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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一位电视界人士给了我一盘录像带《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
1991年，一位北大博士告诉我，圆明园兴起了一个艺术村，那里有一群流浪画家……
1992年春，一位来自外地的美术朋友说，他租了一间小屋，地点就在圆明园艺术村……
一种挡不住的诱惑，驱使我走向圆明园艺术村。
挡不住的诱惑
第一次到福缘门村（即艺术村），是1992年4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群营养不良面有菜色的画家。他们没有抱怨生活的贫困，对自己的"三无"（无户口、无公职、无家庭）处境也只字不提。他们以每天能填饱肚子能画画为满足。
他们寻求快乐，快乐来自于酒和女人。
他们列出了一周中的喝酒名目：星期一为生日而喝；星期二为离婚纪念日而喝；星期三为感冒好了而喝；星期四为希望而喝；星期五为客人来喝；星期六为女朋友来喝；星期日则为休息而狂喝。
对女人，他们用的是最直截的语言、最本能的行动。他们令人对时空产生一种恍惚：社会是进化到了共产主义还是回到了远古的原始部落？画家们称自己是未被异化的人，并自我宣传道：画家对女人最温柔。
艺术村还有件奇怪的事：我在小珂家看见的小黄狗，几天后又出现在伊灵家。我问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告诉我，这条小黄狗谁也不知是从哪儿来的，它特别喜欢画家，村里每个画家的家它都去过。小黄狗使画家们再次为自己的善良所感动。
他们喝着生水，住在没有邮局、没有公用电话的村里。他们拒绝自己的父母前来看望，有一位画家为自己给父亲画了一张线路图后悔不已。对于来访的人，他们一概要验明正身。
现在地球也不过是一个村庄。
敏感的记者们还是来了。
1992年5月2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报道──《圆明园废墟上的艺术村落》。
27日早晨，就有两个解放军战士，拿着中青报，前来找"郭村长"报名，两个解放军准备一退役就来艺术村画画。画家们哭笑不得，说他们自己还没有找到组织呢，他们决不敢弄成有组织的模样。
又有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某市美术家协会主席要来艺术村，画家们说："好，咱们终于可以有组织啦！"
画家们对艺术村的闻名于世忧喜参半。喜的是知名度越高，画商慕名而来的就越多；忧的是农民快疯了，拚命想从画家们身上发家致富，房租一涨再涨，做一个把４根木条钉在一起的画框，村里的木工要收7元钱；政府的人也常来光顾，说画家们的一举一动均在他们眼皮底下。福缘门村村长找到画家们：听说咱村又有村长了，我怎么不知道……
果然，画商来了── 一个60多岁的退休女教师。女教师被在台湾的弟弟接出去观光之后，眼界大开。在台湾、在美国，人们都谈到了圆明园艺术村，于是，她回到大陆，想来艺术村一试，充当国外画商与艺术村的纽带和桥梁。
其实，早在女画商之前就有人无偿地为画家们做过善事。他就是在村里与画家们比邻的高山。高山是西安人，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三年级学生，因嫌学生宿舍吵，来村里租房住。一天，他偶然认识了村里的画家鹿林，立即被鹿林的画所吸引，以后他又看到了伊灵、岳敏君、魏林等人的画，尤其被画家们这种自由洒脱的生活方式、为艺术而吃苦的精神所吸引，决定为圆明园艺术村举行一次亮相似的画展。他发挥自己能言善侃、极有煽动力的优势，紧锣密鼓地张罗了一星期，终于使一个由朋友赞助的画展出台了。1992年5月19日至21日，"92新时期六人画展"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参展版权所有都来自圆明园艺术村，他们是鹿林、伊灵、魏林、魏野、岳敏君、杨绍斌。
画展没有卖掉一幅画。
这次画展没有公开打出圆明园艺术村旗号，但一个月之后在北京音乐厅画廊举办的画展则命名为"圆明园艺术家伊灵、红波、李益、梁伟四人画展"。音乐厅画廊经理听说画家们来自艺术村，顿生恻隐之心，每天少收80元场租费，一个星期的展览为画家们省下了560元钱，另外画框、玻璃都未收租用费。然而，他们还是支付不起昂贵的宣传费用，有家电视台主动提出为他们在晚间新闻中播出，但要劳务费150元。
看画展的人廖廖无几。
为期一个星期的画展结束了，结局与"六人画展"命运相同。6 月24日，展览结束的前一天，我去了北京音乐厅画廊。冷冷清清的画廊除了４位画家在场，别无他人。红波躺在画廊宽大的窗台上不停地唱粤语歌，一向有理智的"郭村长"伊灵也情绪低落，说着："画家没救，艺术村要完啦！原指望外国人会来看画展，但外国人也指望不上了。"据来自江苏盐城进京办画展的朋友说：有些驻京的外国人一天能收到60份画展的请柬。
作画难，卖画更难！但艺术村仍不断地有画家来找房子。据我这次艺术村采访时的"向导"徐一晖统计，村里的画家已有42人（截止92年5月底）。
徐一晖，江苏连云港人，南京艺术学院毕业。85年开始搞现代艺术。自由职业者，住艺术村。曾为香港《中国时报周刊》拍摄艺术村照片，拍照过程中，与村里许多画家建立了友谊。对于我的多次打扰，他从来都是欣然从命。
一天，我和徐一晖在去一个画家家途中，遇到一位手提一只烧鸡的陌生人，陌生人问我们认不认识一位住在村里的画家，徐一晖说："哟，不巧，他今天进城办事去了……这样吧，你从他的窗子里翻进去，坐在屋里等，晚上他会回来的。"陌生人离去后，我问徐一晖，为什么要别人翻窗子。徐一晖说："进屋等人等得才定心，这样烧鸡也就不会飞走啦！"傍晚，我们走得腹内空空，徐一晖提议去今天进城办事的那位画家家吃晚饭，我没有去。回到家里，吃着有鸡有鱼的晚餐，我这才猛然想到徐一晖为什么想去有烧鸡的画家家……
下次再去艺术村时，我手里提了只烧鸡。徐一晖想赚钱，想让我帮他找女朋友，这些我都没门儿，烧鸡却是小事一桩。面无血色的徐一晖看见烧鸡，眼睛发亮了。并要拎到鹿林家去一块儿吃。这时黄瓯来，手里拿着一棵包菜、四根葱、一袋香肠，请我们去他们那儿吃午饭，徐一晖指指烧鸡："你看看这是什么！我们有烧鸡！你们还是过来一道吃吧。"
黄瓯回家叫上同屋的叶友，加上我、徐一晖和他来玩的弟弟，共５人浩浩荡荡地朝鹿林家开进。路上，遇到张红波，大家邀请他也来，他一听有烧鸡，想了想说："看你们这模样，又得喝酒。我要赶画，一喝完酒我没法画画了，不去不去。"
鹿林和他的女朋友婕看见烧鸡，立即张罗做饭，大家提议因为人多鸡得切得小小的，最好象鸡丁那么小。鹿林听完建议开始认真地剁鸡，但鹿林的狗麦克围着鹿林转着圈流着口水，鹿林挑了一小块鸡皮扔给麦克，麦克立即叼起鸡皮往院子里跑去。不一会儿，院子里搭起了一个用板子辅成的饭桌。鹿林又派人去请来大伙。我们一共８人，在酸辣泡菜、香肠、凉拌黄瓜、凉拌西红柿前就座。这时，我突然发现麦克还在将嘴里的鸡皮放下又叼起、叼起再放下，我问鹿林这狗怎么啦，鹿林说："它舍不得吃呢！"
开吃前，有人问喝酒吧，鹿林说："不喝，就这么吃起来吧。"切得小小的一盘烧鸡是最后端上桌的。大家吃得都很客气，或许是长期饥饿使大家的胃缩小了。鹿林还用鸡骨头在电饭煲里煮了一锅汤。尽管大家吃得很小心很礼貌，但当米饭煮好后，桌上所有的菜、汤已被吃光。于是，大家一边吃着白米饭，一边回味刚才的种种美味。婕说；"如果有两根香肠放在米饭上这么一蒸，那吃起来才香呢！"
"为什么不放四根？"大拙问。
"为什么不放六根？"黄瓯接下去。
"为什么不放八根？"大拙再接下去。
"为什么一根都没有？！"黄瓯说。
大家全都笑了。午饭结束，鹿林总结道："这是我头一次吃饭没有喝酒。"下午我去红波家，得知我们中午没喝酒，直说遗憾没有吃成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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