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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本需求规律
首先从历史上来看。经济学家将消费资料分为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在商品经济刚刚开始的远古时代，虽然生产率远没有达到现代的高度，但并不妨碍一些人占有大量的财富。这与现代一些人通过高生产率的劳动或高效率的经营占有大量财富在结果上是一样的。远古时代的富人怎样使用他们的财富呢？尽管作为货币财富，或者说作为财富的抽象形式即货币形式的财富，它们在质上都是没有区别的，均一的。但在它的具体运用上，亦即物质财富，它们是有很大区别的。好多经济学家迷惑不解，为什么象珠宝之类的商品，饥不能食，寒不能衣，又不能象住房那样可以遮风避雨，其价值却比象生活必需品之类的商品大得多。人们用劳动价值论去解释这种现象，又用供求规律去解释这种现象。应该说两种解释都有道理，似乎还应该说两种解释都不完全。之所以这样说，我们还是举一个故事来说明。
据说是有一年发大水，洪水滔天。一个怀揣金银财富的地主和一个怀揣窝窝头的农民侥幸爬上了一棵大树，然而不幸的是洪水持续数日而不退。地主老财欲用大把的金银换窝窝头而不可得，最后幸存者仅农民而已。平时同样数量的金银大约可以买供好多年食用的粮食，然而这时连几个窝窝头的都不值。
无疑这是非常情况，所以劳动价值规律失效并不奇怪。然而，这里仅仅用供求规律也是不能完全解释的。因为固然窝窝头对老财是稀缺的，而金银对农民来说也是稀缺的。所以，这里似乎应该有一个基本需求规律，人们只能在他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后，才能去追求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而且这个基本需求规律的作用实际上是贯穿于整个经济过程中，只是由于在经济运行正常时，没有到普遍危及到人们对基本需求的满足，所以人们平时并不觉得它特别重要。然而它应该是一切经济规律正常发生作用的前提和条件。没有这个正常的前提和条件，一切经济规律都不可能正常发挥作用，或只能扭曲的发生作用。
基本需求是指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产品和服务。
基本需求规律是指社会产品供给中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的供求平衡与否是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基础经济条件。基本需求规律是价值规律作用的基础。价值规律或供求规律只有在社会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才可能正常地发挥作用。
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主要是人们衣、食、住、行方面的产品和服务。
在这个供需比例关系中，需求是主导方面。而作为主导方面的人们的衣、食、住、行方面的需求，可以客观地分为实际需要和能力需要两个方面。所谓实际需要是指一国经济社会的成员基本生活需要的客观水平，它不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它可能没有相应的支付能力，或者说是在市场经济领域运行的前提下没有相应的支付能力的需求。尽管没有可以量度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但这种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应该具有一定的标准水平。这个标准水平既可以用经济社会的总供给量来衡量，也可以用按人口平均的个人需求量来衡量。但最重要的是，衡量它的标准不仅是价值尺度的而且是具有物质尺度的，即它还有使用价值方面的标准。反映在经济领域，它就具有产业构成方面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在属于非市场经济领域的第四产业的运行和向第四产业的资源配置上，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根据这个指导作用，第四产业要做到将没有支付能力的社会对基本生活资料的需求通过由政府主导的第四产业的运作转化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一旦通过第四产业的运作有效地将社会需要转化为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社会经济就将得到一个没有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平稳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整个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才可能真正得到实现。即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不但在总量上而且在构成上都是呈动态的均衡状态。
只有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不但在总量上而且在构成上都处于均衡状态，社会经济才可能真正谈到均衡的发展，而只有均衡发展的经济，才有可能避免恶性的生产过剩即经济危机、或者说有危害性的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使经济得到真正有效的增长。
１、基本消费需要和高消费需要
将社会需要分为基本消费需求和高消费需求，这并不是新鲜说法。这里将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衣、食、往、行等方面的产品和服务规定为基本消费需要，将人们在满足为基本消费需要的基础上在更高层次上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规定为非基本消费需求或高消费需求。高消费是中国流行的一个名词，大意用来批评某些人的超前消费和官员的挥霍浪费。这里借用过来，与原意也许有不符之处。
对个人而言，这种基本需求包括他和他的家庭的生存对资料和服务的需要。这种需要对个人的生存是完全必要的。这些需要得到满足的家庭或个人，应该大致能够足衣足食，安居乐业：有工作，有住房，每年都能添置几身新衣，膳食的热量结构能够充分满足身体发育的要求，日用品和必要的家俱家电（如电视机、洗衣机、冰箱）
都是有的，其子女至少能受到充分的义务教育，能够得到必要的医疗保健服务。
对个人或家庭而言，超过基本消费需要的那部分消费需求，对个人的生存并不是绝对必要的。换句话说，这个个人或家庭即使没有这部分消费，也不会使他的生存受到任何影响。如果说基本需求是老农的窝窝头，高消费需求就是老财的金银财宝。
对一件衣服来说，100元是基本需求，1000元就是高消费需求。
因此，作为高消费需求，主要是指高水平的生活质量方面及社交方面有助于提高其社会地位的消费取向：如食用更为精细的和更为稀缺的因而价格更为昂贵的食品，享用高级的补品、减肥药和化妆品，拥有价值昂贵的珠宝玉器，拥有华而不实的健身器材，穿着更为入时因而衣料做工更为昂贵，享用高级的家电和视听器材，住更大的和装修更豪华的住宅，使用作工精细选料上乘的家俱，出行则有私家车，进出高级餐厅和娱乐场所，定期或不定期的旅游和度假，雇佣服务人员，拥有郊外的别墅，为子女支付费用高昂的学业深造和出国留学等。
应该说，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经过工业革命到现代经济社会，总的说来已经创造出可以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的技术手段和技术能力。如果说，人类大家庭至今还有相当大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那多半不是技术手段和技术能力的不足，而在于政治、社会和经济诸方面问题的存在。
对于生产率高的生产主体，其所获得的收入所体现的价值必然超过自身基本需要的份额很多。但是我们可以认为，他收入中的一部分，是必须用于自身的基本需求的，是必不可少的。其余的超过自身基本需求部分的，是用于高消费需求的。要指出的也许是，不是用于当前消费的基本需求的部分如考虑到退休以后的生活需要而作的储蓄或投资，原则上也应归于基本需求。因为从整个社会而言，总是老年人和年轻人并存，因而当前的整个社会的基本需求就已经包括了现在的老年人以前通过储蓄和投资（包括社会保险）推迟了的而现在得以实现的对基本资料和服务的消费。从而可以不必将现在的工作者为未来的基本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储蓄和投资计算入现在的社会成员对基本生活需要的消费之中。另外，作为具有公共消费性质的相当多的公共产业，有些是非常大型的，也是属于基本需求范畴的。
上面说超过自身基本需要部分的，是属于高消费需求的。然而高消费需求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其中，如矿泉水、龟鳖丸、减肥药、高级化妆品这一类固然是；私人轿车、健身器具、若干家用电器也可以说是；旅游观光、卡拉OK、海鲜大酒楼、五星级饭店也都是；另外传统的奢侈品如金银、珠宝、首饰则是不待言的了。如果仔细的考虑其用途，我们会发现，很难确定这些用品和服务的真正有用性，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观念，对它们有用性的评价极不相同。
当然，这些物品和服务和任何商品和服务一样，也具有它们的市场价格。无疑，人们为此付出了劳动，消耗了资源，因而它们同样具有一般商品和服务所具有的内在的价值。但他们往往具有比较基本需要品相比更为高昂的价值，虽然也许在斛米万钱的大饥荒之年，这些东西可能一钱不值。同样比如一瓶矿泉水，市场零售价2.5元，而这相当于两斤大米的价格。这对于月收入1000元的城市居民而言，也不算太贵；然而对年收入2000元以下的农村居民来说，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认为那矿泉水就值2斤大米钱，他也决不会认为在卡拉OK歌厅唱一支歌就要4斤大米钱是值得的。
农民的感觉无疑是对的，然而在迄今为止的市场经济发展史中，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导致的价格决定和资源配置就是引导经济一步一步地向这个方向发展，而且可以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事实上，人们在支配超过其基本需求的经济收入时，往往具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
对其消费指向的价值评价与其说着重于其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在统一，勿宁说更着重于对其价值的个人的或社会群体的主观评价。当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社会生产集中在社会的一部分人的手中时，根据市场分配规律，财富的分配也相应集中在同样的一部分人的手里（当然，用政治手段也可以使社会财富的分配集中在少部分人的手里，事实上，在迄今为止的阶级社会里，政治手段从来就是获得大量财富的重要手段）。然而，其超过其个体基本需要的资料和服务价值以上的收入部分，他必须用来交换或购买其它东西，假设如果没有其它可以购买的物品，他就用来购买或雇佣人。红楼梦里贾政所拥有的大观园里的一切好东西，以及大观园里那一大群下人：
管家、老妈子、小厮、丫环、戏子和清客，就是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消费方式。
但这实际上是财富过分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社会形态的一种分配方式，通过大观园里的那一大堆华而不实的东西，使一大群工匠和下人的基本需求得到了一定的满足。
2、基本消费需求的经济意义
人们的基本消费需求的满足对于人们是非常重要的。用经济学界分析用的需求弹性概念来衡量，无疑，人们的这一类需求的弹性是最小的。人们如果收入减少，首先削减的不是基本消费需求，而是其它的高消费需求或储蓄和投资。
应该说，作为一个健全的经济社会，其首先要配置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领域，就是与人们基本消费需求有关的产业部门。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对其他生产领域的资源的配置。因此，确定一国基本消费需要的量或度，以及该国人们的基本消费需求的满足程度，就是衡量一国的经济结构是否合理和经济制度是否健全的基础标准。一国经济如果能够提供极大量的产品和服务，其满足社会基本需求的供给却严重不足，我们当然不能认为这样的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是合理的。而同样，如果该国的经济能够提供足够的满足基本需求的供给，然而其居民却没有足够的购买能力使自己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同样也不能认为这样的经济制度或机制是健全的。
然而在一国经济运行中，作为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健全的经济社会，上述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大致是，如果其经济机制能够造成人们普遍的对基本消费的有效需求，其产业结构自然会趋于合理。从而其由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造成的各种问题自然会趋于平和，从而社会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普遍繁荣。
然而，所谓基本需求规律比较价值规律或供求规律而言，其作用的形式或作用的范围，则更具有间接性或社会性。其强行为自己的作用开辟道路的形式往往是政治性的，往往表现为政治斗争。当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三十年代那种危机时代，最重要的就是劳动者用以满足基本需求的收入被压到了最低，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于是经济上表现为大萧条、大衰退，政治上表现为阶级矛盾激化和阶级斗争的政治化。
人们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要想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自觉的运用这一经济规律服务于经济发展时，也往往要通过政治性的产业形式，即第四产业的形式。因此，其运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主观形式，或者说是政府行为。因此，政府的性质与政府对这一规律的认识程度，往往是规律能否得以运用的前提。而当政府不能自觉运用这一规律时，轻则表现为经济不能均衡有效的发展，重则引发政治对抗和斗争。这一基本经济规律可能通过政治斗争的形式来造就新的政府，或政府新的政策，从而便这一基本需求规律得以贯彻。因此，我们说它是客观的经济规律，就是指它终究要为自己开辟道路，最终求得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得到最大可能的满足。可以说，只要还有人群处于基本需求不能满足的状态，天下便最终不能安定。
3、高消费需求的经济意义
上述提供高消费品的这些产业领域的出现，是在市场机制条件下，符合市场机制要求的对基本需要品的重要分配形式。
因此，在财富过分集中到部分人的社会形态（现代社会主要是通过高效率生产的集中和高效率的经营造成的），有别于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物品和服务的产业，是纠正市场分配（主要是基本需求的分配）不均的重要手段。因为市场经济社会不能将高效的生产只需要的少数人与人们普遍的需要工作就业才能生存这个矛盾统一起来，所以只能通过发展非基本需求的生产领域来解决这一矛盾。是的，600ml的瓶装矿泉水确实不能与2斤大米的使用价值给人们所带来的满足相比较，然而，他在日常开支以外还剩下1000元，偶尔买一瓶矿泉水来喝或者每月花500元在美容院就不是什么问题。至于人们创造什么方式使用或消费他的剩余收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容院的技师的劳动，大观园里下人的劳动，乃至所有服务业的劳动，都成为了生产劳动，即至少获得基本需求的满足的劳动。所以，现代第三产业的发展，既是现代经济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的结果，同时也是现代经济社会所创造的一种符合市场机制要求的分配形式。然而也许更重要的是，生产领域的扩大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即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华而不实的物品和服务的存在和发展，也许能使人们最终摆脱那种普遍性的大饥荒。这或者是因为它们的存在促进了生产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用全部精力和全部技术手段去搞基本需求的生产，也许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就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当人们遵从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去从事非基本需求的生产时，由于新开辟的生产部门和生产领域带来的需求的扩大，会改变或者抵消边际投资效率递减规律的作用。是的，在一个生产门类和生产领域一定的经济社会里，在一个其需求深度和广度都是有限的经济形态中，当你持续向某一生产部门进行投资的时候，仅仅由于供求规律的作用，你的投资收益会越来越低。当人们持续地向所有的生产领域投资时，所有的产业的投资收益都会越来越低，这就是所谓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这将挫伤投资者的积极性，必不可免的使经济的发展趋于停滞。然而，消费领域的扩大带来的生产领域的扩大能有效的避免上述趋势。
当社会生产由比如社会的四分之一的劳动成员进行即可满足全社会的社会需求时，社会可以有几个可能：1，让全社会的劳动成员都参加生产劳动，同时将劳动时间缩短到原来的四分之一；2，按照效率原则，由幸运的四分之一的劳动人口进行生产，同时按照"按劳分配"原则，这四分之一的劳动者得到相当于全部社会总产品的劳动报酬，这种报酬一般表现为货币。按照"不劳动不得食"的原则，这将要造成的是这个社会四分之三的人生活无着；3，为了不让四分之三的人饿死，人们组织政府，由政府向参加生产的四分之一的人征税，用以发放救济金；4，发展其它高消费产业，让人们用高消费的产品和服务来换取基本生活品。
这实际上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与生产的无限盲目扩大的矛盾在经济上的反映，在市场机制范畴内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很难的。然而消费性的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这首先可以归结为扩大社会需求的要求。为了扩大社会需求，凯恩斯主张高消费。
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喜欢奢侈浪费，那个国家的生产发展和文化程度一定很高。
现代人不如古埃及人幸福，因为他们有两种活动：建筑金字塔和寻找贵金属；现代人不如中世纪人，因为他们修建了礼拜堂。这种思想，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古代也有类似思想。成书于汉代的《管子》的《侈靡篇》中，就主张有钱的人木柴要精雕细刻后再用来作饭取暖，鸡蛋要彩笔精绘过后再用来煮食。无非也是想要通过高消费来扩大社会需求，从而带动就业。
是不是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认识社会经济。假设一个社会有四个人，他们每人的全部消费需要就是一个鸡蛋。其物质生产水平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高度，其中的一个人已经能够生产全社会的总的基本的消费需求：四个鸡蛋,当然是煮熟的即食品。
现在的问题是，按照效率原则，这四个鸡蛋应该由一个人生产；按照按劳分配原则，整个社会的财富都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再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其它三人应该拿出等价物换取鸡蛋，他们当然是拿不出的；于是，问题就出来了：有效需求不足，其他三人无权消费鸡蛋，他们是否应该存在于这个社会是要打个问号的；供给过剩，生产者消费不了所有四个鸡蛋，他只需要一个鸡蛋，因此按照价值规律，所有四个鸡蛋只相当于一个鸡蛋的价值，其余三个鸡蛋都是没有办法实现其价值的产品，因此他只应该生产一个鸡蛋。而其他人为了生存，也只得各自去生产自己的鸡蛋。于是，社会又回到了它的原始生产力状态。
现在不同了，其中一个人情急生智，编出了一套理论，说是每天吃白水鸡蛋的生活没水平，应该享用画上五颜六色的彩画，然后用精雕细刻的木柴煮熟的鸡蛋，才是现代生活的水准。于是整个社会的分工就出来了，那位生产鸡蛋的先生不再发愁鸡蛋吃不完了，眉开眼笑的生产出了四个鸡蛋；其中一位能把四个鸡蛋都画上非常艺术非常现代非常抽象的彩画；另一位能把煮蛋所需要的木柴雕刻成精美绝伦的艺术品；最后那位编出现代理论的先生，则负责组织这种大家都有利的交换的实现。因为画家和雕刻家，最初并没有物品去换来作为生产资料的鸡蛋和木柴，理论家又发明了一种可以和任何物品交换的叫等价物的东西，借给两位艺术家，以便二位用以先行换回所需的资料。当然，不是白借的，归还时的等价物必须多出借出数量的一定比例。因此，他理所当然地用多出的等价物换回一份用雕刻精美的木柴煮熟的彩画鸡蛋。
现在，人们已经觉得白水鸡蛋粗粝难食，难于下咽了。这样，因为大家的产品和劳务都是为社会需要的，所以按照价值规律，每个人的劳动成果都具有和四个白水鸡蛋同等的价值。整个四人社会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原来的四倍，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
这就是开辟新的生产领域带来的社会经济的进步，在新兴的生产部门，资本边际效率先是递增的，而且它反过来促使传统生产部门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或减缓了资本边际效率递减。
事情还没有完，理论家一天突然悲从中来，想起他死去的前辈没有过上这样美妙的现代生活实在是太可怜了，应该想办法让他们也过一点这样的生活，那怕是象征性的也好。于是他请雕刻家用其它材料雕成鸡蛋和木柴的样子，再请画家绘上彩画，用来祭奠他的先人，寄托一点哀思。二位艺术家从艺多年，技艺一精，空闲时间也就多了，且理论家德高望重，也就乐得从命。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理论家付给了二位艺术家等价物，他当然不缺等价物。此风一长，大家都学他的样子。于是一天早上，理论家惊异的发现，四人社会的生产又增长了。
4、价值规律作用的市场形式
供求规律要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保持平衡关系，为了达到这种平衡关系，价值规律在现代社会发展出了自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种形式，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当社会从短缺经济发展为过剩经济时，当发生了生产过剩时，生产实际上被转化为消费。即大量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被废弃，这时的生产实际上相当于没有生产出有价值的商品的消费过程，而被纯消费掉了。这无疑是一种最糟糕的浪费性的消费，即没有实现有用消费效果的消费。大量过剩的生产能力所耗费的资源没有用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被无端地浪费掉了；而当有效需求不足时，市场经济又将消费转化为生产性产业，即消费性的产业成了赚钱的生意，以扩大消费总量。这时发展出来的产业，本身是一种消费过程。如服务业中的娱乐业、旅游业。这种消费性的产业的消费过程完全遵循马克思所提示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过程，购买供消费用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在其从业人员的劳动过程中，将消费过程直接提供顾客，以此与顾客的货币作交换。这时的消费过程，已被改造成了生产过程，即生产剩余价值的扩大再生产的过程。
由生产转化为消费，是一种最昂贵的消费。人们化钱买了那么多机器，建了那么多厂房，结果由于市场太小而不能赚钱，使投向该产业的资源没有起到生产的作用，事实上只是一种扩大总需求量的消费行为。这种过程的结果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供需失衡的矛盾，显然只是一种相当于削足适履的治标的方法，由此而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不少。经济危机就是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而将消费转化为生产，这是有别于凯恩斯的政策手段扩大总需求而用市场的方法扩大总需求的一种有效的手段。以一家饭店而言，他的设施齐全的房间、各种用品以及服务人员的服务都是供旅客消费的消费品和劳务。对经营者来说，这是生产，因为他由此获得了利润。而对整个社会而言，这实际上只能归纳为消费活动。与此类似的还有如美容、健身、餐饮等等，在自己家里辟出一个房间，购回相应的器具、用品、材料，还可以按钟点雇回一个熟练的技工，就可以得到与市场上提供的相似的消费享受。但这时，任何经济学都不会认为这不是消费。因此，这种消费性产业可以理解为经营者组织许多素不相识的顾客在一段时间里对上述商品和劳务的共同消费，因为单个消费者虽然有钱，自行进行这类消费在经济上无疑是不合算的。
而成为产业性的消费，对经营者和消费者来说，都是合算的。前者得到了经营收入和利润，后者得到了经济实惠的享受。
而对整个社会而言，一，消费领域扩大了；二，从而生产领域扩大了；三，社会总产品中由于供大于求的作用而不能实现的价值或剩余价值以非生产性的经营者的利润形式得到充分的实现；四，在消费性的产业中就业人员的劳动价值得到实现。
这是社会化的一种趋势，即消费的社会化和集中化。这是生产力的发展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又一种形式。在工业化初期，由于处于短缺经济状态，生产力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形式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的高度集中，这时尽管有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但从整体上和长时期来看，社会仍然处于短缺的经济特征，因为这时的生产过剩只是相对的；但到了战后，到了所谓后工业化时代，西方经济从整体上处于过剩状态，消费不足或者说有效需求不足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这时生产力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形式则是消费的集中和社会化，即把消费活动的产业化。
这是在市场经济领域中，价值规律对供给和需求平衡的调整，可以采取的又一种形式。作为前提条件，消费者必须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外，尚有较高的收入。在血汗工资制度下或低工资制度下，这种调整方法是受到限制的。所以，消费性产业的发展，只是近些年来伴随着有较高收入中产阶级的扩大而逐步成长起来的。
用生产的方式进行消费，或者说，使消费具有生产的形式，是资本主义方式的一种重大发展。反映在产业形式上，就是第三产业在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在经济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它的发展，使得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之一，即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的相对缩小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是在市场经济领域范围内采取的市场产业的形式。这样，一方面，发达国家占人口很大比例的中产阶级所拥有的收入──不但是必要收入而且是剩余收入，──一方面得到了进行更高层次的消费的领域而且有了更广阔的投资的领域。这种把消费转化为投资赚钱的产业形式，不但极大的扩展了消费需求，而且将资本主义生产以赚钱为目的的绝对规律运用于消费，使消费性产业的扩展有了最大的动力。由此使资本主义基本规律的存在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从而使资本主义有可能在其基本框架内克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5、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
按劳分配规律和按需分配规律无疑是社会主义的两个最激动人心的经济规律。不要说，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按需分配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经济规律。应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任何一阶段，都有同时存在这两个规律作用的条件。只是它们存在的领域和范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分别。
下面是马克思关于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一段最著名的论述：
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末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
现在从它里面应该扣除：
第一，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部分。
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里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现有的资料和力量来确定，部分的应当根据概率论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根据公平原则无论如何是不能计算的。
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它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
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
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
和现代社会相比，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
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
和现代社会比较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
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
只有现在，……，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个别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
正如"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一语消失了一样，"劳动所得"一语现在也在整个的消失。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意模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的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正好领回它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份。他从社会里面领和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了。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上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象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象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作是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它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
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该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
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见于《哥达纲领批判》里的这一段论述，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最详尽的论述。我们不能要求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就提出完全可行的社会主义分配关系来。
但无疑，正是马克思的这一段话，造就了一个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一个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经济规律。如果我们把现在作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把共产主义作为二百年以后的社会经济形式，那末我们似乎就没有理由跨越时代去谈论二百年以后才有可能实现的按需分配。
但上述说法似乎带有形而上学的意味。无疑，即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都可能同时存在。尽管在市场经济中的按劳分配所取的形式还是商品货币形式，而按需分配可能只能存在于某些满足基本社会需求的经济领域。在一定意义上说，在市场经济领域，按劳分配是普遍存在的，尽管这种按劳分配还是存在于平均数之中；而在非市场经济领域，在很多方面，尤其是满足人们基本需求方面，都应该而且往往必须有一定意义上的按需分配存在。
如果我们做上述的理解，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向高级阶段发展时，要表现的就是两个不同的经济领域的内容和形式通过质和量的不同变化反映出来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我们就不必去对我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去作定性的讨论，以决定应该适用什么样的分配规律。而应该由现实的经济发展内在的要求去决定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分配形式。
6、就业问题
问题实际上归结到就业上来了。极端地说，如果社会的消费需要只用四分之一的人就生产出来了，而且社会收入也就在这四分之一的人中间分配。显然，谁有幸挤入生产领域，谁就得到了生存的权利，过幸福生活的权利。显然，这样的社会和这样的分配格局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被排斥在生产过程从而分配过程的那四分之三的人不会答应。如果非要维持这样的生产和分配格局，那么谁有权利成为那四分之一的幸运者呢？这显然要通过经济以外的标准来加以确定。
我们说上述极端情况是不存在的，但没有进行生产劳动就没有生活来源这一事实是存在在的。在西方发达国家，总有百分之几或十几的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的状况；在中国，剩余劳动力也是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城市的失业者应该有几百万，而在落后的农村，由于生产手段的不足，实际上相当于失业的劳动力应该是有一亿人之多。这些没有工作的劳动者实际上被程度不同的排斥在经济社会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从而程度不同的使其基本的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
我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有权得到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在现代的技术条件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应该有能力或者通过持续发展这种能力为全社会提供足够的基本消费需求品，从而使全体社会成员告别贫困。这应该是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的基本涵义之一。我们知道，邓小平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涵义，这个涵义是市场经济领域的。而全体人民的普遍富裕，则应该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另一个和更为基本的涵义，在中国，这个涵义在很大程度上将是非市场经济领域的。
要在市场经济领域范围内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并不容易。然而，提供高消费需求品的产业的存在的发展可以使上述问题得到一定的解决。
我们在这里引用一段中国古代理财家管仲先生的话，作为一个引子，借以说明上述问题。《管子》《轻重篇》曰："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必有五年之余，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管仲是中国春秋时代齐国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当时他的政治地位大约相当于现代中国的总理或美国的国务卿。学问家说他并不著书，《管子》据说是后人托他的名义作的，这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他也许不是书作者，然而，他是首开先河的实践者，是中国古代最著名最成功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则是没有疑问的。《轻重篇》讲的就是国家通过控制商品流通、生产和消费诸环节以求得经济均衡发展的学问。上面引述的话的大意是：
国家要根据物价的高低变化，来决定调节经济的政策。大抵每10年会有5年粮食丰收，5年歉收或平收。丰年粮食供给多，则物价低，政府要用没有实际使用价值的金银将多余的约30％的粮食从民间那里收来储存起来。这样，国家就掌握了大量的粮食储备，同时也不会有粮食丰收农民收入反而减少的情况发生，从而人为的造成农业生产的下降。而当老百姓因为自然灾害的发生，粮食歉收而没有生活来源的时候，政府就要大兴土木，建造豪华的宫殿和带有观景台和歌舞场地的花园，利用储存的粮食作为工钱，大量雇佣穷得连家里的猪仔和看家的狗都杀了来充饥的贫民。这样，修建豪华的享乐设施，并不是为了单纯享受，而是为了求得经济平衡发展的一种国家政策。
大约凯恩斯先生并没有看过这样高论，否则他定要引当年的Mr.管仲为同道。因为他在他的大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这样写道：
例如人们宁肯接受通过政府举债的办法来办理失业救济，而不愿意政府负债投资于公益事业。仅仅是因为按照市场观念衡量，投资公益事业（以增加就业）的收益小于现行利率，所以人们觉得不合理不划算（然而政府负债作无偿的失业救济倒觉得合理了，划算了）。于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所有办法中，人们最能接受的，大约只有开采金矿了。虽然开采金矿，除了有耗费劳动力负效用外，并不能真正增加世界的真实财富。
假如财政部用旧瓶装满钞票，然后将其埋藏于废弃的煤矿中，再用废渣回填夯实。
然后把产钞区域的开采权出租给私人企业家，让私人企业雇佣工人把这些钞票再挖出来。如果真能这样，也就没有失业问题了。而且社会的真实所得与资本财富，也许比现在要大许多。当然（政府投资）大兴土木的办法要合理得多，但假如政府因为政治上的或其它实际困难不能制定这样的政策，采用上述对策也比无所作为要好。
这和现实世界中的所谓采金实际上没有多大区别。经验告诉我们，当黄金的埋藏深度适于开采时，则世界之真实财富急剧增加，但当可采之金甚少时，则财富的增长或停滞甚至下降。所以金矿对于世界文明有非常重要的贡献。正如从事战争，是政治家认为大量举债支出的唯一正当用途一样，开采金矿也是银行家认为不违背贷款原则的唯一活动。
……黄金供给的增加，也许可以促使利率下降。除此之外，如果我们没有既能增加就业，又能增加有用财富的其它办法，则开采金矿是非常切实的投资形式。……
上古埃及可称双重幸运，因为埃及有两种活动（建筑金字塔与寻找贵金属），其产出不能作人类实际消费的用途，所以不怕生产过剩。一定是由于这个缘故，上古埃及才如此之富。中古则造教堂，做道场。造两个金字塔，做两场道场，其利益自然比一个金字塔、一场道场加倍。但在伦敦和约克间修筑两条铁路则不然。现在我们变得合理了，我们把自己训练得像一个谨慎的理财家，为后世建造房屋时，会审慎考虑到加于后世的财政负担，所以我们已经没有简便的办法，可以逃避失业的痛苦。私人致富理财之道，运用于国家行为上，失业必然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凯恩斯先生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已经失去耐心已久了，这自然是题外话。他的由政府投资大兴土木乃至开采金矿和埋挖钞票以增加就业的想法，与管仲的修筑宫室台榭甚至画蛋雕柴以增加就业想法可谓异曲同工。我之所以大段摘录凯恩斯的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真实的反映了凯恩斯的思想脉络，那些什么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灵活偏好，什么乘数效应，还有那么多数学公式，则是不必深究的，因为那只是用来说服那些满脑子逻辑的经济学家同行的。因为在凯恩斯成书之前，罗斯福总统施行的新政里，已经有政府调控之类的政策措施付诸实施了。似乎有一位什么殖民者说过，如果你要说服土著部族首领修一条铁路，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他，这条铁路是通往他祖先所在的天堂的。在文明世界，要说服经济学家，似乎也得使用他们的语言。铁路修成了，凯恩斯主义被人们接受了，这终归都是好事。
管仲与凯恩斯相距二千多年，然而主张增加消费以扩大就业则是一致的。
这样我们可以认为，在社会财产分配不均的经济社会（市场经济就属于这样的经济社会），社会性的消费即中国的人们口中常说的高消费，是对基本消费品进行普遍分配的一种以产业形式存在的市场分配手段。这种分配手段不违背市场准则，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分配手段扩大就业范围，使财富的分配普遍化，是它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同样，这种分配手段还促进了生产向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发展，极大的增加了社会财富总量，使社会的大多数人享受到了以前梦想不到的富裕生活。
然而，这种分配手段不是缩小而是扩大贫富分化，而且不可能最终彻底达到充分就业和消除贫困的目的，这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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