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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新的科幻题材，一直是科幻作者的难题。科幻文学很大程度上是比赛创新的文学，写别人重复的题材，不要说读者，作者自己就觉得不好意思。而在题材上创新总难于在情节上创新，逼得许多科幻作者走上寻求荒诞怪异的路子。
为寻找科幻题材，大家想了不少办法。《科幻世界》以前有一个“点子拍卖行”的栏目，让读者提供题材。当然，这个栏目也是为了提高读者的参与意识。由于读者年纪较小，没有多少真正有价值的题材出现在这个栏目上。９８年出现了“奇想”栏目，与点子拍卖行一脉相承，但水平上和总体结构上要提高一块。据创办者唐风编辑说，他是想把这个栏目逐渐发展成硬科幻栏目，因此不光要注重参与性，也要注重参选题材的可行性。不过这种由读者提供的“题材点子”总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更多地是先有一个设想，然后再寻找科学解释，或者说是往科学知识上“套”。科学上的可行性差、“硬度”差。
目前，较有价值的题材选择工作表现出以下这些倾向。一，时间上从远到近的倾向：
“远科幻”、“近科幻”这两个词汇是今天的科幻爱好者不熟悉的。但在几十年前，它却是前苏联和中国科幻作者们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当时，这两个国家的科幻创作队伍多来自科普阵营，创作中严守即有的科学知识。后来发现相比之下，西方科幻作品的想象力要大胆得多，便认为科幻创作方面应该更远一些。“远科幻”、“近科幻”的概念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提出来的。
与中国科幻作者相反的是，西方科幻作者却在走一条越来越靠近现实的路子。科幻作者大凡进入成熟，总是不再愿意写那些银河帝国、时光机器之类过于玄虚的东西，而希望回过头来，写一写身边的事物。所以近些年来，这种仅仅从现实跨进一步的科幻小说流行起来。这里的现实，一是指现实的时空。如当代美国科幻作家米切尔·克莱顿的所有代表作，故事背景都是当代，也有具体地点。就连那个著名的“侏罗纪公园”在多米尼加的什么地方也写得很清楚。二是指现实的科学技术，在已经存在的最新科技成果上进行只跨前一步的想象，比如《侏罗纪公园》就是以当今古生物学知识为基础展开想象的。这种跨进一步的想象能扎根在扎实的资料基础上，反而能丰富小说的细节。并且这种小说里的想象也给人以相当的可信性。
实际上，科幻先驱凡尔纳喜爱选用的就是这种题材，凡尔纳貌似大胆的幻想，基本上都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与知识背景下进行“更大、更快、更强”的假设。直到威尔斯的作品出现后，科幻创作才放弃这种题材选择方式，采取了作者自行创意，再与科学挂勾的模式。近来出现的返回科学和现实的倾向可以是一种艺术本身螺旋上升的规律所致。
美籍罗马尼亚作家佩特鲁·波佩斯库于九十年代创作的科幻小说《接近亚当》正是这种“跨进一步”的作品。这部小说的时空背景非常明确：一九九五年的肯尼亚。当时由西方国家推行的民主化运动在这个国家里导致大规模动乱，这场动乱成了小说的基本背景。小说中那个野人出没的“马乌山脉”，一般的世界地图集上就可以看到。肯尼亚曾因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被视为非洲国家的代表。小说中对当代非洲国家社会发展和民族关系作了逼真而全面的描写，一点也没有白人至上主义的痕迹。而且这些描写并非横生枝节，都是与主要故事情节相联的。使人在阅读紧张的情节时自然了解了当代非洲的面貌。
小说中的科学知识非常丰富，又与探险性的情节结合得较好，通俗易懂。小说中一些科学细节，比如主人公用舌头舔化石以识别化石形成的年份；雄狮吃掉幼狮以便加入狮群等，除非对科学知识有相当了解，靠闭门造车是写不出来的。小说中科学界内部矛盾的刻划也细致入微，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家，什么是投机取巧、沽名钩誉之辈，读者在这部小说里能看到清清楚楚。这也是传统科幻中“科学怪人”之类的漫画式形象所不能比拟的。
在卡通电玩的影响下，中国科幻充满浮躁之气。严肃而又不失趣味的《接近亚当》应该是中国科幻作者学习的范本，也是帮助中国科幻迷了解世界科幻创作潮流的一部好教材。二，从神话式科学到现实科学的倾向。
值得一提的是，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界逐渐接受科幻艺术，两者之间的交流和接触日益增加，将真实生活中的科学研究工作写入科幻题材的尝试也在增加。与早期科幻作品中所谓“科学怪人”式的科学家和阴谋诡计式的科学研究相比，这些作品中科学工作更接近于现实。这是科幻艺术提高科学含量的重要表现。只是这种趋势在国内尚未开始。
这种趋势体现了在题材开发这个问题上总体思路的变化。以往科幻作者总是使用“外推法”，也就是先确定一个幻想性构思，然后再寻找它与现实科学之间的联系。由于确定构思的基础是为了方便叙事，所以在向内寻找科学根据时往往不成功或牵强附会。而目前内推法逐渐发展起来。所谓内推就是从科学发展的实际可能推广开来寻找创意。这需要对科学有相当的了解。
这里，我们把情况分成两个方面来谈。
(1)一些科幻作者本身是专业科学家，他可以把专业研究的成果转化成作品题材。这方面，国外的克拉克、卡尔·萨根，国内的潘家铮等是这一类型科幻作者的代表。随着科幻艺术影响的增加，越来越多的职业科学家将进入这个领域，他们会把科学界最新的前沿动态引入科幻创作，让科幻真正与科学的时代脉搏相吻合。而在以前相当长的时间内，科幻只是形式上走在科学发展前面。
(2) 如果科幻作者没有从事专业科学研究的可能，那么，他应该把精力放在研究某项科学成果的社会影响上。这里，既要求作者有广博的学识和阅历，又要求作者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尤其是后者，它对科幻作品本身能否把科学实践“神似”地反映出来关系很大。
由于大部分科幻作者都不可能从事职业科学活动，第二点对科幻作者更有价值。特别是目前不少科幻作者受过大学的专业化教育，他们更熟悉本专业的前沿课题。目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门类加在一起接近两千，且每个门类中都有不止一个前沿课题，从这里开发题材，可以大大丰富科幻艺术的“题材库存”。
目前的科研课题如果以其创作价值来衡量的话，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技术细节上都可行，只是没有实际操作的课题或设想，如可居三十万人的单体建筑，从青藏高原到天津入海的“朔天运河”、轨道太阳镜、喜玛拉雅山爆破峡谷、台湾海峡海底遂洞、冰山舰船、导弹舰等。其中也包括设计上可行，但现有技术条件不具备可行性的课题；或者技术上可行，但实际上不需要作的项目。另一类是从需求角度提出的课题，这些课题只讲人类文明发展中需要解决哪些问题，而不考虑现有条件是否可以达到这一点。
以上这两类课题都可以成为科幻小说的选题范围。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单个作者的时间精力十分有限，让他们从大量的资料堆中选择有关课题很是勉为其难。因此，科幻编辑和情报资料人员应该帮助他们去寻找合适题材，其中包括定期出版“新科技发展动态追踪资料汇编”等文件。三，对真正社会科学题材的重视。
在以往的科幻小说中，尽管有社会寓意的作品不少，但纯粹社会科学题材则不受重视。这与社会科学的严谨性与完备性无法与自然科学相比有关。不过随着社会科学的成熟，它在科幻作品里也逐渐留下了身影。美国行为科学创始人斯金纳的《沃尔登第二》就是其中的代表。同样以行为科学为基础的《发条橙》也是这方面的典范。《站在桑给巴尔岛》以人口危机为题材。还有个别作品涉及了开放性犯罪监禁的问题。在中文科幻小说中，出现过寥寥几篇纯粹社会科学题材的科幻小说。一是台湾作者叶言都的《高卡档案》。这部作品讨论了两性比例失衡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一是大陆作者郑军的《资产评估》，讨论了个人资产高度货币化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最近发表的郑军的《青色》，则讨论了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个体行为规律与整体社会规律之间的关系。不过这些作品都不成熟，影响也不大。
人们常常将探讨人性或社会问题的科幻作品误认为社会科学题材作品。其实，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并非一定与人性有关，象金融学就与人性扯不上什么关系。社会科学发展至今，早以形成严密的科学体系。象语言学，法学这些成熟的社会科学，掌握起来绝不比物理学容易，并非门外汉可以通过一两本入门小册子可觑全豹的。所以本文把社会科学幻想小说与自然科学幻想小说当成一种题材上的区别，而非形式上的区别。人们常把三大反乌托邦作品视为社会科幻的典范。其实这三部作品都是寓言性的科幻小说，与严谨的社会科学并不沾边。四，对传统题材的再开发
科幻创作与任何文艺类型一样，题材创新的潜力终归是有限的。不可能篇篇作品都有新的构思。所以挖掘传统题材的潜力也是科幻创作在处理题材问题上的一个主要手段。比如完稿于一九八四的日本科幻小说《银河英雄传奇》，就将传统的太空剧题材写到了恢宏精致的程度。情节含量与人物塑造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克莱顿的《侏罗纪公园》和《失落的世界》虽然继承了二十世纪初柯南道尔的题材，但加入了现代遗传学和动物行为学的内容。《卫斯理系列》中的许多故事都选自西方作者的科幻作品，但将它们很好地本土化，并在情节方面进行了加工。这些都是题材创新的实例。大陆青年科幻作者柳文杨将前苏联科幻小说作者德涅伯罗夫的短篇《蟹岛恶梦》的题材发展成长篇《神奇蚂蚁》，也取得了成功。
纯粹属于一个作者本身的，他人无法模仿的东西是作者的叙述习惯、写作风格。而题材一经作者构想出来，就有了独立性。很多科幻小说都由另外的作者写了续集。有一些科幻小说，比如凡尔纳、威尔斯的小说，后人们在原作者不知道的情况下写出续集。象克拉克这样的大作家则因为年老体衰，所以用出让冠名的方式，由他人去写其成名作品的续集。美国好莱坞传统上会给成功电影作品制作续集。出于新鲜感和实际条件的制约，相当一部分成功电影的续集，包括成功科幻片的续集都另找剧作家来创作。这些事例都说明了题材本身的独立性和再开发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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