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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煤炭工业的例证
以下我将利用煤炭工业的例证来说明我的上述观点。战后以来，除了鲁尔煤矿区停工期间出现过暂时的正常生产以外，整个煤炭工业一直处于极度的混乱状态之中。这种混乱状态的出现，不仅仅是由于金本位的恢复，更主要的是其他一些原因。而丘吉尔先生却正是以这些其他的原因为借口，企图编造一个貌似真实的理由，来证实他的所谓结论，即汇率同墨西哥湾暖流一样，没有对煤炭工业造成丝毫的麻烦。因此，这里所挑选的例证也许会对丘吉尔先生有利，因为乍看起来，它明显不利于我的结论。
（1）在《经济学家》（出版于1925年6月27日）上，一位通讯记者写道：“在巴西，当我写作时，美国的煤炭标价为每吨8．85美元，而英国的同类产品标价为每吨39先令（合9．32美元）；美国方面的运费大约是每吨4美元，而英国则是3．76美元（合15先令9便士）。”
在这位记者写作的时候，英美两国货币的兑换率约为4.78。在今天的汇率下，英国的煤炭价格（39先令）将是9．48美元，运费则是3．83美元；而在去年6月的汇率下，煤炭价格就是8．40美元，运费则是3．40美元。
由此可见，在去年6月，我们每吨煤炭的标价低于美国45美分；而现在美国的每吨煤炭标价却低于我们63美分，而这一切仅仅是由于汇率条件的改善。在加拿大和整个南美地区，10％的汇率变动已使我们在煤炭方面的竞争地位同美国相比，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或者可以说，代价太高了。在欧洲，由于金本位的恢复，使英镑对法国、比利时以及德国通货的汇价至少提高了10％，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如果没有金本位的恢复，那么现在的局面决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的煤炭业为了恢复一年前相对于外国的有利竞争地位而被迫降低煤炭价格的话，每吨的英镑价格必须降低1先令9便士。
难道现在还能说，每吨价格下降1先令9便士同墨西哥湾暖流一样，没有给煤炭工业造成任何困难吗？就拿矿工工资来说，它在矿主所要求的整个价格下降中占据了很大一个部分。在去年的第一季度中，煤炭工业每吨净赚6便士；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却足以使其每吨亏损3便士。
（2）除了矿区用以支撑坑道顶的支柱以外，煤炭工业几乎不消费任何国外产品。而且，工资支出构成了煤炭生产总成本中很大的一个部分。相比于国内其他行业，煤炭工业不得不以英镑的国外价格售卖其产品，而以英镑的国内价格购买所需物品。因此，提高前者而不提高后者的这种不成比例的做法，肯定会对煤炭工业造成不利的后果。
（3）上述做法不仅对煤炭工业的出口造成了直接影响，使煤炭贸易趋于不景气，而且也使那些大量使用煤炭的工业，如钢铁工业，在贸易上陷入萧条状态。
（4）对于煤炭工业来说，其本身就存在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在目前的煤炭需求状况下，煤矿工人的数量太大了，因此煤炭工业迫切需要削减矿工的数量。然而，由于在煤炭工业内出现了局部化、地方化的趋势（例如，南约克郡的繁荣是以南威尔士和诺森伯兰地区的牺牲为代价的），整个工业实际上反而吸收了大量的新的劳力。对目前事态的发展局势，也许有几种解释。但是，唯一的可能补救措施只能是利用发展其他行业来吸纳煤炭工业的富余劳动力。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必要条件是其他行业必须正处于繁荣扩张状态。而目前实施的信用限制政策却正好阻碍了其他行业的扩张势头，从而间接地造成了煤炭工业的困难局面。
因此，到目前为止煤炭工业存在的困难虽然也出于一些其他缘由，但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正是我们的货币政策，它使煤炭工业遭受的损害超过了任何其他行业。另一方面，大家认为煤炭工业前景非常黯淡也是事出有因的，这是由于它另有困难，从而已经削弱了它的抵抗能力，因此当遇到了新的困难时，它就再也没有余力去抵抗了。
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煤矿业主提出建议，要求不管生活费用是否有所下降，必须降低工资以弥补亏损，也就是说，要降低矿工的生活水平。他们之所以提出这种以牺牲矿工利益为代价的建议，只是为了适应当前的局势。可以说，他们对于这种局势的形成，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况且，也是无法控制的。
这类建议的提出实际上是对我们处理经济事务方式的严厉批评，因为这样的建议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不合理的，虽然要求煤矿业主承担损失，似乎也同样不合理，除非以这样一个原则为依据，即承担风险的应该是资本家。如果矿工可以自由地从本行业转到其他行业，或者当他们失业或所得过少时，可以另谋他就，转变成为面包师、砖瓦匠或铁路搬运工，情愿接受低于这些行业现行的工资水平，那就成了另一问题。但是众所周知，他们并不是如此自由的。就像在过去经济过渡时期中的那些受害者一样，矿工们面临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忍受饥饿，要么屈服于现实。屈服就意味着牺牲，而牺牲的果实却为别的阶级所得。不同行业之间劳动力和竞争性工资水平的有效流动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由于这个原因，我还不能肯定他们目前的处境在某些方面一定好于他们祖父那一辈。
为什么偏偏要让煤矿工人的生活水平低于其他工人呢？也许有人认为，他们是一群懒惰、无所事事的家伙，工作不认真，工作时间也短。但是，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们比其他人更为懒惰、更为无所事事呢？
以社会公德为准则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降低矿工们的工资。他们是贾格纳特式经济的受害者。为了满足一些市参议员们迫不及待的焦急心情，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采取了所谓的“基本调整”来跨越4．40美元与4．86美元之间“有限鸿沟”，而矿工们正是这类政策的牺牲品。为了保持金本位制的稳定，肯定还会需要他们（随后还有别人）做出“有限的牺牲”。这就是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在此政策下，陷入困境的，煤矿工人是第一个，但——除非我们运气特别地好——不是最后一个。
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处于两种经济社会理论的十字路口。第一种理论认为，应当在各阶级间，根据“公平”和“合理”的原则来确定工资。第二种理论——属于那种贾格纳特式的经济理论——则认为，工资的确定应当取决于经济压力，或者称为“严酷的事实”，认为我们庞大的经济机器应当勇往直前，在前进道路中只能顾及整体的平衡，至于对单个集团偶然造成的后果，只好置之不顾。
在金本位制下，依靠的是纯粹的时运，信赖的是“自动调整”，对于社会的细枝末节，一般是置之不顾的；而对于位于社会经济机器顶部的那些人来说，这种制度却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或偶像。他们对社会细节漠不关心，对前途则抱有模糊的乐观信念，并且认为根本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态。在我看来，他们的这种态度是非常鲁莽、轻率的。从过去的情形来看，十有八九的确没有出现真正严重的事态，只是某些个人或集团受到了一点损害。我们过去所依据的经济原则建立在自由放任主义和自由竞争的假设基础之上，而现在我们的社会却正在迅速地与这类假设相脱离，因此如果我们继续把这种经济原则运用到现实社会中，那么我们就得冒第十次危险。这种行径简直是愚蠢透顶。
五、有没有补救办法？
在1925年年度预算案中所制定的货币政策，是我们工业发生困难的真正根源，除非改变目前的政策方针，否则不可能提出任何真正令人满意的新建议。不过可供政府采用的仍然有几种办法，其中某些办法相比于其他而言，更为可取一些。
一种办法是继续大力实施所谓“稳健”政策，目的在于在传统的方式下进行“基本调整”，为此需要进一步限制信用，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在秋季进一步提高银行利率；这样，通过扩大失业以及利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武器，来压低货币工资。主张这一办法的人们坚信，当这一过程结束之时，生活费用也将会降低，从而使实际平均工资仍然恢复到以前水平。这一政策如果得以贯彻执行，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取得成就的；虽然由于它引起的变化不是均等的，比较强有力的集团会以牺牲弱者为代价而获取利益，因此将遗留许多不公平问题。在利用经济压力的方式下，受到打击最大的是那些比较脆弱的行业，它们的工资本来就很低，结果将使不同行业集团之间现有的工资差距趋于扩大。
问题在于公众舆论对于这样一个政策，将容许它进展到何种程度。尽管通货委员会的成员，在扩大失业问题上，自有一套理由来加以支持，然而要由政府公开承认实行这一政策，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通货紧缩所产生的影响却有可能不被觉察。通货紧缩即使起端甚微，一旦开始以后，便具有过程中的累积性效果。如果企业界内普遍出现了悲观预期心理，货币流通速度将放慢，这时银行不必提高银行利率，也不必降低其存款，通货紧缩仍然会进一步发生作用。由于公众通常所了解的，只是某些个别起因而不是一般的实质性起因，因此会把萧条现象归因于各种具体因素，如劳资纠纷，因为它往往伴随萧条而发生，如道威斯计划、中国、大战不可避免的后果、关税、高税率，总之除却一般货币政策以外的世界上发生的任何情况，然而正是这类政策导致了整个事态的发展演变。
此外，这一政策并不一定非要在轮廓分明的方式下进行。英格兰银行可以暗地里偷偷地实行信用限制，而鲍尔文先生（在我们的爱戴下，他已经继承了维多利亚女王原有的地位）方面则相机行事，以社会慈善的名义对信用限制所造成的后果加以缓和，提出一系列其实并不合理的补助办法。鲍尔文“女王”的仁慈心肠可以使我们忍住心中的怒火，而这种将会导致严重后果的勾当却在幕后继续进行。由于预算的限制，这类补助在数额上决不会很大。最终，除非社会出现了剧变，否则“基本调整”将如期实现。
有些人也许对事态的这种发展趋向处之泰然，而我却不会这样。这类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会造成社会收入的巨大损失，而且当它结束之后，还会残留许多不公道的社会问题。但世事是难以预料的，意外的情况也许可能出现，而我们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希望正是寄托于这种可能性之上。它使我想到了另一种补救办法。既然如此，我们能不能促使所希望的事情实现呢？
在目前的局势下，有两点可以转变成为对我们有利的因素。一个是关于金融方面的——如果国外的黄金价格下降，那么就无须使这里的工资水平作出任何重大变动。另一个是关于工业方面的——如果生活费用首先跌落，我们就可以问心无愧地要求工人接受较低的货币工资，因为到那时情况非常明显，降低工资的意图并不是为了降低实际工资。
最初宣布恢复金本位的时候，许多权威人士认为我们把前途寄托在美国价格的提高上。然而直到现在，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不仅如此，英格兰银行的政策实际上是在促使美国价格稳定，而不是促使它上涨。事实在于伦敦的利率较高，从而美国的银行愿意向伦敦出借资金，因此造成纽约的利率比不存在这一情况时为高，使世界市场的残余黄金剩余，不流向纽约而流向伦敦。由此可见，我们的政策正好解除了纽约在低息贷款和额外黄金存量方面的压力，否则，这些压力会迫使那里的价格上涨。伦敦与纽约两地利率之间存在的不正常差异，甚至使金本位不能按照其规律发挥应有的作用。根据正常原则，当A的商品价格高于B时，黄金将由A流向B，从而使A的价格趋于下降，而B的价格趋于上涨，最终B的价格上涨趋势与A的价格下降趋势将在中途会合。
目前，英格兰银行的政策却阻止了这一现象的发生。因此我建议，应该采取相反的政策方针，不妨降低银行利率，停止实行信用限制。如果由于实施这一措施，使现在威胁伦敦金融市场的“有害的”美国货币开始返流美国，我们不妨用黄金来偿还，或者，在必要情况下，可以动用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存放于纽约的美元贷款准备金来偿还。在我看来，相对较为可取的是使用黄金，因为所需费用较低，而且黄金的实际流动，对美国的价格水平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目前我们在黄金库存方面的规定，使黄金存量的3／4根本发挥不出任何作用。如果能把此规定修改一下，我们就可以减少6000万或7000万英镑的黄金存量，这并不会使我们感到任何不安，然而它却会使其他国家的情况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做法将使我们在美国有一笔随时可以动用的收支余额。试问，为了买进这些无用的固定黄金而支付4.5厘的利息，有什么意义呢？
与此同时，除非英格兰银行放弃信用限制政策，利用其他资产，例如国库券，来取代黄金，否则这样大规模的黄金流动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英格兰银行必须放弃利用经济压力和主动扩大失业的方法，来实现基本调整。但是，这一政策本身也许就会引起众多批评，认为此举把前途过多地寄托在对美国价格上涨的预期上。
为了应付这一点，我建议鲍尔文先生应面对现实，本着以下方针，开诚布公地同工会领导人合作。
内阁阁员们总是佯称现在的工资下降趋势与货币价值毫无关系，只要他们抱有这样的态度，工人阶级自然会把政府政策看作是对实际工资的蓄意攻击。如果财政大臣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即货币政策与工资降低无关，就同墨西哥湾暖流与工资降低无关的情形一样，那么可以断定，目前降低工资的运动实际上就是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一次攻击。只有当政府当局承认的确存在我在这几篇里所指出的病源时，他们才能在公平和合理的基础上，获取工会领导人的合作。
只要政府当局承认当前问题主要是货币问题，他们就可以对工人这样说：
“这并不是对实际工资的蓄意攻击。我们把英镑价格提高10％的含义是货币工资必须降低10％，但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当调整过程结束之后，生活费用也将降低10％。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工资将不会有多大的下降。要降低货币工资，有两种不同方法。一种方法是使用经济压力，通过限制信用来扩大失业，直到工资被迫降低时为止。这是一种可恶的、有害的方法，因为它对强者和弱者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均等的，而且在进行中难免要带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无谓损耗。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协议，实行同一标准的工资降低，但前提必须是，让工人明白协议后的实际平均工资同本年第一季度相比，不会有任何降低。实际困难在于货币工资与生活费用是相互紧密联系的。只有货币工资下降以后，生活费用才会下降。因此为了降低生活费用，必须首先降低货币工资。因此我们不妨在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整个就业范围内，货币工资一律降低（比方说）5％。如果经过一段时期，生活费用并没有下降，因而使工资的降低得不到补偿，则工资降低的办法就宣告无效——我们能否在这一尝试上达成一致协议呢？”
如果鲍尔文先生提出这样的建议，工会领导人也许会立即询问，除工资外，关于其他货币支出，如租金、利润和利息，他准备如何处理。关于租金和利润，他可以这样回答，它们都不是根据货币确定的，因此以货币计量时，将随着价格逐步降低。不过令人头痛的是，租金和利润，同工资一样，富有粘性，下降的速度也许不会十分迅速，从而不能充分有助于整个转变的完成。至于债券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他却无法答复。因为降低价格的任何政策，归根到底总是有利于食利者，而损害社会其他人的利益。通货紧缩的这一结果，根源于我们现存的货币契约制度。总之，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应付工人方面的反对。目前也许只有一种粗略但却切实可行的办法，那就是对就业以外的一切收入征收附加所得税，每英镑征收1先令，直到实际工资恢复到以前水平时为止。
这种期望主动自愿地全面降低工资的建议，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因此依我之见，我宁愿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国外价格提高这一点上，也就是说，英格兰银行现有的政策应当有所改变。此外，我从米德兰银行7月份的《每月评论》获悉，该行高层人士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所有这些建议在实施过程中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是难以避免的。在现代经济条件下，政府采取的有关主动改变货币价值的任何计划，总会引起以公道和合适名义提出的反对意见。这些建议只能缓解由错误政策所引起的不良后果，但无法消除错误本身。有些悲观人士认为受到攻击的目标不仅仅有货币工资，而且还有实际工资水平，对这些人来说，这些建议是不会得到赞同的。我们目前的政策是利用紧缩信用的手段来主动扩大失业，目的在于通过对个人和某些行业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强制性调整；但由于一些其他原因，这时恰恰需要放宽信用。我之所以提到上述这些建议，是因为我认为，如果举国上下知道现在所进行的是这样一种政策，是决不会答应的。
附录
一、英国黄金储备的现状
1925年7月15日，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存量接近于1．62亿英镑。银行纸钞和通货金票的有效流通总量约为3·87亿英镑。为了保障货币的正常流通，法律规定英格兰银行必须持有价值1．2亿英镑的黄金存量。因此，我们可用于出口的自由黄金存量，只有4200万英镑，也就是总体的1／4左右。而且由于我们不可能太接近于法定最低点，实际上可以自由支配的黄金数量大约只有原定的1／2，即2200万英镑左右。我们库存的1．2亿英镑的黄金仅仅是满足了法律规定的要求，但就其他目的而言，是完全没有用处的。
二、关于以外国货币衡量的英镑价格上涨的说明
人们通常认为，金本位的恢复是影响英镑对美元汇率唯一的或主要的因素，有鉴于此，我列举了自去年6月以来各主要金本位国家的英镑价格的变化情况（见下页表）：
自1924年6月以来英镑价格上涨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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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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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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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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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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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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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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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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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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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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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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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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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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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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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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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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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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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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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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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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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瑞士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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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斯洛伐克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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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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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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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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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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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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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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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看出，印度和阿根廷国内的英镑价格出现了下降趋势，虽然这种与总体趋势相反的价格运动能够提高这两个国家作为消费者的购买力，但从根本上说，并无多大的帮助，因为它们都不是世界工业领域的有力竞争者。上表还表明，去年的汇率变动使我们的工业竞争地位进一步恶化，与主要对手相比，竞争力下降了12％，甚至更多。由此可见，我在本文中列举的10％，还是对目前情况的一个低估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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