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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分析者模式
一、分析者溯源
如同侦探一样，分析者也在西方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分析者的社会影响可以回溯到19世纪末，那时，文化中心正从宗教转向科学，人们生活的空间正从农村转入城市，社会整体经济结构也由生产者型转为消费者型。
在一系列的社会变更中，提倡"治疗学精神"的分析者脱颖而出。他们主张恢复"已经变得支离破碎、漫无目的和'不太真实'的自我意识，"为人们提供"和睦、活力，以及充分发挥个人潜能的希望。"凭借医学的声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分析者很快就在西方文化中获得了正统地位。直到今天，分析者仍然在提供着对文化冲突的治疗和调解。
《60分钟》的第二种模式将记者表现为调解当代文化冲突的分析者。记者在这些分析报道中扮演着两种角色：其一是作为社会和文化的评论员。其二是作为精神分析学家或治疗学家，前者就宏观的社会文化现象作出评价，后者则深入探讨个人的精神生活。在分析报道中，记者可能同时扮演这两种角色。但是无论是哪种角色，记者首先都是一个解释者，他重新塑造、安排并讲述别人的故事。
这种叙述式的解释按照心理学家罗依·沙弗尔（Schafer）的观点，"作解释时，分析者重新讲述这些故事。在重述时，某些情节被加上了着重号，其它的则被放进了括号……分析者的重述影响并推动了故事的内容与讲述方式……分析者提出新的，虽然常常是有争议的、受到抵制的问题，这些问题汇聚而形成有条理的叙述可能。"在《60分钟》的分析报道中，记者采用完全相同的方式构筑叙述。
分析报道同样需要叙述结局，但与前文讨论的侦探模式不同，分析模式的结局不在于抓获某个罪犯或解决某一种罪行，而在于赋予叙述以道德含义。《60分钟》的叙述的主要功能就是肯定某种价值观和道德观，因为"叙述活动……即便不是使现实道德化的冲动的一种功能，也与这种冲动有着紧密联系。"
《60分钟》的分析报道由三种主要冲突组成：成功与失败。传统与变革、个人与社会。这其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是侦探报道中个人与集体之间冲突的一种变化，在分析报道中这种冲突具有更普遍的性质。在侦探报道中，典型的集体是一个政府的或商业的组织；而在分析报道中，这种官僚制度被一个宏观的"社会"概念所取代，所谓"社会"，是指"个人"必须面对的一整套要求和规则。侦探报道中，各种人物的主要作用是为情节服务，他们的个人行为和态度很少受到深入探索；分析报道中，一则14～15分钟长的报道的中心通常是某一个人物。侦探报道中通常都有五六个有名有姓的采访对象，但分析报道中通常只有两个人物，记者和报道主体。
二、分析者模式
分析者模式的四个基本特征是：记者承担着社会评论员或精神分析者的角色，赋予叙述以结局和道德含义；分析者角色的个性化；将人物处理成英雄或坏人；记者像审讯员一样刨根问底。
l、社会评论员和精神分析者
《60分钟》的分析者角色相当于一个社会评论员，他就报道主角，即采访对象，来分析和解释政治、经济和文化趋向。比如，在《马丁·路德·金一家的圣诞节》（Martin
Luther King's Family At Christmas－681224）中，麦克·华莱士讲述了金一家的故事，并分析他的遇刺身亡给民权运动造成的影响。华莱士说，失去了金，民权运动就"失去了领袖"、"失去了船舵"。华莱士在这则报道中的作用，以及其他《60分钟》的记者在社会分析报道中的作用，都并不局限于分析历史事件，而更在于提供叙述来解释当前的社会现象，并预测它的未来走向。比如在这则报道中，社会现象是没民权运动。
再例如，《鲁本·布雷兹来了》（Here Comes Ruben Blades-860216）一则报道中，莫利·塞弗通过介绍来自巴拿马的歌手鲁本·布雷兹来展现新一代拉美移民在美国社会中的生活。在常见的演唱镜头之外，记者还深入介绍了歌手的家庭以及他攻读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追求，从而反驳了美国人心目中陈旧的拉美人形象。由于由于布雷兹多年来一直拒绝使用英语演唱，而在他最新的歌曲中首次出现了英文单词，片末塞弗发出疑问，"这是否意味着鲁本·布雷兹也终将融人美国主流社会呢？"
自举一例，《雇佣兵和喉舌》（The Mercenary And The Mouthpiece－8602O9）一片讲述了美国私人刑事辩护律师们所面临的危机。国会认为这些律师受到黑社会的高薪聘请，阻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因而要立法禁止律师接受"黑钱"。麦克·华莱士采访了两位著名的律师，他们一致认为恰恰是国会的意向阻碍了司法公正。华莱士虽然没有明确肯定律师们的观点，但报道中多次展现出他和两位律师促膝而谈的场面，一次，其中一位律师谈及一桩往事，画面上他和华莱士一同发出会心的微笑。这些亲密的场面足以显示出记者对所报道事件的态度。
记者的第二种分析角色是作为精神分析学家或治疗学家。作为精神分析学家的记者离开"公众"事件和问题，探索某个人物的"个人"感情世界，从而再次肯定或否定某种价值观。还是以《马丁·路德·金一家的圣诞节》为例，华莱士询问金的孩子们，他们怎样面对父亲遇刺一事，以探寻孩子们的感情世界。随后，叙述肯定了这个家庭超越马丁·路德·金被刺一事引起的混乱和冲突的能力。
随后，再举一个例子，《费尔·格莱姆》（PhilGramm-950219）一片介绍了将要参加96总统大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费尔·格莱姆。麦克·华莱士抓住格莱姆在60年代正当壮年却从未参加过越南战争一事，以及他的夫人是韩裔女子的事实，追问格莱姆是否考虑过这两个问题会在未来的竞选中给他造成不利。华莱士的问题引出格莱姆对个人生活和政治主张更加生动细致的解释，从而向观众们展示并含蓄地支持了格莱姆坦诚而又友好的性格特征。
在以上的报道中，记者通过探讨采访对象的精神世界来为更大的社会政治问题提供治疗，这些问题通过叙述的构筑而成为现实。
2、个性化的记者
分析者模式不同于侦探报道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将记者描写为具有主观爱憎的人物。在《勒纳·霍恩》（Lena Home-811227）中，有一个镜头格外突出，记者埃德·布莱德利和被采访对象霍恩手拉手走过纽约一条繁忙的大街。这种亲密的关系在其它分析报道中也有所体现，虽然并不总是如此。比如，在《部长女士》（Madame
Minister-820919）中，希腊文化部长、演员玛丽娜·麦考利和哈里·里森纳则到一家希腊夜总会去"幽会"。在《正确先生》（Mister
Risht－751214）中，身着汗衫和夹克衫的麦克·华莱士来到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在加里福尼亚的牧场，借着一次吉普车旅行采访了里根。在这些例子中，分析者的角色在叙述中都具有更高的参与程度。
分析报道采用了使记者个性化的视觉手段。在侦探模式中，记者的典型镜头从不会近于中景；而在分析者模式中，用到记者和采访主体的提问和反应镜头时，摄像机的距离要近得多。因而，擅长人物专访的埃德·布莱德利得到的镜头距离总是近于擅长侦探式报道的莫利·塞弗。
《大家都叫他Q》（His Friends CallHim"Q"－860209）一片中，埃德·布莱德利采访了著名音乐家昆西·琼斯。布莱德利和琼斯谈话时，多次出现两人的大特写，布莱德利深邃的双眼、金丝眼镜、花白的络腮胡子以及突出的额头充分展现了这位知名记者过人的智慧。
又如，在《不仅是阶级的接触》（More Than Atouch Of Class-740407）中，华莱士在一家伦敦的小酒店里采访了女演员格兰达·杰克逊。华莱士得到了3个特写镜头，其中一个包括一个切出部分前额的大特写，而在侦探报道中，华莱士从没有这样近的镜头。
3、采访英雄与坏人
分析报道的第三个特征是将采访人物处理成英雄或坏人，这同样需要运用视觉空间。这些报道中的采访主体要么被处理成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代表（即英雄），要么就是反价值观的代表（即坏人）。在某些分析报道中，采访主体得到和记者一样的视觉空间。这些报道通常将采访对象描绘成英雄，即采访主体也作为冲突调停人出现，他维护或树立基本价值观的榜样。
例如，《吟唱者》（The Crooner-950507）回顾了歌唱家托尼·本尼特在歌坛沉浮的几十年岁月。70年代在新秀的冲击和婚姻破裂的压力下，本尼特曾一度黯然隐退，并开始吸毒。当记者埃德·布莱德利第一次试图让本尼特讲述这段痛快而又不光彩的经历时，本尼特委婉地拒绝了。这时两人坐在毫无个人特征的钞发上，画面上是本尼特的面部特写。紧接着，采访转到本尼特自己的家中，这时他终于承认了往事，"我一直以为自己干得不错，其实根本不是。我很庆幸能及时停下，那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事情。"此时的画面是本尼特与记者并肩站在窗前的全景，景别的明显变化预示着本尼特弃暗投明之后，重又掌握着对周围环境的支配能力，这种能力得到了社会和《60分钟》的承认和赞许。
《伊朗——5年之后》（Iran-Five Years Later-860209）介绍了伊朗宗教革命赶走国王后80年代伊朗的社会状况。女记者戴安娜·索耶来到街头，用袖珍麦克风采访熙来攘往的普通伊朗百姓。在人流穿梭中，不断有人大胆地向记者发问，其中一个背朝隐蔽式摄像机的中年男子走过索耶身边时用英语说，"我认为美国比伊朗要好多了！"对此，记者不仅用清晰的画外音重复一遍，还评论说，"这样说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呀！"从而直接肯定了赞同美国价值观的"个人英雄"。
当采访主体以基础道德观的背离者或冲突的激化者面目出现时，镜头拒绝赋予他们视觉空间，同样，那些陷于灰色冲突地带无法自拔的受害人也不会得到较大的视觉空间。
例如，《伊朗国王》（The Shan Of Iran－761014）中，华莱士与国王发生的冲突表现了美国信仰的民主和所谓外国独裁之间的斗争。片中国王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是大特写，有时，他的头顶和下巴都切出了框架。华莱士在报道中频繁出现，大部分镜头中都可以看到记者的手在框架中活动，这表明华莱士对他周围的空间有更大的控制能力。镜头的运用将华莱士所维护的美国理想与伊朗国王所信奉的外国的、独裁的反价值观相对立，并明显地带有倾向性。
另一种区分英雄与坏人或受害者的视觉技巧是描述生活用品的镜头，这种视觉技巧能使采访主体个性化，比如，《王后》（The Empriss－750518）一片讲述了伊朗王后的故事，镜头将公众庆典和王后在生日晚会上与子女们之间亲密的时刻进行了对比。片中有一些起居室的镜头展示了家庭生活用品，这表现出伊朗晚会虽贵为王族，富甲天下，却是俭朴谦逊的母亲代表。
与此不同的是，分析报道中镜头尽量回避描绘坏人的个人生活。在《伊朗国王》中，观众看不到他在起居室里和孩子们一起过生日晚会，也不知道他年轻时的故事。该片提出的问题和视觉的焦点不在于他的个人生活，而在于他持有的公开的反美国反民主姿态的社会政治性质。
《多娜和里卡多》（Donna And Ricardo－860216）一片将观众的视线转向了被正常社会所回避的一群人——智力低下者。多娜和里卡多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他们受尽了管理员的欺侮和社会的白眼，但他们仍然真诚地相爱并学会了自己挣钱独立生活。麦克·华莱士与这对特殊夫妇谈话时非常友好和善，而在讲述曾经无情虐待他们的制度时则态度严肃、毫不留情。片中展现了大量这对夫妇在家中和工作场所互相帮助的镜头，其中一段是多娜坐在院中的秋千上，向里卡多和华莱士说，"这是我从小就最喜欢的秋千。"与此相反，代表邪恶不公的孤儿院没有一个具体人物或略有特色的景物，片中出现的只有阴沉沉的建筑全景。
4、记者作为调查官
分析模式的最后一个特征是探寻背离基本价值观的冲突性提问，记者们在采访中至少有一段时间要集中向采访对象提问，从而展示反价值观。
《伊朗——5年之后》中，披着头巾的戴安娜·索耶采访了当时的伊朗发言人拉夫桑贾尼，后者坐在毫无个人特色的办公室里，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是切去头顶的大特写。记者援引拉夫桑贾尼的一篇攻击美国文化的文章后反问道："也就是说，如果我摘掉了这块头巾，发言人就会认为我是个'娼妓'了？"随后她一再追问拉夫桑贾尼，他认为伊朗何时才能够向"堕落的"美国输出伊斯兰宗教思想。在这一连串的问题面前，拉夫桑贾尼尽管面无表情，但大特写中他的右手不断紧张地拨动一串珠链，使他的回答显得有气无力，言不由衷。
《60分钟》刨根问底的提问主要作用是将记者置于中间地带，放在私人与公众的冲突之间。就像传播学者伊安·克耐尔（Connell）说的，"'艰难'、'困难'的采访风格……已具有代表公众'获取事实'的合法性。承担为普通选民作看家狗的职责引来了与'我们（指公众）'认同的企图，去问那些如果可能，'我们'就会向'我们的'有权势的代表们提出的问题。"分析者模式中，向采访对象提出困难问题可以使观众接受记者的观点，澄清叙述冲突，为调解搭好舞台。
三、分析者作为调停人
如同在侦探报道中一样，记者在分析报道中的一个主要使命就是调解根本的、感情的、观念的对立。在《马丁·路德·金一家的圣诞节》中，华莱士在片末结尾场面中这样调节生与死的冲突："马丁·路德·金给我们留下了一份遗产，值此圣诞之际，我们更了解到这份遗产的宝贵。但同时，他还给我们留下了克莱塔·金。"金夫人接着谈起"创造性地忍受痛苦"，并说这场悲剧"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围坐在一起，沉浸在悲痛之中。"作为调停人的华莱士庆贺克莱塔·金及其家人的存在解决了矛盾，成为解决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冲突和痛苦的典型。这些报道中，记者发出的调查性和引导性的问题为观众提供了剧情结局和道德含义。
个人与社会、传统与变革之间的矛盾是许多分析式报道的主要内容，这些报道中经常出现一个道德标准曾偏离价值观的人物，由他的变化来解决这些矛盾。
《埃德里奇·克利弗怎样了？》（What Became Of Eldridge Cleaver？-750518）追随了克利弗由黑豹党领袖成为改良活动者的生涯。片中，华莱士从克利弗的个人损失谈到整个黑豹党的起落，并提供了一个对称的结局：黑豹党人像克利弗一样终于醒悟。在分析式叙述中，华莱士指出克利弗这一负面角色内在的积极价值，从而为叙述提供道德含义：克利弗和黑豹党人越出社会规范的界限时必须付出代价，但只要付出了代价，社会仍然欢迎他们回到主流中来。
分析模式具有与侦探模式相同的作用，它提供的隐喻将记者描画为通晓社会进程、了解个人精神状态的社会评论家和治疗学者，从而将记者置于更为优越的质量空间之中。通过赋予叙述对象以道德意义，记者调节了分析模式中的叙述冲突。
第四节 记者作为游客
一、游客溯源
19世纪的历史条件不仅为分析者铺平了道路，它们也将游客形象引入20世纪的文化。世纪交接的物质文明的发达并不能成为人们心灵获得幸福的保障，城市化和世俗化、技术发展带来的"预先包装的人造物品"切断了人们与"原始经历"和古老传统的联系。这些变化引发了20世纪的人们对现代文明进行反思的热潮，和一场对过去、对失却的个性，以及对真实经历的追寻。游客们实际上所寻求的，是要解决自然与文明、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
传播学者迪安·奥布莱恩（O'Brien）发现，这种对真实经历的追寻正是新闻报道的核心："新闻工作者们同样在搜寻真实，他们从一个新闻源、事件和现场赶向另一个，力图穿越前台地带'演出的真实'（新闻发布会、政府新闻通告、伪事件等），以到达真正的后台地带。"因共鸣的作用，观众们也伴随着记者们穿越伪装寻求矛盾。某些《60分钟》的报道正体现了这种对真实经历的追寻，有时是在海外异域，有时又是在美国本土。
二、游客模式
游客式报道中记者负有以下几项任务：作为观众的代理人探索并描述新鲜的或陌生的事物；寻找真实：试图恢复过去和自然，砸碎并穿越现代文明的门面；质问坏人，一般是官僚制度或现代化本身（通常披着美国化的伪装）。这些报道中记者调节了三种主要叙述冲突：传统与现代化、自然与文明（或乡村与城市）、个人与制度。
游客式的报道经常开头就明确承认它们的叙述性结构。比如《慈善行为自家始》（Charity Begins At Home－790204）一片讲述的是一个小镇"在福利问题上向新泽西州开火"的故事。莫利·塞弗像导游一样带领观众们去饱览美国小镇风光。他的开场白是："这就是《我们的小镇》那一类的故事，如果把它写成小说，你一定会想起某些东西，比如冰激淋屋、小五金店等。我们要讲的故事就是一出20世纪末的美国剧。"
1、作为代理人
麦克卡内尔曾指出："在现代世界中，终日闭门不出的人所具有的地位道德性低于那些经常'出门'的人，因为真实经历被认为只属于那些勇于突破日常生存的束缚，开始'生活'的现代人。"某种程度上，电视和电视新闻调解着大众虽身陷日常琐事，却又向往家庭以外"真实生活"的矛盾。《60分钟》的记者起到观众代理人的作用，像导游一样提醒观众们还有"别处的现实和真实"，引领着观众们游览陌生的异域他乡。
《昨日巴黎》（Paris Was Yesterday－730422）中，麦克·华莱士坐在一家巴黎咖啡馆的小桌前一边用餐，一边讲述新旧巴黎的观光路途，从而成为观众们的代理人，将这块陌生的土地变得可亲可近。作为观众们在这块异国土地上的代表，记者帮助观众们"突破日常生存的束缚，开始'生活'。"
《我押中了那匹马》（I'ye Got The Horse Right Here-860119）中，记者作为观众代理人的职责得到最佳体现。哈里·里森纳不仅带领观众拜访了赛马场上一位名叫加里奥的大赢家，还代表观众亲自买彩票参加赌注，结果是"输掉了CBS的七块五毛钱"。这一颇富戏剧性的小插曲更增添了记者代表普通观众的身份，使观众能够认同于记者及其构筑的叙述。
2、寻找真实
《怎样活100岁》（How ToLive To Be100-810705）表现了游客模式的第二个特征。该片中，莫利·塞弗说，有一群俄罗斯人活得特别长，因为他们有"真正"的生活方式。记者列出该社区的一些准则和价值观："食用来自泥土的食物，而不是来自罐头；辛苦的体力劳动，而不是所谓悠闲岁月；最重要的，是对家庭生活的坚定信念，这使得年龄比青春或财富更为重要。"伴随这段叙述的镜头是一位107岁的老人在一条自然的、真正的寒冷山泉中沐浴。
关于美国本土的报道不仅证实了记者存在的真实性，还鉴定了这些地方的小镇标志和特征：冰激淋屋、小五金店、会议厅。教堂、晚餐和大街。确立了小镇的真实性和个体性之后，又将它与大城市的人工性和非个人性相比较。
例如，《远离一切吗？》（Away From It All？-760801）在开头就确定了寻求真实经历的主体，这种经历只能在小镇的氛围中才能找到。记者问我们有没有感到过"想远离一切——污染、税收、压力。"画面上是霓虹标牌和严重堵塞的街道，这些人工的。非个人性的大城市标志随即转换为湖泊、教堂、小旅店、谷仓。马匹，以及新罕布什尔一个小镇的瀑布，前后恰成鲜明对比。
3、质问坏人：现代化和官僚制度
伴随着寻求真实的是游客模式的第三种报道主题，作为邪恶代表的现代化或官僚制度掩盖或破坏了真实经历。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当推《劳斯莱斯》（Rolls－Royce－800622）一片，它介绍了一家英国劳斯莱斯汽车制造厂。塞弗这样描述现代化对真实经历的影响："真正的麻烦是现在做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持久的……我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假货社会中渡过。我们的耐用品并不那么耐用，只有当人们亲手加工来自自然的材料时，我们才保持老式的自豪。"片中，塞弗将劳斯莱斯汽车制造厂形容成"村舍工厂"，与之对应的则是美国汽车厂四处蔓延的高科技。塞弗询问一位英国汽车"工匠"："那么，这辆车和那些机床里压出来的车有什么不同？"这位工人回答说："咳，机器压出来的车就是机器压出来的车，不是吗？我是说，谁都能压个车出来。"塞弗为了进一步表明美国汽车工业的非人性，又问道："你想不想去大汽车厂，操纵那些10秒钟就能打出一扇门的机器？"这位工人回答说："
嗯，我觉得两三个小时后我就会厌烦了……我宁肯自己动手自己做车。"这则报道中，美国汽车制造业标志着官僚制度和现代化的负面价值观，与塞弗在另一家现代公司中找到的传统。质量和工匠技艺等前现代价值观发生抵触。
三、游客作为调停人
1、传统与现代化
游客模式同样通过确立中心矛盾来组织叙述，其一便是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校友纽带》（The Old Schoo Tie-93O418）一片中，莫利·塞弗带领观众参观了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片头是伊顿的毕业仪式，几个身着黑色制服的学生站在一条顺水而下的小划艇中，将礼帽上的鲜花撒向绿波。悠扬的伊顿校歌渐隐，塞弗的画外音说："伊顿沉浸在传统之中，其原因可能已被忘却，但保持与过去的联系，正是伊顿的核心。"由此，整个报道围绕着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对立展开，一方面是伊顿校长安德森所持的"传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的观点，另一方面则是一些伊顿学生对现代化的期望。片末记者将观众带回毕业仪式，不过天色已由片头的清晨转为黄昏。画外音是几个学生对伊顿严格制度的评价，最后一个学生说："我不会把我的儿子送来伊顿，不过，这也是我父亲25年前说过的话。"
《昨日巴黎》一片中，麦克·华莱士和珍妮特·弗拉纳共同回顾30年代"真正的"巴黎。弗拉纳已在巴黎为《纽约人》撰写了50年文章。她评论说，"巴黎的乐趣曾经更为高雅……更为合乎常规。你知道自己是谁。"这种个人的看法与现代巴黎的镜头相对立，到处都是杂物、垃圾堆、人群和快餐招牌。弗拉纳将巴黎林立的现代建筑称作"伪造的新塔……被蝗蛇孵出。"全无埃菲尔铁塔的真正王者气派。
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同样构成了《劳斯莱斯》的情节，塞弗将这种车称为"一个几乎具有神话传统的英国机制。"参观完汽车厂后，塞弗访问了一位爱尔兰妇女，她从1927年起就开着同样的劳斯莱斯车。她对新型劳斯莱斯车的抱怨——"一点也不高贵"，"太复杂"——得到了记者的支持："他们说它（新车型）看起来活像50年代底特律批量出产的那些东西……劳斯莱斯车最终落入了现代化的那双变化无常的手中。"在这里塞弗将现代化和美国汽车工业确认为坏事，它们的出现削弱了老牌劳斯莱斯车所代表的传统价值观。
通过传统与现代化的对立，《60分钟》构筑了逻辑意义和语言意义的地图。记者扮演着游客的隐喻角色，他寻找真实、惩罚现代化，将陌生的外国空间变成熟悉的地点。记者通过肯定代表真实、俭朴、诚实、安全、常识等传统价值观的地方来解决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冲突。
2、自然与文明
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冲突涵盖面较宽，而自然与文明的对立则通常发生在自然环境与人造城市的对立之中。
《西沃德的蠢事》（Seward's Folly-740901）介绍了阿拉斯加的一块人工圈地，它为石油公司的雇员们提供了房屋以躲避贫瘠寒冷的阿拉斯加冻土地带。住在圈地内的美国工人受到现代人工环境的保护，与他们对立的是圈地之外，忍受冻土地带自然环境的当地爱斯基摩人。这则报道中出现了宏伟壮观的群山和瀑布，与之对应的则是在小镇街头招徕顾客的妓女。通过展示这些景象，记者肯定了自然所代表的简单、纯洁、田园和朴实无华的美；否定了现代城市及其代表的邪恶的价值观。通过把与自然有关的因素描述为真正的经历，而把文明有关的因素描述为人工的经历，记者再次解决了形象和意义的冲突。
这种关于纯洁的自然与虚假的文明的浪漫化观念偶尔也会让位给另一种冲突，这时残酷的自然成了邪恶事物，去检验勇敢的个人是否具备足智多谋和吃苦耐劳的素质。但是《60分钟》游客报道中，只有当自然是与个人而不是集体发生联系时才扮演这种角色。
还是以《西沃德的蠢事》为例，片中有一段石油公司的工人们纷纷讲述在这残酷的阿拉斯加边境上如何作为一个家庭生存下去。观众们的导游塞弗说，这些工人所代表的石油工业的发展将最终"给镇上带来一位牙医"。在这里，文明和现代化在一位具体的个人——牙医——的身上获得了个人面目。在肯定自然、否定文明的整体基调下，这一部分叙述强调的是自然与个人之间的对立，个人凭着勇气、智谋、劳作、刚毅和家庭感战胜了残酷的自然。但是，自然邪恶的一面得以出现并参与构筑叙述冲突的前提条件是以具有个性的工人代替石油公司的集体并与自然发生联系。
3、个人与制度
在大部分有关美国本土的片子中，记者都要将创建更美好的社会制度的期望放在个人身上，从而调停个人主义与官僚制度的矛盾。《慈善行为自家始》的叙述中有一个人物明确地为记者塞弗确立了个人和制度的冲突："我认为官僚制度崇拜上帝，根本看不到人民的需求。"塞弗往来于州政府和小镇之间，就福利、问题采访了小镇居民和来自州政府的代表。尽管法庭在这件案子上已判决小镇必须服从州法律，塞弗仍提供了足够的证据（十多位当地居民，很多有关小镇的录像）来支持个人主义，反对州政府（由一个坐在毫无个人特征办公室里的人代表）的观点。塞弗调停冲突的方法是支持小镇价值观，并在收尾叙述中提出希望："斗争尚未结束。"
个人面对制度（或小城镇面对大城市）的另一种常见替换形式是地点与空间的尖锐对立。奥布莱恩认为，空间具有抽象、敌意、陌生和嘈杂的特征，比具体的地点更加开放和危险；而地点则意味着安全、稳定、熟悉、宁静、亲切和友好。《60分钟》关于小镇与大城市冲突的报道中正具备这些内涵，同时，记者的叙述赋予小镇和大城市以口头和视觉意义，它们更加强了这一类《60分钟》报道。
比如，《远离这一切吗？》讲述的是一个新罕布什尔州的小镇面临城市蚕食的命运，片末记者的画外音明确指出了这种对立："苹果花香和蜜蜂嗡嗡正逐渐淹没在沥青味和车辆喧哗中……牧场正步步变为采购中心。"与此同时，画面上出现了闪烁的霓虹灯和快餐店。这部片子中，苹果花开的宁静田园风光代表着"地点"的稳定和真实，而城市环境中"霓虹灯和柏油路"的喧闹则代表着"空间"的不稳定性和人造性。
四、游客模式小结
像在侦探报道和分析报道中一样，游客模式所构筑的叙述冲突也不仅需要一个结局，更重要的是对冲突的解决。在《60分钟》里，记者作为冲突调停人支持一套基本价值观，对叙述中的矛盾双方进行综合，从而赋予故事以结局。
例如《劳斯莱斯》中，人性与技术、自然与文明的矛盾在劳斯莱斯车获得人性时得到了解决。在叙述中，一位穿得像医生一样的试验员用听诊器检查劳斯莱斯车，生产劳斯莱斯车的厂长曾谈到该车的"妊娠期"，记者塞弗更是将厂里的试验设备直接比作"孵化房"。通过这些暗示和直白，劳斯莱斯车获得了个性和家族谱。随着劳斯莱斯车——文明和技术的产物——获得人性和自然特征，技术变得自然化了，机器也变成了人。
游客报道的中心冲突是地点和空间。通过独特的叙述方式将抽象、陌生的空间变成具体、已知的地点，解决二者的冲突，调停它们的矛盾。作为观众的代理人，记者将自我定位于新的或未知的所在，通过叙述将陌生的空间转换为熟悉的地点。《60分钟》描绘了一张意义地图来帮助观众区分本土与异乡、真实与人工，以及坏人与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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