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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童年》（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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鹫津矢 18 关于那天我们出了山洞之后的事，我本不想说。但是，如果不说，故事就缺乏连贯性，以后许多事情的发展就没有了前提，没有了因果关系。 在我的故事里，许多的人、许多的事，相互之间都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我认为，这世界上的所有事物本来就是互为因果，互为理由，不然，就没有存在的依据。当然，我不是凭空捏造，因为世界本来就是如此。 我之所以不想说，是因为那天我被山南那帮小子揍了一顿，尤其又当着冷虹的面，这的确是我的奇耻大辱。 为了我叙述得清楚，我首先要先介绍一下山南那帮小子。 炮台山，南临海湾，山坡上长满了茂密的松树。而对于我们山北的孩子来说，山南是个"禁区"，因为那里是海边养殖场孩子的地盘，他们经常在松林里砍柴，拾松塔，当作冬天取暖的烧材。几年来，山北和山南的孩子们为了争夺地盘，曾经在炮台山上发生过几次激烈的冲突，双方两败俱伤。最后，双方似乎形成一个默契：以山顶为界，山南归养殖场的孩子，山北归大院的孩子，互不侵犯。 从山洞里出来，我们发现已经站在山的南坡了。尽管有些忐忑不安，但四周寂静的山林让我们放松了警惕，何况大家实在是有些疲乏。 "累死了。"冷虹一屁股坐到山坡上，不愿意起来了。 有时候，疲乏是可以相互传染的。我们三三两两地席地而坐，手中的棍子也扔在一边。我们眺望着山下蔚蓝的大海，海面上，几只渔船在一行行养殖海带的筏子中间缓缓移动，就象一只只趴在网上的蜘蛛．．．．．． 蜘蛛结网，捕捉猎物。――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念头，让我感到很不舒服。哪里有些不对劲，我敏感地觉察到。 正在此时，身后响起几声吆喝： "不许动！" 刚才还悄无声息的松林里，窜出几个半大小子来，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手里拎着砍柴刀，为首的一个长得黑黢黢的矮个子，手里拿着两把火药枪，蜡封的枪口正对着我们――显然，里面已经上了火药和铁砂。 我们被吓呆了，甚至来不及反应，就稀里糊涂地成了山南孩子的俘虏。 "啊，原来是山北的小子。"黑矮子拎着火药枪，走到我们跟前，挨个儿打量我们，"怎么，敢闯老子的地盘，活腻了？" "嗨，别激动，我们只是路过。"大旗试图分辨。 "是啊，我们没有恶意的。"冷虹也帮腔。 "嗬，还带个妞儿。"黑矮子阴阳怪气地蹲在冷虹面前，用枪管挑起冷虹的下颌。冷虹下意识地往后挪了挪，惊恐地盯着他手中的火药枪。 "妈的，别碰她！"我跳了起来，想冲过去。这时，有人在后面猛踹我一脚，我一个趔趄，扑倒在地。 "都别动！"其余几个山南的小子用柴刀逼住大旗他们，使他们动弹不得。 黑矮子目露凶光，咬牙切齿地瞪着我："小子，在老子的地盘还想撒野，欠揍啊？" 说完，照我胸口狠狠踢来。我躲闪不及，被他踢了几脚，疼得我喘不过气，眼冒金星。 "不许欺负人！"冷虹扑了过来，用身子护住我，黑矮子的最后几脚就踢在冷虹背上。我听到她口里嘶嘶的吸凉气的声音，一定是很疼。我的心里有些发蒙，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妈的，看你下次还敢不敢犯横！"黑矮子用枪口点着我们几个，"再让我看见，让你们尝尝铁砂子的滋味。" "看什么看！不服啊？"黑矮子见我盯着他，恼羞成怒，枪口粗糙的铜管狠狠戳在我的鼻子上，我能觉出我的鼻子流出了血。 我鼻子一酸，眼里竟噙满了泪水，不由得低下头去，感到深深的羞耻。 "给我滚！"黑矮子咆哮着，在我的屁股上踢了一脚。 我拉起冷虹，和大旗他们退进山洞里。 冷虹由于恐惧而浑身颤抖，脸色煞白。我别过脸去，强忍住眼里的泪水。今天真是窝囊，特别是在冷虹面前丢人，让我抬不起头来。 "妈的，等着瞧！早晚跟你们算帐！"大旗回头冲洞口怒吼。 "砰――"一声枪响，震得我们的耳根直发麻。 我们转身向洞里拼命跑去。 洞口远远传来那帮小子的哄笑声．．．．．． 19 一连几天，我们几个都象霜打的茄子――蔫了。 尤其是我，见了冷虹低头就走。遭此打击，我的自尊心丧失殆尽。冷虹倒没什么，还主动跟我说话，夸我那天表现很勇敢。而我只有苦笑的份儿了。我自己最清楚，在面对枪口的那一刹那，我的内心其实是多么怯懦。 我陷于深深的自责而不能自拔。 一天，我在独自坐在操场边的双杠上发呆，狗剩凑到我面前。他磨磨叽叽地跟我解释那天他们不是见死不救，而是对方手里有家伙。我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了，不怨你们。他又说要是我们手里也有家伙，我们就不怕他们了。我忍无可忍了，说你这不是废话吗，还用你说，我们不是没有吗？ "嘿嘿，"狗剩暧昧地笑了，"没有――不――会做？" 我一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跳下双杠，推了他一把："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你会做枪还是咋的？" "我――不会，可有――人会。" "谁？" 狗剩盯着我，清晰干脆地吐出两个字： "红军。" 在大院的孩子们当中，我只知道建国手里有自制的火药枪。我曾亲眼看见建国和他的小兄弟们骑着自行车呼啸而过，风吹起衣襟，露出别在腰带上的火药枪――就是那种用铜管做枪膛、木头枪身、里面装填铁砂的枪。 传说有一次建国手下的人被外面的人打了，建国发誓要报仇。他把枪膛里的铁砂倒出，装进两根钉棺材的长钉子，封好枪口，就去寻找仇家。该着他的仇家命大，建国走到半路，自行车一颠，火药枪走火，两根钉子正好钉进他的脚背。建国躺了一个月才一瘸一拐地在大院露面，而他的仇家早已闻风而逃，不见踪影了。 据狗剩讲，建国做火药枪时，红军从头看到尾，记住了每一个细节。后来，红军自己也偷做了一把，还拿着上山打山鸡。 当晚，我和大旗他们几个凑在一起商量此事。 大旗兴奋得跃跃欲试："妈的，我去找红军，他敢说个不字，我就揍他狗娘养的。" "别冲动。"我制止他，"这事我们还真得好好合计合计。" 次日中午，趁红军一个人时，我们把他堵在操场边上的杨树林里。 "你们想干什么？"他充满敌意地问。我看到他眼里闪过一丝惊惶的神色，双拳紧握，好象随时准备和我们拼命。 "不干什么，和你说件事。"我搂住他的肩膀，作出一副亲热的样子。 "什么事？"他不解地看着我。 "前两天，我们上山，遇见山那边那帮养殖场的小子，他们说咱们大院的都是熊蛋包，让我们滚下山去，以后不许再上山。" "然后呢？"他平静地看着我。 "什么然后？没有然后。"我盯住他的眼睛，"我们就下山了。" "那你们就认了？就承认自己是熊蛋包了？"红军不相信地反问。 "不认又怎么样？" "和他们干呀！" "可是，"我盯着他一字一顿地说，"他们手里有枪。" 红军的眼里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得意之色，他慢吞吞地说："为什么告诉我这个？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好了，挑明了说吧，"大旗抢前一步，急不可耐地说，"你也是大院的，我们需要你帮忙。" 红军忍不住笑了。 我们两帮孩子在争斗了几年之后，终于在外来压力之下和解了。 红军答应帮我们做枪，而我们则不再与他为敌。红军成了我们当中的一员，他不再孤单。这是他帮助我们所得到的回报。 若干年后，回想起当年在学校杨树林里的这次"谈判"，已经成为"铁子"的大旗、红军、狗剩、马蛋他们几个，仍津津乐道，开心不已。 ――而我，已不是他们生活圈子里的人了…… 20 在红军的指导下，我们开始了做枪的准备工作，搜集所需的几样零部件――铜管、子弹壳上的打火帽、粗皮筋、大号钢丝、木头和火药。 钢丝和木头都好弄，家里都有。火药问题也不大，到土杂商店买一盘鞭炮，倒出里面的火药就可以了。皮筋费了点事，开始我让冷虹从她跳皮筋用的橡皮筋上给我剪下一段，说是要做弹弓。但红军说不行，弹力不够，必须是医院里注射时绑胳膊的那种胶皮管。这事只有小强能够办到了――他妈是工厂医院的护士长。子弹壳开始也找不到合适大小的，后来还是大旗领几个人跑到民兵实弹演习的靶场才找到。 最不好搞的铜管，却让狗剩轻易地解决了。那阵子学校正好组织我们"学工劳动"，每天都到工厂车间里义务劳动。一天，狗剩看到地上正好有一根铜管，他趁人不注意，抄起来顺势就掖到裤腰里。后来，那根铜管可解决了大问题，正好截成三段枪管。但在当时却苦了狗剩，害得他一天不敢弯腰，腰板挺的笔直。陈老师看了他好几眼，以为他病了，摸了好几把他的脑门。 马蛋则偷偷在地上划拉了一把铁砂子，揣到裤兜里。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我们的东风就是红军。 在我们众星捧月般的簇拥下，红军开始做枪了。他先用钢锯把铜管锯成三等分，把茬口锉平，再将三个子弹壳尾部的打火帽分别敲进铜管的一端，密封好，三个枪管就做好了。然后，把枪管固定到事先刻好的木质枪托上，装上钢丝作成的扳机和一头磨尖了的撞杆，套上胶皮套环。三只火药枪就做好了。 "这好使吗？"我们怀疑。 "没错！不信可以试试。" 试枪那天，我们几个躲在大旗家后院的羊圈里，把三只枪装好火药，填上铁砂，再用纸团和蜡封好枪口。吸取建国的经验教训，为防止枪走火，我们没有拉上撞杆。因为怕响声太大暴露目标，我们决定到山上试枪。 在山上，我们拉上撞杆，开始寻找目标。 突然，槐树林里飞起一只山鸡，我们嗷嗷叫着追了过去。我瞄准山鸡扣动扳机，"砰――"一声巨响，我的手臂震得一阵发麻，一股硝烟飘散，不知是因为枪里的火药量不够还是什么原因，铁砂射出去后缺乏力度，划了个弧线，连山鸡尾巴都没够着。其他两只枪情况也差不多，好不到哪儿去。 但这已经让我们十分兴奋了。 回到家之后，我们余兴未尽，又用旧自行车链条和钢丝做了两把打火柴棍的枪，每次装一根火柴，响声不大，只是凑个热闹。还用钢丝做了两把弹弓枪，专门打伊拉克枣核――我们学校旁边是白酒厂，院子里堆着伊拉克蜜枣，可能是酿酒的原料，我们经常从白酒厂偷枣吃，手里就有一大把枣核。后来听说伊拉克蜜枣带有肝炎病菌，我们就不敢再去偷吃了。但是枣核是很棒的弹弓子弹，打人很疼。 这下子，加上红军原来自己的那把枪，我们就有四把火药枪、三把火柴枪，马上觉得自己象是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王牌军一样，腰杆也挺了起来。 "哼，这回我看养殖场那帮小子还狂不狂了！"大旗得意地双手叉腰，学着《沙家浜》里胡司令的腔调摇头摆尾地唱了起来： "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总共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于是，大旗就有了个"胡司令"的外号，顺理成章地，我就成了"刁德一"，而"阿庆嫂"的雅号自然就派给了冷虹，可她一直莫名其妙，不知所以。 21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们再上山挖野菜就把上好弹药的枪掖在裤腰里，大家结伴而行。虽然谁也没明说找山南的孩子报仇，但大家心照不宣，每个人都希望能和他们狭路相逢，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 我自己也希望有一次雪耻的机会。 从此，我们上山再也不带冷虹了。看到我们成天鬼鬼祟祟的，冷虹追问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计划，是不是要去打架，并极力试图说服我放弃复仇的打算。 "没事，谁说我们要打架？"我装糊涂，"我怕一旦再遇见那帮小子，带着你跑不快。" 但冷虹的眼神表明，她根本不相信我的胡扯。 我给大家做了明确的分工：每天上山之后，派一个人到山顶放哨，其余人在山下挖野菜。我们借鉴《鸡毛信》里海娃的做法，挖出一棵小松树立在山头当"消息树"，如发现敌情，放哨的人就扳倒"消息树"，大家各就各位：我和红军领几个人上山顶占领制高点，大旗领几个人进山洞，由上次路线穿插敌后，前后夹击，来他个一锅端。 不过我再三强调：弹弓可以冲人打，火药枪绝对只能朝天上放。 "吓吓他们就行，可不能要了他们的狗命。" 可一连几天，"消息树"纹丝不动。 我们不禁心里纳闷：怎么回事？难道我们的行动暴露了？ 正当我们有些松懈，准备放弃计划时，一天，"消息树"突然倒了，我们兴奋地一跃而起。 "一排长掩护，二排长跟我来，冲啊！" 我们按计划兵分两路。我和红军、马蛋、小强他们气喘吁吁地爬上山头。山下的厂房、街道以及碧蓝的海面都尽收眼底。我们用树枝编结成伪装帽戴在头上，躲在岩石后面探头望去――果然，那几个混小子正在砍松树枝，捡松塔，黑矮子也在其中。 "就他们啊？"红军对我说，"以前和我哥他们争地盘的也是这帮人。" "正好，今天一起算总帐。"我咬牙切齿地说。 我默默地监视着那几个人的一举一动，等待着大旗、狗剩他们的信号。我和大旗约好，他们一到位，就举烟为号，我们一起行动。 那几个山南的小子浑然不知已身陷包围之中，还在有说有笑。我嘿嘿冷笑了，就象一只玩弄老鼠的猫――那种将别人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感觉，让人有些晕呼呼的，很过瘾。 过了很长时间，太阳已经偏西，山下仍没有动静。我不由得担心起来：大旗他们不会是在山洞里迷路了吧？ 那几个小子已经在收拾东西，似乎准备下山了。 "打吧！"红军焦急地说，"别让他们溜了。" 我正犹豫不决，山下松树林中飘起一股青烟。我大喜，大喊一声："打！" 我们大喊大叫着，捡起地上的石子向那几个小子撇去。 他们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蒙了，就地卧倒，滚到树和石头后面，四处张望。 我拔出火药枪，拉上撞杆，在空中挥舞着："哈哈，孙子！你关爷在这呢！怎么，都成王八了？" 红军他们一起狂笑起来。 那几个小子被激怒了，他们把柳条筐往头上一罩，在黑矮子的带领下，嗷嗷叫着向山顶冲来，手里的柴刀和火药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们把火药枪放在一边，保存火力，用弹弓和石子阻挡他们的进攻。但是，由于距离远，弹弓枪打出去的伊拉克枣核不知飞到哪里去了，而石子一落到他们头顶的柳条筐上就弹起来，根本伤不到他们半根汗毛。那帮小子士气大振，拼命向山顶攻来，距离在逐渐拉近。黑矮子举起手中的火药枪向山顶放了一枪，一股白烟腾起，随后传来一声闷响。 虽然明知道不在有效射程之内，但我们下意识地伏下身子。 山上的阵脚有些乱。我有些急眼，抄起火药枪就向山下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硝烟弥漫，手里的枪被强大的后座力震飞了。我的右手一阵发麻，低头细看，虎口被震裂一道口子，鲜血直流。 那帮小子也被枪声吓得扑倒在地，不敢动弹。 这时，山下松林里也响起一声枪声，大旗他们挥舞着棍棒包抄上来。 "冲啊！交枪不杀！优待俘虏！" 我和红军领着山上的弟兄向山下扑去，感觉就象猛虎下山一样。 山南那帮小子腹背受敌，无心恋战，钻进松林里落荒而逃。 我们追了一段，又向他们逃走的方向放了一枪，就凯旋而归。 这是一场多少年后仍为大院孩子们津津乐道的"战役"。我们几个自然也成了故事中的英雄。连狗剩的自我感觉都与以前大不相同，口吃的毛病竟然也不治而愈――这让我们大家好生奇怪，认为是个奇迹。 但是此次冲突，也使我们和山南养殖场的那帮孩子结下"梁子"，几年之后，又起事端。 22 在我个人生活之中，这次事件也可以算是一个标志：从此，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结束了，我也和大旗、红军他们分道扬镳，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那天，我们一路唱着《打靶归来》回到家里，心情格外兴奋。 快到家门口时，我的大脑才冷静下来，面对现实：时间已晚，我的父母已经下班，而我因为激动，竟然忘了把火药枪交给大旗保管。 经过冷虹家门口，她正倚门而立。我忙冲她招招手。 "哎，帮帮忙，把这个先放你那儿，明天我来拿。"我把火药枪递给她，而她惊恐地后退一步，好象我手里的不是什么枪，而是一条蛇。 "你的手怎么了？"她看到我的手掌上缠着破手帕，渗着斑斑血迹。 "没事，小意思。"我故作潇洒地扯下手帕，"挂彩了。" "你到底去打架了！"她盯着我的眼神很陌生，好象不认识我了，"我才不管呢！" 冷虹说完转身就走。 "咳，怎么了？见死不救，够朋友吗？"这人怎么了？ 没办法，我匆匆忙忙地把火药枪扣在鸡窝门口的鸡食盆下，硬着头皮进了家门。 俗话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此话真的一点不错。 当天晚上，在历经数次运动阅人无数的父母面前，我蒙混过关的企图成了雕虫小技。 "说，你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父亲一眼就注意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我慌张的神色更是不打自招。 在父亲"棒子炖肉"的高压政策下，我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不得不从实招来，并主动交出了火药枪，争取宽大处理。 山上手持双枪冲锋陷阵的威风扫地。我才知道，敢情电影里面对严刑拷打宁死不屈的英雄不是那么好当的。 父亲对我的行为十分震惊。 他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是否对我过于防任自流了。以前，父亲颇以他这个儿子为荣，又是红小兵，又是班长，很给他的脸上争光。可是现在，这个儿子竟然发展到跟野孩子打架，甚至动用火药枪，这还了得！父亲惊觉他这个儿子已经在另一条路上走得太远了。 父亲是有些气糊涂了，竟然不顾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母亲提起什么"孟母三迁"的典故来。――尽管母亲和我都不知道孟母是哪一个。 其实，父亲的意思无非就是说：关键是个好孩子，但周围的环境不好，影响了他，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 父亲痛下决心，要把我从悬崖边缘拉回来。 "不能这样下去了，看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 当时，父亲当然不可能学孟母那样采取"鸵鸟政策"――把家一搬了事。条件不允许。他只能因地制宜，采取强制措施将我和大旗他们尽可能隔离开来。 经过深思熟虑，父亲采取了三条措施： 第一， 明令我今后不得再跟大旗他们瞎混。尤其放学后，不能和他们一起上山疯玩。 第二， 杀掉家里养的三只鸡。倒不是"杀鸡给猴看"，主要是为了断绝我上山的借口。 第三， 为了拴住我，父亲让我每天放学后必须做50道四则运算题，完不成就不许吃饭。 事实证明，父亲的三条措施是非常有效的。我就象一个不会水的孩子一个猛子扎进数字的海洋里，成天沉溺于"植树问题"、"追及问题"等枯燥的习题里拼命挣扎，无暇他顾。而父亲为了保证这每天50道题的任务，几乎跑遍了全市大大小小的书店，搜集了他能找到的所有四则运算习题集。甚至，听说谁手里有这样的习题集，父亲都不惜一切代价借到手，然后工工整整地抄到一个本子上。父亲整整抄了四大本。 对我们父子来说，这无异于变相的体罚。 在当时那个大环境里，我们父子可以说是一对"另类"。 不过，杀鸡事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第一， 我们家吃鸡蛋成了问题； 第二， 从此我拒绝吃鸡肉，直到今天。 我成了一架做题机器，无论多么难的四则运算题，我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三种以上的解题方法。 算术老师惊讶极了，以为发现了一个数学天才。 23 我和大旗他们慢慢地疏远了，倒不是我讨厌他们，而是我实在没有时间。 我只能在学校和他们在一起，回家后就各自为政了。大旗他们挖苦我，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在他们眼里，我缺乏造反精神。 只有冷虹常常来陪我做题。开始的时候，我还记恨她，要不是当初她不肯帮我的忙，我也不会吃这么大苦头。我对她不理不睬的。但冷虹不在乎我的态度，看她笑眯眯的神情，似乎对我的境遇有些幸灾乐祸。 女孩子，真是奇怪。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和大旗、红军他们已经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24 七十年代末的那几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 反映在我的生活之中，有两件大事： 一是1978年10月，我们学校的红小兵改成少先队，成立了大队委，辅导员让我担任大队学习委员，戴上了"三道杠"。 二是1978年恢复了高考。中学也开始分重点和普通中学了，要上重点，必须参加区里的统考。 对于红小兵变成少先队这件事，我感到很兴奋。 一大队少先队员举着上面有星星火炬的大小不等的队旗，列队而行，前面还有鼓号伴奏。大家板着面孔，一本正经，目不斜视。想起来都让人激动。 尤其我的胳膊上还戴着火红的"三道杠",好象路都不会走了,有点顺拐子。 而我的父亲似乎对高考的恢复更感兴趣。 他敏感地认识到这将关系到我今后的人生轨迹。我们这代人比玲子他们那一代幸运，因为我们多了一个机遇。而这一个机遇，决定了两种不同的人生。 父亲很为他当初的先见之明而得意。 1979年夏，我参加了区里统考。我报考的是区里的两所重点中学之一――师大附中，冷虹和常卫卫等几个人也报了这个学校。师大附中在炮台山那边，倚山傍海，我很喜欢。那里有大片黑色的礁石，小时候我在那儿赶过海，印象非常深刻。 考完试，冷虹家就搬走了。她父亲因为是日本遗孤的缘故，成为统战对象,厂里分配给她家一套两室的住房，离大院四站地。 搬家那天，我一直躲在一边偷偷张望。 当搬家车子发动的时候，我跑到院子里的向日葵地里，冷虹坐在车厢上也看见我，我们互相默默地凝视，面无表情。 当车上的冷虹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的时候，我强烈地意识到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这个感觉是我从来也未曾体会过的。 25 1979年，小学最后一个暑假，少先队大队委组织夏令营活动。 当时统考成绩还没下来，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我自认为考试时自己发挥得还可以，算术是我的强项，就是英语把握不大。 尽管等待发榜的心情很焦躁，但我还是乐意参加夏令营，因为我想这可能是我和冷虹、和其他伙伴在一起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夏令营还是在夏家河。 我们在山顶的一座颓败的别墅洋楼里扎营，女生楼上，男生楼下。据说这座房子是当年沙俄军队一个将军的，后来日俄战争爆发，将军战死，房子也就败落了。可是在我们孩子眼里，这座房子还是很气派的。 楼板有很多裂缝,不时有老鼠出没，上面就经常传来女生们夸张的惊叫声。 男生们互相捅捅，乐不可支。 我仰躺在地铺上，望着天花板，分辨着哪一个是冷虹的声音。 我在心里暗想：如果她考不上师大附中，我们岂不是就要分别了？ 安顿好了之后，下午我们到海里游泳。 临来之前，我特意到姥姥家把二舅的潜水镜借来，这下可派上用场了。我和大旗他们几个轮流戴上水镜潜入水底，从女孩们的身下穿过，吓得她们吱哇乱叫。 但我一次也没吓冷虹。那天她身上套着一个救生圈在我旁边游泳，但不知为什么，我一直躲着她。 直到她被海蛰吓得尖叫起来。 当时，我们周围的几个人都被冷虹恐怖的叫声吓坏了。只见她惊恐地用手指着海面，好象见了鬼似的。 我发现在她身边有一个白色柔软的东西在海面上飘忽不定，原来是个大海蛰。 "别动，危险！"我一边喊着一边快速地游过去，一把扯住她的救生圈，就往岸边跑。其他的人也都慌里慌张地跟着上岸。因为大家都清楚，被海蛰蛰着是有生命危险的。 也比知道跑了多远，到了岸边沙滩上，我累得两腿再也迈不动了，一头拱在冷虹身边的沙滩上，再也起不来了。 冷虹还在嘤嘤地哭着。 "怎么样，没蛰着吧？"我问她。她摇了摇头。 这时，我才发现我的潜水镜不知什么时候跑丢了。 "妈的！"我恨恨地骂了一声。 我们几个男生找了一根竹竿，一端用铁丝绑一个圈，套上一个网兜，做了一个简易工具。我们壮着胆下海，把那只海蛰捞上来。 晚上，我们用海蛰和蚬子做了一锅美味的海鲜汤。 但我的潜水镜再也没有找到。 当夜晚来临，我们围坐在山顶别墅前的空地上，点起一堆篝火，大家跟着辅导员老师唱歌。女孩子们在中间翩翩起舞，她们跳的是当时在学生中很流行的一种集体舞。冷虹也在里面。 我感觉冷虹一边跳一边看着我。可能是我的错觉吧。 "关键，"大旗搂住我的脖子，嘴贴着我的耳朵说，"以后你上了重点，还会记得我们吗？" 我诧异地看着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他妈的，"不等我回答，大旗就仰望着星空长叹一声，"多么美的晚上啊！" ――这是我认识大旗以来，他所说的唯一一句酸话。 夏令营回来后，我们就小学毕业了。 26 终于等到发榜的日子，得知我和冷虹、常卫卫三个人考上了师大附中，我们年级还有几个考上另一所重点中学。 能够和冷虹考上同一所中学，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而大旗、红军、小强、狗剩、马蛋他们都落榜了，无一幸免。他们只能继续留在重机厂子弟学校。――后来子弟学校改成了技校，他们就成了工厂新一代的车工、钳工、铣工。那是几年后的事情了。 发榜后的一天，我兴冲冲地从家里出来，遇到了上班的玲子。 玲子一身油腻的工作服，头发掖在帽檐里，脖子上围一条白毛巾。只有脚上的白球鞋还有往日的影子。 "嗨，小孩！"她招呼我。 我迟疑地停下脚步，看着这个过去在大院出尽风头的人物。 "听说你考上重点学校了，是吗？" "啊。"我不自然地回答。 "真好。"玲子笑着对我说，"你们赶上好时候了，不象我们……" "好了，我要上班去了。祝你前途无量！" 玲子又露出她惯有的揶揄的笑容，转身离去。 我呆呆地望着她远去的背影，百感交集。 我来到以前冷虹家的门前。 已经有新的邻居搬进来了。 院子里的向日葵开的正热烈，沉甸甸的花盘带着一种成熟的姿态低下头来,好象在羞涩地沉思．．．．．． 我意识到我的童年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少年心思，难以言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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