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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写下这个题目，眼眶便已经湿润了，而且觉得再接着写任何东西都是多余的，这个题目本身最平易朴实，最令人感动，也最深刻。
几年前读叶秀山先生的"我想有个家"，感受极深，难以忘怀。思想真的是一条自我流放苦行的路。思想者倘若沉浸在如家般的舒适温暖里，怕是永远也不会思想。洛克说过，完满的幸福会消除人的任何欲望，任何欲望都是多余的。当然，洛克是经验主义者，对"幸福"的辩证法不甚了了。克尔凯郭尔享受过富贵和安适，却终于放弃了"幸福"，因为"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生的使命应当是尽力让事情变得困难起来……"，这想法也纠缠着陀斯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上百万的事实，说明了人有意识地——即是说，完完全全地了解自己的真正利益，却把它丢在背后，急急忙忙冲向另一条路，去迎接危险与毁灭——不是被任何人任何事物所逼迫，而仅仅因为他厌烦旧路。他顽固地，有意地打开另一条荒谬而困难的道路，几乎是在黑暗中去追寻它……人所需要的仅是独立的选择，不论为这种独立付出何等代价……"
施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写道："家"这个词仅当人从野蛮进入开化时获得了重要意义，然而它马上就随着人的文明化而失去了这一意义。对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但来说，从西方文明生发出来的"哲学"，原本就是因了人从其居所放逐出去而发生的。1993年，纽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小书《家：世界的某个地方（Home：aPiaceintheWorld）》，书的扉页这样写着："家的观念——这观念对我们有着深深的感召力，其含义却从未得到全面的理解……"哈佛大学的美学与价值一般理论讲座教授，研究爱默生的专家斯但利·卡维尔(StanleyCavell)越来越意识到："……我的哲学研究的焦点日益显现为家的观念……，引述诺瓦利(Novalis)的看法：哲学本质上是思乡症——普遍的要回家的冲动"。
这篇随笔原本是要介绍上面引述的那本小书。这书是1990年聚集在著名的"新社会研究学院（TheNewSchoolforSocialResearch）"的一群学者关注当代重大社会问题的讨论纪要。与新社会研究学院主持的多数研究项目类似，这一讨论是跨学科的综合性探讨，学者们来自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学。美学。建筑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工作与行政管理等领域。这些论文被划分为五个部分：(1)家的观念；(2)流放；(3)无家可归的历史；(4)流放、异化、陌生意识；(5)家、私人与家庭生活的核心。
吸引了我注意的是，这书接近结尾处的一篇文章《家的观念：一种空间》，作者玛丽·道格拉斯（MaryDouglas),曾在伦敦大学、西北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处讲授人类学。她开篇是这么写的："我们越是反思家对我们的独断，就越是对年轻一代反叛家庭的拘禁与控制所表现的自由要求表示理解，从而越是对大多数读物所表现的明显的思乡情调表示惊讶……，家所固有的那种节律性是如此难以忍受和如此荒诞"。她分析了一顿典型的家庭晚餐。这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默契地明了其他任何成员的每一个行为的细微未节，并预期这些细微未节的反复出现。如果有人来晚了，或者坐在通常另一个人的座位上，或者用餐时刀叉过重地碰击盘子，或者吃得比平常多，或者……，总之，任何反常现象都要求给出"解释"。
她接下去分析，认为"家"，至少西方观念里的"家"，是空间的一种特殊形式（合了书名《世界的某个地方》)，在空间形式上与"household（居所）"重合，但"家"的时间结构是家的本质特征——它固执地把时间划分为不变的家庭事件的模式：一日三餐，上班和回家，洗漱和睡眠，娱乐和社交……每一个事件的时间模式都固定不变，每一个家庭成员在事件里的角色都固定不变，每一个家庭成员对其他成员的行为的预期都固定不变。惟其如此，"家"才是最可以信赖的地方，也才是外人最难以加入的地方（除非经过长期训练，达成这种默契）。在这个意义上，她把家叫做"记忆机器(menlorymachine)",或者,以"家"的方式制度化了的行为记忆。家，经过这样的功能主义的分析，就变成了"以最经济的方式配置稀缺资源"的制度之一。给我的感觉，作者引进"后结构"分析，例如家的"时间－空间"特征，仅仅是装饰门面，并不真的加深了读者对"家"的现代理解。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乔治·凯笛（GeorgeKateb)的文章这样开头："在家里，这是一种心智的或精神的状态。我希望回答的问题是，我们以何种方式居家才会感到最贴切地居住在自己家里"。他的分析达到这样一个结论：个体应当在一定程度上与他的家保持疏离，才可能最贴切地感受到家的舒适和安宁。他也引用爱默生的观点，把这种疏离感称为"民主距离（demo-craticdistance）"，或者"自我依赖（self-re-liance)"、"自我发现(self-recovery)"以及苏格拉底式的"自我省察(self-examination)"。确实，当我们越是急切地要回家时,我们越是发现家之不成为家（家庭成员之间过分亲密从而使每一个成员都丧失了"个体性(individuality)",从而"家"更像枷锁的"枷")。我们大可以感受到存在主义者所感受到的那个为他人的存在(being－for－others)以及"他人就是我的地狱"的"家"；或者,娜拉毅然决然要抛弃的那个使每个成员都异化为"玩偶"（角色固定不变，为角色的生存）的家；或者，被鲁迅视为"吃人宴席"的，把活生生的人送到传统权威的符号机器（礼教纲常）里面去碾轧的家。
人性矛盾的另一方面是，"在家的时候，人们要求更如同家的家。人们犯了思乡症，尽管他们已经在家了。他们到底要什么？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某种身份（identity,或译'认同')——某种与真实自我完全重合的身份"，凯笛恳切他说：这一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当人们要求"家"完全符合一已的真实自我时，他们不可避免地把家庭里的其他主体当成了"手段"，当成实现"自我"的外在手段。这已经破坏了"家"，使对"家"的追求异化为一首思乡曲。爱默生是对的，人们应当首先依赖自己，首先省察自己，这里唯一需要的，是私己的空间（privatesphere）。只有通过这样的距离感，才可能感受到"家"和居家的安宁。
我们需要家，首先因为家是我们人生的小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航行的最后避风港。这里的多数事情是可以预期的，于是带来安全感。其次，自从我们进入"现代"以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变得如此千差万别，我们每个人面前都打开了无穷丰富的机遇和选择，我们被抛到这个世界里去独立"选择"。于是没有谁能够理解其他人，没有谁指望他人的理解，除了或许来自同一个"家"的父母兄弟姐妹的理解（如果这"理解"不被市场异化为"杀熟"的话）。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需要一面"镜子"，一面可以反映出我们真实自我的镜子。这绝非顾影自怜的需要，而是自我意识之作为"意识"——精神存在——所感受到的非要把自己外化为物质形态的冲动，如同艺术家在雕塑中感受到的成就感，或政治家从大众的景仰中感受到的成就感，或诗人将自己的意念用语言朗读出来时的成就感。这种冲动真可以说是人的创造精神的源泉；精神必须首先将自己置于自己的意识面前加以审视，才称得上是"精神"，这审视便造就了差异——意识与作为意识的审视对象的意识之间的差异（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由这种差异生出万千变化，生出大千世界，生出"创化"的人生。在诸种可供我们意识自我实现的社会环境中，"家"是最直接。最方便和最切近自我的社会环境。我们从婴儿发育为成人的过程天然地从我们不得不学会把"母亲"与我们自己的"个体"相区分开始——最初的"家"。
由于这种种原因，我也一直在寻找回家的路。这回家的路却是越来越遥远，又越来越亲切。60年代未我第一次离开家的时候，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一个尚且役有发展出独立"自我意识"的人不会感到居家与离家的区别。80年代中叶我第二次离开家的时候，感受非常强烈。母亲至今为我保存着我在飞机上写的家书（那或许是年轻时候的我能够写出的最动人的文章）。90年代的我像许多同龄人一样，频繁地离家，去闯荡天涯，却一次比一次地更加思恋那个老旧的家，思恋那个保存着我的童年——我的暮年——的家。多少次梦回肠断，凭栏远眺，感时殇月，多少次"剪不断，理还乱"，多少次"杨柳岸，晓风残月……"。让我仍无法不询问今宵酒醒何处，其实是"乡愁"。时隔多年，我仍在怀着乡愁，寻找家园。
无题或"房子"
窗橼上的风铃悠悠呜响，海边吹来夹着雨丝的晨风，清新发甜。这散发着清甜的晨风，每天早上穿堂而过，把我唤醒。我依在客厅躺椅上，俯瞰着下面灯光剔透平静如蓝色玛璃的泳池，旁边几株静得和池水同样凝固了的棕桐，以及远处那片广袤的、被刚刚开始涨潮的一浪一浪懒散的水波拍打着的白沙滩。太阳还没有从小山后面升起来，月亮被晨曦印染到刚刚变成淡蓝色的天幕上，好像一小片儿椭圆形银纸。生活还没有醒来。再过几十分钟，女儿卧室的灯光才会点亮，从盥洗室里才会传来淋浴的声音；这时，妻子会轻轻站在我身后，扶住躺椅的大靠背，和我一起浸人这醉人的清新得发甜的晨风；而后，女儿会从冰箱里取出牛奶、麦片、果酱之类的东西摊开在客厅尽头那张宽阔、厚实、保留了原色的大木头饭桌上，心不在焉地用早餐。……等妻子开车把女儿送到学校，等我从卧室侧面的洗澡间回到客厅，带上当天的讲义和书籍准备走出门外，生活才会醒来。
不过此刻刚刚醒来的生活又把我带回一年前的另一个梦幻世界里，菜茵河畔几十座童话般的小城当中的一个。那里只有一条主要街道，从住所到附近的咖啡馆，大约走十分钟。寂寞的小路，寂寞的小树林，寂寞的灰色天空，以及随处挂在这个寂寞世界上的正要融化的雪，我依然记得我是如何被那第一口咖啡感动了……在这样一个清冷的早晨，沿铁轨望出去，不远的地方依稀可见那所从树林里露出几张圆形屋顶的大学，咖啡桌上摆着当天的讲义和书籍……生活刚刚醒来。
假如再向前追溯几年，我会想到"告别"已久的，让我感到最陌生的那个"生活世界(Lebensvolt)"。它虽然也像做梦一样在我眼前飘来飘去，却更像一个熙熙攘攘的大市场。我记得刚从那个"生活世界"里走出来的时候，在北大校园里碰到几位青年朋友，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很羡慕我在这世界上飘流的方式。是吗？不是吗？于是我开始想到我为这种生活所付的代价。
妻子最羡慕别人的，就是别人那座称为"家"的房子。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送给妻子一座称为"家"的房子。但是我不能。飘流的代价就是没有家。你可以租最豪华的住宅，但你无法不感觉到那不是你的家；正是那豪华提醒你匆匆过客的身份，追问你下一个停泊的码头。从此，"房子"对我便有了特殊意义。每到一地，为了做一个关于"家"的梦，不惜时间和金钱，陪着妻子去寻找最理想的住所，有时是奢华饭店，有时是家庭旅馆，有时是"都市里的村庄"，有时是图书馆旁的大学招待所。
从房子和代价，便想到了各种房子的市场价格，这才算是进入撰写的文章的"正题"。不过只要碰到正题，我的随笔往往就倾向于早早收场，嘎然打住。这和我写的学术文章差不多，洋洋万言旨在铺叙，等交代清楚了问题的背景。传统思路和问题本身的发展史之后，核心的"正经话"只写几句，就结尾了。
关于房子的市场价格，我有这么一个命题：一个地方全部房子的平均价格大约与该地房子种类的丰富程度成正比。这命题首先是经验的，如果正确的话，我可以写一部专著来阐述它的理论含义（请注意我的前提，像无数"猜想"一样，我的大多数"命题"仅仅是猜想而已）。经济学家会评论说，这命题一点不新鲜，因为"规模经济"已经决定了如果一所房子太别致，那就一定造价很高，于是市场价格也就高（如果有"市场"的话）。完全正确，但由规模经济决定的成本只是房子的市场价格("交换价值")的一部分，而且很可能是一个很小的部分。在都市地区，房子的价格首先取决于房子的地点，也就是"级差地租"。其次，在地租低的地方开发出来的"住宅小区"，其市场价格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住宅在顾客的主观价值体系里的价值（"消费者剩余"），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这片房子的市场，甚至这片小区里每一幢楼和每一套房间的市场，是一个"垄断竞争"的市场(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里，当你要买房子时，你的房地产经纪人会忙不迭地带你去看他能够让你看的许许多多不同的房子，并且提醒你每一所房子的特点（香港人叫"卖点"——能卖一个好价钱的"特点"）。你会留意到，这些房地产经纪人在向你推荐一所房子时，会提到其他"可比"房子的价格，但马上会提出大多的。淹没性的不可比因素来。久而久之，我的经验告诉我，房子，每一所房子，都倾向于成为"垄断竞争"的商品。于是房子的价格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高出它的造价（加级差地租），取决于房子的市场机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把偏好不同的客户区别开来，给他们找到各自满意的房子。这句话可能需要进一步解释，北京三联书店最近出的《我思考的经济学》，收集了我去年和前年为《经济学消息报》写的十几篇随笔，里面有详细的解释。
换句话说，如果关于房子的市场机制运行得非常有效率，那么每一个潜在的买主都可以不太费力地找到最满意的房子。再换句话说，该买主愿意为那所房子支付的价格就。是该卖主能够在市场上找到的最高价格。所以，我在上面提出的那个命题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天然成立：每一所房子都找到了最高的市场价格，于是所有房产的平均价格达到极大值。但是我还应当交代清楚那个命题的"前件"与这个结论的相关性。这涉及到商品市场的机制与商品本身的技术特性之间的关系。
有些商品的市场机制很容易运行得有效率，例如火柴市场(注意，不是"火花"市场)，或者如果许多人已经忘记了"火柴"，我们可以用精制盐来近似地代替。在精制盐市场里，买方和卖方大致有关于精制盐的对等的知识（除了在加碘方面需要依靠商品检验外），而且，客户关于精制盐的偏好没有太大的差异（我已经把偏爱"粗盐"的客户排除在市场之外了）。在这些假设下我们可以想象，盐的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于是它的价格倾向于刚好等于它的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但是，如果盐的种类开始增加，出现了蒜盐，椒盐，辣椒盐。维生素盐、鸡精盐以及各种营养和药用盐等等，那么，每一种盐的市场就开始从关于盐的大市场分化。出来，形成垄断竞争的小市场，于是买方被一群一群地区分开来，在这些小市场里支付更高的价格（仍然低于"消费者剩余"）买到自己更加满意的盐。做为商品的房子，在我看来服从同样的道理。
当商品分化出更加丰富的种类时，它们的平均市场价格便开始升高。必须注意，这里假定了有效率的市场机制能让每一个商品找到愿意为它支付最高价格的客户。市场机制的效率在许多场合依赖于商品本身的技术特征。火柴的技术特征是简单划一，基本上不存在（买方与卖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房子的技术特征则是复杂分歧，基本上没有哪两座房子是真正可比的，并且在买方与卖方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关于房子的信息的不对称。我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朋友，几年前买了一所房子，由于事前没有调查清楚上下水管道的状况，事后大大破费了一笔来修理这些陈年管道。在美国，买方通常需要花房产价格的百分之一，雇佣各类专家来搞清楚房子各个方面的情况是否符合契约条件。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场合，"市场"必须支付一定的代价来配置资源，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不是有效率的市场。但是当我们承认世界上大多数并不是如同火柴那样简单的商品时，我们就必须声称：没有"免费的市场"，所有的市场都有费用，即所谓"交易费用"。问题的关键在于交易费用的高低。
关于房子的外观和别致的程度，我想不出来有什么理由否认在买方与卖方之间存在这方面信息的高度"对称性"。如果你认为这所房子盖得与众不同，你没有理由否认别人也有能力看出来这所房子的"与众不同"。所以，当房子的"卖点"越来越集中在别致程度上时（也就是说，房子的价格的主要部分不再是地租和建造成本，而是房子对消费者而言的主观价值），房子的技术特征当中的信息不对称性就越来越被可见的信息对称性压倒，从而房子的市场机制就越来越有效地把偏好各异的客户区分开来，从而房子的市场价格就倾向于是它的"垄断竞争价格"。从而，一个地方房子的平均价格就会越来越高（在"消费者剩余"允许的限度内）。
我关于房子的议论就到此为止。让我愁绪满怀的，其实是"家"，而不是房子。
静
夜，凝重的云块从小山后面移了过来，渐渐遮住启明星耀眼的蓝光。然而月亮仍把云的侧面和顶端辉映得如同一扇通往天堂的门。深邃的宇宙和点点星光便从这走廊的尽头显现给坐在窗前的我。仍是从海边吹来的清甜的风，仍是夹在风中的缠绵雨丝，仍是铃儿在悠悠鸣响。生活还没有醒来。
人生总有一些特殊的时刻让我们能窥见"永恒"，引发我们心灵的关注。在繁华闹市的某个角落，一个流落街头的异乡女人正把乳头塞给怀里的孩子，那孩子的眼神足以使整个世界安静下来；在战场上，当伤痕累累的斯巴达克斯从战友的尸体上最后一次抬起身来，以短剑指向苍天，整个罗马军队沉静了片刻，倾听他垂死的呼吸；当夏威夷大岛的火山复活的时候，暗红色的炽热岩浆从地心缓慢地流淌出来，进入滚沸的大海，去寻找它前世的地层；当波音747飞机突然从三万英尺高的层流坠落下来，在机身被下一个层流托住之前的几秒钟里，喧闹的午餐，葡萄酒和干邑，《华尔街日报》和推销免税精品的女郎……所有这些都变得毫不相于……这些印象凝固在脑海里，犹如庞培古城被人从火山灰下面挖掘出来，带着那些被命运中断在瞬间的生活场景：一片棋盘——棋盘旁边两只倾倒的酒杯，露天浴池和散落四周的橄榄油瓶。
此刻的夜色就像"永恒"本身一样安静。东方的智者们总是强调"静"——静以通天下所感。那些深受东方智慧感染的西方智者们以同样的方式来训练自己的心灵："我们的思想应当如同瑞士的湖泊那样宁静，从而将清晰与深邃结合在一起"（叔本华：《关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深邃，因为心灵穿越那清晰的湖水而洞见了幽暗的湖底；清晰，因为湖水的宁静。
我当然知道这篇随笔是为一份充满着"市场的喧闹"的杂志而作。但我相信这随笔和这杂志之间有一种先定的和谐。因为正是那些经常坐下来思考的企业家创造了这个熙熙攘攘的大市场。如果你永远安静不下来，那么你注定一辈子是一位推销员，或者，一位受人尊敬的老资格推销员，像那位去年八月卖给我汽车的银丝染鬓的列克斯先生那样。但你不是"企业家"，哪怕你已经挂起了企业家的牌子。
某年夏天我在北京度假，某"企业家"约请几十位学者讨论文化研究以及"振兴中国的文化事业"等事宜。我分工拟就了一份只有九行字的"研究纲领"，其中第一行是这样写的："诗·后现代生存与美学人生·传统转化与谱系学分析"。有意思的是，不少朋友告诉我说他们喜欢纲领的第一行，尤其喜欢那第一个字的位置。于是我马上会说，我发现90年代以来我找不到诗人了。空气中留下一丝感伤。我在美国得知那位"企业家"没有把钱捐给文化研究，而是捐给了一家官方机构，或者干脆如传闻所说，他根本没有任何钱捐出来。据说他对政治过分感兴趣，政治兴趣过分强烈可能确实妨碍一位企业家真正地静下来思考那些只有"静"才可以思考的问题。人们尊重那些失败过一百次最终站起来的人甚于尊重那些一帆风顺的人；后者通常借助于运气或社会地位，前者才真正是"强者"——在一百次失败的一百次静思中变成的强者。在前者眼睛里我能够看到因历炼挫折而积淀起来的那种超越的宁静。而从后者眼睛里我看到的仅仅是"春风得意"而已。不能进入超越境界的人永远无从把握他们"烦忙"的生活，于是最终像列克斯先生一样，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对每一个路人打招呼然后再把他们忘掉，继续抽他的烟，推销他的汽车。
就我个人而言，在各色各样的事情上大约失败过五十次了。这说明我不是强者，但这些失败足以让我经常(不得不)安静下来思考。这时候，我的心情就会像细雨中的苏黎世湖，几只天鹅，几缕漪涟，湖对面美丽的山毛榉和肃立的雪峰……透过这宁静，心灵直视湖底，与"永恒"相接。
叙事与"中国之谜"
让我感到事情正在变得有趣起来的是，6月11日至7月7日之间与我直接交谈过的八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里，有三位对我说："中国是个谜"。对此我无言以对，因为我自己也无法以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事情。我告诉他们说：中国对我也是个谜。
就我所知，人们要解释世界的冲动是古今中外一样的。人类理性总具有这样的冲动，要把具体的经验推广为一般的经验，没有这种被休谟称为"因果性联想"的能力，人类是无法从漫长的物竞天择过程里生存下来的。换个角度看，凡是生存到今天的人种，一定具备相当程度的联想能力，我们的那些缺乏想象力的祖宗已经消亡了。能够得到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们，其理性思考能力必定比平均意义上的"经济学家"要高一些了。倘若他们认为"中国是个谜"，那么我想中国对许多经济学家而言恐怕都是个谜。我也不打算求解这个谜，因为自认在这方面国内的许多人都比我强得多。让我感兴趣的是，当人们说"中国是个谜"的时候，究竟他们所意味的是什么呢？
但由于文明演进的方向。语言构造。心理、宗教及社会历史等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人类社会毕竟会以不尽相同的方式来解释各自的世界（我有一篇其实很能代表我对社会现象总的看法的文章，发表在1996年的《读书》上面，题目叫做《游戏，意义，知识结构》，遗憾的是，该文自发表以来没有人对我提起过）。所有不同的解释世界的方式，按照"后现代"思潮诸家所批评的(我觉得颇有道理的)，大致分为三类。其一是所谓"科学叙事"，培根的方法，从以前体验过的现象归纳出一套假设或公理，然后试图解释未来将要体验的现象。这类解释世界的方式发源自古希腊，赫拉克立特《残篇》中已经反复提到"逻各斯"这个东西了。德里达把西方人从赫拉克立特那里（以及从他的论敌巴门尼德那里）学来的科学叙事方式批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据说西方人沿袭这个"主义"是无药可救的了，因为那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有极密切的联系，"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这个说法其实不妥。海德格尔认为"说与思"是同一回事(他阐释巴门尼德的思想)。西方人的语言已经是"逻各斯中心"的了，难怪他们的思考方式带有那方面的"主义"。
解释世界的另一种方式，叫做"历史叙事"。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其所沿袭的方式却是不变的，即所谓"述而不作"。就本质而言，历史叙事与神话或者传说或者讲故事("故事"，旧事也)是一样的。关键在于听的人信不信。庄子也讲了许多"故事"，天地之间，无奇不有。不过时间久了，终于没有多少人相信。而孔子的故事信的人就相当多，而且更关键的，是那些相信了孔子讲的故事的人常常掌握着权力，他们碰到新情况总会去读读孔子讲的故事，然后试图用来解释新的经验或治理社会。所以我们的社会得以按照孔子讲的故事，以及孔子的学生们、学生的学生们等等讲的故事，一代一代地延续到今天。同样道理，人类学家们，如弗雷泽。斯特劳斯和基尔兹等发现，许多原始人的社会就是靠了神话与传说对世界的解释来组织和沿袭到今天的。
最后，有所谓"美感叙事"，即将心里感受到的美表达出来。尼采相信——我也这么相信那将是人类最后的理想生存方式。不过在权力社会里，这一叙事方式是最不管用的了，它大概只对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影响。国内曾经流行《塞莱斯丁预言》，这本书在美国也畅销，现在还出了《续集》(第十条"真知")。那本书里讲到的那群人，实际上是在进行美感交流，也就是美感叙事，并由此组织成自己的社会。
科学叙事，由于"西学东渐"的缘故，变得十分强大，并且诱人。以致我们这般学者纷纷效仿，试图以西学来解释中国的世界，这当然无可非议。关键仍然是人们相信不相信这样的叙事方式；更关键的是那些掌握社会权力的人们相信不相信这样的叙事方式。关于这一点，我不大有把握，我觉得还得再看几十年。中国政治家们照着孔夫子解释世界的方式管理这个社会几千年了，一直到毛泽东的时代还读《资治通鉴》（我猜测现在的领导人也还在读那套书）。如果中国的事情不是依照科学叙事的方式来进行的，那么，对我们这些深陷于"逻各斯中心主义"信仰的人来说，"中国是个谜"。在上述那几位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里面，布坎南说得最明确："中国是个谜。看上去不合理。可是却管用。"(原话是这样的："Chinaisapuzzletome.But，butitworks."）
所以，我得写这篇东西告诉我在国内的那些努力要"解释"中国现象的朋友们，首先要注意的是叙事方式的重大差异。其次，能够把历史叙事方式融合到科学叙事方式里的解释必定将更成功地解释中国的事情。中国经济的隐忧
中国经济已经连续高速增长了十几年，现在正面临深层问题。我在1994年的《二十一世纪》上曾就这些深层问题发表过比较激烈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我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效率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终于向现行政治体制提出改革问题——这个政府是建立在纳税人投票的基础上呢？还是仍然基于"政府养活工人"的社会主义原则上。国有企业亏损问题在1996年达到顶点，财政补贴难以为继，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期间的银行坏帐随时可能触发大规模金融危机。由此看来，按照效率原则解雇一大批国有企业工人，实属势在必行。但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支付能力远没有达到可以支持几千万失业工人的程度（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由于发展中经济的人均收入与支出特征，也由于私营保险业发展缓慢）。我们甚至可以声称，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领导人面临着的最严重问题就是如何在政权稳定这一前提下改进国有部门的经济效率。可悲的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能不服从经济发展的效率原则，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均贫富"的理想，不能不使政府职能有相应的转变。这一转变实行得越晚，国有资产流失就越多，国有企业工人失业的负担就越难以承受，社会动荡的幅度也就越大。我1994年那篇文章之所以显得"激烈"，是因为提出所谓"经济体制改革在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突破情况下已经走到尽头"的看法。对于国内越来越多的朋友而言，这一看法现在不是越来越显得有道理了吗？
中国经济的隐忧不在经济，而在政治体制。这是第一个结论，但这个结论并不充分。因为中国政治传统和权力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被我们叫做"道德共识(moralconsensus)"的东西。政治哲学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里从来就只是道德哲学（或宽泛一些的"伦理学"）的一部分。读者不妨们心自问，九十年代以来，这个"共识"在哪里呢？我们在当下的中国所看到的，大体上可以被叫做"道德元政府(moralanarchy)状态"。在这么一种道德无政府状态下,法治(theruleoflaw)是难以发展和巩固起来的。不仅如此,即便是"人治"的社会秩序，也难以维持下去。亚洲的金融危机，如果看得深入一些，与亚洲的文化是有关系的，而且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所谓"金融"，根本上说是一种"信誉"。这信誉是靠超越私人联系的法律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支撑体系"维系，还是靠血缘亲族或其他私人联系方式来维系，对于嵌入在一个社会里的货币金融制度的有效性至关重要。这一点，我在其他文章里（例如我在中国大陆发行的《资本》杂志的专栏文章）已经讨论得很清楚了。
所以，中国经济的隐忧不在经济，而在政治体制。不仅在政治体制，而且还在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当中。有鉴于此，大着胆子写了这篇短文，宁可担上"危言耸听"的名声。
"资本"问题：缺钱还是缺人？
中国仍是个发展中国家，无疑仍需要大量的工业投资，仍面临如何在人口老化之前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足以抚养将占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老年人，同时保持足够高的人均收入水平这样一个"发展中经济"的根本问题，所以几十年以来，我们最常听到的，是引进外资和提高投资率之类的提法。在政府各部门及各地区的决策者看来，所谓"给政策"往往就等价于"给资金"。我从九十年代初开始，陆陆续续地做了一些经济发展的案例：研究在我看来，所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问题，其实质恰恰不是缺钱，而是缺人。
让我先把这篇随笔所论述的结论简要交代一下：（1）在当地政府已经明确给予各种经营人才（企业家才能）收益权以保护以后，那些具备了下列三种企业家品质的人从来不必发愁找不到钱来实现其经营目标。这三种企业家品质包括敬业的精神、创新的精神。合作的精神；（2）在那些具备上列三种企业家品质的人频频抱怨找不到可供驱遣的资源的地方，阻碍着经济发展的往往不是资源稀缺或其他外部条件的限制，而是当地政府部门主要决策者们缺乏上列那三种企业家（也可以叫做"政治家"）的品质。
把文章的结论放到开头，这样写法的好处在于简明扼要，好像报纸上的新闻标题，把那些原本对此类内容不感兴趣的读者先打发走了，然后才把话题"掰"细了说。这写法的坏处也相当大。首先是吸引的读者少，因为许多人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次是作者自己也常常失去了叙说细节的兴趣，因为结论早已端出来了，就像讲故事刚开头已经预示了结尾，缺乏"悬念"。就我而言，我只喜欢两种写法，一是从头铺叙，娓娓道来；一是石破天惊，嘎然而止。眼下则很令人头疼，已先交代了文章的结论，不知该如何收尾。若依我近年来较常用的写法，这一笔就应当把这文章结束了。
不过如此一来，我在《资本》和《开发区导刊》上的专栏文章与其叫做"随笔"，毋宁缩短成为"警句"或"思想片语"之类的东西了。为了变成"随笔"，我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讲几个真实的故事来说明我那几句结论。我必须事先声明，我并不擅长讲故事。所以我的"故事"更应当叫做案例简述之类的东西。
第一个故事是在北京郊区的潭拓寺开会时听一位老朋友讲的。发生在他一个远房亲戚的农村老家，那个地方的老百姓聚在一起想出一个发财致富的点子，大家凑钱修了个大养鱼池。这点子果然不错，村子上的人，家家都开始有些收入了。这消息传开以后，县上的干部们知道了，很感兴趣，就纷纷从各科处里组织人下去参观。这叫做"总结经验，推而广之"。对县里来的各色参观团体诸如税务局、工业局、农林局、政研室、宣传部等等，村子里的人都不敢怠慢，每回必定捉了鱼来款待，不光要款待县里的干部们，还要款待干部们带来的客人们。有一回来了个参观团，是县文物局组织的。村里人商量了一下，说这个文物局听上去元权无钱。好像可以不用鱼虾来款待了。于是规规矩矩按县里明文公布的"工作餐标准"给文物局来的人摆了普通的"四菜一汤"。请客的人和吃饭的人还都挺高兴。不料这个参观团回去一两个月之后的某一天，村子里收到县文物局通知，说在该村发现重要历史遗迹，已列入文物保护单位，有关养鱼池的一切活动，凡是可能损害"重要历史遗迹"的一概上报县文物局审批之后方可实行。我那位朋友最后说，村子里的人又聚在一起商量出一个决定：把养鱼池填死改种粮食。于是那个村子现在没有养鱼池了，只有千篇一律但不必用来款待县上来人的粮食。
这个故事讲到此处寓意很明白了。我的"随笔"也可以就此打住。对于不该说的事情，中国人老早就知道不该说。西方人没有这种素养，他们只知道对于那种"无法言说"的事情，应当保持沉默。在西方思想传统里，那类无法言说的事情总是与"上帝"关系密切的事情。而在我们中国传统里，似乎正相反，说得出来的事情总显得那么崇高，真正不可告人的事情，每个人都知道不该说。这就叫做"扬善隐恶"。在一个保持了扬善隐恶传统的社会里，讲故事似乎比其他任何言说方式都更容易让人接受。我原本应当讲出更多的故事来，才可以彻底阐明一开头写下的那几条结论。可是最近我碰上一些很烦心的事情，讲故事的心情便消失了，只好等到下一个"随笔"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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