓄记入纳税者的贷方账户。所有这方面的最终结果按不同的个人情况见下表：

　　注：s：先令，d：便士

　　注：s：先令，d：便士

　　因此，一个有两个幼儿的已婚者，在不到75先令为止的各个收入水平上，实际获得的现金存留要多于其收入；而有三个孩子的已婚者在到大约95先令为止的各个收入水平上，实际得到的现金存留要多于其收入。家庭成员用于即时消费的现金增加了，另外还有大量的延期支付的收入记在他们的存款账户上。对一个每周收入在5傍以上的已婚者，有如下结果

　　在高收入范围内，延期支付的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下降了不少。但不能认为这一百分比已经太低，因为用来支付庞大津贴的资金很大部分是来自他们所上缴的所得税和附加税。例如，在每年10万镑的收入水平上，延期支付的收入只占总收入的4％，但在缴纳了这些税费以后，在剩下的收入中延期支付的比例就上升为21．5％。

　　（5）征收方式。对于加入了社会保险的人口，延期支付收入的征收方式与社会保险的征收方式相同。每个加入了保险的工人都应持有一张延期支付卡，并由雇主加盖印戳。对所得税的缴纳者，延期收入的征收方式与所得税相同。对于年收入750镑及750镑以下的阶层，考虑到对所得税的补贴之后可以予以相应解决。对于附加税的缴纳者，延期收入的征收方式也与附加税相同。因此，延期收入的估算和征收工作都无须启用任何新的方式——这在战争时期是个很大的好处。

　　在收入波动的情况下，适合每个支付期间的延期支付比例最初可能难以理顺。不过，可以按照季度或其他方便的间隔把这一比例调整为与平均收入相适应的水平，而这样做所需的一切资料都记载在卡片上面。

　　（6）延期支付收入的保管。应该允许个人考虑选择什么样的机构来保管他的延期支付收入。他可以选择他所支持的团体、他的工会或者其他任何为了医疗保险目的而批准设立的机构；或者，当上述选择都不合意时，可以考虑邮政储蓄银行。因此，应当鼓励工人自己的机构来掌握他们的资源；而且，如果工人们希望如此，则应当给予这些机构相当的自由处置权，决定在何种条件下，这些资源可以提取出来以解个人的燃眉之急。在下一章将介绍这种方案。

　　通过降低所得税的最低豁免线，以及把不同收入水平的所得税和附加税税率有效地提高到附录（第476页）所列出的百分比上，可以获得同样的结果。这一点是易于理解的。对于那些讨厌空想的方案而喜欢明白易懂的方法的人，这一计划是个可靠的选择。如果该计划能与家庭津贴方案一同实施，我看不出任何可以在财政上加以反对的理由。从全社会的角度看，我更喜欢那种新颖的建议，它所保有的奋斗精神更强烈，而包含的牺牲意识更少，并且实际上所要求的牺牲也较少，可以让生活安全的好处泽及整个社会。这种安全是由节约下来的资源来承担的，但其范围却比以前广泛得多。

　　七、延期支付收入的发放和资本税的征收

　　在这一计划中，延期支付的那部分收入应当作为限制其所有者使用的存款以2．5％的复利储蓄起来。像上面提到的那样，他可以选择自己所支持的社团、机构，或者当这些选择不可行时，考虑邮政储蓄银行来保管这笔资金。如果上面计划中的征收目标得以实现，那么以此种方式积累的总金额合计大约每年有6亿镑。实际上，由于存在各种合理的让步，积累总额也许要少于这个数字。

　　首先，对于某些战前签订的确定的储蓄协议，例如，给建筑协会的分期付款、向人寿保险公司缴纳的保险费、分期付款的购买协议，也许还有银行贷款协议，应当允许个人用其限制使用的存款来偿付。这样做也许是合情合理的（我已经预留了5000万镑作为回旋余地，如果还不够，我相信，在延期支付计划之外我对所能指望的自愿储蓄的估计作了大量潜在的保留）。用延期收入来缴付遗产税也是在清理之中的。

　　其次，应当允许人们使用其延期支付的收入去购买新的人寿保险或人寿定期保险单。保险公司应当根据与特殊环境相适应的方式来制定鼓励这类行动的方案。

　　第三，既然这些储蓄是个人自己打算用来增加其安全感，以备他的家庭和他自己的不时之需，因此只要能征得他所支持的社团或邮政储蓄银行的同意，就应当允许他使用其存款来应付诸如疾病、失业或家庭的特殊开销。

　　然而，总的来说，这类存款应当在战后才能提取出来使用。政府应当确定一系列日期来分期发放这些储蓄，以免出现过分的拖延。但同时，这些日期也不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计算而得出的结果，这些计算的根据则是对养老金和类似下面所提出的资本税所作的家庭经济情况调查或纳税资格评审。

　　最终发放这些储蓄的适当时间将是在战后第一次衰退袭来之时。因为到那时经济形势将与现在截然相反。那时我们将有能力生产出超过目前需求的供给，而不再是需求大于供给。因此，延期支付制度将带来双重的好处，而且将来它在防止通货紧缩和失业方面所起的作用，与现在它在防止通货膨胀和紧缺资源的耗竭方面所起的作用，差不多是同样卓有成效的。因为，在战后我们极有可能像现在急于对消费需求进行压缩一样，急于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私人支出有时难以用来增加消费，而有时则能使闲置资源得到利用，因此，把私人支出从前一个时期推迟到后一个时期无疑是明智之举。

　　如果能够在这些条件下发放这种储蓄，那么这一制度无论是在真实资源还是在财政方面，都可以迅速获利。在真实资源方面，它能迅速获利是因为劳动力和生产能力可以被充分利用起来满足消费；在财政方面，它之所以能迅速获利则是因为有了这一制度，要防止失业就不必通过筹集其他形式的贷款来发放失业救济、兴建公共工程了。

　　不过，根据我的体会，计划的这一部分比其他任何部分都更易引起人们的疑虑。人们担心这种限制使用的存款最终的偿还会困难重重，我对这种批评感到吃惊，因为对我来说它似乎不合情理。如果自愿储蓄也有类似的偿付问题，那么国债所遇到的困难跟它是大同小异的。而且财政部保留了确定发放日期的自由处置权，因此与战后可能留下的大量短期债务相比，这一部分特殊的国债实际上是易于处理的。我想，这种怀疑的根据是，与正常的储蓄相比，当以延期支付方式形成的储蓄到期以后，人们更有可能倾向于立即把这笔存款提取出来花费掉。我不能确定这一猜测离实际情况有多远。也许这种限制使用的储蓄有助于更广泛地传播进行小笔储蓄的习惯，也许人们会像对目前的银行储蓄存款一样，对这种存款的大部分有节制地支取。不过，我并不指望这些。实际上，如果在这些存款发放之时人们并不把它们花费掉，那么我前面所预测的这种存款对于就业的好处也不会兑现。无论如何，社会救济和改善就业状况都需要资金，因此在发放这种存款的同时，必须寻找新的款项来替代它。我在此所做的不过是设想我们可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防止在找到替代的贷款之前就把这种储蓄支取花光。

　　然而，无论舆论对这个问题如何地放心不下，人们仍将会发现这个困难能够自行得到解决。如果这场战争持续到两年以上，国债就会急剧增加，让人穷于应付，并且将在未来几年拖累国家的财政。照我看来，正如上次战争结束之时一样，在这种形势下，如果能在战后第一次衰退到来之前就实行对资本征税的政策，那么无疑是明智之举。因此，这也许是一个把延期支付和征收资本税联系起来的极好时机。

　　因此，我建议我们应当承担起这项任务，即在战后征收资本税，这样将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以摆脱对延期支付收入的依赖。我仍然坚持发放延期收入和征收资本税这两项措施最好不要同步进行。在严重的失业状况出现之前，我不愿放弃扣留延期支付的收入所能带来的巨大好处；而当衰退到来之时，又恰恰是最不宜征收资本税的时期。如果这种资本税要求一次全部缴清，那么最好选择战争结束后最早的可能日期。特别是当暂时的繁荣即将出现之际，就更应及早缴付。不过，也许选择在一段时期内分期缴付更好，因为这样能减少麻烦，方便征收工作。这种做法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即可以为征收永久性的资本税在管理方面铺平道路，而这种资本税将成为一种有价值的新增的财政手段，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大大胜过所得税。无论如何，战后将有大量的国债券等待结清，因此在技术上也没有理由让资本税的征收与延期收入的发放同时进行。

　　劳工集团常常持有这样的观点，即认为资本税应当直接构成当前战时财政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理由是，战争应当成为减少当前财富不平等状况的良机，而不应加剧这种不平等。这种要求是合理的，并且上述计划完全可以满足这一要求。同时，对于在战时征收资本税真正坚定有力、无可辩驳的反对理由，人们又避而不谈。我所关心的主要地并非是管理上的困难，虽然这些困难也许是难以克服的。问题的要点在于资本税现在几乎无助于解决当前的难题。一项值得征收的资本税不可能从富裕阶层的当前消费中抽取。人们只能通过把他们的资产转交给政府来缴付这项税款，而这种资产的资本价值对于当前的财政任务并无多大助益。这样做除了缩减当前收入下的消费外不会有别的作用。而且，由于我在第四章曾提出过的那些原因，没有什么权宜之计足以使低收入集团能够在他们的消费中实现新增购买力的相应增长。对这一收入集团而言，除了推迟他们的支出外，别无选择。通货膨胀虽然使他们得以把这笔钱花销出去，但同时又掠走了这笔花销所能获得的果实。不过，在此所提出的计划可以确保他们最终能够完全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果实。

　　在延期支付收入的基本管理原则确定以后，也许另外还有一些好机会来应用这种设计。尤其对现役军人来说，在这一制度下，他们的经济地位与在民用部门就业的人相比也许能够更平等一些，他们可以把与其服役年限成比例的适当部分的收入作为被限制使用的存款储蓄起来。通过对财产征收资本税来支付“退伍军人津贴”是一项特别合适的义务。

　　这一制度对于超额利润问题的处理也是非常有用的。一项理想化的建议往往要求在战争期间不允许存在任何超额利润。这无疑不是一项明智可行的建议，因为它将打击企业家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上次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做法很容易导致铺张浪费。财政部的利益在于尽可能地扩大税前超额利润的总额，而如果企业家们全然丧失从事经济活动的兴趣，那么要获得尽可能大的税基只能是水中捞月。当前的超额利润税是60％，包括所得税在内就增加到75％，而对附加税缴纳者来说这一百分比就更高。如果这种计算的根据是公正的，因而法定的超额利润也是实事求是的，那么这就为某种适度的增长留下了余地。不过，如果这项计划能够使超额利润在扣除了超额利润税和所得税后的余额以限制使用的存款形式储蓄起来，那就再好也没有了。

　　八、定量配给、价格管理和工资控制

　　工资水平徒劳无益地追随生活费用的上涨而提高，两者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平衡的机制将在下章描述。不过，从所有的方面来看这都是一种最糟糕的解决办法。

　　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通过税收或延期支付方式从市场上收回足够的购买力，消除推动价格上涨的这种势不可挡的力量，是避免陷入恶性循环的唯一出路。不过，还有不少人相信存在着另外一种可以考虑的选择，即通过定量配给和固定价格双管齐下来控制生活费用，如果这种措施取得成功，那么对工资的控制也将是轻而易举的。

　　有的人认为仅凭这些措施就足以实现均衡，我相信这是一种危险的空想。不过，定量配给和价格管理应该构成综合性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也许可以成为主体方案的一个有价值的补充。所以，在此讨论这个问题是恰当的。

　　有两个主要的反对理由，认为实行定量配给和价格管理这样一种措施并不会同时带来购买力的回收。第一个反对理由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人之间的消费是千差万别的。如果我们的需要和爱好是千篇一律的，那么取消消费者的选择自由也不会造成任何真正的损失。实际上，把完全相同的配给品分配给我们每一个人，这种方式会造成资源和效用的极大浪费。对于某些消费品——面包、糖、盐，也许还有熏肉——这种配给制是没有什么害处的，虽然甚至在这里事实上也还存在着个人消费习惯的广泛差异。不过，一旦涉及这样一些消费品——牛奶、咖啡、啤酒、烈酒、鲜肉、服装、鞋类、书籍、衣着用品、家具——爱好和需要的多样性在此就居于突出的地位。强制要求每个人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在他的不同支出项目之间作出这样的划分是荒唐可笑的。而且，要求对所有需要的物品都进行配给也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有某些商品不受控制，那么购买力的压力就会促使生产转到这些方向上来，虽然这些商品也许是人们最不需要并且其本身也是不值得追求的。最好，如果有奇迹出现，这一措施取得巨大的成功，消费得到了彻底的控制，那么将有相当大一部分收入留在消费者手中不能够再花销出去。倘若一开始实施延期支付也能产生同样的结果，那么上述措施不过是一种精心设计、拐弯抹角而又费力耗时的方法。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防止一定比例的收入被花销掉，那么唯一明智的做法是从目标本身开始，即通过延期支出或税收方式来扣留一部分收入，并且允许消费者对于其可支配的收入如何在不同的消费项目间分配能够作出自由的选择。这样就可以避免巨大的麻烦和惊人的浪费，并且使消费者得到更多的满足。戴维·罗在最近的一幅画中，把约翰·西蒙爵士描绘成拿着一条皮带苦苦思索、犹豫不决，不知道是该勒紧“他的肠胃还是他的口袋”，这幅漫画传神地表达出了对于这件事的深刻评论。一个自由社会更应该把勒紧口袋作为它的选择。在现实中，个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差异，赞同实行全面的定量配给、取消选择的自由，便是对这种差异进行粗暴践踏的典型产物，有时这被称作布尔什维主义。

　　一项精心构思的定量配给政策，其目的与此迥然不同。这项政策的目的并不是要控制消费总量，而是试图尽可能公正地把消费从某种由于特殊原因而不得不对其供应加以控制的物品上转移到其他方面去。例如，由于中断了与丹麦及波罗的海国家的贸易，有必要把熏肉的供应限制在正常水平以下，唯一可能的替代途径是从美国进货，但这又会造成同其他更重要的项目争夺我们有限的美元储备；或者，不可能分配足够的船舶吨数来运输能够满足当前需求的食糖。因此有必要促使人们减少对熏肉和食糖的消费，转而购买其他东西——与减少人们的支出总量相比，这是个大不相同的问题。如果这种我们希望限制消费的商品不是日常的必需品或一般消费品，那么通过提高价格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这一目的。然而如果是必需品，对它的特别提价则是不受欢迎的，此时这种限制消费的办法只能弃而不用，而定量配给则有了用武之地。

　　实行固定价格，对价格提高进行立法限制，而同时又不对购买力加以任何控制，这种做法难免会招致非议。因为这一政策确实能够增加消费压力，促进货币收入的使用和宝贵资源的消耗。如果当局准备用于民用消费的资源数量受到严格限制，那么固定价格的实施就可能以出现商店供应紧缺和排队抢购而收场。

　　然而，固定价格的付诸实施和反对价格提高的宣传无疑要比过时的通货膨胀更能迎合当今的时尚。这一政策在政治上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对这一政策的批评是，与旧式的通货膨胀一样，它在实现平衡的问题上无所作为。然而事实却与此截然相反。我确信，如果在今后6个月不采取适当的步骤来缩减消费者的购买力，那么我们最后更有可能看到的将是供应的短缺而非势如脱疆的物价上涨。无论是大众还是厂家、零售商，都对提高物价抱有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这种心理过去常常导致迅速的通货膨胀，而今天却逐渐被一种不同的观念所取代，无论这种观念是出自私意还是公心。因此，我相信一场典型的通货膨胀在今天与我们相距甚远。我对这种新的态度表示欢迎，因为这意味着在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之前，我们可以有更长的时间来实施一种能够真正实现平衡的政策。不过，这并非是一项万全之策。供应短缺和排队抢购将导致严重的分配不公和巨大的浪费，并且会毫无必要地加剧公众的紧张情绪。俄国和德国长期以来都对这样一种方式情有独钟，而我已经说过，这种选择是合乎时尚的。然而，我们要寻找第三种可能的选择，这是一种真正的解决办法，能够在增进普遍利益的同时维持消费者个人的选择自由。

　　我并不想直接处理工资问题。我认为间接地解决这个问题更为明智一些。如果不能把消费者购买力的必要部分从市场上收回，那么即使不出现奔腾式的通货膨胀，物价的大幅上涨也将不可避免。政府试图控制一部分一般消费品的努力迟早都需要进行大量的补助，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预算的不平衡（财政大臣最近宣称，在这方面的临时性举措每周要花费国库100万镑）。而且，生活费用的大幅上涨肯定会引发提高工资的要求，这种要求多少可以如愿以偿。

　　另一方面，如果通过收回购买力就可以间接地解决这一问题，那么提高工资的做法就毫无必要了，因为工资的提高会带动价格的上涨，进而引起恶性循环。劳工阶层对于待遇的改善已经提出了一些特殊要求，但当进口商品的价格提高而引起物价上涨时，对他们也应该给予某种补贴，或者把工资稍加提高以部分地补偿他们的损失。不过，这可以消除使尖锐的工资问题趋于激化的主要因素，并且我们就可以放心地把在战争期间什么样的经济后果更为合理这一问题，交给工会主义者，让他们凭借自己的常识和公心去作出判断。

　　不过，如果延期支付计划能够得到采纳，那么就可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缓解工资问题。因为如果能够收回足够的购买力，那么实施一项审慎的政策来对有限几种必需品的价格进行控制，其风险和代价就不会再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了。因此，我建议（以采纳延期支付计划为先决条件），应该对基本必需品的有限范围作出规定，这一范围要比劳工部生活费用指数所涉及的消费品范围窄得多；并且政府（用不着作出任何特别的保证）应当尽力防止以这些必需品为基础的生活费用指数出现任何上涨；而且工会站在他们的角度上（也用不着作出任何特别的保证）也应该同意，除非政府未能成功地制止生活费用指数上涨，否则他们将不会以此为理由来强求工资的任何提高。这一建议决不是我们主要计划的核心，而是这些计划的进一步发展。

□ 作者：凯恩斯
赵波、包晓文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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