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件引发我在港倒运的就是为港督彭定康测运程。
1992年7月9日，天主教徒的彭定康（The Right Honorable 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抵达香港，出任第28任香港总督。
他到港没有多少时间，就有人给他出谋献策，说什么要入境随俗，可以请李建军预测一下运程。就这样，他让人来请我到港督府和他见面，为他预测运程。
在他来请我前，我对彭定康已经有了一个了解，当然是根据他在电视上的形象来预测的。我认为彭定康是个博学多才、前程远大的政客，末代总督若是个经济专家，则大利香港。彭定康出任港督，对港、对他自己都不利，从大局讲，他的到任，会给回归前英属香港与中方北京产生很大的阻碍、纷争和对立，影响到香港的经济发展。从他个人的运程来看，香港回归后，他的仕途会越来越崎岖，每当中英两国在利益问题上有所冲突，他就要替英国政府或香港背黑祸，他就是牺牲品，同时他的名声也会受辱。
可不是？在以后的日子里，鲁平、周南、张浚生等一直没有放弃过对彭定康的人身攻击，中共媒体还将彭定康形容为「妓女」、「小偷」，鲁平指彭定康为「千古罪人」，叶选平则称他作「搅屎棍」。六年以后，英国前驻华大使柯利达爵士还耿耿于怀的，说末代港督彭定康的政改方案给香港政治留下了长期后遗症。柯利达爵士对香港政府电台说，如果彭定康没有实施他的改革方案，香港首届立法会选举就不可能采取复杂的选举制度。柯利达爵士说：「彭定康与中国进行的毫无必要的争吵，为干预这部分选举程序制造了空隙，我想，这种损害可能还会继续存在。」
所以我不愿意为彭定康预测运程。代表彭定康前来请我的使者听我一番说明，依然坚持要请我前去，他说：「你应该将这些话直接告诉总督呀，彭定康是个英国绅士，他能接受不同的声音，需要听意见。」
在港府，见到了彭定康，他很礼貌也非常有风度，我将我的看法一一向他说明，他也听得很认真。
当时的政局恰如我所预料，他因为推出了逾越中国忍容极限度的政制改革方案，使香港的政治化有增无减，受到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对，已经形成了「政改风波」。
彭定康始终表现得彬彬有礼，最后他给了我一个红包作为谢礼，当时我一次预测的代价是五万港币，他如数付出，并将我送到门口。
在离开港府后，我就意识到大祸即将来临，因为我看见彭定康政治意识强烈和政治立场坚决，我的说词却很容易让他误以为我在传递中方的讯息，所以他一定会调查我的身份，弄清我的来历。其次，他将五万港币的红包亲手交给我，也必然也会对我税务方面起疑心，特别是一个受过极好教育的西方人，法制观念不会让他疏忽掉这些。在我意识到这些的时候，也是他拨通香港政治部电话的时候，他指示政治部查清我的来历，同时也通知税务局清查我的税务情况。
在港督府为彭定康预测运程后，就是我壮着胆首次前往国民党统治的台湾。经台南到台北，就在应朱婉清邀请到台湾省主席连战台北办公室后的第二天，我从中正国际机场离台，抵达东京羽田国际机场。应国立东京治癌中心的邀请，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该中心作特异功能外气对人体核酸分子改变的试验，研究缓慢癌症扩散的病理。
回到香港就一头栽进了牢狱之灾。结果很简单，没收了荷兰护照、没收了在港的财产，太太留下了一张已经生效的离婚证明，带着儿子卷着钱财不辞而别，名副其实的妻离子散，然后就是香港政府还我一本东加王国海外护照，将我送上了前往东加的班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