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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童年》（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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鹫津矢 引子 千禧之夜，零点的钟声尚有余音。 我在DELL键盘上敲出最后一个字，结束了这封E-mail，然后发送出去。 桌上的圣多斯咖啡已凉。我站在玻璃幕前，点燃一支烟，默默地俯瞰着30层高度之下中山广场上狂欢的人群。空中簇簇礼花绽开，飞泄而下，象一场绚烂的流星雨…… V998嗡嗡地震动起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Happy new year!关键君，我是夕树虹子，在东京向你问候。" "Happy new year!虹子，收到我的E-mail了？" "难为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怎么能忘啊！还记得我们打的赌吗？" "哈，你说到了2000年，汽车可以在天上飞。" "嘿嘿，不过，我喜欢脚踏实地的感觉。" "是啊，不是所有的理想都能实现。" "就好象不是所有的爱情都有结果。" 我们突然不知该说什么，于是，久久地沉默．．．．．． 千禧之夜，虹子离我如此之远，但好象又是如此之近。我的时空感觉突然有些错位，回到了过去，回到近30年前―― 1 以我34年的人生经历，如果说有什么东西给我极大的触动的话，我想那就是时间了。 儿时初次听到光阴荏苒、恒河沙数之类词语，还不甚明了其中的含义。相反，那时觉得最富有的就是时间，总感觉时间过得太慢，幻想着越过令人厌倦的成长过程，一夜之间长大，就可以拥有自由的空间。于是，对时间的挥霍达到奢侈的程度。在少年的无知与青年的浮躁心态里，时间冷笑着在我们身边悄悄滑过，迅速消失在我们身后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一去不回头。 待到30多岁蓦然回首，许多的人，许多的事，都已成为往事，封存在我们新鲜的记忆里，只可追忆了。 2 1966年，伴随着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的开始，我出生在这座黄海之滨的美丽城市。 90年代末期，这座城市以其现代都市风格而闻名全国，并被联合国授予"人居奖"。但在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她还是个死气沉沉、灰暗破败的小城。 当然，那个时候，又有哪个地方不是如此呢？ 父亲给我起名关键，大概就是想让我的生活不同凡响吧。 我的父亲是60年代初哈工大毕业的，算是知识分子，我出生时他又是个"逍遥派"，所以才没有给我起个卫东、立新之类的名字――这在那个革命年代里是很普遍的。 关键――这个名字寄托了父亲对我的期望。他时常感到自己的一生碌碌无为，希望儿子过一种不同的生活。 由此可见，父亲思想改造还不彻底，留了个小知识分子的尾巴。好在我们家根红苗正，三代贫农，所以倒也没人想起要挖他灵魂深处一闪念。 是啊，那时候的人们，有很多大事要去考虑，有很多运动要去参加的。 在18岁考上大学之前，我一直是生活在炮台山下国营重机厂家属大院里。重机厂是个历史悠久的老企业，前身是日本统治时期满铁株式会社的机械制作所。家属大院里住的都是重机厂的职工和家属，那一栋栋日式平房和一排排简易楼房，好象述说着这里的历史和现在。 我的家，就在大院靠里面的一排日式平房里。原本住一家的一栋平房里硬挤进去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和一个厕所。我家的窗户，正对着炮台山，越过山脚下刷着革命标语口号的车间屋脊，可以望见山顶那座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炮台遗址。窗外是个小园子，我的父亲闲着无聊，就在园子里种上了向日葵――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种被赋予浓重的政治色彩的植物。但是，我并不理会这些，只是觉得向日葵花黄灿灿的，煞是好看。 虹子也十分喜欢这些向日葵。 她家是1972年搬到我们家隔壁的。 家属大院习惯上分为里院和外院，孩子们也就按家庭所在地理位置分成了两帮。上了学的孩子，尤其那些臂缠红卫兵袖箍的小将们，他们的活动空间已转移到学校和社会，到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逐步退出了大院这个小圈子。家属大院就成为学龄前孩子们的乐园。两帮孩子之间时不时会发生一点冲突，就有一些靠拳头说话的孩子成为孩子头儿。 随着孩子们一茬一茬地长大，大院里两帮孩子的头儿也在一代代更替。在我这一茬，外院的头儿是个叫红军的，虽然长得有些偏瘦，但没人敢惹，他的哥哥是大院打架玩命的痞子头建国，而他的父亲是重机厂的革委会主任；里院的头儿，就是住在我家对面二层简易楼的大旗。 大旗姓金，叫金旗。老金家儿女三个，大女儿金玲，二女儿金娜，大旗是老疙瘩，他比我大几个月。 大旗长得很黑，个头不高，但挺凶的，孩子们都有些怕他。他的父亲是厂里的火车司机，满脸络腮胡子，是个大老粗，喝醉了酒就扯着嗓门用山东话骂人。大旗在家里经常挨揍，出来就经常揍人，有暴力倾向。但他很以他父亲为荣，每当远处传来火车呜呜的汽笛鸣叫，他都会自豪地说："听，那是俺爹的火车！" 平时，大旗身后总是跟着一大帮小孩崽子，趾高气扬的。 3 幼年生活，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印记，只是一些零星而杂乱的场景和人物，就象一大堆没来得及剪辑的毛片儿，没有内在的逻辑性可言。 我曾经试图对那一段生活进行梳理，但是发现那是徒劳无功。在岁月的烟波浩淼之中，许多人和许多事都消逝得无影无踪，除了几个特定的场景和特定的人物，还在载沉载浮，若隐若现。 比如父母―― 父母在我记忆中留下的最初印记是怪异的：在一个黑暗的夜晚，他们躲在厚厚的窗帘后面窥视着外面，远处不时传来阵阵子弹出膛的恐怖啸音，一群人跌跌撞撞地从工厂的围墙上翻出，消失在夜色之中。他们在猜测那些人是属于革联的还是工总司的。我那时很小，大概刚会爬，因为害怕黑暗和响动，从床上滚落地下，突然放声大哭。父亲惊慌地捂住我的嘴．．．．．． 我不敢肯定这究竟是我自己的记忆还是后来父母告诉我的，但这确实是一个在若干年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奇怪情景。 后来，在我明白了一些事情，知道了"文攻武卫"这个词之后，才恍然大悟。那一天，我们这里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事件。许多年以后，还有很多人记起这次事件，当然，他们的感触一定比我要复杂得多。 比如政治―― 记忆中，我家里的墙上曾经挂着一个绣着"忠"字的红色的大桃子。父母告诉我那是一颗忠心。我想，大约桃子和芒果一样，都是好吃的水果吧？但也有我不明白的事情。比如，我记得家里贴过一张画，其中毛主席是我认识的，他的旁边还有一个穿军装的瘦老头，满面笑容，手里擎着一本语录。父母经常抱着我指点着教我说"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可是不知什么时候，那张画不见了。父亲紧张地叮嘱我：以后不许再喊林副统帅，要叫林秃子。 还有，我曾有过一套《三国演义》的小人书，是我二舅攒的，送给了我。我很喜欢那些古代人骑马打仗的故事。有一年冬天，我正在家门口翻看，大旗对我说："这是大毒草，有毒。"我忙回家问父亲："什么是毒草？会毒死人吗？"当时正好有一个父亲的工友在家，父亲慌忙把那一套书丢到火炉里。那呼呼的火苗直到今天仍灼得我心痛。 再比如"小白鞋"玲子―― 记得大约是在1973年，大院上了学的孩子们忙碌了好长一段时间，人人都做了彩纸扎成的彩球或者彩环。有一天，他们都换上过节才穿的白衬衣，并且搽了红脸蛋，说是要去欢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什么努克亲王。惟独大旗的大姐玲子没有去，据说是工宣队不让她去。 大旗最怕的人有两个，一个是他爸，另一个就是他大姐――金玲。在大院，玲子的知名度要比大旗高得多，我们给她起了个外号"小白鞋"。那时候，我父亲用一个木头盒子自己装了一台晶体管收音机，旋钮是妈妈大衣上的纽扣。每天傍晚收听小说联播，成了我们最主要的娱乐活动之一，就好象现在人们每天看电视连续剧一样。当时广播里正播放长篇小说《渔岛怒潮》，里面有一个地主婆就叫"小白鞋"。每次一听到这名字，我就联想到玲子，觉得那么形象――因为玲子就成天穿一双白色球鞋。 玲子已经上6年级了，还不是红卫兵。她总逃学，和一些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我曾经看见她坐在红军他哥建国的自行车后座上，搂着建国的腰招摇过市。建国穿一身旧军装，军帽垫得高高的，嘴里叼着烟卷，眯着眼睛，领着一大帮小弟兄，一副不可一世的表情。 还有一次，我扒窗看见喝醉了的老金把玲子吊起来用皮带抽，而她硬是一声不吭。 我回家问妈妈玲子为什么挨打，妈妈不屑地说： "她不学好，是个小马子。" "什么是马子啊？" "小孩丫丫的，问那么多干嘛？" 还有，就是夕树虹子――她的中国名字叫冷虹。 4 冷虹有一半日本血统。 从她搬到我家隔壁的那天，父母就告诉我她家是日本遗孤――她的父亲是日本人，要我尽量少和她家来往。在那个血统论甚嚣尘上的年代，这是可以理解的。何况，这里还搀杂着两个民族之间的宿怨。 但是，这更加使我对她家产生了一种好奇。我经常偷偷观察她家的每个人，但也看不出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如果说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她父母对别人都十分客气，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那是1972年，我6岁。 由于我的父母是双职工，白天都要去上班，就给我脖子上挂把钥匙，把我自己留在家里。这在大院里是很普遍的。 刚开始的时候，我个子太矮，够不到门鼻儿，父亲就在门口放个小板凳。 对于这件事，他们起初也有些犹豫，对我自己在家有些不放心。为了我的安全起见，父亲给我划了个活动范围：规定不许我出大院的大门。在当时，也实在没有其他办法――幼儿园太远，离大院起码有三站地，父亲没有自行车，早晚接送实在不便；而我的姥爷家那时正好在农村下放，也是鞭长莫及，帮不上什么忙。所以只好如此。 提起我的姥爷，可算得上重机厂的元老了。３０年代从山东闯关东来到这个海滨城市之后，他就是在这个满铁机械制作所当学徒的。建国以后，姥爷曾当过全国劳模，还到北京和毛主席握过手――那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颠峰了。 后来，姥爷因为没有文化，出了个笑话：从北京回来后，姥爷被人邀请到处做报告，讲他见到毛主席的幸福时刻。有一次，一个记者大概是想把姥爷的事迹整理拔高，树个典型，就问姥爷是出于什么想法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拼命工作的。姥爷颇为得意地说："咳，啥想法不想法的，俺打小鼻子那时就是这么干活的。"结果，姥爷终究没成什么气候。 七十年代初，走"五七"道路，姥爷稀里糊涂地就被下放到离市区百多公里远的农村，遭了几年莫名其妙的罪。关于历史的宿命，是姥爷所解释不清的，以他的文化水平，也难以明白国家的大政方针。总之，要不是后来落实政策，姥爷怕是要一辈子扎根在那里了。 所以，从我记事开始，父亲就偷偷地给我灌输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思想，并给我举了一些事例作为证明，其中就包括姥爷。 那天，我跟着大旗、马蛋、小强等一帮小孩疯跑，不知不觉越过了父亲划定的活动界限，来到了大道边。这时正好有一队头戴柳条安全帽、肩扛锹镐的工人列队从工厂方向跑步过来，往炮台山那边进发，边跑还边喊着口号： "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坚持到底，去争取胜利．．．．．．" 当时，炮台山上正在挖战备防空洞。尽管那时我对口号的意思不甚明了，但却被那整齐划一的气势震慑住了，不觉张大了嘴傻看，心里颇有些朦胧的向往，以至于连大旗的大声报警都没听见。等我猛然惊觉来自后脖领的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拔离地面的时候，一抬头才赫然发现那队柳条帽中的一个不知何时已经变成父亲，正象老鹰抓小鸡似的对我怒目而视。 我只有瑟瑟发抖的份儿了。 这次事件，使我失去了人身自由。 父亲对我的严厉是家属大院里出了名的。 父亲家在黑龙江农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这个厂子。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正感到凄惶，车间里一个淳朴的钳工姑娘――也就是我妈――进入他的视线，并进而互相产生了好感。再进而就有了我。我的母亲也是这个厂的工人，在她八个兄弟姊妹中有四个在这个厂里。父亲是母亲所在车间的技术员。 但是父亲和母亲的结合，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他的孤独感。在母亲的大家庭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使他这个外来的书生更加呈现一种游离状态――不论在单位还是在家里。 我的诞生，可能是唤醒了父亲内心某种沉睡已久的东西。总之，父亲对我青眼有加，总感觉我将来是要离开这里，离开这个破旧的大院的。他的儿子要过不同的生活――尽管在那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年代父亲对这"不同生活"到底什么样也不甚了了。 于是，父亲对我的要求就格外严厉，因为他深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古训，生怕我和周围那些车工、铣工、翻砂工的孩子打成一片，沾染上什么不良习气，所以对我的行动便多加限制。 这次越界事件之后，作为惩罚，父亲剥夺了我的人身自由。确切地说，就是把我锁在了家里。 这一惩罚的直接后果，就是使我和冷虹成了朋友。 5 自从我被关了禁闭之后，对窗外的景色就格外关注起来。 其实哪里有什么景色，不过是一座秃山，几栋破厂房而已。但，聊胜于无。 那些日子里，我家的收音机基本上是成天开着的。当时收音机里的节目天天都是老一套，也就是几部样板戏翻来覆去地播放，连里面的台词唱腔我都几乎能学下来了――虽然我不知道它们的含义。但有几句是我幼年的智力可以理解的，所以印象格外深刻。比如《海港》里面的"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沙家浜》里的"十八棵青松""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最有意思的，是《杜鹃山》里面，柯香在刑场上宣传完党的政策之后的那段对话，"说得好！""什么人？""雷――刚！"这成了我们大院小孩之间见面的问候语。 以我个人的欣赏口味，我比较喜欢相声等曲艺节目。但是那时相声不是很多，我只记住一个，忘了叫什么名字了，说的是我们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之间的友谊。那句阿尔巴尼亚版的"阿哈哩哩"，在我们小孩之间也代替了"再见"。在以后的几年，还有一段京韵大鼓《孔老二偷韭菜》，也着实让我们乐了好长时间，但也把我搞糊涂了：那么韭菜和小麦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可见，那时广播在生活中所占的比重，怕是比现在的电视要大的多。 但同样的内容重复次数多了，就成了一种折磨。听腻了广播之后，我就天天趴在窗台上，望着远处的炮台山发呆。 好在我是个想象力丰富的孩子。尽管我的生活空间十分有限，但是我知道在山那边就是大海。我记得父母曾经领我去赶过海――在父母心情不错而且潮汐又合适的前提下，我有幸跟他们到海边捉过几回小螃蟹。 我穷极无聊的时候，便去回忆那些美好的时刻。 我是见过大螃蟹的，那是二舅碰海捞上来的。碰海和赶海不同，需要戴上水镜潜入水底，对生命是有一定的威胁的。面对煮熟后依然张牙舞爪的螃蟹，我鼓了半天勇气才敢去碰它。 可是海边石头下的小螃蟹就不一样了，我已经掌握了捉它们的技巧――就是避其锋芒，攻其两肋。这个战术还是父亲教给我的，经实战检验还是很管用的，鲜有失手。 我最喜欢的是捉礁石缝里的螃蟹。退潮之后，持一根铁丝，到礁石缝里搅和，敲山震虎，把螃蟹吓出来，再一举拿下。但有时遇见一个半个性情刚烈、宁死不屈的，搅和碎了也不出来，也只能无可奈何了。 我是洒脱的，只问过程不问收获。捉螃蟹捉累了，就躺在黑色的礁石上，望望天，看看海，怡然自得。那时的我，还不知道"回归大自然"之类的概念，只是觉得躺在这些黑色的礁石上晒太阳很舒服。――若干年后，当这片黑色的礁石被人们用钢筋混凝土给填上，并在上面建起一座现代化的自然博物馆时，我很气愤，感觉破坏了我儿时美好的记忆，打碎了自然在我心目中的最初印记。用破坏自然的代价去纪念自然，真是个悖论，十分荒谬，所以我一直拒绝去参观。当然，这是后话，是我长大以后的事了。 我的父母可没有那么潇洒，不能把赶海当成一种享受，每次他们都忙于用两齿钩从黑色的泥砂里往外刨蚬子，无暇顾及我。他们考虑的是生活实际问题。 每次赶海，他们都是领着我来回翻山步行的――确切地说，是从山脚的华侨果树农场穿过。其实，从我家到海边是有公交车的，先乘14路汽车再换201路有轨电车，绕了一大圈儿。但是，那个时候汽车5分、电车4分的票价，也是让父母有些肉疼的。父亲一个月才挣18元，尽管我还不用买票，但这一个来回最少也得1角8分，也够买一脸盆小杂鱼的了。所以父母宁肯去爬山。 岂不知这正合了我的口味。对于很少出大院门的我来说，这已经无异于监狱里的放风。尤其春天，漫山遍野的粉色桃花和白色梨花，使我兴奋异常。当枝头挂满累累果实，空气中弥漫着诱人的果香的时候，我已经坚信《西游记》里孙悟空大闹的蟠桃园也不过如此吧。 于是，在遭"禁闭"的日子里，我就象一头反刍的牛，不断回味着曾经有过的美好时光，心向往之。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看到我嘿嘿傻笑的神情，一定会以为我是个弱智。 人的想象力也是有限度的，何况我还是个幼齿小儿。 当想象力也救不了我的时候，我被孤独感慑服住了，并且心理上产生了严重变态。 记得一次下雨，街道干部挨家挨户分发菜票――这就说明大院门口的供销社又来了点什么新鲜的蔬菜，但远不够敞开供应的，只能每家凭票限量购买。因为大人们都还没有下班，街道老奶奶就把好几家的菜票交给了我，叮嘱我等大人回家就给大人。因为我是大家公认的乖孩子。 趴在窗台上，望着屋檐滴下的串串水滴，我的意识产生了严重的障碍：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控制了我，好象被那一串串水滴吸引着似的，我攥着菜票，把它们伸到水里，眼看着它们洇成了一团纸浆。明明知道不能这样做，但我无能为力。看着那团纸浆，我无助地哭了。 这件事的结局，是我的父亲挨家挨户去给人家道歉，并把我们家好几个月的菜票陪给人家，结果我们自己只能吃撮堆卖的茄子土豆什么的。父亲把我狠揍了一顿，他认为我是在故意捣乱。连一向宠我的母亲这次也不帮我。而且，街道老奶奶们再也不敢把任何票据交给我了。 那以后，我对雨天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尤其当我自己在家的时候，我甚至不敢靠近窗口，好象那里有什么神秘的怪物在偷偷窥视着，伺机把我吞噬。 我和冷虹的友谊，就是在一个雨天开始的。 因为有父亲的训诫，所以我一直也没敢和冷虹说话。但我对隔壁这个细眉细眼的白净小女孩感到十分好奇。也许，这也是一种逆反心理吧。 那个雨天，我望着雨幕中朦朦胧胧的炮台山，一种恐惧夹杂着莫名的悲伤向我袭来，我放声大哭。 刚哭了几声，我隐隐约约听到窗外传来一阵清脆的女孩的声音―― 大雨哗哗下， 北京来电话， 叫我去当兵， 我还没长大。 这是一首在我们这个城市的孩子中很普及的儿歌。每到雨天，就会有孩子念起它。但这次给我的感觉完全不同。 声音来自隔壁，我知道那是冷虹。孤独恐惧的感觉不翼而飞。 90年代末的一个夏夜，一场盼望已久的暴雨驱散了笼罩滨城多日的闷热，带来一股难得的清爽。我在家里回完最后一封业务函件，起身拉开卧室窗子，深深吸了一口潮湿的空气。这时，我突然听到楼下不知谁家的孩子，正在一遍遍地念着这首儿歌。真难以相信，这么多年之后，已经人到中年的我，会轻易地被一首儿歌深深地打动。 我又回想起20多年前那个阴雨连绵的日子，还有那个细眉细眼的小女孩…… 6 在母亲的袒护下，加上我一连串的"向毛主席保证"，我终于获得了"假释"。我又可以脖子上挂个钥匙到处晃了。 我是个讲义气的人，自由了也没忘记"难友"。 在我禁闭生涯的剩余日子里，白天我和冷虹靠一种独特的方式进行联系――敲墙。我随时可以感觉到她的存在，只要我敲一敲墙，那边就会有回音。我们甚至发明了一种独特的交流方式，那就是有一个人把耳朵紧紧地贴在墙上，就可以隐隐约约听见对方的声音。毕竟，老式的日本房墙壁是很薄的。 我们以这种笨拙的交流方式，也达到了相互沟通的目的―― "你姓什么？" "我姓冷。" "什么什么？什么稀奇古怪的姓！" "你才古怪呢！" 到了傍晚，父母下班回家之后，我们在院子里见面。冷虹给我看她的秘密――她在院子的角落里，发现了一窝黑蚂蚁。她常常用一小块馒头，或者一小撮白糖，将蚂蚁吸引过来，看它们互相之间如何沟通信息，如何齐心协力把食物搬回洞里。 "它们真了不起！"冷虹叹息着。 两个寂寞的小孩因为拥有了一个共同的秘密，很容易就成了朋友。 我经常绕到院子里，在向日葵下面钻过去，偷偷跑到冷虹家窗前。敲敲玻璃，冷虹就把窗子打开。瞎扯几句之后，我就迅速地跑开――我怕小伙伴们发现。在我们那时，男孩是不屑于跟女孩说话的。 冷虹会唱很多歌，都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象什么"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静静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 我很喜欢听她唱歌，但又怕别人发现。可越怕什么，就越遇见什么。那天我和冷虹正说话，被逃学回家的"小白鞋"玲子撞见了。玲子怪腔怪调地喊了一声： "嗨，小孩，干什么呢？约会啊？" 玲子走后，我对冷虹说： "让我上你家吧。" 冷虹有些犹豫："可……可我妈妈不让给别人开门。有坏人的。" "可我不是坏人呀！" 冷虹仔细瞅了瞅我，好象要确认一下，然后才点点头，把钥匙递给我。 冷虹的家很干净，桌子和椅子上都铺着格子布。地板虽然有些破旧，但擦得锃亮，进门得换拖鞋。我有些不太习惯。 我觉得冷虹家有一种我从来没有闻过的香味，很好闻。 而且，她还有一架木琴。她可以演奏好听的乐曲，象《草原小骑兵》什么的，两根木棒上下翻飞，看得我眼花缭乱。――看她演奏比听她演奏更是一种享受。 冷虹家从此对我就具有了强烈的吸引力。冷虹被我列为最好的朋友――她的性别倒是可以忽略不计了。 更主要的，冷虹家还有一箱子积木玩具――这彻底摧毁了我在女孩子面前的最后一点矜持。要知道，我长这么大，仅有的一点玩具是一颗父亲给我刻的木头手榴弹和母亲的一只坏了的手表。以前，父亲倒是还给我做了一支弹弓，但自从我用它把大旗家的一只母鸡的腿射断之后，就被父亲给没收了。 我经常偷偷跑到冷虹家，我们一起玩一些小孩子的游戏。 比如过家家。我们用积木搭起一座大大的房子，我当爸爸，冷虹当妈妈。我们玩得很开心。每次听到工厂高音喇叭里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知道大人们马上就要回家吃午饭了，我们仍有些依依不舍。 有一次，我认真地对冷虹建议："以后长大了，你当我的老婆吧。" 冷虹也认真地点点头。 我伸出右手小拇指，冷虹也伸出小拇指―― 两只小手紧紧地勾在一起。 这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以至于经历了多少年岁月沧桑之后，其他许多事情都被我淡忘了，沉入海底，消逝得无影无踪，惟独这一情景时常浮出海面，非常清晰，犹如昨日。 7 提到我的幼年生活，就无法回避大旗。 作为里院的孩子头，大旗是有着绝对的权威的。 当时我们玩一种游戏，孩子们互相在对方的手心里抓挠着，口里念念有词："打一打，挠一挠，问问'大官'饶不饶？""大官"说："饶。"被挠的孩子就解放了，可以去挠别的孩子。"大官"说："不饶。"你就得受处罚，起码得给"大官"当马骑。 那时，"大官"铁定就是大旗。而我，则往往是那个当马的倒霉蛋。 为了讨好大旗，我把那只自己心爱的坏手表进贡给他，但他仍没把我放在眼里，还是对我非打即骂。也许，作为孩子头，他已经习惯了别人的恭维和巴结了。 一天， 大旗还抢去了我最喜欢的陶瓷主席像章，把他的小像章硬换给我。 我敢怒不敢言，但心里一直愤愤不平。 有一次，二舅来给我家送一网兜"刺锅子"（海胆），是他碰海捞上来的。因为已经参加工作的缘故，二舅没有随姥爷下放农村，而是留在城里，所以，他经常来我家看看。 我听妈妈说二舅曾经跟三姥爷学过武术，就缠上了他，非要跟他练武不可。 三姥爷年轻时学过通背和螳螂。日本人统治时期，有一年冬天，我姥爷因为在车间实在冻得抗不了，就到锅炉房偷了一筐煤回来取暖，被日本监视员发现了，把姥爷绑在树上毒打一顿。三姥爷闻讯后，带几个同门师兄弟冲进机械制作所，救下差一点冻死的姥爷，还一拳把日本鬼子揍了个满脸花。 这一事件本来可以作为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典型事例而载入地方史志的。但是，由于后来我的姥姥和妯娌们用东拼西凑的几副银手镯作为贿赂，买通了在日本宪兵队里当宪补的邻居"张四眼儿"，从警察署赎回了奄奄一息的姥爷和三姥爷，事情就改变了性质，最后不了了之。 因为结局不符合我们的思维定式。 但在我的心目中，三姥爷可是离我最近的传奇人物。二舅也沾了光，被我一并归为天下无敌的神人。 二舅被我纠缠得无法脱身，就敷衍我，教我一些压腿下腰站马步之类的花架子。但我可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非要学几招"打人功夫"不可。二舅只好教了我一招"黑虎掏心"，一招"双风贯耳"，并再三嘱咐切不可乱用，不可以艺欺人。 而我如得真传，天天一早一晚，在院子里有模有样地拉开架势练起了功夫，口里还嘿嘿有声。时间一长，自己也觉得颇有长进，看其他小伙伴的眼神就与以前有所不同。 大旗不知我的底细，一时也不敢招惹我。 我与大旗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一个冬天，而且是为了冷虹。 那是个雪后初霁的礼拜天上午。一大早，我发现门被厚厚的积雪封死，推不开了。那时候的雪，好象比现在大得多。我们这帮孩子十分兴奋，纷纷跑出家门，在雪地里翻滚着，互相往脖领子里塞着大把的雪。 渐渐地，我们分成两帮，开始打起了雪仗。 我注意到很少出门的冷虹，也在自己家门口和几个女孩子在堆雪人。可能是因为礼拜天她父母都在家的缘故吧。 我冲杀得更勇猛了。 正玩着，大旗调转了进攻方向，手里的雪球飞向了女孩子们。可能大旗对男孩之间的游戏感到厌烦了，想找点刺激吧。小喽罗们嗷嗷叫着给他助威。 突然，一个雪球不偏不倚正好砸在冷虹的后脑勺上，冷虹手捂住脑袋回过头来。目光正好和我的对上。我看到她的眼里好象闪动着泪花，大脑变得一片空白，一股血直顶到我的脑门上。自己的朋友当着自己的面被人欺负，我感到愤怒。 我把手中的雪球狠命地砸在大旗的脸上： "你他妈的干什么？！" 我是如此愤怒，甚至都忘记了对大旗惯有的恐惧。 大旗愣住了――他的权威地位还从来没被这么蔑视过。小强、马蛋等一帮人都静了下来，不知所措地看着我俩，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我Ⅹ，你敢打我！" 大旗发疯似的向我扑了过来，他要维护自己的权威。 在一瞬间的迟疑之后，我就和大旗扭在了一起。 两个孩子在雪地上滚来滚去，互相胡乱地挥舞着拳头，全然不讲什么招数。我的鼻梁上突然中了一拳，感觉鼻子一酸，差一点哭出来，但我忍住了。我不能在冷虹面前哭――这是当时我心里唯一的想法。我猛地一翻身，把大旗压在下面，抓起一把雪，没头没脑地拍在大旗的脸上和嘴里。趁大旗看不见，又照大旗脸上左右开弓煽了几巴掌。 大旗吃了大亏，顾不上脸面，咧嘴大哭起来。 骑在大旗身上，我反而不知所措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就愣愣地看着躺在地上大哭的大旗。直到我被大家拉开。这时，我才发现鼻子流血了。 冷虹直盯着我的鼻子，脸色煞白。 这次冲突，以我的意外取胜而结束。 开始几天，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怕大旗报复我。但通过几天的观察，我发现大旗不但没有报复，反而对我客气了许多，竟主动和我说话，表示和解，甚至还把我那块坏手表和陶瓷像章还给了我。 我一战成名，确立了在伙伴中间的地位。以至于后来的若干年里，直到小学毕业，我都给大家留下个"功夫人"的印象，没人再敢和我叫号，连带着冷虹也没人敢欺负了。 这件事，也使我认识了生活的另一面。 8 1974年，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那年，我上小学。 在我后来所填的所有个人履历表中，我的人生都是从1974年开始的。在此之前，时间、年月对我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就好象我的人生历史，1974年以前是按照记事本末体记录的，而1974年以后，就是按照编年体了。 大院的孩子们基本上都是在重机厂的子弟学校上学的。那是个比较特殊的年代。当时，在高年级里还有一种习惯叫法，管年级和班级叫作"连"、"排"。所以你在那时的校园里，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你是几连的？""我是8连2排的。"不知道还以为进了军营了。 1974年，我们还赶上了一年的抗大。大旗、小强、马蛋、冷虹，还有红军，我们都在一个班。 所谓抗大，其实就是街道办的类似现在的学前班性质的非正规的学校。抗大设在大院附近街道的一个废弃了的托儿所里，条件很艰苦，只有长条桌，没有椅子。我们只好从家里自带小板凳。因为每个人的板凳高度差异，所以教室里真应了那句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在学校里，以前的习惯决定了我们现在的立场。我们男生基本上还是象上学前一样分成两派，大旗和红军是两派的头儿，女生则保持中立。 抗大的日子是无忧无虑的，上课也很有趣。那时，我们上课也就教一些简单的加减法和"毛主席万岁"、"我爱北京天安门"之类的生字，但我们班有一个叫杨旭东的，给我们带来许多乐趣。他本来就口吃，一紧张就口吃得更厉害了。偏偏老师还就喜欢提问他。于是，杨旭东站在那里梗着脖子"啊就――啊就――"地吭哧半天，也回答不上来，却往往由于用力过度，一下子坐回小板凳，有时，就歪倒的地上。我们就开心地哄堂大笑。 那个时候，学校的功能主要就是把各年龄段的孩子分别召集在一起，给他们一个活动空间，好让家长们去"抓革命，促生产"。至于学校的教育功能，倒摆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上了。记得当时我们订的一本《红小兵》杂志，宣传的都是象张铁生、黄帅之类反潮流的英雄，给我们不爱学习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老师们积极性也不高，只求明哲保身，不犯路线错误，对我们，只要不出大格，便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学校倒是时常组织我们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理由是不让我们成为"温室里的花朵"。但由于我们太小，暂时只能做一些我们这个年龄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灭蝇、积肥什么的。 对于我来说，上学的意义还在于，我终于可以跨出父亲给我划定的活动范围界限了。世界在我眼里，好象一下子变得很大。 9 那年寒假，学校给我们布置了积肥任务：每个人假期内都要上交50斤的肥料，让农民伯伯多打粮食。所谓肥料，其实就是指马粪牛屎什么的。――当时，城市内还随时可以看到农民赶着马车进城送菜，或者往回拉饲料。马路上经常可以见到牛马之类牲畜的排泄物。 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小学生是很老实听话的，虽然每天"要做革命小闯将"的口号喊得挺响，但涉及到具体问题，还是缺乏造反精神。这50斤的积肥任务压得我们寝食难安。 为了抢在别人前面，我跟大旗和冷虹约好，每天一大早不到6点就起床，每人拎个小铁桶，拿个铁铲子，就上道了。我们三个是一个学习小组的。 那时，大院门外的马路上，早晨经常可以看到一摊摊的马粪。 但是，毕竟僧多粥少，对于大院几十个孩子每人50斤的任务来说，马路上的这点比黄金还贵重的马粪蛋，真有点杯水车薪了。我们出来得越来越早，到最后不到5点就得起床，不然什么也捞不着了。 那个冬天好象还特别地冷，早晨在外面呆一会儿，手和脸就冻得生疼，都有些麻木了。有一天，我们顶着呼啸的北风，在马路上逡巡着，几双眼睛在地面上来回扫荡，不放过任何一个目标，但走出去四站地仍一无所获，路面比镜子还干净。我们真有些绝望了。 冷虹忍不住哭了起来。 "哭！哭！就知道哭！"大旗不耐烦了。 我瞪了大旗一眼。大旗冲我嚷： "我们总得想点办法啊！这他妈不是干等死吗？" 回到家，我和大旗就把小强、马蛋他们几个召集起来，研究对策。大家面面相觑，谁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看来我们连臭皮匠的水平都达不到，大家很灰心。最后，索性不去想这件事，我们开始玩起烟纸牌。 ――这是我们小孩子当中十分流行的一种游戏：把大生产、大前门、古瓷、辽叶、中华、牡丹等牌子的香烟包装纸叠成三角形的纸牌，放在地面上互相用手拍，按照香烟的价格分别规定拍几个翻对方的烟纸牌就归自己所有。 那时候，我们玩儿的花样要比现在的孩子多。男孩子之间流行的游戏，还有"打弹儿"――可以是玻璃球，也可以把塑料瓶盖里面浇上蜡烛油，用手指弹，看谁在规定的次数里把对方的"弹儿"打到划好的方格里。而女孩之间比较流行的游戏，除了现在仍有许多女孩玩的跳皮筋之外，还有"抓大把"――就是用猪骨、小布口袋、或者杏核，比赛谁一把抓得多。至于男孩和女孩可以一起玩的游戏，大概就是捉迷藏和"找新娘"了。"找新娘"就是两个孩子拉着手高高举起，形成一个拱门，其他小朋友手拉手形成一个圆圈，从门里一个个钻过去，唱着"嚓咕啦，嚓咕啦，大家一起找她吧，一找呀，两找呀，美丽的姑娘就是――她"，最后大门落下，被扣在里面的那个孩子就是"新娘"。两个孩子四手交叉，"新娘"就坐到这个简易"花轿"上，孩子们簇拥着在院子里一颠一颠地扭着，欢快地唱着："嘟嘟哇，锵锵锵，娶个媳妇好尿炕。" 当然，和现在孩子们玩的滑板、电脑游戏相比，那个年代的游戏要简单得多，但是，那个年代游戏的快乐更接近快乐的本质。 寒假很快就要过去了，回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大家不得不再一次面对50斤肥料给我们带来的痛苦。 有一天，我们正在大旗家发愁，玲子看到我们便秘一样的表情，扑哧一笑："瞧你们那个熊样，多大点破事，就把你们愁成这样？"说完就给我们支了一招"瞒天过海"。玲子在这方面是极其伶俐的。 开学在即，大家也实在没有其他好办法，便决定冒险一试。我们先把每个人搜集到的马粪和牛屎归拢到一起，大约也有百八十斤了。然后，大旗给大家分配任务：我和冷虹负责找草绳，小强、马蛋他们负责到山上挖黄泥，大旗把他家的一辆手推车贡献出来，我们就雷厉风行地开始行动了。当然，我没忘了嘱咐大家要绝对保密，若有人问，就说大旗家要拖煤坯。 为了解决草绳的问题，我和冷虹几乎拆了我家后院的半边篱笆墙。 前期准备工作终于就绪。我们在大旗家后院，先把草绳剁碎，和黄泥搅和在一起，然后把2/3的牲畜排泄物搀和进去，再由小强、马蛋他们几个把这堆臭哄哄的东西团成一个个马粪牛屎的形状。最后，再将真假排泄物混合，放置在外面自然风干。到了开学那天，说真的，连我们自己都有些分辨不清哪些是"赝品"了。 关于这些肥料的分配，开始他们几个不太情愿算冷虹一个，认为她没出多大的力。在我的坚持下，也为了怕冷虹泄密，最后达成协议：可以给她少记一点。 我们忐忑不安地把这堆东西送到学校，居然很顺利地就过了关。验秤的教工对这些散发着异味的东西连看都懒得看，就摆摆手让我们过去了。 在登记簿上签上我们几个的名字之后，大家感到格外轻松。我们推着空车往家走，边走边唱："我是公社小社员，手拿小镰刀身背小竹蓝，放学以后去劳动，越唱心里越喜欢心里越喜欢……" 冷虹也很高兴，一反平时腼腆内向的性格，和我们一起又唱又跳。 那个冬天，惟有我们几个超额完成了积肥任务，受到老师的表扬。红军那帮外院小孩，对我们既羡慕又嫉妒。 这还不是让我回想起来感到最龌龊的。 每每令我感到最恶心的，是在每年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学校都让我们每个人上缴2000只苍蝇或者苍蝇的蛹――学校还特意强调空蛹壳是不算数的。这几乎成了贯穿整个小学生涯的最令我们头疼的一件事情了。 为了完成任务，冷虹帮我们每人做了一个辅助工具――把半截竹筷子从中间劈一道缝，里面夹进一根小木棍，一把简易的镊子就做成了。 于是，放学后，大院里到处可以看到右手持苍蝇拍，左手拿小药瓶和竹镊子的小学生们。他们要么两眼盯着空中，时不时向空中挥一下拍子，形似梦游；要么专门钻平时避之而惟恐不及的公共厕所，在浓重的臭气中全神贯注翻着墙角的泥土，象挖掘文物似的。每打死一个苍蝇或发现一个蛹时，赶紧小心翼翼地用手中的镊子夹到小药瓶里，生怕被别人抢了去。 大旗有一个让我十分佩服的本领，他可以空手拍苍蝇。当看到墙上的目标之后，他就蹑手蹑脚地凑到跟前，两手向苍蝇的斜上方一拍――那只可怜的苍蝇百分之百地会成了他手心的苍蝇饼。大旗说过好几次要教我这招绝活，但我拒绝了。我感到极其反胃，影响食欲。 2000只苍蝇的任务不是轻易可以完成的。 当我和大旗、冷虹把小药瓶里的苍蝇尸体倒在地上，在刺鼻的恶臭里把已经腐烂的苍蝇和蛹一五一十数了一遍之后，我们很泄气。三个人6000只苍蝇，这个目标太遥不可及了，而且，大院的可利用资源也在逐渐枯竭。 为了抢占有限的几个公共厕所，里院和外院两帮孩子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时不时听说有人因越过中间界限而被对方打了的事情。家长们对孩子的苍蝇瓶很厌恶，是绝不允许放在家里的。孩子们只好把它藏在室外的某个地方，但时常发生苍蝇瓶被盗的事件，大院的气氛一时有些剑拔弩张。 有一天，大旗突然想起在炮台山山脚下的果园子里有一个厕所，一定不会有人去的。我俩很兴奋，马上赶了过去。结果不虚此行。那个厕所被果农喷洒了农药，遍地是苍蝇的尸体。我俩就象进了山洞的阿里巴巴见到了宝藏一样，兴奋得又蹦又跳，顾不得脏，赶紧把苍蝇划拉到一起，装了满满两大瓶子，并从墙角臭哄哄的泥土里，挖出了几百个结实饱满的苍蝇蛹。 回家之后，我神秘地把冷虹叫出来，拿出瓶子给她看。冷虹目瞪口呆： "你――你是从哪儿弄的？" 我把战利品分给冷虹一半，解了她的燃眉之急。 但是，那种混合着农药味的腐烂苍蝇的气味，让我一直恶心了20多年。 在我们班里，冷虹比较孤僻，不太爱说话，比较敏感，可能是对自己家庭的特殊背景感到自卑吧。 我几乎是她唯一的朋友。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处处想着冷虹，习惯成自然，好象本来就应该如此。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事情给冷虹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 10 我在班级中的群众威信是通过"杨旭东事件"树立起来的。 杨旭东曾经给我们带来许多快乐。但由于他生性比较懦弱，常常成为孩子们欺负的对象。尤其是红军。 杨旭东家住在外院，本来成天跟在红军屁股后面转，但是1975年夏天野游时发生的那件事，使他"叛逃"到我们这边来了。 那时候，出去野游，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事情了。父母给我做了我最喜欢吃的蛋炒饭，还破天荒地给我5角钱，让我口渴时买根冰棍或者喝瓶汽水什么的。那时，我们不可能象现在的孩子出游那样带许多小食品和娃哈哈饮料，我们顶多再带一根黄瓜或者两个西红柿。当时人们生活水平指数很低。 现在有句口头语"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其实就是当年生活水平的写照。我们确实也只能在大年三十晚上吃上一顿象样的饺子。孩子们对年的渴望，是现在的孩子所无法理解的。那时，过年在我们孩子的心目中，就意味着能够吃上好东西，穿上新衣服，所以在对年的期待中，时间就显得格外漫长。 大连人过年，因袭了山东人的习惯，家家都要"走油"――就是将平时舍不得吃的各种好东西用油炸熟，作为过年时的主要食品。当家家户户飘出"走油"的香气时，那就是过年了。东西吃完了，年也过完了，于是又开始新的一年的期盼。"走油"的习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直到现在，年味已经很淡了，母亲仍坚持年三十晚上要炸上一大盆东西，好象不"走油"就不是过年似的。这似乎已成为母亲的一种仪式。 但在当年，母亲也很不容易。为了过年能"走油"，母亲平时就省吃俭用，但每月2两油的定量，却实在让她一筹莫展。父亲就借到南方的一些城市出差的机会，千方百计购买一大块肥肉膘，回家后熬成"猪大油"，平时代替豆油使用。那时，几乎家家都有一个猪油罐。 孩子们实在馋急眼了，就偷舀一勺猪油抹在馒头或者玉米饼子上（至于是前者还是后者，要视家庭境况而定），那感觉绝对不亚于现在的面包抹黄油。 我曾经在关于国宴的记录片电影里，看到焦黄诱人的小圆面包，让我有些垂涎欲滴。那时我一边跟着大人们对着出现在银幕上的毛主席热烈鼓掌，一边就想：什么时候我能吃到那样的面包，一定是共产主义实现了。我只能用《列宁在1918》里瓦西里的那句话来自我安慰了，"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及至后来，毛主席他老人家将此类"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的想法通通斥之为"不许放屁"，我不禁暗自惭愧。 时间回到1975年那个夏日，我们到夏家河子野游。 只有在了解了当时的生活指数水平之后，才能想象那天早晨集合出发时，当红军向我们炫耀他带的红烧牛肉，所给我们造成的那种心灵的震撼。想想自己带的蛋炒饭，我的自信心受到沉重的打击。当然，红军的父亲是厂革委会主任，属于权倾一时的当权派，我们平民家庭的生活水平与他家是没有可比性的。 那天，一到夏家河子，我们就把书包往树荫里一放，换上泳裤下海玩去了。 夏家河子是以滩平水浅而闻名的，到处是一块块平坦细腻的沙滩，退潮时走进去1里水也没不到脖子。对于不太会游泳的孩子来说，这里是玩水的好地方。 但我们很快就发现比玩水更有趣的事。我们注意到在刻着层层水纹的沙滩上，有一行行海洋爬行动物留下的细密的爪痕。顺藤摸瓜，我们很快就发现那是一种小小的鬼头蟹，蟹壳上的花纹酷似一张鬼脸，它们钻进沙地后，会留下一个不易察觉的通气孔。男生们象发现了新大陆，大呼小叫地展开了一场对鬼头蟹的围剿战役。女生们则在一旁观战助威。 冷虹也在一旁关注着我们和鬼头蟹之间的这场"地道战"。那天，她穿着一件淡紫色的泳衣，越发显得皮肤白皙。细瘦的胳膊和腿上，沾了一层细细的沙子。看到我盯着她看，冷虹的脸一下子红了，转身离去。她是一个腼腆而内向的女孩。 事情的发生是在中午。 我们回到树荫下，准备吃午饭。这时红军的一声怪叫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谁干的？谁偷吃我的饭了？" 红军夸张地擎着手里的饭盒，怒视着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那张原本就黑的脸，因为愤怒而有些发紫了。我不喜欢这种感觉，这种被人当作贼看的感觉。 其实，我一直怀疑事情的真实性，很可能是红军疑心生暗鬼，但也不排除我们中间真的有人在诱惑面前克制不住自己的欲望。 这顿饭大家吃得有些闷闷不乐。 矛盾的爆发是在下午。 当时男生们分成两帮，在沙滩上玩起了骑马打仗的游戏。这个游戏，每三个人一组，作为一个战斗单位，其中一个当"将军"，骑在两个"马"的肩上。两帮之间互相拉扯，谁先落马谁就是输家。当然，红军、大旗这样的孩子头，永远都是充当"将军"的角色的。 突然，大旗把红军从马上拉了下来。红军有些恼羞成怒，爬起来之后，冲他的"马"之一的杨旭东狠踢一脚，恨恨地骂道："妈的，窝囊废！就有本事偷人东西吃！" 杨旭东惊恐地边躲边带着哭声喊："不――不是我！我――没――没有！" 见一向懦弱的杨旭东当着大家的面顶嘴，红军火了，扯住杨旭东的头发把他摔倒在地，抓起一把沙子就往他嘴里塞："让你偷吃！让你顶嘴！" 杨旭东大哭起来，嘴里满是泥沙也不敢往外吐。 我看不过眼，上前拉了红军一把："算了算了，别打了。" 红军回手把我推了个趔趄，指着我的鼻子说："要你管！狗拿耗子！" 我被他的嚣张给激怒了，照他的下巴上就是一"冲天炮"。红军可能是没有思想准备，摇摇晃晃地倒在沙滩上的水洼里。大旗也过来冲他就是一脚："你他妈的才是狗呢，见谁咬谁。"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两帮孩子对峙着，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但奇怪的是，那天外院的孩子没有一个主动上前帮红军的。可能是红军的所作所为有些过分，不够仗义，冷了他们的心吧。 见形式对自己不利，红军爬起来，一边揉着下巴一边指着我们说："你们等着，回头找你们算帐！"说完就灰溜溜地跑了。 我拉起杨旭东，说："别怕他。你越怕他，他就越欺负你。" 第二天，上学路上，杨旭东妈妈在等我。那是个长年被疾病折磨的家庭妇女。见我和冷虹过来，他妈妈扯住我的袖子对我说："大键啊，你是个好孩子。以后我们家狗剩就交给你了，你多关照着他点。" 看着杨旭东母亲恳切的目光，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狗剩？你叫狗剩？"等他母亲走了之后，我大笑着问杨旭东。冷虹也在一边扑哧笑出了声。 狗剩从那天开始，就倒戈"叛逃"到我们里院这边来了。我们喊他狗剩，他也痛快地答应。不论干什么，他都紧紧地跟在我和大旗后面，寸步不离，好象这样才有安全感。 随着狗剩的"政治避难"，外院帮实质上已经分崩离析、土崩瓦解了，除了几个铁杆Fans之外，红军几乎成了光杆司令。 而我们里院帮的势力却一下子壮大起来。我们常常一大帮人跟在红军他们几个人后面，一起大声地唱着"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或者"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脑袋，真奇怪，真奇怪"。 红军对我怀恨在心。 几天后，有一天我拎着酱油瓶到大院门口的供销社打酱油。刚出供销社，看到建国他们那帮人在路边树荫下打扑克，玲子也在一旁观战。 "小孩，过来！"建国冲我招招手。 我迟疑了一下，走了过去。 "去，给我买盒烟。"建国冲我努努嘴。 我感到受到莫大的羞辱，问他："凭什么让我去买？" 旁边一个刀条脸冲过来，照我后脖颈子就是一巴掌："妈的，敢跟大哥顶嘴？活腻了是怎么的？" 我本能地一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吆呵，反了你了！"刀条脸大怒。 建国站了起来，歪着脖子上下打量我："你就是那个打我弟弟的小子？"说着一把抓住我的衣领。 看着他凶狠的眼神，我感到一种冰凉的恐惧感觉从脚后跟爬上来，弥漫了我的全身。我的身体都僵硬了，准备随时迎接他的拳头。 "毛主席说，不要称霸！"我声音颤抖地说。 "哈哈，是吗？"建国朝地上啐了唾沫。"老人家还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呢！" "建国，放了他吧。"玲子走了过来，手搭在建国的肩上。 建国看了看玲子，不怀好意地笑了。"怎么，你小朋友啊，那么向着他？" "胡说什么呀！你和这么一个小屁孩动手，不怕传出去让人笑话啊？"玲子掰开建国的手，冲我吼道："还不快滚！想找揍啊？" "妈的，便宜你了。"建国在我的屁股上踢了一脚。"要不是看在玲子面上，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玲子冲我使了个眼色，示意我快点离开。 我不知道玲子为什么要帮我，可能是看在大旗和我的交情的份儿上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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