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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性质
如果我们的贫困是源于饥荒、地震或战争——如果我们缺乏物质条件和资源来进行生产，那么，除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和发明创新外，没有别的通向繁荣的道路。实际上，我们是陷于另一类令人尴尬的困境。我们在头脑中进行无形的设计，作出决定，产生行动的意愿和动机，这些活动都是资源和技术手段发挥作用必不可少的东西，正是由于在这些方面出了问题而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困境。这就好像两个在公路上相遇的汽车司机，由于双方谁都不清楚交通规则，因而相持不下，不能顺利地错车而过。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自己的膂力没有用武之地，汽车技师也爱莫能助，道路状况再好也同样无济于事。除了一点明确的认识之外，其他什么也不需要、不起作用。
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一个有关人的体力与耐力的问题；不是一个工程问题或农业问题；甚至不是一个企业问题，如果我们的意思是指借助于企业，那些可以使个别企业家发财致富的计算、安排和组织行为。这也不是一个银行业问题，即借助于银行业，可以培养起持久的往来关系，避免不适当托付的那些作出精明判断的原则和方法。相反，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这是一个经济问题，或者更好的表述是，作为经济理论与治国艺术的混合，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我提请人们注意这个问题的性质，是因为它可以给我们指明其解决办法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恰当的解决办法应该来自某种可大致称为“设计”的东西。然而，许多人对设计并不信任，本能地怀疑其功效。有人仍然认为，勤奋工作、忍耐、节俭、改善经营方式、更谨慎的银行业务，以及首要的、避免对事情作任何事先的设计，这些才是摆脱困境的唯一道路。然而，这些人的卡车恐怕永远也不会顺利通过。他们将通宵不眠，雇用更多清醒的司机，装备新的发动机，加宽路面；但他们仍将永远难以通过，除非他们能够停下来想一想，和对面的司机一起商量，作出一个小小的设计，让双方同时靠各自的左边一点行驶。
从现状中，我们可以发现自相矛盾之处。但在下面的建议中，却不存在任何自相矛盾的地方。它只需要进行某种无形的调整，可以说，只需进行某种“纸面上的”改变，就能够创道奇迹。在英国有25万建筑工人失业，而同时修建更多的住房正成为我们最大的物质需要，这真是一件怪事。有人对我们说，如果要始终坚持稳妥的财政政策和政治智慧，就没有办法能让一个人就业而同时又不使另一个人失业。对这种判断我们应该本能地加以怀疑。那些受到失业者支持的政治家告诉我们，如果他安排这些人去修建住房，那么无论是在目前还是将来，都会使他背上沉重的包袱，因为国家对此负担不起。对于这种考虑，我们难以苟同。这类政治家还认为，增加用来供养失业的造船工人的国家财富，要比把这些失业者现在所耗费财富的一部分用来安排他们去建设人类最宏大的工程，更为节约、更为合算。这种想法是否明智，对此我们也抱有疑问。
相反，我认为财富的创造将增加国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任何增长中，很大一部分都将逐渐充实到国库中去；支付失业者的生活费用是国库的最大支出，而其收入则来源于就业者收入的一部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对这一观点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不管读者是否认为这一观点的具体内容值得商榷，我都希望他会发现这正是他所期待的答案——这一答案与他的常识是不谋而合的。
我还认为，税收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损害了它所要实现的目标，而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去收获果实，那么税收的减免将带来比预算平衡的增加更好的机会。对这一观点也不应大惊小怪。因为从相反的角度看，今天的情况就如同一个厂商由于经营发生了亏损而决定提高其产品价格；而当销路每况愈下、亏损日渐扩大时，由于对那种简单算术的正确性执迷不悟，他认为再次提高价格是精明的决定；最后，当他的账本收支两栏都变为零时，他仍然振振有辞地宣称，在已经发生亏损的情况下降价无疑是一种赌博行为。
无论如何，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对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加以考虑。首先从英国国内事务出发，进而利用世界经济大会所带来的良机施行一项积极的政策，对于这样做所能带来的诸种好处我在此重新作了一番审视。尽管这次大会姗姗来迟，不过它也许仍然可算适得其时。因为这次大会正是在许多国家历经痛苦磨难之后，更加愿意考虑这样一项计划的时候来临的。世界正越来越少地寄希望于“守株待兔”，即相信只要我们袖手旁观，事情就会自然而然地重新走上正轨。
二、国内的扩张
这类方案把发展国内资本作为恢复繁荣的手段，人们不情愿对此加以支持，一般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人们认为一个给定总额的支出所能创造的就业机会是极其有限的，二是因为这类方案通常要求大量的财政补贴，从而会引起国家和地方预算的紧张。这里有许多问题不易予以准确周密的解答。不过，我将努力阐明这一信条，即对以上这两点疑虑的回答要比人们一般所设想的更为令人赞同。
据说，英国在公共工程上，每人一年的工作量所耗费的资本支出大约是500镑。这是根据在工作现场直接雇佣的劳动力数量来计算的。然而，公共工程所需要的物资和运输也创造了就业，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把这一点考虑进来，以建筑业为例，每位就业者每年工作量所需要的资本支出，估计是200镑。
然而，如果这种新增的资本支出是追加的，并且不是对其他支出的替代，那么就业的增加将不会到此为止。追加的资本所付出的追加工资和其他收入将花费在追加的购买上，从而顺次地引起进一步的就业。如果该国的资源已得到了充分的利用，那么这些追加的购买将主要地反映在价格的上涨和进口的增加上。不过，在目前的状况下，只有一小部分的追加消费会确实地推动价格上涨和进口增长，因为国内资源存在大量闲置，大部分的追加消费可以在价格不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获得满足；而且，由工人阶级购买力增长而引致的食品需求的增长，既会推动国内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也会促进其销售量的增加，对此，我们应该报以积极的欢迎。通过增加需求来提高农产品价格要比人为地限制其产量来提价的办法更胜一筹。
不过，我们还没有到达终点。雇佣来生产追加资本品的工人会带来追加的购买，而为满足这些追加购买所雇佣的新增劳动力也会进一步带来追加的购买，从而增加其他行业的就业；以此类推。某些热心者注意到了这种连锁反应的事实，但却过分夸大了其总的结果，甚至认为如此创造出来的新增就业量仅仅受制于收入与支出之间必要的短暂间歇，换句话说，只受货币流通速度的限制。不幸的是，它并非如想像的这般尽善尽美。因为，可以说在这一效应的每一阶段上都存在着一定比例的泄漏。在每一阶段上，都有一定比例的新增收入不再传递到下一阶段的新增就业者手中。在这些泄漏的收入中，一部分将被收入的领受者储蓄起来；一部分会使价格提高，因而缩减在其他方面的消费，除非消费者花费的是其作为生产者而获得的利润；一部分将用于购买进口商品；一部分则只是替代了先前的救济品、私人赈济形式的消费或从个人储蓄中提取的支出；还有一部分收入由于没有对纳税人作同等程度的减免而上缴国库。因此，为了加总这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净就业效应，对于以上述各种方式损失的那部分收入的比例，必须作出合理的假定。如果有读者对这种加总的技术方法感兴趣，我建议他参阅R．F．卡恩先生1931年6月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
显而易见，恰当的假定应当根据环境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如果几乎不存在闲置资源，那么就像我上面提到的那样，增加的支出将大部分耗费在抬高价格和增加进口上（事实上，在新增建设所带来的景气的后期，这是一个规律性的特征）。如果一个人在失业时得到的救济品与他在工作时赚得的工资收入一样多，并且救济品是以借贷的方式来支付的，那么将根本不会产生任何的连锁反应。另一方面，目前救济品是用税款而不是贷款来支付的（因此，削减救济品也许可以提高纳税人的购买力），对于这个问题，在此不再做大量的推导。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在目前条件下可能产生的最后结果的某些具体方面。
让我们把由追加的借贷所提供的总支出额称为“初始支出”，把由这笔支出所直接创造的就业称为“初始就业”。我在前面已经根据他人的计算估计出，200镑的原始支出将提供的初始就业量是一年一人。为了说明所涉及问题的重要性而把这一估计作为大致的依据，对此没有理由怀疑其合理的准确性。至于这笔贷款的目的，是为公共工程筹资还是资助私人企业，都无关宏旨。在任何一种情形中，这笔初始支出都将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从而引致可以方便地称为“次级就业”的效应。我们的问题是要把初始和次级就业者加总起来，得出由给定的追加贷款支出所创造的就业量，即要确定关于总就业量和初始就业量之间的乘数。
由贷款提供的100镑初始支出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够成为英国人手中的新增收入的资金（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美国人）。这部分主要由以下几方面构成：（1）在进口物资上的花费；（2）用于购买这类产品的资金，即不是新近生产的、而只是被转手的产品，例如土地，或来自库存（这些库存不再加以补充）的产品；（3）用于购买从其他工作中抽出来的人力、设备等生产性资源的资金；（4）变成工资，并且替代了从用于救济的借贷资金中转移而来的收入。第二部分，是那些在英国人手中成为追加收入的资金，根据是用于储蓄还是开销（开销在本文中包括收入领受者所有直接的支出，包括用于耐用品生产的支出），这部分资金又可分为相应的两块。
为了得出乘数，我们只消简单地估计一下这部分资金的比例，即是说，在代表性的支出中，有多大的比例可以转化为人们的收入；而在这部分收入中，又有多大比例用于开销。把这两个比例相乘，我们就可以得到初始支出流与次级支出流之间的比率，也即初始作用与第一次连锁反应之间的比率。第二次连锁反应与第一次连锁反应之间的比率也同样可以照此推出，以此类推。因此，我们就可以加总出整个系列的连锁反应的效果。
对这一抽象的论证可以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两年前，当时英国的救济是用贷款来补贴的，这一事实，意味着在计算支出中转化为追加收入的比例时，必须作大量的扣除，不过这一点今天已无必要。而两年以后，如果就业状况比现在好得多，那么也许有必要对耗费在仅仅是从其他用途中抽出来的资源上的支出作大量扣除，因为闲置资源的储备越小，就越可能是由于支出的增加而产生的结果。我并不准备在任何时候都对取自库存的物资作大量的扣除，因为库存一般来说都很少，而且被提走的部分很快会得到补充。对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使收入增加的支出部分作30％的扣除，剩下70％累积在人们手中作为现时收入，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估计。
在这部分追加的收入中又有多大比例会转化为追加的支出呢？对于靠工资为生的阶层，可以有把握地设想，这笔收入中的绝大部分会被他们花费掉；而如果这部分收入是增加的利润、薪金、专业技能报酬，那么其中的大部分将被储蓄起来。我们不得不确定一个大致的平均数。例如，在目前状况下，我们可以假定：在增加的收入中，至少有70％会用作开销，而有不超过30％的收入会被储蓄起来。
按照上述假定，第一次连锁反应将是初始作用的49％（因为，7×7＝49），或者（大约）1／2；第二次连锁反应将是第一次的1／2，即初始作用的1／4；以此类推。如果读者会小学算术的话，他就可以算出；1＋1/2＋1/4＋……＝2，因此，乘数是2。不过，我们可以看到，总效应的7／8来自初始支出和前两次连锁反应，所以时滞效应在此对结果的影响并不太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对由增加的需求所带来的任何价格上涨，都没有额外的补贴。价格的提高很可能是剩余资源在某些方面不再是那样充裕的征兆，这样，新增支出中由其他用途转移而来的部分就越来越大，而变成新增收入的部分则逐渐缩减。更高的价格也可能意味着更高的利润，这样，新增收入中表现为利润形式并被储蓄起来的部分也就越来越大，而表现为工资形式的部分则越来越小。因此，随着人们逐渐重新就业，以及与此同时价格逐渐上涨，则乘数也将逐渐缩小。而且，就工资的提高来说，显而易见的是相应于一定工资支出的就业量也将逐渐减少。然而，这种修正只有当我们的解决方案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时才是恰当的。在现阶段，由于很多原因，一定量的支出对于就业所产生的影响，要比将来闲置资源的余额缩减以后更为巨大。
为了说明乘数的合理估计范围，让我们考虑一下在其他假设条件下的结果。如果假设初始支出转化为收入的比例和收入中用于开销的比例都是60％，则可以得出乘数为1[1/2]，由于这两个比例似乎不可能比今天的70％更低，所以1[1/2]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乘数的最低限值。相反，如果假设上述两个比例都是80％，则乘数大约是3（读者可以亲自计算来核实一下）。我认为，在估计支出中转化为追加收入的比例时，首先得谨慎从事。而根据这样的一些假定得出的估计值是，在英国追加支出（无论是新增资本品还是新增消费）中转化为追加收入的比例不低于66％，而这部分收入中用作开销的比例则不低于75％。对这个结果我感到非常高兴，虽然我更乐意把后一个比例提高到80％，而不太情愿把前一个比例提高到70％。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以上面这些估计值为依据，其乘数也是2。美国读者也许有兴趣考虑最符合美国当前条件的假定，我个人推测美国的乘数肯定会大于2。
三、预算紧张的缓解
我在前面的章节力图证明上述假设的合理性。根据这些假设，在英国，一笔100镑的初始支出的2／3，也即66镑，将直接转化为新增收入。而包括次级作用在内的总的收入增加量为：￡66（1＋2/3＋4/9＋……），即200镑。为了确定这些乘数效应对预算状况的总的缓解作用，我们必须从两方面来加以估计：首先是这些效应对原先用于失业的开支的节省，其次是对新增收入征税所带来的财政收入的增益。
这笔追加收入并不会全部落入以前靠救济品为生的人的手中。一部分会变成利润，一部分成为薪金和专业阶层的收入，一部分则成为新增工人的工资——这些人由于已经部分地就业或其他某些原因，原先并不领取救济。
然而，我认为可以相当有把握地假设，先前靠救济品为生的人可以获得这笔直接的新增收入的2／3，即44镑。这意味着在每周50先令的平均工资下，每年可以增加大约1／3个人的就业量。
按照我们所采纳的假设，100镑的初始支出将产生66镑的新增收入，而这笔收入中的75％将用作开销。在这第二级支出中，只有66％将再次转化为新增收入，以此类推。这样，100镑的初始支出迟早会为那些领取救济者创造出每年2／3个人的就业机会。同时，它将带来200镑的新增收入。不过，如果读者认为另外一组数据更为可能，那么我在此提供的注释可以使他能够按自己的假设来算出他的答案。
现在，我们来估算一下这种乘数效应对预算状况所产生的总的缓解作用。为了使计算简单明了，通常把供养一个领取救济者一年所需的开支定为50镑。因此，一笔100镑的贷款支出，通过为领取救济者提供每年2／3个人的就业机会，从而使失业救济开支减少了33镑。
不过，由于100镑的贷款支出可以使国民收入增加200镑，因而预算还可以从这事实中获得进一步的好处。因为税收收益的增减多多少少是与国民收入成比例变化的。今天我们在预算上的困难主要是由于国民收入的下降造成的。现在，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并且假设它只与国外进行单边贸易，则其收入正好与其支出（包括消费支出和新增资本支出，但不包括转手的中介性变换）相等——我的支出即是你的收入，这只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名称。
现在，大约平均20％的国民收入作为税收上缴财政。确切的比例须视新增收入在不同范围内的分布而定：较高的收入范围是直接税的税源，而较低的收入范围是间接税的税源。另外，某些税种的收益增减与国民收入的变化没有密切的关系。考虑到这些存疑之处，我们姑且把上缴财政的新增收入的比例定为10％，即200镑新增收入有20镑转化为新增财政收入。事实上，这种税款的征收存在着某种时滞，不过我们可以不必为此劳神费脑，虽然有的人赞同对我们刻板的预算计划进行修正，主张为了便于作出这些估算而把预算期间延长到一年以上。对于他们，时滞效应是一个有力的论据。增加税收会导致国民收入的减少，但由于这一过程存在着时滞效应，因此我们现存的预算程序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被认为是顾此失彼：平衡了今年的预算，却同时打破了明年的预算；反之亦然。
因此，100镑的追加贷款支出给财政部所带来的好处，至少是33镑加上20镑，总共53镑，即相当于贷款支出的一半多一点。在此我们看不到任何自相矛盾之处。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即国民收入的每一次下降，其相当的比例都将通过救济品的增长和税收收益的减少来惩罚财政部。因此，很自然地，这些增加国民收入的措施将使财政部获益匪浅。
今天，至关重要的贷款支出计划正获得支持。有的观点认为人们将在增加就业的方案和平衡预算的方案之间进退两难，对前一个方案的实施必须是渐进而谨慎的，否则就会损及后者。如果我们应用上面的推理来考察这种意见，就会发现它是完全错误的。恰恰相反，要使预算得以平衡，除了增加国民收入外别无选择，而这与增加就业是同一件事情。
人们提出了一项建议，准备花费700万镑修建新的刚纳塔（Cunarder），可以把这项计划作为例子。我认为财政部从中获得的好处至少是这个数额的一半，即350万镑，大大超过了它答应资助的最高金额。
或者，以1亿镑的住房建设支出为例，无论它是用于改造贫民区，还是由国家住房委员会来支配，都将使预算获得巨大的好处，大约是5000万镑——这一数据远远超过了任何必要的补贴。如果读者对这一结果感到怀疑，认为它好得令人难以置信，那么我提请他再回想一下导出这一结论的论证过程。而如果他连自己的判断也不相信，那么，我不得不指出，企图推翻这一观点的基础的那些尝试，至今还不值得让我认真对付。我是在《泰晤士报》的讨论会上，第一次向公众阐述这一观点的。
实际上，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税收减免的情形。要实现税收的减免，可以暂时停止积累偿债基金，同时恢复把贷款作为筹资方式的习惯做法，那些适合此种筹资方式的公共事业，例如以公路基金来承担的新建公路的费用，以及一部分救济品的费用，如果以贷款的方式来加以筹集，那么它们最终可以赶在我们所期望的好光景到来之前就恢复平衡。因为与贷款支出所增加的购买力一样，纳税人购买力的增加正好可以产生同样有利的连锁反应；而且这种增加支出的方法会以某种形式更健康、更良好地扩展到整个社会。如果财政大臣通过暂停积累偿债基金的提议，以及为上面我们考虑过的合适的项目贷款，那么就可以使税收减免5000万英镑，而实际上，通过对救济品的节省和在一定水平下获得更高的税收收益，他可以使这笔减免额的一半再回到自己手中——虽然，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过，不一定是在同一个预算年度内回到他手中。
我还必须补充一点，对于以削减等量的政府开支（例如，削减教师的薪金）来平衡的税收减免，这个特殊的观点是不适用的，因为这只是意味着国民购买力的再分配而不是净增长。对于所有那些不是其他支出的替代，而是来自于储蓄和借贷的追加支出，这一观点是完全适用的。无论这种支出是由私人还是由公共机构来进行的，无论它是用于购买资本品还是消费品，也无论它是通过税收减免还是其他方式来获得的。
如果这些结论是成立的，那么照此而行不是十分明智吗？那种力图通过征税、限制和谨慎来平衡预算的相反政策，是肯定不会成功的，因为它必定降低国民购买力，从而降低国民收入。
当然，上述观点对于支出增减变化的两种相反情形都是同样适用的。初始支出的增加可以对就业、国民收入以及预算状况以上面所描述的那种方式产生乘数倍增效应；同样，初始支出的减少则可以以相同的方式产生乘数倍减效应。事实上，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难以解释英国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剧烈的衰退（美国则更甚）。正如人性中节制的一面的最初冲动产生了破坏性如此之大的连锁反应一样，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适当地刺激人性中相反方面的冲动，那么也将会带来惊人的复苏。这并不是魔术，没有任何神秘之处，而是一个可靠的科学预言。
为什么这样一种处理方式会在那么多人的眼中显得新奇、古怪和自相矛盾呢？我只能从下面这一事实中找到答案：不管我们意识到没有，通过教育、环境以及传统的灌输，我们头脑中所有关于经济的那种思想，都充斥着理论上的先决条件，而这些条件只有在一个没有任何闲置的生产性资源、处于均衡状态的社会中，才可以恰当地适用。许多人都企图依据一个假定不存在失业的理论去解决失业问题。显而易见，如果一国的所有生产性资源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那么在目前条件下，我所预言的那些可以从贷款支出的增加中获得的好处，都将是子虚乌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的贷款支出将仅仅是消耗在价格和工资的提高上，以及使资源的使用发生转移。换句话说，它将引起纯粹的通货膨胀。这些观点，虽然在合适的背景下是完全正确的，但却与现状相去甚远。对于目前的这些问题，只能通过上面我所力图解释的那种人们还不太熟悉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四、价格的提高
正是英国政府以及那些聚集在渥太华的帝国代表们所宣布的政策主张提高价格。那么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从财政大臣的某些言论来判断，他似乎被这一想法所吸引，即通过限制供给来提高商品价格。这样，某一特定商品的生产者就可以从中获得很大的好处，从而联合起来限制产量。同样地，通过限制那种能够加以操纵的商品的供给，某一特定的国家也可以从中渔利，虽然是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如果在世界范围内某种商品的供给与其他商品的供给严重失衡，那么，通过有组织地限制这种商品的产量，甚至可以使整个世界获益，不过这种情形极其少见。然而，把限制产量作为包治百病的药方，不仅可能毫无效验，甚至还会贻害不浅。因为，社会是一个整体，那些缩减产量的生产者终将自食其果，使自己的收益蒙受损失，而由此带来的需求的减少正好与供给的减少同样多，所以，限制产量远不是一种减少失业的手段，而是一种以多少增加失业为代价来更平均地分配失业的手段。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提高价格呢？如果把我所要说的东西概括成一系列非常简单但却很重要的命题，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思考这个问题。
（1）因为所有商品作为一个整体，要提高它们的价格，只有使对它们的消费增加的速度快于其市场供给增长的速度，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2）支出的增加，只能通过大众把他们已有的收入中一个更大的部分花费掉来实现，或者以其他方式增加他们的总购买力。
（3）从现存收入中增加开支的余地是很小的——无论是减少储蓄还是增加资本性的个人开支。在今天，由于收入剧减而税收猛增，致使许多人为了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平而把储蓄减少到了健康的习惯所要求的限度之下。对任何尚有余力增加开支的人，特别是如果他有机会在新增资本或半资本性的用途上增加开支的话，应该鼓励他们去这样做。不过，如果认为仅仅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那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避重就轻。因此，结论是我们必须以增加总体购买力为目标。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那么它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价格，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就业。
（4）有些人可以通过实际地生产黄金来挣得他们的收入，撇开这种特殊情况，在一个国家中总购买力的增加大致只能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实现：①增加社会的贷款支出；②改善外汇收支状况，以使目前支出中更大的一部分能够再次成为国内生产者的收入。英国工党政府以公共工程的方式尝试了第一种途径，虽然是半心半意地，并且相关条件也不利。政府已成功地尝试了第二种途径。然而，我们尚没有同时尝试过这两种途径。
（5）不过这两种途径是大不相同的，因为只有第一种途径才是对于整个世界有效的，第二种方法仅仅意味着一个国家从其他国家抽取就业和购买力。因为当一个国家提高其外汇结余时，结果是某个其他国家的外汇结余缩减。所以，我们不能以这种方法来增加总产量或提高世界价格，除非是作为一种副产品，通过增加像英国这样的金融中心的信心，使之更愿意在国外发放贷款，从而有助于增加贷款支出。
直到最近，英国还把货币贬值和关税作为自我保护的武器。当我们被迫使用这些武器时，它们的确非常有效。然而，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和竞争性的关税，以及用来改善个别国家外贸状况的更加违反自然之道的那些手段，例如兑换限制、进口禁令和配额等，当它们被各国广泛地运用时，只能造成相互的损害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中获益。
因此，除了增加整个世界的贷款支出外，没有其他任何有效的方法来提高世界价格。美国在国内外广泛地运用贷款支出加速了其信用的崩溃，事实上，正是这种崩溃成为引发这次萧条的导火索。
一些流行的解决方案之所以能够流行，恰恰在于它们倾向于促进贷款支出。不过，在增加贷款支出的工作中有好几个阶段，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阶段出了问题，我们的目的都将难以实现。因此，下面我将进一步尝试对问题进行有条理的分析，请读者稍安勿躁。
（1）首要的一点是，银行信用应该是易于获得的、充裕的。只有当每个中央银行都觉得自己拥有充足的国际货币储备，从而解除了后顾之忧的时候，这一点才可能实现。由于丧失了对银行信贷平衡的信心，使得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为了这个目的而构建国际货币的努力举步维艰，并使储备的短缺状况雪上加霜。世界黄金储备的大部分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这种情况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引起的。另一方面，我们都极力赞成提高金矿的产量，或者是减少印度深藏不露、不能发挥作用的积财，因为储备货币的数量将会由此而增加。根据黄金价格来使本国的货币贬值，是这类解决方案中的又一种办法。或者，放弃固定不变的黄金平价可能也会对此有所帮助，因为如果必要的话，一国的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允许用外汇兑换黄金来缓解紧张局面，从而只需要一个较小规模的国际货币储备。降低银行发行纸币所必须掌握的国际货币的法定比例，也可能会在较小程度上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然而，这只是第一个阶段。在复苏的早期，能够可靠地以短期银行信用形式筹得的贷款支出并不太多。只有当企业确实开始有了起色以后，银行信用才会开始在资助企业恢复流动资本方面发挥作用。在平常情况下，我们可以指望第一个阶段自动地引导出随后的几个阶段，不过在今天的条件下却不可能实现。
（2）因此，当长期利率对所有明智、稳健的借贷者来说都比较低时，那么就一定达到了第二个阶段。这要求政府和中央银行协同动作，其形式可以是银行在公开市场上的操作，可以是财政部制定适时的兑换方案，还有得到舆论赞同的预算方案来恢复对金融的信心，以及其他一些方法。不过，在这一阶段上还存在着某种困境，因为由于心理上的原因，要转向较低的长期利率，也许确实需要把暂时减少贷款支出作为必要的手段。然而，既然政策的总体目标是促进贷款支出，那么显然我们必须谨慎从事，这种暂时的缩减只应以我们所需要的时期为限，哪怕是稍微延长一天也不好。
一些国家已经达到了第一个阶段，但是只有英国才达到了第二个阶段。这是英格兰银行和英国财政部的巨大成就，他们成功地实现了这一转变；对法国和美国来说，完成这一任务要容易得多，直到最近也还是如此，但他们却做得一塌糊涂。
（3）不过，还有第三个阶段。因为即使我们已经达到了第二个阶段，单靠私人企业的积极性，不可能承担起足够规模的新增贷款支出。只有当开始重新获得利润之后，企业才会寻求扩充；只有当产量增加以后，企业才需要增加流动资本。而且，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正常的贷款支出项目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公共或半公共机构来承担的。商业和工业在一年中所需要的新增贷款支出，即使是在生意景气的时候也比较小。建筑业、运输业和公用事业则在任何时候都占用了当前贷款支出中的很大一部分。
因此，第一步必须调动起公共权力机构的积极性。因为如果要打破恶性循环、阻止进一步的衰退，那么很可能不得不采取大规模行动，这就要求我们下决心组织起来，并日益坚定地抛弃消极回避的态度，丢掉那种所谓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幻想。
某些愤世嫉俗者有一种非常偏颇的观点，他们断定，唯有战争才能终止一场较大的衰退。因为，迄今为止战争是大规模政府贷款支出的唯一目标，而这一规模在政府看来是相当庞大的。但他们在一切与和平有关的问题上，却都是畏首畏尾、谨小慎微且三心二意的，全无半点坚韧不拔和毅然果断的精神，并且把借贷看作是一种负担，而不是社会剩余资源向有用资产转化的一个环节。如果没有这种转化，它们就将被白白地浪费掉。
我希望即使是在与和平有关的任务上，英国政府也能够表现得干劲十足。10万套住房是国家的资产，而100万失业者则是国家的责任，要理解这一点应该并没有什么困难。
（4）然而，我们的主题是提高世界价格，要实现这一点，还必须有第四个阶段。必须把贷款支出的良好影响扩散到全世界，如何促进这一过程是下一章的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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