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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你跑步追上一辆公共汽车，可是刚要跨步上车时售票员把车门关上，按铃起动，扬长而去；
——你写信时忘了写对方的邮政编码，虽然你知道这个编码；
——你不知道邮政编码，因而没有写，结果信被邮局退了回来；
——马路上有人吵架，大家伫足观望，抱着无穷的兴趣，必欲穷其所以才肯走；
——红灯抢行，十字路口乱作一团，彼此挤得动弹不得；
——警察把乱设摊位的小贩的货物掀翻在地，甚至把小贩的三轮板车扔上卡车拉走；
——开会时因某人未到，大家等上十几分钟。
这些现象是我们每天都能见到的，已经司空见惯，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但是从经济学家的眼光看来，这些现象是使中国成为穷国的根本原因。
中国为什么穷，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问题。革命家、政治家、学者和一切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责任感的热血青年和耋耄老人都曾思索过这个问题，各人也都试图对此作出答案。可是，究意什么是正确的答案呢？有人说，中国之所以穷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要解决穷的问题先要打倒帝国主义（可能首先要肃清内部同情帝国主义的分子，从而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有人归纳为科学技术落后，它是直接的生产力，因此首先要发展科技；也有人归结为教育落后，甚至归结为方块汉字造的孽。一个国家穷并不可怕，怕的是受了穷而不知道穷的原因，更可怕的是错怪了穷的原因。
从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来分析，穷是因为许多生产潜力不能发挥，因为人们的劳动没有用在生产上，甚至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更因为各式各样的浪费普遍存在，耗掉了社会巨大财富，可是每个人对此又无能为力。要解决这些问题，有许多是国家领导的事，普通老百姓很难主动去纠正，但也有许多纯粹是老百姓的事，只有百姓们自己明白如何把自己弄穷的，才能改正。上面的一些例子，正是属于这一类。
在美国，而且不仅美国，在一切富国里，我门可以看到的是：
——公共汽车司机（司机往往兼任售票，所以没有售票员）会等待跑来的乘客，对于行动缓慢的老年人更是耐心和关怀。这样一方面减少了乘客的候车时间，避免了浪费；另一方面，创造了一个和谐和宽松的人际环境。
——写邮政编码已经成了每个人的习惯，因而提高了邮局对信件的分拣速度。
——万一你不知道编码，也可以放心把信寄走，决不会退回给你。邮局代你查编码所花的时间肯定比你自己去查少得多，因而从整体上提高了社会效率。
——我在国外生活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在公共场所吵架，更没有看到过聚堆看热闹的人，因为人人讲礼貌，人人都没有那么大的火气。你踩了别人一脚，当然会说一声"对不起"；你被别人踩了一脚也会说"对不起"，怎能吵起架来？再说，在一个充分活跃的市场经济内，到处都有招人的广告，上班时间是非常灵活的，所以每个人的时间都有转化为金钱的可能，决没有理由把宝贵的时间花费在无谓的活动上。
——十字路口是道路通过能力的限制口，要提高道路的通过能力,避免在十字路口堵车,应该加速车辆在此地通过的速度，而不是减速通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每个人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从感觉上看，似乎红灯前不抢行是耽误了时间，实质上是与人方便的结果是自己方便。人虽然是万物之灵，可是要觉悟到不抢行反而减少了等待，在这一点上学习速度是非常之慢的。
——富国里同样有犯规的小贩，但确实只是个别的，人人遵守规则，形成了一个有教养的社会风貌，是文化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警察遇到犯规的商贩，用文明执法的原则来处理。在西方，失业是社会的一大难题，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借钱给做小本生意的人，更不会去没收他们那点微薄的资本，小贩是需要受教育的，但是粗暴的态度并不能教育人，倒是引起愤懑的反应，严重的时候会引发犯罪。
——守时是发达国家的基本特点，飞机正点起飞，火车正点发车，商品准时交货，开会准时出席。一个交换频繁、联系复杂的商品经济社会，缺少了守时这一共同规则，它是无法运转的。开会有人不准时出席，会议不会让多数人等少数人。
上面这些例子只是无数类似事件的一小部分，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妨碍了一个国家的财富的创造，积聚，并造成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被浪费。它并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人们这样做并不犯法，甚至也谈不上是道德问题，可是大量这类事件的最终结果是社会变穷。这类事情的起因，责任在于我们每个老百姓，不论你是一名售货员、司机、教师、电话接线员、政府办事员，改变一下你办事的原则都可能使社会的财富有所增加，当每个人都这样想时，国家就富起来了，你所支付的同样的劳动就会得到更高的报酬。
1994年4月25日
从资源配置到分工理论，从价格到制度
——介绍扬小凯的学术成就
虽然凯恩斯揭示了宏观经济现象的许多规律，但多数经济学家仍认为宏观经济学至今仍缺少一个结构严密的理论框架，只有微观经济学才有这样一个结构。因为有微观经济学，经济学才被承认是一门科学，才有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微观经济学有一个严重的不足，它只研究给定经济结构条件下各种资源的合理使用和流向，所以微观经济学又称为资源配置的学问，或者干脆称为价格理论，当然，经济要发展，资源必须有效地加以利用，价格必须正确，以引导资源的合理流向，但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分工，它决定了一个经济的结构，却并未能在微观经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斯密在《国富论》中特别强调了分工促进生产率的发展，并举了针的生产为例。经济学家并不是故意忽略了分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是未能提出一个理论解释，精确地分析分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于是分工只能是一个经济思想，而成不了一个经济理论。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豪塔克(HendrickS．Houthakker)在一篇名为"经济学与生物学"的论文中指出：没有一个经济学分支不会因对分工的进一步分析而得益。杨小凯等人的分工理论证明了豪塔克的看法，他对微观、宏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产权和企业理论都用分工理论加以补充，甚至作了彻底的改造。他们自己把这一经过改造的理论称为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s），以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Neoclassical Microeconomics）相区别。这样的称乎虽有点勉强（只差了一个"兴"字），但强调了它渊源于古典微观经济学，仍着重在体系的严密性，十分依赖数学方法，然而它有全新的面目。
先说它对原来微观经济学的影响。由于收益递减的普遍规律，对任何一种活动（生产或消费）投入太多的资源都是不利的，因此之故才有所谓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资源的最优配置发生于各部门边际产出相等的情况下，这是非线性规划中利用拉氏乘数法(Lagrange's
Multiplier)得到的结果。换句话说,最优解是可行解集合的一个内点。但人作为消费者面对着几万种消费品，只消费其中的几百种，其余的消费量为零；人作为生产者更不会去生产几万种产品，而只生产其中的一两种，其余的产量为零。这种情况说明，经济活动的最优解不是内点而是角点。证明这一点光用拉氏乘数法就不够了，而要用非线性规划中更普遍的规则，即库恩——塔克尔（Kuhn－Tucker）法则，拉氏乘数法只是其中的一个特例。根据库恩——塔克尔法则，解得的一般均衡状态就不是内点，而是一组角点和内点的结合。当经济参数变化时，不仅内点均衡条件变化，对应于价格变化，而且一般均衡解中的角点从某一组不连续地跳到另一组，这对应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一般均衡的这一修正对微观经济学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可参见杨小凯这方面的论著。
分工理论对于发展经济学的贡献最大，它不但从静态上说明分工提高社会的生产能力，而且从动态上解释经济起飞。从信息理论看，分工是一种信息不对称，在分工社会中，专门从事某一生产的人，只管钻研自己有关的生产技术，而不必去过问别的知识。由于人的精力有限，他可以不问其他而专门创造并积累自己的生产知识。当社会内每一个人都如此做的时候。整个社会所掌握的生产技术可以成亿倍地扩大。比较一下孔子时代社会所掌握的生产技术和今天人们所掌握的生产技术就明白此说非虚。诸子百家传诸后世的哲理证明那时的人不比今人更笨，但生产水平却不可比拟，从根本上说，这全是分工造成的。然而这种信息不对称也造成了另一不利条件，即买方不知道产品的真实成本。我们大多数人都消费电视机，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它是如何生产的，知道它的成本的人就更少了。而在古代，种粮的人虽然未必去牧羊，但至少他曾见过牧羊是怎么回事，即使没见过起码他能想象某件东西是如何生产的。所以现代人有一句谚语：走遍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这种信息不对称，产生了投机行为的机会。而且分工越是发达，此种机会越多。只有卖方之间的竞争才能纠正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危害。
分工发达的结果是交易次数增加，而交易是有成本的，所以分工不会无穷细分，它停止在分工的边际收益等于交易边际成本的那个分工程度上。当新的经济制度出现，并能降低交易费用时，分工将进一步细化，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过去的发展经济学认为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原因，现在看来，这是一种肤浅的看法。杨小凯指出制度变化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制度改变的方向是节约交易成本。这一结论符合近一两百年来各国经济能够发展或长期停滞的历史经验。杨小凯还指出，积累的资金既可用于购置设备改进生产技术，也可用于支付交易费用，试探新的制度安排，当社会进入到一种制度，其中分工利益的增量大于交易费用的增量时，分工有正反馈作用，于是发生经济起飞。这种解释显然超越了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范围，它强调了现存的制度不是外在且事先给定的，而是节约交易费用扩大分工利益的发展过程中制度深化达到的某一阶段，正如《动态》编辑部在"开展对'新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一文（《经济学动态》1992年第9期）中指出的，自斯密建立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经济学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个是将制度视为给定的，其结果是非常数理化的微观经济学；一个是将制度本身，特别是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马克思是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杨小凯等人的研究则重新将这两方面的研究汇合起来，将经济发展的制度根源与资源配置理论相结合。参见杨和勃兰德（Borland）在这方面的论著。
分工和规模经济会发生冲突，因为分工越细会导致规模缩小。要兼得二者之利，最主要的方法是扩大市场，这就是现代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的原因。传统的国际贸易比较利益理论，把比较利益建立在自然资源秉赋和要素价格的差别上。分工理论则论证了国际贸易由于扩大了产品市场，可使分工进一步细分，从而使生产率和产品种类同时增加。这种利益对于大国如美国和中国尚且不可忽视，逞论对于规模较小的大多数国家。见杨小凯用分工理论研究国际贸易的文章。
企业理论和产权经济学是近年来受到特别重视且发展异常迅速的经济理论。杨小凯用他的分工理论于这两个领域同样得出了创造性的进展。杨与王建国（Monash大学博士）及Wills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此模型的概念是在一个给定的法律制度下，社会中的竞争会平衡于合作可靠性与分工之间的冲突：即合作越可靠，风险越小，则分工越发达。所以法律环境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这个模型又提出了事前交易费用（在决策之前就能预见的，因而进入谈判之中的）和事后交易费用（在谈判时不能确定的，由于一方取巧而造成的社会效率损失）的概念。这两种交易费用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即考虑周到的谈判（增加事前交易费用）可减少取巧造成的经济损失。竞争使均衡发生在两种交易费用之和为极小的状态。所以财产权并不是定义得越明确越好，因为事前交易费用增加太大，虽然明确定义产权可以减少事后交易费用，总的说来仍是得不偿失。计时工资相对于计件制的发展，公共汽车月票制等等是使产权界定模糊，降低事前交易费用而使效率提高。一般而言，由法律制度决定的界定产权的效率提高，会提高分工度，市场规模、贸易依存度及生产力。杨等三人曾用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验证了这一理论，他们的文章的中译本将刊出于《中国经济论坛1992年论文集》。
企业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在以分工为主导线索的思考下得到了统一。企业的成长和经济的发展是同步发生的，然而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中这二者似乎并不相关。刘易斯的剩余劳力理论，库滋涅茨和钱纳里的结构变化理论是传统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但从分工理论来看，分工是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的根源。交易效率同时制约着企业成长和分工发展。自由化政策提高交易效率，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减少交易风险交易费用。二者共同的作用造成了以企业林立为特征的富裕社会。从杨和勃兰德的理论来观察，人均收入增长、贸易依存度增长、市场扩大、内生比较利益的增加、专业贸易部门的扩大和其他结构变化都是分工内生演进的不同侧面。而传统发展经济学中却将人均收入增长看成是结构变化的推动力，而结构变化又促进了经济发展。
关于企业理论方面，杨小凯的另一个贡献体现在他与黄有光在《经济行为和组织期刊》即将刊出的一篇题为"企业理论和剩余权力结构"的论文上。他们将Chase与张五常的产权理论变成数学模型，在模型中证明了仅在劳动分工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现企业，而且必定是劳动力的买卖比起管理技术的买卖交易费用低才会出现企业。企业主花钱买生产劳动，这就出现了企业组织；而不是一线工人组织起来买企业主的劳动，这成为合作社组织。其原因是企业主的劳动从数量质量上更难界定，其交易费用更高的缘故。因此企业制度可以把一些交易效率极低的生产活动纳入分工系统，避免对这些活动的直接定价和买卖。企业主的剩余权就是他的服务的间接定价。这样看来，企业主的剩余权不是剥削而是其劳动报酬。
分工理论又被用来作宏观经济的研究。杨与勃兰德建立一个模型，证明货币出现是分工演进的一个结果，证明在生产资料生产的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没有商品货币高级分工就不可能实现，证明了纸币用作商品货币大大提高交易效率，促进了分工和生产率，他还证明了商业循环和失业有积极的生产力意义，因为商业循环是分工的产物，二者互为依存，耐用品生产和非耐用品生产如果存在分工，则为了避免供应不足就会发生萧条。
杨小凯这些成就，将概括在他与黄有光合著，由著名出版社North－Holland出版的书中。
杨小凯在80年代初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技术经济研究所任一般研究人员（未定职），1982年末他转去武汉大学任教。1985年经由邹至庄推荐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经济学博士，1989年获得博士学位，受聘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三年内接连由讲师提为高级讲师和教授（Reader）。
伦理观的演进与经济发展
伦理观念渊源流长，它最初的出现远早于交换成为一种制度之前，道德是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所必要的行为规则，而人与人的冲突无例外地是与人的自利动机有关，所以道德自古以来就与抑制自利有关，牺牲自己的利益并有利于他人成为道德的同义语。世界上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对道德的解释，仔细分析起来有相当多的差别，但牺牲自利以帮助他人则是各种道德观中的共同成分。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差别极大，但一个人不论到哪个国度去旅行，只要遵循本民族的道德规范，一般就不会触犯他国的法律。并不需要对人家的法律作专门的了解。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即已出现的道德观，它以约束个人的自利为特征，对建立以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起了阻碍作用，因为交换是以自利为前提的。交换最早发生的年代现已无从查考。在中国，交换逐渐濒繁以至于出现了货币也发生在很早的年代。公元前11世纪西周开国时已经有金属货币出现，然而在以后的3000年内交换虽然给人们带来利益却并未成为每个家庭生活必须依赖的方式。相反，衣食住多半仍取诸当地的资源，尤其是土地；只有盐铁等少数商品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得到。虽说在明代，甚至远在宋代，在中国的大城市中交换已经很发达，然而占当时人口90％以上的农民，交换仍是偶一为之的活动。甚至到文革时代，广大农村的经济自给率仍非常之高，河南产棉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纺织机，穿衣仍是不求人的。商品经济是非常不发达的。
能给人们带来巨大利益的交换不能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其直接的原因是历代帝王都采取了重农轻商，甚至打击商人的政策。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迁天下豪富12万户于首都咸阳；汉高祖也"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当时的豪富多半是大地主和生意人。所谓"七科滴"就是秦始皇征集逃犯、赘婿和商人（包括三代以内曾经过商的）去攻打南方三郡。汉初规定商人不得穿绸衣、骑马，乘轿。汉武帝时叫杨可去征富商大贾的财产税，弄得中等以上的商贾大都破产。秦汉以后，打击商人的政策一直未断。且不说大陆解放以来对资本家出身的人在升学、提级、参军等方面的歧视，也不说文革期间将全国农村集市一扫而光，就在改革初期长途贩运仍属非法；而今低价购进待价而沽仍被当作投机倒把。今天从商致富虽不致被强制迁往首都，但致了富的人多半有如履薄冰之感。他们最安全的策略是趁早收敛起来，兔遭不测。只有外国资本在中国发了财比较能得到政策上的保护，如果投资环境好他们还有扩大投资的意愿，否则还是把利润汇回国去免生是非。
重农抑商政策的背后是伦理观在起作用。伦理是一种最基本的意识形态，靠了它，人们作出一种政策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判断，人们认为是错误的政策，即使政府强制推行，也难于贯彻和持久。打击商业活动的政策之所以能经历几千年而不衰，自然有其伦理学上的原因。自古以来中国最具有影响的哲人都认为出于自利追求物质欲望是可鄙的。孔子只是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老子则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到了宋代，哲学家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文革时则发展为"狠斗私字一闪念。"确实，如果人人都无私欲，当然天下太平。然而这里包含着一个基本的矛盾：如果人人都没有了私欲，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因私欲膨胀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最终加害于每个社会成员，使他们最初追求的欲望不能满足，因此欲望才要加以限制。如果把欲望从根本上取消掉了，还有什么目标要去追求呢？但精神满足归根究底离不开物质满足，为革命牺牲是一种精神满足，那是因为自己的牺牲能使别人得以物质满足。如果一切的人都无求于物质满足，精神满足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物质欲望不断被更多更好地满足的过程。而今继续寄希望于劝人放弃物质欲望来达到社会大治的人，不妨回顾一下历史的总趋势。
专门利人毫不利己，从动机来看当然是高尚的。然而从效果看，提倡这种行为并不能达到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目的，因为这种行为提供了另一批人白占便宜的机会，从客观上鼓励了另一批人的道德沦丧。如果全国大多数人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其余少数人正好可以肆无忌惮地膨胀其私欲。所以损己利人的原则决不可用来作为制度设计的前提，只有当人与人处于不对称地位时，这种道德原则才有必要，例如富人和穷人，强者和弱者，处于危急情况下和不处于这种情况的人，这才能使社会福利有效的增加，社会更协调地发展。然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能成为普遍适用的制度原则。
交换能产生正和结局，已如前所述，是由于各方发挥相对优势的缘故。谁具有某种产品的生产优势，这是通过价格竞争来选拔的，不是任何人钦定的。所以公平竞争是一个必要条件，但这个条件等价于交换双方必须平等和自愿，只是附加要求交换信息的充分流通。交换双方如果地位不平等，一方可以控制另一方，则交换或许不会发生，因为特权一方不必通过交换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或者交换使一方受损，因为他没有退出交换的自由，此时虽然有交换发生，实际上只是改头换面的剥夺，官商结合就是这种不平等交换的典型例子。在交换发展过程初期往往有特权阶级的参与，因而破坏了交换的名声，使得大大有益于全社会的交换被群众抵制。此外，即使是没有特权的一方也常试图用欺骗手段牟利。这些都阻碍了交换制度的顺利建立。
地位平等和选择自由不仅是交换中人的应有权利，它具有更广泛更多的含义，这就是人权，当今各国中人权较好地受尊重的国家交换也比较发达，这并非巧合。然而在古代，普遍认为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是互相冲突的。要保持社会秩序，必须对个人自由加以限制。由谁来限制？由社会中有权威的人士。所以社会必须分为受治于人者及治人者；劳力者与劳心者；小人与君子；或者奴隶与贵族。无论东方哲人孔子或西方哲人柏拉图，费尽心智也没有能设计出一个人人平等而且有秩序的社会。孔子的道德观具有永恒的价值，但他的道德观不需要人权的支持，换言之，在人与人不平等，一部分人享有特权的社会中，可以用他提倡的教化来使人人都安居乐业。但是可悲之处也正在此，用忽视一部分人的利益的方法去保证社会秩序，这个秩序未必能长久维持。中国两千多年中发生的无数次农民起义说明了这一点。如何安排一个既有人权保障又有社会秩序的人际关系，是向人类社会提出的最严重的挑战。到目前为止民主和法治认为是最接近于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几个世纪的内部调整，大体上做到了社会权力的平稳接交和公民权利的受尊重。然而利益集团对政治施加影响，使真理被歪曲，事实被掩盖，丑闻不断发生，更不用说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长远措施极难贯彻。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样的社会制度不是一个理想的制度。可是出路何在？没有人知道。幸而人类的智力还没有穷尽，只要人民的智力不被窒息，希望总归是有的。
一个国家的经济要能增长发展，有两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全体成员有干劲，懒洋洋的人不可能有增长。二是百姓的干劲要用在正确的地方。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干劲是有的，但用错了地方，最后导致失败。干劲既可出于自利的动机，也可出自建设祖国，或为公的动机。有人认为为公的动机不可能持久，并举中国、苏联的经验为证。但我认为为公的动机激发人们苦干，如果苦干的事实能回报给全体百姓，且每个人相信别人也在无偿地为公工作，则这种动机可以持久。从长期来看中苏等国经济发展受阻的原因，恰是不能保证干劲用在正确的地方，或者说，为公的动机不能保证上面第二个经济增长的条件一定能满足。这里要用到微观经济学中极重要的一条理论，即均衡价格系是唯一能引导资源最佳配置的信息系统，而均衡价格是这样形成的：出于自利的消费者在市场上寻求索价最低的供应者；出于自利的生产者在市场上寻求出价最高的需求者，在竞争条件下达成的成交价格就是均衡价。没有出于自利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就无法形成均衡价格。苏联和中国的经验都证明，在计划经济的初期经济发展是比较成功的，因为当时的价格继承了原有的市场价格，它很接近于均衡价格。在经济获得最初增长之后，价格必须作出相应调整，以继续引导资源在新情况下的合理流向。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得主（1971）库兹涅茨在研究各国经济增长的实绩后得到的六点结论之一就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必伴有相对价格的剧烈变动。在一切"为公"的经济中，价格被视为无足轻重，而且常常固定不动。结果计划人员失去了衡量效益的依据，使经济陷入日益严重的混乱：经济结构扭曲，虽然每年都有巨额投资但长期短缺的产品始终调整不上来，该进口的产品在出口、积压的产品越产越多。这种缺乏效率的现象并非计划人员的低能，而是失去了一切计算效益的根据，即一套正确的价格。其根本原因正是大家都为公，不在价格上计较，无法形成一套均衡价格。
前面论证了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时道德观念必须作相应的调整，要承认人追求自身的利益是正当的，合乎道德的。这种道德观与传统道德观（德行必须是克制自利）相比，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历史越悠久，传统文化的根底越深厚，完成这个转折也越困难。而且在转折中还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私欲膨胀，把传统道德中应继承和发扬的部分统统反掉了。自利的行为是正当的，但有其严格的界限，即不能影响别人的自利。这是显而易见的，几乎用不着任何解释，可是在从传统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大规模地发生欺骗，毁约，假冒、贪污，这差不多已成为规律。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市场经济要求肯定交换中的自利动机，人们在改造传统伦理观时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克制自利的观念统统加以否定。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要区别市场运行和市场规则。市场运行是由自利的动机所驱动，而市场规则则不能靠自利的动机去维护。放松市场管制（Deregulate）是指市场运行应该自由，而市场规则却是丝毫不能放松的。一些经济在改革过程中引进了市场机制，由于没有正确区别市场运行和市场规则，发生了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令人担忧的倾向。于是一些学者和政治家惊叹人心不古，甚至谴责商人的追求利润，咒骂金钱的万恶，恨不得回复到古朴的自然经济时代。殊不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旧可以保持一个很高的道德水平，做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尤其重要的是交换活动中的守信和诚实。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经济纠纷很少，交易成本极低，资源流向合理，经济效率极高。一些经济发达的富裕国家已经出现了这种变化的开端，也许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这一变化进展得似乎并不很顺利。可见不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研究伦理观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近年来出现的全球性环境问题，更使这一问题变得具有紧迫性，因为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不可能是每个国家、企业、个人追求自利的结果，而只能基于共同的责任感。它类似于市场规则的维护，但又不尽相同，我们需要更多的知识，包括道德演进的方向，决定道德观念强弱的因素，对于非道德行为的对策，道德与传统文化及科学发展的相互作用，新道德规范与人权及法律的关系。我想这是向各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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