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9年5 月4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丧权辱国的消息传来，震动了中国。北京学生最为敏感，他们开始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承认日本接管德国侵占我国山东的各种特权的无理决定，运动很快扩展到全国，进而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五四政治事件。那天下午，北京12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在皇宫大门天安门集会，抗议巴黎的决定，抗议安福系政府和帝国主义共谋，1918年秘密允许日本留在山东，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胜利的中国政府在和会中的软弱表现表示强烈不满，示威游行以和平方式进行，但是，游行是自发的，学生的情绪并未得到有组织的控制，因而，游行最终发展到痛打政府亲日官员以及火烧内阁次长住宅的地步。安福系政府立即出动军警，对游行示威进行镇压，逮捕了大量抗议学生。但是，学生的抗议激情并没有因为政府的镇压就被遏制，相反，更多的学生因为同学入狱的激发毅然地走上了街头，全国有200个多个地区相继发生了学生游行示威活动，进而这场运动也波及到了其他阶层，上海商人罢市一星期，40余家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终于政府同意和学生对话，并在对话中作出了让步，进而有1150余名被捕学生胜利地走出了监狱。这是中国学运史上的奇迹。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运动并不是事先策划的、有组织的，它完全中国学生和中国人民因为爱国义愤而自发的一场运动，也因为这种自发的性质，这场运动的意义更为深远。
从这场政治事件的性质上看，广场上的五四运动主要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而其直接的思想基础是传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单单从这方面看，似乎广场上的五四，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进而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加以疏理的思想史内含。但是，如果，我们从这场运动的主体――学生――这个角度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广场上的五四，作为中国启蒙运动之成就的一场成绩检阅是有它特殊的意义的。当时，中国成为一次世界大展的战胜国，亡国的忧虑已经大大地减少，人们感到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利益被政府出卖了，本来应当分享战胜国之殊荣的中国，却在巴黎和会上实际上承受了战败国的待遇，这叫人们怎么也不能接受。这是五四事件的直接的原因。但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大量的耻辱性的合约（如"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均没有引发全国性的抗议浪潮，为什么这次却引发了如此巨大的全国性抗议浪潮呢？很明显，新兴的学生阶层在这场运动中充当了中坚力量，这个阶层的诞生，充分地显示中国启蒙运动已经渐渐地获得了它的承担主体。广场上的五四，体现出来的是中国和西方大国平起平坐、齐头并进的努力和愿望。这和近代中国人的亡国灭种的忧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五四学生在这场运动中显示的气质完全是启蒙新人的形象。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启蒙所要求于人的理性决断、个体自主、生命觉醒的气息。
不言而喻，巴黎和会中国所受的耻辱并不能促成这个主体的诞生，这个主体的诞生是20世纪初叶，特别是本世纪初叶第2个10年中思想界、教育界启蒙运动的结果，1915年《新青年》的创刊，标志中思想界进入了启蒙时期，年轻的激进的陈独秀成为中国新兴知识分子的领袖，胡适等流留学欧美日的知识分子纷纷回国或者在国内发表文章，他们在许多人都到了北大，――在这场启蒙革命中，北京大学及其兼容并包的教育教学传统的形成则是一个象征，北京大学在启蒙运动中已经建成为现代化的高等学府，它从1917年起由蔡元培担任校长，此后，北京大学成了中国年轻思想家特别是启蒙思想家的圣地和摇篮，成为中国启蒙运动的堡垒与发动机。学生走上街头，广场上的五四，没有思想界、教育界的这种基础做底气，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五四之前，传统中国文化以理性为本位，以人伦关系的秩序有度为基础，我将之称为"群体伦理本位文化"，我所定义的群体伦理本位文化在世界性范围内属前工业文化，它的天然土壤是小农经济及其衍生物族类社会，族类意识是群体伦理本位文化的基本纽带，它的基本的规约是整个族类的群居点必须统一在一个一元的权力构架中，以对抗大自然的狂暴，因为族类群居的根源在于人类在整体上处于与大自然为敌的状态，生产力的底下使得族类劳动的收益极低，人们在青壮年时不能积蓄足够的财富来维持自己年老力衰时的生活，这时人们生育子女是为了使自己的老年生活得到保障。这样整个族类群居点的关注焦点就放在了老人身上，对年老的恐惧成了社群的中心恐惧，这种恐惧使它们发明了一整套制约方式，来制约青年人，使青年对老年俯首帖耳。
这里人的个人性特别是青年的个人性是不存在的，因为每个人首先不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他必须首先族类整体的一分子，服从族类的整体的要求
，这时他不得不以失去他的个性为他的个性，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了成全一个人的个性就必须剥夺其他一切人的个性。如村落中的（族）长老（者）决定制
，国家政治中的皇权专制，学术思想中的一元独尊 ，整体社会意识的重老、尚旧，历史观的倒退论。成全一个族长的个性就要消灭全族人的个性，成全一个皇帝的个性就要使全国人成为臣民，成全一个孔圣先师的个性就要剥夺所有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使他们成为注解者、释读者，成全一个"三代理念"（尧、舜、禹）就要消灭后世人对于未来的所有的幻想力。
而这之中一个隐性的压迫就是老人对青年的压迫。青年人只能存活于在场之父的阴影中，"父"对"子"的压迫是群体伦理本位文化的最为本质的隐态结构。中国传统文化范型中几乎每一种主要关系都可以归结为这种父\子结构,君\臣（"臣子"之说）、官\民（"子民"和"父母"官之说）、师\徒（"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兄\弟（"长兄如父"之说）等等，整个社会都是这种父\子结构的衍生体，其表现形态就是以父\子结构的基本规约"孝"来结构社会。《论语》中就将整个社会的归化总括为"慎终追远"
，意思是只要统治者使百姓慎重地对待父母的死丧，追念远代的祖宗，这样作就可以使百姓的德行趋于忠厚老实，国家也就安定了。而所谓"孝"就是子对父的绝对服从，不仅父母在世时服从他们，即使是他们不在世了也要服从他们
，这个服从的基础是血缘──一种中国式原罪，他从"父"那里获得血缘，获得生便是一种罪，为了这个罪，他必须终身自赎，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父"，不仅他的肉体是属"父"的（"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父"有权随时收回，而且精神也是属"父"的，《论语·为政》中孔子多次讲道，所谓"孝"不仅是指"赡养父母"更重要的是指精神上从属于父母，"孝"的中心意义是对长者的"无违"。中国式原罪与每一个人现世之生相伴相随，他的救赎之途也是针对每一个具体的"父"而规划的，因此救赎不仅不能导致一种超越群体性规约和此在生存的追求，相反它严格地限制于此生和伦理责任之中。所以说长老文化是不讲来世主义的
，因为它要求人服膺于现世的此岸的具体的"父"，而不是彼岸的来世的乌托邦，它使中国人的心中根本就不可能建立上帝或乌托邦这样的超越性观念，所以它对人的个性和自由的限制性要比西方式宗教严厉得多。
中国传统文化范型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都是群体伦理本位文化的典范。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总的隐性的话语结构可称为《论语》式结构，《论语》是中国群体伦理本位文化元话语体系最主要的源头。《论语》中包含了一个严格的等级制度，处于顶端的是孔子（全部称"子"），其次是孔门一代弟子（除曾参外其余只偶尔用"子"或干脆用姓、字或名），再次是假想的隐身的"受教者"──听者，《论语》中包含了大量的对话，但这种对话不是建立在主体平等基础上的对等交流，而是一种问答关系，其实是一种一元话语的独语，其中最大的独语者是孔子，《论语》用得最多的句段就是"子曰：……"式的独语，独语使子路、公西华、冉有等成为问道者，降而为释解者，再降而为传道者，在《论语》构架中，只存在三种角色，一种是独语者，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威，一种是问道者，位居于话语的边缘，但他们可以通过解释独语者的话语而进入次中心，第三是沉默的听者，他们没有明确的身份是《论语》体系中缺席的出席者，对于《论语》体系来说，这种人是没有必要出席的，因为他们只是圣人思想的接受者，无权质疑圣人的思想，因而也无权参与元话语的建构，他们在《论语》之外背诵《论语》就行了。
对于群体伦理本位文化来说，最典型也是最适宜的话语文本是语录，语录型文本在群体伦理本位文化中成了长老话语权力的直接体现。在语录体文本中只有一个话语中心，一个独语者，因此，群体伦理本位文化体系中是存在话语权力的分割问题的，整个社会的话语权力体系就是一个《论语》的翻版，话语权力集中在伦理本位人物手中，伦理本位人物的话语专制成为世俗权力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群体伦理本位文化中其实只有一种话语，一个声音，其他人都只能是听众（话语容器）或传声筒（话语解释者）。文化是人们针对自然以及自身进行活动时的一种比较固定的结构，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老年本位文化是和中国传统的农业型社会相连的，农业社会的特点是跟土地打交道，它对一个人的经验性的东西要求较高，而经验的积累和年龄有关，整个社会的知识的更新和换代几乎没有，所谓知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就是个人经验的同义语。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由于他的经验而得到较高的地位就是极为正常的。
群体伦理本位文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相伴相随，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显性文化，但是这个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的，20世纪，对传统的群体伦理本位文化一共有两次大的冲击，一次是五四启蒙运动，一次是80年代以来的新启蒙运动。
五四文化是一种个体本位文化，它一诞生就是中国传统群体伦理本位文化的对立面，它对群体伦理本位文化构成了一次几乎是致命的冲击。个体本位文化在五四是作为群体伦理本位文化的对立物而产生的，但它不是群体伦理本位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性结果，换句话说，它不是从中国几千年群体伦理本位文化传统内部胎生出来的，它是西方现代文化刺激下的一个结果，它一开始就是向着群体伦理本位文化开战的，它宣布与群体伦理本位文化势不两立。个体本位文化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好战者姿态就是这一问题的最好注脚。
五四个体本位文化的每一方面的特征可以说都是冲着群体伦理本位文化而来的，都是从群体伦理本位文化的对立点起意的。如果说，群体伦理本位文化以实用理性为思维根基，一切都在这理性面前俯首称臣，感情上是内敛的节制的，视情欲为大敌，而个体本位文化则正好相反，它是站在感情之维上，纷至蹋来的人生感念，性的苦闷、灵的动荡、魂的骚动都因它的激情倾向而成为这个文化范型的根基。如果说群体伦理本位文化以等级和秩序来维持这个世界的稳定和平安，在一切方面都以守成为目标，习惯性的以保守旧的事物畏惧新的事物为思维模式，那么五四个体本位文化则是以求新求异反抗任何形式的外在束缚，要求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地实现人按照内心情感的真诚来生活的理想。换句话说，群体伦理本位文化的特点决定了它必以金字塔型等级秩序，以老人、以群体为中心，而个体本位文化则以创新、求变、以青年、以个体为中心，长期以来面对《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创造》、《洪水》、《猛进》、《春潮》我能深深地感到这些期刊的名字中蕴含这一种内在的激情。这种激情是感性本位的，是个体本位文化的独特特征。
它也使我进一步体味到《新青年》为什么以"青年"为名，为什么将"青年问题"看得如此重要，《青年杂志》一卷一号第一篇文章（《社告》之后）便是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刃刊物，而《敬告青年》则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刃文章，是新文化运动的总号角。《敬告青年》
中陈氏讲到：
窃以为少年老成中国人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英美人相助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相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生遵新陈代谢则健康，陈腐朽败之充塞细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予所欲涕泣陈词者唯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
该文在历数当时中国社会之黑暗之后宣布了六点政治和文化主张：（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隐退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相象的。这些主张都是针对青年而讲的，都是对于个体本位文化的呼唤。从内里看，我们会发现，现代启蒙要求在《敬告青年》中，被陈独秀阐发为一种对青年的现代性的人格以及人生态度的要求，这种态度和中国传统封建文化要求于人的"三纲五常"正好相反，相对于"忠孝"它要人进取、进步，相对于"礼仪"它要人讲实利、科学。
以青年还是以老年为社会的支柱？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群体伦理本位文化与个体本位文化的分水岭。《新青年》正是在这一点上一下子将自己放在了群体伦理本位文化的对立面，成了开启个体本位文化的先驱。李大钊在《青年与老人》
中讲得更为明确：
吾国现代之老人以其于青年时代既无相当之修养，一臻耄饕之年，辙皆呻吟辗转于病榻之间┄┄青年欲与之协力与之调和为至难，吾人唯有怜之惜之以奉养之，此外无所希望于彼等，吾唯盼新中国之新青年速起而耸起双肩负此再造国家民族之责任。
《新青年》以青年问题为中心之一，正体现了个体本位文化的一种自觉的依傍意识，以青年为依傍对于个体本位文化来说不仅是一种本位主义的要求，还是五四时代对抗伦理本位的一种策略性要求
。它是向着颠覆群体伦理本位文化而来的一个斗争方针。争取青年是当时几乎所有新文化主将的一个共同意识。
个体本位文化立足于青年本位，相关地也带来感情性特征。如果说群体伦理本位文化是虚文的、装饰的、以"理（礼）"、"节"为重的，有"天地君亲师"而没有感性个体，只有"我们"而没有"我"的，那么个体本位文化则是"实用型的"
、"真纯的"以"情感"、"生命"本原性的存在为中心的，它坚持个人性，以"我的感性存在"为价值尺度
。群体伦理本位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父权文化"，而个体本位文化则是平权主义的，个体本位文化中，女性的敏感性、纯净性、美性受到尊崇和歌咏，女性之美是个体本位文化艺术的永久主题，而这种尊崇和歌咏同群体伦理本位文化中的悼亡诗、从色空理论发展而来的意淫型小说是完全不同的，女性不再仅仅是伦常中的母亲，不再是"哀哀父母，生我够劳"，"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中的古典妇女，也不再是空闺怨女、青楼思妇，而是与男性对等的感性个体，是那个"我的先生，爱我的恩人，／你教给我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爱，／你惊醒我的昏迷，偿还我的天真"
，是美的源泉，是使人成为人的人。
女性意识的觉醒成为五四个体本位文化成立的一个标志。妇女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婚姻问题、家庭问题、贞洁问题成为五四新文化的另一个焦注点，如果说青年问题是反抗群体伦理本位文化的"父"（象征理性与秩序），而追求无父的局面，是提坦神式的抗争方式
，那么妇女问题则是针对"父"的衍生物"夫"而提出来的，在中国式长老文化中成年女性面前的在场之父就是"夫"（"在家从父，在外从夫"），由此对于女性来说青春性文化的抗争，不仅有抗父的一面，而且还有抗击父的变形"夫"的一面，这是一种美狄亚式的反抗
，它标志个体本位文化的统治地位的逐步确立──个体本位文化从各个方面得到倚峙，并在各个方面深入与群体伦理本位文化的斗争，中国五四文学的爱情题材的发达与此不无关系。与女性意识的觉醒相联系的是整个社会"爱"的意识的觉醒，整个社会的主导性感情由群体伦理本位文化的恐惧与服从一变为"爱"，情感的地位得到了确立。这个"爱"不仅是"爱情"还指亲子之爱、社会之爱等无数的方面，陶行之先生的"爱满天下"完全可以说明当时的文化意蕴，冰心的爱的哲学、王统照所钟情的纯爱等都是一个典型注脚。
群体伦理本位文化是现实的、平稳的，以和谐为理想的，所以崇尚中庸，个体本位文化不是如此，它是以矛盾、冲突、动荡、反抗、幻想为特征的，反中庸、反守成，是激进主义的，乌托邦是个体本位文化的另一个特征，尽管群体伦理本位文化也有乌托邦性，如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大同之治，但是这种乌托邦性是有限的、后视的，它不是鼓励人们面向未来而是鼓励人们面向过去，它告诉人们一切好的东西都在过去，我们的时代是一步又一步地向后退，所以它很少能给人以浪漫的遐想和激情，而个体本位文化则是一种具有浓烈的浪漫气息的幻想型文化，它需要一条彼岸之索作为批判现实寄托追求的精神支柱，理想主义神枝的抚慰是个体本位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尤其是中国五四生活在动荡之中的人们如果心中没有理想的光是不可想象的。
综上所述五四时期中国文化的转型也即群体伦理本位文化向个体感性本位文化的转型。
这场文化转型从社会主体上是由老年中心向青年中心转型的转型，五四一代知识者，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等都是20出头，至多30余岁的年轻人。这场文化转型从社会意识上讲，是由族群中心向个体中心的转型，中国传统文化是族群主义的，只讲群体不讲个人，五四新文化则相反，它崇尚个人，如鲁迅在《文化偏执论》、《摩罗诗力说》等篇章中，强调"张明灵"、"任个人"、"排众数"的思想，主张"以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
陈独秀也断言"社会发展，因果万端，窃以有敢与社会宣战之伟大个人为至要。" 这场文化转型从社会情感体系来讲是从压抑性主导向爱欲性主导的转型，封建专职文化体制之下人们的感情是以压抑和恐惧为主导的，而五四新文化之下人们的感情则是释放的，其典型表现就是文学上的浪漫爱的产生
。
这场文化转型的特点从社会结构上说，是从等级制向平等制、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型，传统的封建等级观念受到了瓦解，中国历史上，穷人在道德上居于劣势。例如贫穷在大多数的时候被认为是懒惰、愚钝甚至赌博、嫖妓、滥吃、酗酒等道德恶习的结果，因而，穷人意味着道德上的次等，是贱人的代名词。但是，这一点在经过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颠覆以后就变了过来。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道德天平上穷人居于优先地位。他们甚至通过马克思而发现了富人的富裕是来自于他们对穷人的剥削，一方面这意思是说，富人在富裕之前就已经在道德上犯下了罪孽；另一方面则是说，穷人越勤劳意味着他越是贫穷，因为他被剥夺得更多。因而穷人为了达到富裕，首先要做的不是勤劳，而是不勤劳―消灭劳动―消灭了富裕阶级赖以存在的剥削劳动，那么他们就消灭了自己贫穷的基础。因为不是勤劳将使他们富裕，而是消灭勤劳。这就是鲁迅在他的《一件小事》中所阐释的思想。车夫的道德对知识分子构成了拯救。穷人在道德上优于富人。这方面即使是后来被称为是保守主义者的杜亚泉也不能例外。
总之，五四启蒙新文化从生命解放（以青年解放、婚姻自由、反对家族制等为话语中心）、社会解放（以妇女解放、劳工神圣等为话语中心）等数个方面全方位地塑造着自己，建立了一种崭新的面向个体的感性生命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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