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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太亨是个诗人，他在十余年前放弃了诗歌，改行做生意，就做起书商。他推出了很多书，不过都与诗无关，像地上的石头与天空的云彩没有关系一样。什么书赚钱，他就出什么书，比如医学方面的《家庭医生》啦，《本草纲目白话本》啦，还有杂类的《致富心理学》啦，文史方面的《源氏物语》啦，《五登会元》啦。还有很奇怪的《市民手册》啦，等等不一而举。这些书让他赚了些钱。买了房子，挺豪华的，买了一辆桑塔拉车。
他断断续续地也没忘写诗，偶尔写上一首。然后就把他出成诗集，前天碰见一个老朋友，他说太亨又出版了一本《刘太亨诗选》。这件事让我想起来很复杂，很奇怪。十多年前，太亨是个不错的诗人，中国有个"整体主义"，就是他的创始人。那时候为了发一首诗，几乎是登天一样的难。那时候和现在，当然也没多大巨别。我们时代，诗好像是有了点毛病，整体上的涉及诗歌的各处，都好像运转不顺。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诗人，都放下了诗歌，骑到商业的马上去了。北岛舒婷顾城一代以后最著各的诗人：李亚伟、宋渠、宋炜、蓝马、万夏、燕晓东、周伦佑、扬黎、小君、小安、尚仲敏、张小波、胡冬、马松、吕德安、小海、菲可、封新成、老枪、苗强、刘太亨等等，都不写诗了。这是一代的——整整一代的诗人，都放弃了。迄今还在坚持的屈指可数为于坚、瞿永明、韩东、黄灿燃、张枣五位。而且都罕见一首新作。听说韩东也要放弃了。再说黄灿然和张枣也仅只能算是汉语诗人，他们人不在本土了。这说明这时代不适合诗人生存。于坚有封信给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我一直是在跟一个铁一样的东西战斗"。我看见这句话就有很难受的滋昧。
出一本诗集真是不容易的事。连在刊物上刊载点作品也不容易，这是所有诗人们共同的历史。如果我把这叫做文化压迫，听起来又不太悦耳。但可能实情就是吧。这样长期的处境，怎么也免不了产生一个现像：就是文化反压迫。
那些放弃了诗的诗人们，除了两人外，全部都成了书商。这现象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例，历史上也找不到。他们当然不是相约的。因为他们分属于全国各地，有些互相间也不认识。但是这十余年来，他们都步上了同一条道路。中国的诗人，就只有在书商里面去找了。他们人尚在，不过诗己无。作为书商他们以赚钱为己任，给世间推了许多书，有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书，都是这群"前"诗人做的，随便说两本吧：《绝对隐私》，《中国可以说不》，《黑镜头》，《红镜头》。推《不》书的，不就是十六年前写《冰大坂》的张小波吗？出"《黑》《红》"的不就那个十七年前的"莽汉主义"代表诗人万夏吗？
作为商人他们以书赚钱，这是必须的。他们奇怪（！）地不约而同地走上经营书的道路，就不是赚钱而字可说尽的了。是一种文化的反抗吧。我想。现在，我自已是书商了，我有权已决定出书了。不用求某刊某社了。我想出谁就出谁了。再也不用像十余年前那样，在夜梦中还在祈祷下午寄给编辑部的稿件不被扔进字纸箩，捏成一团，伤心地趟在口啖和烟灰上面。现在是我选稿了，是我定稿了。权力翻了个一百八十度跟斗。交换了位置。说这点重不重要呢！我不知道。
有一个问题我感到困惑。这前进的时间总挡不住有些新生的后辈诗人或作家。这些后辈面临他们，也是不是像当年他们面临别人的权力那样呢？他们当年是很困的，很孤寂的，很失落的，很无助的，很委屈的，很浪费才华的，很浪费青春的，很绝望的，很垮掉的。这就让他们放弃诗，骑上商业的战马。如是也哉，那么第二代书商，又在孕肓发酵压缩折腾又十余年后诞生了。哎呀！这些文明兴亡的事我且管那么哟。且说刘太亨的《刘太亨诗选》，不同于一般程序了，是他自已出自已的作品，他自已编定，自已发行。自己决定，不看人脸色的决定。谁叫我有钱，又是书商呢！这本诗集的诗倒是蛮不错的。不在那些圈子内的玩法之内。挺独特，很个性，语句都与圈子内不同。谁叫我是书商呢！谁叫我有钱呢！我认为这就是诗。我理你圈子干什么！我说这是诗就是诗呀，以前是他人说了算。想在我自己说。现在轮到我说了！让你们的模式一边儿玩去吧！我不写你们那种诗可不可以！！我写我刘太亨体可不可以！！我读了它，我徒地想到白居一的那个写法，你们推词敲句查字典写高雅，我则捡来老妪耆翁语言做成诗。诗倒蛮不错。不过我这篇文章好像说的诗以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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