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谢创志的东坑口音说起吧，他在台上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为例句来讲诗的圆成。我对着讲义听了一阵子，窗外的音乐陡然间热烈起来，
大锣大鼓的一段粤曲，于是楼下的车流人声涌入耳，想起以前曾陪我来听课
的亚子，那天他也说：“我一边听杨老师讲课，一边听到外面的录相声，还
有那些人和车，你看啊，外边那么热闹，里边儿却是，呵呵，感觉很怪，很
过瘾。”一会儿粤曲又变成“时代曲”了，坐在这里一些人很爱把流行歌曲
称之为“时代曲”。这时我的注意力回到谢创志的口音上，发觉自己听得很
辛苦，他是用东莞话讲：“谢公平生喜见惠连，梦中得之，盖当论其情意，
不当泥其句也。”我对着讲义很努力地调节一下自己的方言系统，把它拨到
“莞音”这个频道，方能听懂七成。这一努力，不觉有些诧异，自己不过几
个月没有回来和他们一起，就把东莞话忘了吗？我发觉自己已经渐渐融入广
东语系了，很多话不期然地说出来，都是些广东俚语，甚至在日记里行文，
也开始用一些白话特有的句式与俗语。不过我用的是香港白话，莞音虽也是
广东话，却与白话有着很大的不同。以前在篁村住了两年，听莞音已觉鱼入
水，丝毫没有异样了，何以今日竟听得如此辛苦呢？又想起九五年回湖北孝
感，请父母的老朋友吃饭，那时一堂人，有多半来自应山县，那是当年他们
一起下放的地点，我也曾在那里住过八年。我自恃隔了如许年，仍能记得应
山话，就站在台上用应山话和他们说着什么，说着说着他们忽然哄堂大笑起
来，原来我不知不觉间，应山话就换成孝感话了，自己却浑然不知。“还夹
着武汉腔！”她们说。

　　今天是东莞市诗词学会一月一次的活动，他们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都
会聚一些人在文化大楼三楼，一个小小的会议室里，摆些桌凳当课室，由某
一个懂诗词的人讲些关于诗词的话题。组织这事的杨老师非常希望多些年轻
人来听课，每每叫了我来听，而我有几个月没来了。谢创志的“园柳变鸣禽”
讲完后，轮到林杰上去讲些关于诗词学会的事情，正儿八经地站在上面，一
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其实私下里才不是这样。我们私下里叫他“大师兄”，
不知是因为年龄最大还是跟了杨老师最久。一起喝酒联句的时候，他带了头
点杨老师的将，写了难句让杨老师对，或者教我们一些偷懒的法子，让杨老
师替我们“执手尾”。那时候杨老师总是笑，然后就一边抽烟一边想，这种
时候他总是很快乐。非常快乐。想来觉得好笑，今天一进来，看到唐伟明与
林杰几个，互相第一句就是：“点嘛？这阵子有冇作诗啊？”“我冇啊”。
“我都冇啊。”然后齐齐偷望一眼两位老师。林杰就得意洋洋地拎起一张纸：
“我有啊。”且又并不摊开来。然后我问：“这几天有没有联句？前一排有
没有联句？”他们就扮神秘状，不作声，尤其是林杰，我一下子悟过来，就
不再问了。后来快散时，杨老师记起来漏了话，补充了说：“当然作品里什
么都可以写，唯有一点就是共产党领导下嘛，唔可以写一些反动的。”他说
这话时，坐在下面的一帮老头儿顿时低低地“嗡”了一下，有人笑有人嗯。
即刻就掠过去了。

　　原来谢创志讲的根本就不是地道的莞城话，是下面一个镇上的口音，东
坑话。不止我听的因难，几个莞城本地人都听得困难。真想不到小小的一个
东莞市，镇与镇之间的口音就有这么大的分别。我以前还自诩为“叻女”，
以一个外省人能分清白话，莞音与篁村话为能，现在知道离“叻女”还远得
很。

　　走出文化大楼，才感觉到这里的变化真是快得很，我已经是一个过客了，
而这里的变化连一个过客都能够那么清晰地感觉到。这里以前是一片旧城区，
文化大楼往左是工人俱乐部，青少年宫，两家电影院一条街和一个小小的广
场。现在全折了，就一个大广场，正儿八经的一个广场模样的广场。也不过
三年左右，他们拆房子的速度真是快。东莞最初给我的是乡下暴发户的印象，
现在已稍稍有些城市的味道了。去年十月，我和亚子听完课走出来，正遇上
这广场举行国庆歌咏比赛，几十个穿了统一服装的人站在台上对着下面的人
合唱，广场上黑鸦鸦聚满了外地的打工仔，很多人都看得很高兴。那天亚子
不信我会翻跟头，我当场翻了两个跟头给他看，就在这广场上。

　　这次经过广场，它又比上次大了一圈。东莞不仅市中心变了，整个东莞
都在变。我以前住的篁村那里，修了一条又一条的路，阔了又阔，每隔一段
时间回去看，都要辩认一番。现在那里又要修三环路，要拆一片民房，那间
老宅子不知命运如何。我在以一个过客的眼光看着东莞的变迁，同时也看着
香港的变化呢。

　　于东莞我是过客，于香港，我算不算过客呢？对于香港，我不知道把自
己当作什么。我住在香港，生活在香港，用白话与人交谈，用港币消费，但
我觉得自己在香港门外，我不太想进去，这道门也不拒不迎，静静地立在那
里。人们的进进出出，不关它的事，它只是一道门而已。但我承认香港是个
有魅力有感染力的城市，它象传说中不动声色的神仙，看不出年龄，你能找
到它最古老的痕迹，也能看到它最新的生机。香港这城市太大了，大得把什
么都吞进去，不着痕迹就化掉了，每天发生的大大小小事情，不紧不慢就进
了文件夹，贮藏在一个大而有序的电脑里。

　　我在香港这个城市里默默地生活，除了先生的家人不认识一个朋友，在
潜意识里孤立自己，排斥香港。但是一年一年，香港本身的磁场改变着我，
我不知不觉间习惯香港，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这些都是慢慢的，慢慢的，
浸入我体内，我渐渐感到香港的亲切与包容，它的厚厚的生命力，也渐渐学
会了站在香港来看香港。上个星期从观塘经过，在巴士总站等９８Ａ，旁边
一家鞋店，橱窗里陈列着一些凉鞋，我觉得很眼熟，再细看，赫然印着
Ｂｌａｎｃｅ的商标，那个夸张的大写“Ｂ”字。它是我前几年坐在东莞的
一张台子上随手涂下的，当时一个客户急于想要一个新商标。我不知道这个
商标到现在还在使用，并且流到香港来。我一向觉得自己是香港的局外人，
忽然在香港的某个角落里，还有些东西可以追溯到自己身上，很有些造化的
感觉。那家鞋店名叫“花生”，在我离开之后拉下了铁闸，夜了。

　　我住的将军澳，九五年第一次以旅行的形式去到那里时，一落车就是一
阵山野的气息。人们说八九年刚搬进宝琳村时，那些云可以从山上直接飘到
屋里去。推了窗一望，康盛花园那几栋高楼俏伶伶地立在山间，高架桥在山
与山之间穿梭，那时夜里睡不着趴了窗看闪烁的车灯在山间明明灭灭，现在
推窗看不见山了。新的巴士线路越开越多，新巴打着“拜见将军”的广告雄
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将军澳，东九龙最大的商场新都城也开张了。

　　想到这些变化时，我有些感慨，我看着东莞的变迁，知道香港的变化，
却久久不知道自己的家乡湖北，变得怎样了。它的那些楼房街道，是不是高
了宽了，那些小巷子，还有没有金银花爬在墙上。每到春秋两季，我必定会
想念那里，那里的四季分明，而南方，春与秋未曾完全张开就逝去了，还没
捉到影子，就消失了。

　　我们一行人走过广场找一个地方吃饭，边吃边聊。他们在一起聊的自然
是诗词那些话题。诗词学会与任何圈子一样，什么人都有。很多人连平仄都
不会分，就因了人情挤进来，玩弄着风雅，做些五个字七个字的顺口溜，要
求杂志上刊登出来，就成了诗。席间谈起最近某刊物上公开发表的大作，描
写舞厅风光：“四肢如柳舞，三点最迷情。”齐推为当代名句。我想起新诗
中沈浩波那些人，用下半身写作，估不到格律诗里面也有同宗，真是异曲同
工之妙。一起吃饭的这些人当中，有大半是曾经或正在做语文教师的。我很
遗憾没有在杨老师的班上读过高中。前年诗词班刚开时，我也不会分平仄，
学来写的诗狗屁不通，杨老师将我的作业打返转头，要求重写。我强辩，说
如何如何，他当时在堂上说：“解释？哪里解释得这多？！诗就是要人一睇
就明，不需要解释这么多的。哪，有个故事讲给你们听，以前ＸＸ中学的校
长，钟意写诗，但是他的诗冇人睇得明，全部都是他自己发明的词，他自己
觉得通。跟住他就注解：①②③④，诗本身得四几句，注解这么长！跟住又
一个老师开玩笑，影射他，那晚学校煲糖水，他就在黑板上写：‘今晚饮尿！
注：尿者，糖水也。’你这首？这多注解，尿者，糖水也！”话音一落，顿
时哄堂大笑，我那时与杨老师还只是初初接触，不象现在这么熟，当堂面红
耳赤，不知如何。现在这句“尿者，糖水也”成了我们的定语，谈起某某诗
不通时，齐声一句：“尿者，糖水也！”而后大笑。今日在餐桌，大家如此
痛快地尿了好几次。

　　今天杨老师说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我，那套《琴轩集》他已经找到一个有
钱的公社，游说他们替他出钱，把全套书印出来。这套书全世界只有最后一
套了，几近失传。他找到一家印刷厂，要求印两百套，估价九万二千元，他
自己拿不出，就去游说别人，终于找到一个公社肯替他出。我问那印出来的
两百套会怎么样？能不能在书市上流通？他说那不行，没有书号，只能自己
印来看，不能卖。再说印出来后，公社也不会全部给你，剩下的就当他随便
送了人，只要书流传下去，不就得了？

　　提到印书了，我想起针儿，昨夜与她通了好长时间的电话，有多长，不
知道。她在北京为了那一套网络文集奔走，找出版社，作宣传，四处游说，
讨价还价。她觉得她手上那些网友的作品水准相当高，不甘心网络文学被定
义在通俗、消遣的位上。用她的话，她想让网络文学浮出水面，让人知道在
网络上面也有很认真的文学作品，一些人在很认真地写作，不是消遣。花城
曾经看中了她手上的一部分文章，想单独把小说部分拿去，她不肯，花了那
么大精力，要么就全部出，要么就不给。也有的出版社要求拿去后要删改文
章，她又不肯，作者写出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说到与华夏出版社谈时，
针儿说：“他们也很有诚意的，在那里跟我一谈就谈了五六个小时。”她说
这话时我很为她感动。她在做什么，出这套书劳心劳力，只是因为她觉得那
些作品好，她想做些事。从昨在下午开始我就不知为什么很情绪化。谈到华
夏出版社要求我们包销两千册时，我们自己要拿一部分钱出来，我与她一起
谋算哪些相熟的网友，谁能凑出钱来。我们排了八个人的名字，斟来酌去，
后来针儿把我狠狠地感动了一下，差点流泪。我说看到你为了这书，老光为
了尚书屋，还有绿绮为了诗生活网站，一个个都那么认真地在做一些事，那
么实在。她打断我说：“扫红，你对我很重要啊！我为了这个作任何决定没
有问过你就把你算了一份，因为我知道你肯定是支持我的，你，还有ＸＸ，
就因为有你们这些朋友，我才觉得我不是孤零零地在作战。”我拿了电话愣
在那里，当时午夜已过。我真的不知道我对于她是那么重要，虽然我一早就
认定了她作任何决定我都会支持，任何决定。

　　我的情绪化一直持续到今天。午后与杨老师他们在一阵“尿者，糖水也”
中散了后，我踱在烟雨中去运河商场买了一副跳棋，准备给四岁半的虫儿，
他用来下棋也好，趴在地上打弹珠也好，只要他高兴。而后我沿着东莞城内
的运河走，经过邮电局门口，这是一个Ｔ字形的路口，邮电局门口有一长排
电话亭。我忽然很想与人交谈，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悲从中来，其实刚才和
杨老师他们在一起时有说有笑，真的是非常快乐，但是这时，我只想流泪。

　　我去买了一张电话卡，拨给一个老朋友，给他说一些我身边的环境。我
的身边有一条运河，这条运河以前可以划船去广州，现在不行了，很脏。到
了夜里河的对岸就成了家私市场，几十元一张床或者柜子，粗糙且俗媚，但
是销量很好，因为打工仔太多。我身边有一辆红色的车刚刚开走，有风从后
面吹过来，我靠在电话亭上，头发乱了。我边说边流泪，他在那边应该听不
出来，只是知道我情绪不好。这个老朋友的诗写得很好，曾教我很多东西，
有一段时间我们在各自的生活里沉浮，没有沟通，但我想有一种什么是在默
默地看着的吧。我讲起我们都认识的朋友针儿与老光，还有宝宝与绿绮，我
说他们都在认真地做事情，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突然情绪很低。

　　我还讲起昨夜与针儿的电话，她的书怎样了，以及昨夜我与一个友人因
了小事弄得不开心，那是我的情绪在作祟，现在想过来我觉得很惭愧。我跟
他以前没有这样子说过话，但是这时我觉得可以与他说这些。我说着说着，
又想起针儿的书，要包销两千册，想起旺角的东岸书店，他们做得很好，我
不认识他们，但是我可不可以到时拿了书去找他们，告诉他们这套书的始末，
问他们可不可以进我们的书或者替我们卖呢？对了，香港有好几家这样的二
楼书店，我可以一家一家去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