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恐惧与颤栗》一书，以及其中亚伯拉罕的形象，像一座里程碑，一道分水岭，矗立在克尔凯郭尔人生和思想道路的中途。他用自己的笔向世人塑造了信仰骑士亚伯拉罕，同时也仿佛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榜样。从此以后，他的人生和思想就呈现了另一种风采。
在生活中，他尽可能按照自己的思想、按照亚伯拉罕的标准行动，并以此为骄傲。他认为辩证法不仅意昧着思想的能力，更意味着存在的能力。后者要求在自身存在中辩证地重复自己的思想。与《恐惧与颤栗》同时发表的《重复》，即以文学形式探讨了这一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是克尔凯郭尔与黑格尔分歧的延伸。在其他更多的地方，他对此作了充分的强调。"重复即指成为一个人所自我表白的样子。""不仅要问，那人所说的是否正确，而且要问，那说的人怎样?"他想表明，正像亚伯拉罕那样，存在主要是生存出来，而不是思想出来的。这不仅针对黑格尔，也针对他自己和他人。"基督教选派的不是教授而是使徒。如果基督教……没有在传播者的生活中再现出来，那么传播者就等于没有传播基督教，……
总之，在基督教里面生活，在生活里表达基督教等等，即所谓重复。"他尽量遵循这一原则去生活，后面我们将看到，他甚至遵循着这一原则死去。
的确，天才的力量就在于自我训练。正如克尔凯郭尔自己所说："我所创作的所有作品无不构成对我自己的教育。"现在，亚伯拉罕信仰骑士的形象鼓舞着他自己，他要更加努力精进。
实际上，告别蕾琪娜后，他的生活内容几乎就只剩思想和著书立说了。只是在写作《恐惧和颤栗》及《重复》两书的过程中，他又去了一趟柏林，而且在那里听到蕾琪娜重新与施莱格尔订婚的消息，使他在震惊之余，几乎断绝了内心仅存的一念。此后，除了在1845年第三次赴柏林，他再未出哥本哈根半步。如果他说自己从童年起就已经成为精神，总的说来是想表述童年的苦难如何决定了他的一生，那么，从现在起他似乎真要具体成精神了。物质上他也有条件，父亲的遗产提供了必要的保证。从本质上说，他弃绝了社交生活，只是并未与世隔绝，例如，他还要发表文章，出版著作；例如，他还要常常去剧院，常常在大街上散步。这倒主要不是说：他乐意让人们经常在公共场合看到他，以便表示，他蔑视人们的谣传，说他是什么纨绔子弟、浪荡青年；这主要是说他在生活中有权拥有他自己的位置。信仰骑士并没有在生活之外，并没有时时刻刻都在"绝望的一跃"，信仰骑士并不能从外表一眼看出来。虽然他本质上是一个"无限者"，属于彼岸世界，但是，正像克尔凯郭尔自己在《恐惧与颤栗》中的描述一样，他看上去"生机勃勃，完全是一个有限者"。"他完全属于此岸世界，即便是资产阶级庸人也不会比他更加属予此岸世界。"他看上去可能像税收官、市民、邮递员、餐厅老板、甚至呆坐在暮色中的贩依，然而，在他的外表下，内心中，他"已经并正在进行无限的运动。他饮尽深植在无边弃绝中生活的悲哀，他知道无限者的痛苦，而他的有限者的趣味也一如任何不知有更高事物存在的他人，因为他在有限性中的停留并无害怕、焦虑的痕迹；反之，他在其中却拥有使他感到高兴的安全感，就像有限是一切事物中最可靠的一样。
然而，这个其表现完全是世俗的人依靠荒诞却成了一个新型的造物……"就他的思想而言，《恐惧与颤栗》已达到了天才的高度，许多工作已初步完成，大部分工作已具有了生长点，他只需要把其中天才的思想理清、展开、落实、成熟和升华。1844年来了，这又是一个多产的年头。这一年的作品中有两本重要著作：《哲学片断》和《畏的概念》。《哲学片断》清算黑格尔，以哲学的方式研讨存在的本质和基督教问题。《畏的概念》则从心理学的角度更深入地探讨畏惧的含义和成因。在本书中，对于人的本性、死亡恐惧、人格结构等一系列问题，克尔凯郭尔表现出了跨世纪的天才。《畏的概念》与他最后一本重要著作《致死的痼疾》一道，不仅为他的全部思想提供了根本的起点，而且——用后世的话说——也确立了他所谓"后精神分析大师"的思想地位，在下一章我们将作专门的介绍。
1845年来了。看来，这又是一个好年头。春天里，《人生道路诸阶段》出版了，它把《或此或彼》和《恐惧与颤栗》中提出的问题加以系统化，完整地提出和描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生方式及其选择问题。这一年，他又一次赴柏林造访世界哲学大本营，并发表了布道词十八篇。一切都好。本来，只要我们还活在自己的肉体之中，我们就不可能完全弃绝我们的爱欲。我们至多尽可能地将它与我们心中理想的爱神相融合。从爱欲的角度看，告别蕾琪娜之后，克尔凯郭尔全部的寄托就是写作。在人群中没有他幸福的家园。他也曾在那里久久地游荡，苦度时光。像一个没有家的孩子，不，正是作为一个没有家的孩子，他终于在精神和文化的世界中找到了什么。直到现在，1845年快过去了，似乎一切都好。关于这几年他自己总结说："我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感觉良好。
我忘却所有生活的烦恼、所有生活的痛苦，我被思想层层包围，幸福无比。假如我停笔几天，我立刻就会得病，手足无措，顿生烦恼，头重脚轻而不堪负担。这是一种强有力的充分的不会枯竭的鞭策，它日复一日，已经存在了五六年，它仍将一如既往、来势汹汹，人们也许会想，这样一种鞭策莫非来自上帝的天命。
如果那些极其丰富的思想不得不遭到压制而蛰伏于我的灵魂深处，就会令我烦恼苦闷，我也将成为彻底的一无所用的人。……只要我能够获得真正的内心的安全感，……当一个作家或者不当，不是我自己选择的；它是和我这个个体中的一切伴随而来的，是发自其中的最深沉的鞭策。"
可是，这并非克尔凯郭尔生活的全部。对于他，情况常常是：某某年来到了，或许还有救，"有一段时间我真是快乐极了，……然而几乎是在同一瞬间，某样新的东西又把我击倒了……"。也许，生活并非单凭信念就能支撑。也许，每样生活都要求为它付出代价。也许，亚伯拉罕那样的饱满的境界，那样安详而又重如大山的人格境界，需要一个健全幸福的童年作为前提，而这前提不可能为一个内心深处充满焦虑和敌意的人所拥有。也许，我们不能以为告别了蕾琪娜或别的什么人，就真正告别了俗世，就会找到什么永恒的家园。生活就是流浪，就是用流血的双足在荆棘遍野的大地上行走，生活永远在别处。……不管怎样，就在1845年行将结束之际，围绕自由主义报纸《海盗号》的一场文字纠纷，把他引向始料不及的局面，并从此启动了他与人群和社会之间冲突的激化和表面化。
作为一份自由主义报纸，《海盗号》以刊登丹麦名人的丑闻较事为方针，销路极广。克尔凯郭尔的《或此或彼》发表时，该报反应激烈，发表评论，对之推崇备至。年轻的主编戈德施密特甚至专门为克尔凯郭尔设宴表示祝贺，他曾言，当其他所有的丹麦作家都被遗忘，《或此或彼》不朽的作者将依然永存。然而，克尔凯郭尔瞧不起这家报纸，认为它大致属于黄色报刊，并认为它对自己的某些评论带有中伤性质，因而甚为不悦，认为它的谩骂才会使他愉快。1845年12月27日，他在《祖国报》上用笔名发表文章表达了要《海盗号》责骂他的愿望。据说，他的本意是想为该报提供一个洗清名声和整肃队伍的机会。可是他没有料到，《海盗报》迎合了他招骂的要求。在一场猛烈的笔战中，《海盗号》发表了一连串奚落他的标题文章和讽刺小品，并发表了一幅刻薄的漫画。在文章中，《海盗号》的"枪手"们毫不留情直言："克尔凯郭尔这破子!"既批评其精神，也嘲弄其生理。在漫画家笔下他更为可怜：高高的礼帽沿下露出稻草一样的乱发，表情刻薄，目光呆板而固执，腋下挟一把伞，佝偻着脊梁迈着细腿缓步踬踯。
这场攻击持续之长，影响之广，完全出乎克尔凯郭尔意料之外。加之他本来就有若干名声，一时间，哥本哈根的公民把他视为第一流的恶棍，加以谴责。更有甚者，当他沿着大街散步，街头顽童便常常尾随其后，看准他步子的节奏大声嚷叫："或此——或彼!或此——或彼!"
打击是如此巨大。要做隐身于人群中的信仰骑士，看来的确是难以企及的事情!他对人群和社会的敌意和蔑视上升为系统性的理论，在《关于我作为一个作者的作品的两则"注解"》中充分表现出来。人群使他想起哥本哈根鹿苑中的鹿群，只要有一只鹿带头，其他的也就愚蠢地跟随而去。"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虚妄。"他垮了。他本来只希望与人群有一种间接的交往，这正是他喜欢苏格拉底讽刺方法的原因。他在一切方面尽可能避免与人群直接交往，正因为如此，他才形成了讽刺的写作风格，他才在作品中通常使用假名，并且常常故意制造真假难辨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从本质上说，正因为要避免与人群的直接交往，他才痛失了他的蕾漠娜!可是现在，《海盗号》事件却以一种悲喜剧的方式，把他赤裸裸地带到人群面前，让他如此痛苦地直接面对人群。
他垮了。甚至父亲去世后逐渐淡忘或朦胧了的宿命感和死亡恐惧，现在或多或少又被唤醒了。部分地由于这种恐惧，他开始在日记里写点总结性的文字。他开始沉痛地反省人生，探讨父亲和蕾琪娜对他一生的决定性作用。他第一次如痛苦而清醒地认识到那根神秘的"肉中的刺"，它令他痛楚不堪，是他的局限性，是他的十字架。那是一种罪，是上帝要他付出的代价。写作不过是他的赎罪，并无任何值得自夸之处，"因为无论如何我已经垮掉，我的愿望已经化作日复一日的极惨重的痛苦和耻辱。"现在，他格外清楚地意识到罪的含义，不仅像过去一样只是在思想中，而是在赤裸裸的生活中。人只有带着罪，才能真正站在上帝面前。
他不仅领悟着罪的含义，也感受到生活的非理性，感到存在的荒诞和悖谬。的确，他自己的罪与人群有什么关系呢?即便他有罪，人群就有理由无理地对待他吗?说到底，他本意也是为人们好啊，为《海盗号》，为戈德施密特，也为哥本哈根和丹麦的人民，为从人群中看到真正有个性的个人。从来，他没有回避自己有罪，他只是觉得，如果以此为理由而使他人担惊受怕，使虔诚而幸福的信徒们感到困扰，那是多么地残酷和错误。正因为如此，他总是尽力以温柔之心待人，把可怕的事情幽闭在自己内心深处，幽闭在曰记中，自己从中获取一点可怜的乐趣，而把宽慰留给别人。正因为如此，除了布道词以外，他才以幽默的方式创作了《或此或彼》这样一些通俗易懂的作品。本意是给同胞们一种暗示(只是暗示而已，他不敢有什么进一步的想法，他不想当别人的老师)，希望他们意识到时代有可能给人带来的失落。另一方面，他却孤独地背负着他自己写作的十字架，背负着他那些沉重无比的思想和作品，尤其背负着他最近沤心沥血的专著《非科学的最后附言》。然而人群却是如此待他，这不是证明了生活的非理性以及存在的荒诞和悖谬吗?看来，在上帝与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误会，善人不一定有善报，恶人也不一定有恶报。也许，这本身就是一种恶，是畏惧与绝望的至深根源?……
然而，他克尔凯郭尔仍然要坚定地、满怀激情地信仰上帝，像路德那样勇敢地面对上帝。承受着自己的罪，在荒诞和悖谬的俗世选择做一个基督徒，证明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活成一个基督徒。他甚至第一次有了殉教的念头，想到放弃写作，去当一个牧师。也许，是该到放弃写作的时候了。他沤心沥血的作品《非科学的最后附言》就要出版，随着它的出版，他的主要思想工作已基本完成。说来也怪，他根据一生的痛苦和思考写成这部书，而它却。好像预见到了眼下发生的事情。
的确，《关于"哲学片断"的非科学的最后附言》是克尔凯郭尔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他继续《哲学片断》的思路，在批判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同时，对宗教问题进行深入的哲学探讨。结合《哲学片断》的结果，他使《恐惧与颤栗》中天才的思想得到了极其凝练的理论升华和表达。在这本书中，他成功地为基督教的所有基本概念下了定义，不仅如此，在讨论如何成为一个人、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一重大问题时，他深入到了主观性、个体等一系列难题的核心，揭示了主观性在成为一个人或成为一个基督徒过程中的关键意义，从而确立了主观性在存在问题中的枢机意义。这一重大的理论进展，如果用后世的眼光来看，已经奠定了他作为基督教神学泰斗和存在主义开山大师的地位。实际上，有了这部著作，就可以对他这两方面的全部工作作出总体性的了解。
在上一章我们看到，克尔凯郭尔认为存在的根本任务是选择。选择既是一种自由，也会引起畏惧。日常生活中充满了选择：结婚与否?离婚与否?辞职与否?进入伦理生活或放弃?与人群对立或向人群妥协?不用说那些更艰难的选择：面对手执凶器的罪犯；冒着生命危险救人；用一个无辜孩子的生命去换一村人的性命；以及亚伯拉罕的处境等等。在这样一些选择面前，人会感到动摇，会感到畏惧，感到虚无，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朦胧地暗示着的虚无"。畏惧作为虚无来说，它并非只有否定性的含义。虚无是一种朦胧的意识，是对人自己身上无限可能性的意识。当(并且只有当)个体从他存在的某一层面跃入另一层面时，可能性便得到实现和认识。
也就是说，自由的选择不仅伴随着畏惧和虚无，还伴随着可能性。只是，可能性会激发起类似于晕眩的感觉。正如克尔凯郭尔自己天才的表述："自由紧紧攀住有限性［与可能性中的无限性相对——引者］的山岩，向下俯瞰、凝视自己可能性的深渊。"换句话说，想要选择较高存在的愿望，始终伴随着因危险的存在而引起的不安。正如亚伯拉罕在放弃伦理英雄而成为信仰骑士之时，他站在畏惧的峰颠，面对着各种可能性。只是因为他巨大的信仰，才使他得以克服了由此产生的晕眩和不安。
人生选择这种无可依凭的自由不仅引起畏惧，也引起绝望。绝望与畏惧相似，但又有着差异。克尔凯郭尔将绝望定义为精神的疾病，因为，绝望意昧着个体无法把握自身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的平衡，因而产生了人格分裂。绝望的人常常身不由己地紧紧攀住自身存在中的有限成份，顽固地拒绝面对自身精神世界的要求，或者只是表面上接受这些要求，与它们仅仅保持想象的或抽象的关系。如果亚伯拉罕当时紧紧抓住自身的伦理准则不放，将刀子插进自己的胸膛，或者在拔出刀子时左顾右盼、犹豫不决，或者用一头公羊代替自己的儿子，那么，他就将自己置于这种处境之中。这种处境意味着个体被绝望击溃，成为绝望的奴隶。
绝望并非无法避免和超越。不过，要避免和超越绝望，个体只有让自身内部现世的(此岸的，有限的，被造物的)成份从永恒事物(彼岸之物，无限之物，造物)那里获得意义。一如亚伯拉罕，在那关键时刻，即在那绝望时刻，他悬置了自己现世的伦理，在作为造物主之上帝的最高力量面前承认自己的被造性，放弃自己，从而战胜了绝望，成为信仰骑士，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从人生选择引出了如此多的问题：自由，动摇，不确定性，畏惧，虚无，可能性，晕眩，绝望等等，这些问题的分量是如此沉重，使得个体无法轻易地面对它们。正因为如此，克尔凯郭尔特别强调"个人"(或"个体")的重要性。他所谓的个人是那样一种人，他实现了自身存在中各种真实的可能性，把自身所有的能量集中到与上帝之间富于生命力的关系之中。这样的个人，其基本特征在于他的"内在性"。所谓内在性，也叫"主观性"，它包含着个体想要把握其存在之绝对意义的巨大努力，个人总是希望凭着自己特有的行动，去把握这种绝对意义。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这种绝对意义也叫真理。正因为如此，他认为主观性与真理同一。他有句名言：所谓如何成为一个人，也就是指如何"成为主观的"。对于他来说，只有主观的人才存在。
克尔凯郭尔强调"个人"，并非鼓吹个人主义。同样，他强调主观性，也并非鼓吹无视客观现实的主观主义。他的目的是要指出，除了个人自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对自己负责。只有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对自己的自由和选择负责，既不依赖别人，也不依赖人群其及伦理(当然也不去教导别人)，就像亚伯拉罕在那绝望的关头一样!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做一个人，才会有勇气选择宗教的人生，做一个基督徒，才能始终与基督同在。这是因为，要做一个基督徒并非易事，它需要有勇气承认自己有罪，带着这罪感面对荒谬的人生，面对非理性的存在，然而又不随波逐流或自暴自弃，相反怀着最大的热情，清醒而坚定地站在上帝面前，把受苦当作得救的条件，始终与上帝同在，用行动去表达对上帝之信仰的激情，从而达到基督教的最高境界。及有关的东西形成了基本的焦虑和敌意。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始终生活在人群之外，生活在母爱之外、父爱之外、家庭之外、友谊之外(他一生只有一位朋友)、爱情婚姻之外、社会伦理之外、公共价值观念体系之外，甚至生活在时代之外(他所有天才的工作一直到二十世纪才被人发现)，生活在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之外，用他那天才的眼光无情地挑剔人世。
对群众："哪儿有群众，哪儿就有虚妄。"对丹麦及其群众："多年以来，我已经习惯了一个小国家的背叛和忘恩负义、显要的嫉妒和群氓的嘲弄，……"对丹麦及哥本哈根及其群众："哥本哈根盛行粗俗的市井专制，这是多么令人厌恶，多么令人恶心啊。……丹麦人民几乎不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群百姓，像犹太人一样；哥本哈根也不是一座大都市，而是一座十足的小乡镇。"
对1848年欧洲和丹麦发生的革命："在所有的暴政中，大众政体最令人痛苦，也最为愚昧，这是一切伟大和庄严事物的绝对崩溃……大众政体是真正典型的地狱。"对文化团体："……参加这个或那个互为标榜的团体，用笔或者用嘴相互恭维，以便取得世俗利益；……"对报纸："'兜售观点：这就是记者'……""一个作家必须在《通讯报》的简介栏里做一番自我介绍，手里捏着帽子，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一副园丁帮手的样子，用漂亮的介绍性文字自我评论。真是愚蠢之至……""就文学和文学评论而言'贝林时报'活脱像一份三明治报纸……我曾亲眼目睹有人因为身边没有餐巾纸，就用这份报纸擦手。""现在听着，小小的《海盗船》!做一个男子汉，哪怕一次也好！……""本科生戈德施密特是《海盗船》的主编……""戈德施密特(除基本上缺乏性格、卑鄙无耻以外，)他根本没有什么思想……"对自然科学："一切腐败最终来自自然科学。""研究者径直将其大脑耗费到一些枝节问题上：有人将往澳大利亚，将登上月球，将钻进地下岩洞，现在又钻鬼才知道的肠道寄生虫的屁眼。"对海贝尔："多年以来，海贝尔教授端坐在文学的窗边向路人招手，特别是如果有一位出身显贵的上流人物经过此地，或者他听到邻街传来一声低低的欢呼，便会大招其手。"对他所尊敬的保罗·弥勒教授和西伯恩教授："……他活着时……还喜欢让西伯恩老是重复这句话：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好争论的家伙，真讨厌'。……他死以后，西伯恩便拾人牙慧，几次三番地拿来攻击我。"对明斯特主教："以这种口气说话简直是一种欺骗……明斯特一贯能够拿真假掺半的陈述蒙混过关……"对他的老师、后来接替明斯特的马滕森："他的生活……说明他想在世俗获得成功，赢得尊敬和爱戴、获得更高的职位，等等——这就实现了基督教不成?"
对古隆维格："但是，那基本上属于默默忍受痛苦之人的一类虔诚……，古隆维格是一点也不晓得的。古隆维格曾经是而且将一直是瞎鼓噪的人……"对安徒生："既然安徒生能讲《幸运的套鞋》的故事，我又何尝不可以讲挤脚的鞋的故事，……"对谢林："谢林看上去像一个乖庚的制造商那样暴躁。""谢林简直是在胡说八道。"对歌德："《自传》里的歌德和替自己铸成的大错做天才辩护的人究竟有些什么区别呢?他根本没有认清什么是理想，对于任何事物(姑娘、充满同情的爱情观、基督教等等)只知道自欺欺人，对自己瞎说一气。"对路德："路德，你的责任毕竟重大，因为我看得愈仔细，便愈能看出你推翻教皇的同时又给'民众'加冕，以取代他。"甚至对他极为佩服的叔本华："读叔本华的书对我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他的表达方式有时和我极其相近，可能是出于过分谨慎的态度，我把原本是我自己的东西归在他的名下……"甚至对他心中的蕾琪娜："她只是喜欢我，可是并不理解我。""她选择了哭泣，我选择了痛苦。""那天(六年以前)我说她终归是要嫁人的……"
甚至对基督教："像渔夫撒下了网，他大喊大叫，喧哗着把鱼赶进网里，并因而捕到许多鱼；像猎人……张罗着丰富多采的把戏，把猎物赶到围猎圈内：上帝的所作所为不过如此，他希望自己被爱，因此用不安去追逐人们。"…………
的确，克尔凯郭尔几乎生活在一切之外，以至他把自己视为"例外者"。他曾写下这样一段著名的话："如果要我选择自己的墓志铭，我只希望写上'那个个人'这几个字——即便它们现在不被人了解，将来总会。"他真是像他自己所说，成了他"自我表白的样子"，或者如尼采所说，"成功地做了他自己"!
的确，一般而言，克尔凯郭尔是一个极端的"例外者"。然而，正如《非科学的最后附言》及其他作品所表明，这个"例外者"自有其特定的含义。关于这一问题，还是让这位"例外者"自己来作总结。他在这部书中写道：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特有的腐败。我们时代的腐败也许不是放纵供荡或耽于声色，相反是一种无节制的泛神论对个人的蔑视。……一切都必须依附于某种运动，成为它的一部分；人命定要被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所诱惑和欺骗，让自己淹没在事件的整体之中，丧失在世界历史之中；没有一个人希望成为个人。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可能准备继续追随黑格尔，甚至包括那些已经开始怀疑其哲学的人。他们担心，要是成了具体地存在着的个人，他们就会无声无息地消失。
而他克尔凯郭尔自己呢?他要做一个基督徒。正如《非科学的最后附言》中所说：基督教就是精神，精神就是内在性，内在性就是主观性，主观性本质上就是激清，而激情达到了高峰就是对个人永恒幸福之极其无限的、个人的、强烈的关心。
让我们带着《非科学的最后附言》中的眼光，回到《海盗号》事件，回到这个"个人"困窘的生活之中。我们看到，这个人的生活和思想之间，原来的确有着一种自我纠缠的独特关系，这种独特关系是他作为天才的自我锤炼和自我纠缠，是他的难以摆脱的命运。《海盗号》事件不过是让它表面化了而已。一个如此的"个人"，带着如此"无限性"的悲哀、痛苦、幸福、绝望、信念、信仰等等，怎么可能与"有限性"的人群和平共处呢?说到底，《海盗号》事件并非生活强加于他的悲剧，而只是他自己人生的一个逻辑结果而已。《海盗号》只是一个契机，使他的生活宿命般地进一步深深卷入与自己精神和思想的碰撞和纠缠之中。
总的说来，克尔凯郭尔的人生大致沿着这样一条路线往前发展：他既受到生活的剥夺和逼迫，又受到精神和思想——尤其是他自己的精神和思想——的教益。在被剥夺的生活中，他只好像天才那样自我锤炼、自我纠缠。他热爱自己的精神和思想，因为它们"无不构成对我的教育"。然而，他是这么一个"个人"，他不会像一般小有天才的人那样，把精神和思想看得至高无上。因为，他不愿意成为他人和自己精神和思想的影子，不愿意由此而"成为世间的一种表象"。他有更大的抱负。他把人看得高于一切，把做人的问题以及怎样做人的问题看得高于一切。他最深切的愿望是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信念与其精神和思想结合起来，共同面对着生活的剥夺和逼迫。每当两者的冲突发展到白热程度，他总是选择忠于自身。也许他没有退路：从我幼小的时候起，我的肉里便扎着一根芒刺。设非如此，迄今我已沉沦世俗而不可自拔了。
但是我不能，不论我多么希望如此。但是我们说，即便有退路他也未必会背叛自己。当然，不是没有恐惧和颤栗，甚至不是没有动摇，甚至不是没有三心二意，但他总的说来是一步一步更加坚定起来。如果说在内心崩溃或软弱中他曾背叛过自己，曾放纵过、纵情过、俯冲过，那么他很快就回头了。他就这样痛苦地承受着人生，沿着他自幼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的命运之路，走向几乎纯粹的精神境界，走向信仰骑士的"无限性"，走向那最后的"绝望的一跃"。
从童年时起，他就已经成为精神，就被逐出我们大家通常拥有的充满母爱和其他健全生活的"伊甸园"。他无法回去，因为每当他想要回去寻找，就总是看到那手执火剑的天神挡住他的归途。他只有永远地流浪，而就在这流浪中他越来越清醒而坚定地听到了来自彼岸世界神秘的召唤，从而看到了基督之路，看到了基督就是道路。是的，这条路从一开始就是那么狭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他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与他自己作对。……这条路是狭窄的——它简直就是根本无法行走的、被完全阻挡了的、只有疯子才肯走的路!然而正是这样的路才证明基督才是真正的道路，……"
路，就是基督受难之路。上帝本不在矛盾的交汇点，但交汇点却是上帝可见、可想之处。也许他由此反而比我们幸运。也许，从本质上说，我们都是历史的孤儿，都无家可归，都在有意或无意地寻找，只是由于我们有着表面上的幸运，因此难以面对一种绝对"单数形式"的生活方式，无法感受到那神秘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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