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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自由党计划的成本
劳埃德·乔治先生在承诺中明确表示，自由党计划的实施将不会带来额外的税收负担。当然，他也承认这一计划不可能是毫无代价的；但是他相信，计划的未来收益将是相当可观的，仅是其中的三项收益——某些其他方面的节省、政府岁入的增加以及诸如军备支出的削减——就足以补偿计划所需耗费的资金。
也许正是承诺的这一部分引起了那些怯懦分子的猛烈抨击。但是这些非难者事实上并不具备发言权，他们对计划的成本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其实，劳埃德·乔治先生本可以很有把握地许诺更低的成本，他实际的做法只不过是为自己留有更大的余地而已。
下面我们试从一组非常不利于劳埃德·乔治先生的假定（近乎于极端化的假定）出发，看一看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计划所需的成本。这些假定依次为：（1）计划在实施完毕之前需要耗费3亿英镑；（2）计划中任何一个项目的最终收益均为零；（3）仅仅从最狭义的方面考虑由此造成的预算得失，而不考虑国民收入与福利的得失。此外，我们进一步假定，在计划所需贷款的利息和偿债基金方面，每年必须支付本金的6％。
以上的假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三年内支出3亿英镑最终竟然一个便士也赚不回来，天下实在是没有这样的好事。不过我们暂且就这样假定。根据这些假定，每年给预算带来的费用是1800万英镑。
这笔费用大约是目前政府岁入的25％。如果就业增加5％能够使目前的税收收入增加1．5％，如果军备支出能够削减7．5％，那么这笔费用无疑是可以获得补偿的。
当然，根据这些假定所估算的费用，肯定会远远超出劳埃德·乔治先生承诺的计划成本。实际上，他的计划需要耗费的资金大大少于1800万英镑。
首先，公路发展计划的必需资金完全可以由改造后公路之“增值”和现有公路基金的专项拨款提供，因此它不会给预算造成任何负担。
其次，住宅建设计划，作为自由党计划中耗资最大的一个项目，的确需要资金援助，但它将来可以以租金的形式逐渐收回投资。E．D．西蒙先生指出，相比于保守党每年新建10万套住房的计划，自由党计划的20万套虽然规模比较大，但所需资金的主要部分是可以通过出租住宅的方式自我筹集，因此它给预算带来的费用每年仅是120万英镑，三年累计为360万英镑。此外，这一计划每年必须支付60万英镑的利息，三年累计则是180万英镑，加上前面的支出，所需费用共计540万英镑。另一方面，住宅计划将提供15万个就业机会。
最后，自由党计划中众多种类不一的项目，例如电话通讯和商业辅助贷款，基本上可以做到自给自足。
根据失业部的统计，为了满足计划中需要财政援助项目的资金要求，预算每年要增加250万英镑的支出；鉴于计划的实施期限为三年，总计而言，750万英镑（当然是可以收回的）将是绰绰有余了。
另一方面，政府无须为每年250万英镑的预算支出感到担忧，由这一计划带来的政府岁入的增加与军备支出的削减将足以为财政带来相应的收入，相比于计划的未来收益，这笔费用完全是微不足道的。当然，我们希望自由党当权的政府能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毕竟，250万英镑只相当于政府岁入的0．33％和军备支出的3％弱。
但是这一计划的收益远不止上述的那些。我们还没有考虑由于失业减少而带来的失业基金方面的收益。严格地说，失业基金是独立于预算的国家专用资金，因此这方面的收益并不会直接地有助于预算状况的好转。但是，它对预算有间接的帮助，因为失业基金的赤字迟早得由预算来承担。
如果失业减少50万人，失业基金每年可节省2500万英镑。读者稍加计算就可以看出，相比于以上估计的计划每年给预算带来的费用，这一数字是多么巨大，具体地说，后者是前者的10倍。而且我们还没有考虑由此节省的实现济贫法方面的支出，当然，还有各项基金的利息支付。
由此可见，这一计划每年所需资本费用的1／4可以由失业基金方面的收益于当年之内弥补。
此外，由于国民收入增加而带来的政府岁入的提高部分，或许可以于当年或下一年内抵消其中的1／8。
由此可见，计划所需资本费用的近一半左右完全可以即时得到补偿。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计划并不会给国家造成任何明显的损失，即使平均而言，每年5％的成本还能带来一半，也就是2．5％的收益。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考虑范围仅仅局限于国家财政方面，而丝毫没有涉及到国民福利方面。如果我们试图进一步估算失业人员由于重新就业而获得的持久利益以及整个国家的利益，当然衡量的标准不是直接的现金收入，而是诸如运输系统改造后的高效率和国民住宅的健康舒适等方面的自然增殖，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计划的未来总收益之高将是无法估量的。
有些人的观点未免过于悲观了，在他们看来，计划的成本之高、风险之大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而且由此可能获得的收益相对而言却微小得令人难以置信。现在看来，他们的确是有些杞人忧天了。
八、自由党计划难道就是社会主义吗？
面对当前的发展趋势，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政府要在经济事务中扮演角色？为什么提供给私营企业的鼓励和扶持总是不够充分？
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人们可以在“自由党黄皮书”（即《英国工业前景》）中找到。凡是拥有大量资本的经济实体，其中绝大部分已经完全处于政府部门的影响和控制之中。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无法阻止。
目前在运输系统、公用事业和国家住宅建设方面，资本扩张的速度主要取决于财政部和当今执政者的政策；不管我们愿意与否，这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如果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采取限制和缩减政策，我们将一事无成。如果他们听其自然、放任自流，我们将落伍于时代的步伐。相反如果他们采取鼓励和扶持的政策，国家实力将迅速提高。至于选择的是设备精良的、最新式的、领先的工厂，还是高效的国有工厂，则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意愿和政策。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选择私营企业或是国营事业来解决当前的问题。事实上，这一决定已经作出了。在许多方面——虽然不是全部——问题在于政府是亲自介入经济领域还是袖手旁观、放任自流。
公路、造林、垦荒、排水、电气、贫民窟清除和城镇规划，以及运河、码头和海港的建设，目前均需要大量的资本注入，因此政府当局的支援是不可或缺的。
在论证国家参与经济生活之必要性的同时，自由党计划也对许多以援助私营企业为目的的重要项目提出了建议，其中包括振兴农业、资助铁路系统实现机车及必要设备的现代化、扩大商业辅助法案的某些规则以便为私营企业融通资金等。这几项计划的重要意义，丝毫不亚于政府当局着手实施的那些方案。
自由党计划本身的目的并不是发展国有企业，而是试图借助于现有的和易于控制的组织机构的媒介作用，来发展和增强国家的实力。
因此，自由党计划并不具有社会主义特征。关于这一点，某些坚定的反社会主义人士曾在他们的机关刊物《投资者大事记和金融市场评论》——这是一份在中产阶级投资者圈子内颇受好评的金融周报——上予以着重说明。具体的评论文章刊登在1929年4月13日的那一期上，原文援引如下：
选举策略
在大选运动中，很难指望有什么公正精确的政治评论。但像《泰晤士报》发表的名为“失业的解决办法”的标题文章那样，倾向性如此之明显，也是颇为令人惊奇的。这篇文章旨在强调自由党的计划与社会主义劳工团体的主张别无二致，因为两者都建议“通过政府机构来为失业人员寻找工作”。有时，在外来压力下，有道理的观点也会走向彻底的谬误，这篇文章所表现出来的是不是正是这样一个极好的例子呢？社会主义劳工团体的主张是放弃私营企业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代之以国家控制，从而为每个人都提供（或维持）就业机会；而自由党计划则是在紧急情况下协助政府，国有企业的经营也仅限于那些在性质上不可能由私营企业经营的行业。比如，公路的建设和维护，如果不由公共机构利用公共基金来承担，谁又会来承担呢？私营企业当然不能胜任这种任务，因为设立收费站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九、难道自由党计划仅仅是转移就业吗？
近来颇为常见的一种反对意见认为，政府为资助生产性计划而筹集资金势必会减少正常工业使用的资本供应。如果情况的确如此，国家发展政策就不可能真正增加就业机会，因为这样做无非是以国家计划下的就业替代了正常情况下的就业而已。而且反对者宣称，要么出现这种情况，要么就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由此看来，政府在失业问题上的努力几乎不会有什么成效，甚至可以说完全无济于事。当前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们只有听天由命。
这就是我们的财政大臣在其预算报告中所持的论点。他向下院说：“一般言之，政府举债和政府支出，无论它们在政治上或社会上有何帮助，几乎不可能增加实际的就业机会，即使由此能够促进就业，这个现象事实上也是不能持久的，这就是财政部传统的信条，是我们长期以来一贯遵守的。”最终他的结论是，某些政府支出确实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类支出，就其本身而言，即使是非常明智合理的，也无法解决失业问题。
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支持这个论点的依据是根本不成立的。
首先，并没有充足的理由表明这个论点只适用于国家创办的企事业。如果确有根据证明这个论点适用于国营事业，那么它必然同样适用于任何涉及到资本支出的新工程或新企业。倘若某些工业巨头决定开创新事业，准备斥巨资（比方说1亿英镑）用于兴建工厂，我们就一定会预料到就业形势由此将大为改观。当然，这样的预期肯定是不会错的。但是财政大臣的论点如果是正确的话，我们的想法就是有问题的。根据他的论点，我们只能做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些富于创业精神的企业家仅仅是把用于其他目的的资金转移到他们兴办的企业中，结果对就业并没有实质性的贡献。事实上还不止是这样，我们也许不得不进一步作出更加惊世骇俗的结论，不得不由此断言，无论使用什么方法（除非是不可思议的通货膨胀）都无法解决当前的失业问题，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不是别的，只是资本不足。然而这一结论又令我们非常疑惑，因为谁都知道，英国的剩余资金是非常巨大的，它每年出借国外的资金通常都在1亿英镑以上。
由此看来，财政大臣的论点肯定不是从常识中得来的。近年来住宅建设计划使许多人获得了就业机会，这是一个事实。如果有人认为，即使没有这一计划，也同样会有同样多的就业机会，我想任何一个有判断能力的普通人决不会相信这种不实事求是的说法。同样的道理，如果采用了劳埃德·乔治先生的就业计划，势必会有更多的人找到工作，这一点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财政大臣的论点不仅表面上是不可信的，而且事实证明它的确是错误的。新投资所以能够提供就业净增量，是出于以下三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是储蓄，这正是我们现在用以支付失业津贴的资金来源。
第二个来源还是储蓄，由于缺乏适当的信用媒介，这项资金基本上被消耗殆尽了。
第三个来源则是对外出借资金净额的减少。
下面我们将依次分析这三个来源，首先从第一个说起。所谓个人储蓄，意思就是说某些人所生产的超过了他们所消费的。这个剩余额可以用来、也应当用来增进资本设备。但不幸的是，这并不是利用储蓄的唯一方式，它也可以用来使其他人的消费超过他们的生产。
当出现失业现象时，情形正是这样。这时我们是把储蓄用来救济失业人员，而不是用来为国家增加设备。劳埃德·乔治先生计划下所要使用的储蓄，并不是挪用其他资本设备项下的资金，而是部分取之于失业项下的救济金。单就失业津贴一项来说，我们每年就得支出5000万英镑，而这还不是用以援助失业者的全部费用。
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个来源。应当说明的是，个人储蓄转化为投资并不一定是必然的。用于资本改良的投资量，一方面取决于英格兰银行信用创造的规模；另一方面取决于企业家的投资欲望，而政府本身——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现在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投资主体。在这些因素的支配之下，投资总量并不一定相等于储蓄总量，两者实际上经常有所偏差，而正是两者之间的不平衡形成了许多困扰我们的难题。
投资大于储蓄的结果是经济的繁荣、高度的就业，同时伴随着通货膨胀；投资小于储蓄的结果则是经济的萧条、不正常的失业，这也正是我们当前面临的处境。
关于信用扩张，往往存在一种反对意见，认为由此势必造成通货膨胀。但并不是所有的信用创造都意味着通货膨胀。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有工作可做，储蓄已经完全耗尽；而我们仍在继续实行扩张政策时，就像我们在战时和战后一段时期内所做的那样，才会发生通货膨胀。
有人认为资本支出政策将造成通货膨胀，除非同时从正常工业中挪用一部分资本。如果是在经济繁荣时期，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如果资本支出政策的实施规模过于庞大，造成对储蓄的需求大于供给，这时上述说法也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目前的情况还远远没有达到这种境地。我们现在首先需要对付的是严重的通货紧缩，是经济萧条；至于由国家发展政策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其危害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以至于可以完全忽略。在目前的情况下，以通货膨胀这个可怕的恶魔作为反对资本支出的理由，就好比是对一个身患痨病、面黄肌瘦的人警告说“过度肥胖是危险的”一样。
迄今为止，英格兰银行一直不敢实行大胆的信用扩张政策，究其原因，可能是害怕信用扩张会引起黄金流失，而该行认为他们还不具备充足的黄金储备以应付这一后果。
英格兰银行如果为了缓解国内企业的疲软态势而扩大信用量，对这项新增的信用量，能否由国内企业按当时的利率加以吸收，是没有确切把握的。由于市场利率将随着信用扩张而下降，这时新增的信用量，也许有很大一部分会流到国外借入者那里，结果银行的黄金将外流。因此，除非英格兰银行能够事先确定，在当时的利率水平下国内的借入者愿意吸收贷款，否则贸然扩大信用是有一定风险的。
自由党计划之所以能够非常适应目前形势下的基本情况，原因就在这里。它提供了保证扩大信用安全的必要条件。
当然，英格兰银行对政府的资本支出计划必须抱有忠实无间的合作态度，竭尽所能，辅助计划得以顺利地实施。因为英格兰银行的职权足以决定这一计划的成败。如果它为了防止银行信用的扩张而实行通货紧缩政策，那么已经安置妥当的各项政府计划势必受到冲击，财政部为资助计划的资金支出也只能是以牺牲其他企业为代价，这种结果是我们都不愿看到的。
因此我们同意麦肯纳先生的观点，认为在目前形势下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信用扩张。但是我们如果不为信用在国内的具体用途提供条件，而只是单纯地扩大信用，那我们就难免会起疑心，害怕新增信用量的绝大部分会流到国外借入者手中，从而携走我们的储备黄金。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银行信用的扩大也许是促进就业的一个必要条件；与此同时，实施一项吸收新增信用量的国内投资发展计划却是安全扩大信用的一个必要条件。
自由党政策所需资金的第三个来源是对外出借净额的减少。
目前我们储蓄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投资于国外发行的各类证券。假定庞大的国家发展政策所需的资金，全部取之于对失业救济的现有支出和现在被浪费掉的储蓄这两个部分还不够，再假定为了满足政府的资金需求，势必会有其他借入者无法获得贷款；但我们并没有理由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借入者就一定是英国的企业家。因为伦敦目前向国外的政府或国外的地方当局提供了相当大规模的贷款，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技巧，完全有可能收回一部分这方面的贷款而用于政府的支出计划。因此英国政府的贷款行为将主要影响债券市场。
目前英格兰银行由于自身的缘故，对于凡是能减少对外投资量的任何事物，都表示欢迎。外汇的形势总体来说是令人担忧的，最近银行利率的上调就是一个明证。但是对外投资量若能有所缩减，外汇的不稳定局面将会趋于缓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英格兰银行在一两年前，对外投资还实行半官方的禁令。当然，禁令是一种比较粗暴的手段，只宜做短期内的尝试，我们认为最好不要恢复这种禁令。然而目前的形势虽稍有缓和，但依然严峻，因此，仍旧存在着实施禁令的可能性。现在我们在对外贸易方面处于逆差地位，这时对外投资的增长将是非常危险的。对外投资之所以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部分原因就在于储蓄在国内缺乏出路。
由此可见，资本支出政策的结果，不仅可以消除通货紧缩下的萧条现象，而且可以使现在向国外寻找出路的储蓄，大部分转移到国内以求发展。这一结果是值得欢迎的，也是符合英格兰银行自身利益的。
有人反对这种乐观的看法，认为对外投资的减少势必会造成出口业的不景气。我们实在是不明白这种反对意见的理由何在。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对外出借净额的减少将减轻英格兰银行在黄金储备方面的压力。它的主要影响，最终不会导致出口的减少，而会造成进口的增加。因为新计划的实施必然需要一定数量的进口原料，同时现在的失业人员，一旦有了工作，自然会消费更多的进口食品。
这就是我们反对那种无所作为的消极观点的理由所在。劳埃德·乔治先生计划所需的资金并不是从其他资本设备项下挪移而来的，而是部分出自失业项下的救济金；还有一部分来源于储蓄，这部分资金现在由于缺乏适当的信用媒介正在无形中浪费掉了。新政策将促进经济走向繁荣，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某些新事物；而借助于对外出借的缩减，我们仍可以保持局势的平稳。
新政策的实施将使目前的整个失业大军重新获得就业机会，从而会进一步增加国民财富。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做法势必对财政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按照“安全第一”的原则，我们应当保持一部分人处于失业状态，这种看法对任何有头脑的人来说，简直是耸人听闻的奇谈怪论。
我们之所以实施新投资计划，就是为了利用这些闲置的生产资源。
我们的论点简单明确，显然是不容置疑的。在吸收闲置劳动力从事生产活动的过程中，也许会出现某些实际困难，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设法避免占用其他利用形式下的资源。
这一结论对我们自己、对劳埃德·乔治先生以及他的顾问们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其间涉及的理论问题也并不生僻难解。近些年来，经济学家们普遍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资助的资本发展计划是否能够真正促进就业。争论的结果证明本章所做的结论是正确的、合理的，而所谓的财政部信条纯属无稽之谈。例如——援引某些才识过人的权威人士的见解——我们上述的论点与庇古教授的论证结果非常接近，他在最近撰写的《工业波动》一书中（第二部分，第十章），详细阐述了财政部信条，并明确无误地指出它的谬误所在；庇古教授的这一论点得到了乔赛亚·斯坦普先生的赞同；与此同时，麦肯纳先生也积极地支持这一见解（参阅他在1927年对股东们发表的演讲稿，后来再版于《战后的银行政策》，第118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的总裁，他毫不犹豫地坚持扩大投资于企业活动的资金量，在他看来，这种做法并不一定会引发通货膨胀。
事实上，对上述论点，除了财政部圈子内的某些人士以外，还没有一位有名望的权威经济学家发表过反对意见。鲍尔文先生、丘吉尔先生和拉明·沃辛顿-埃文斯爵士坚持认为政府举债势必会减少供私营企业使用的资源，认为劳埃德·乔治先生反对他们时所玩的不过是一种似是而非的鬼把戏；如果公众相信他们所说的是完善的正统经济理论，那就大错特错了。劳埃德·乔治先生的反对恰恰是正确的。构成自由党政策的基础理论，是专家们再三权衡之下才决定的。
十、现任政府的消极政策
近些年来，财政部主要关注的是其辖属的各部门的战债转化问题，而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台问世的。财政部认为，政府举债越少，把战债转化为利率较低的债款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为了有利于战债的转化，他们尽其所能削减一切公共借款和政府的资本支出，而不管这类支出本身是怎样地有利于生产，怎样地有价值。这种做法究竟会造成怎样巨大而持久、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恐怕公众还一无所知。
对于一切有利于发展、有利于企业的周详计划，他们（只要事实上做得到）总是以“否”的答复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事实上，缩减资本支出，对政府债款利率的降低，的确会产生一些作用；但同样的事实也表明，它会扩大失业，使国家的必要设施停留在战前的水平。
即使是从预算的观点来看，财政部的做法似乎也是得不偿失的。如果有人以这种做法有可取之处而表示赞同，那实在是不可取的。资本市场是一个国际市场，对金边证券利息率起决定性作用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是处于我们控制范围之外的；英国政府通过削减或扩大资本支出对这方面所能引起的影响是有限度的。假定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利率由此可以降低0.25％。鉴于等待转化的战债是20亿英镑，则这一数字所体现的是每年债务负担将相差500万英镑。试将这个数字与去年的失业基金支出对照一下吧——后者高达5000万英镑以上。
应当说明的是，在今后的10年里（比方说），形势很有可能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战前是经常会发生的——由于某些国际因素的作用，利率将降低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比财政部在世界市场利率非常之高的不利环境下千方百计希望达到的水平还要低得多。这时才是顺利实施转化计划的大好时机。因此财政部目前即使能在比现有市场利率低0.25％或0．5％的水平上实现战债的转化，结果也许会证明是极不划算的。如果为了得到一时的微不足道的便宜而过早地实施转化计划，我们最终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应当沉着冷静，等待条件的成熟。一旦时机来临，财政大臣自然会大有所获。
但是除了预算方面的利弊得失的考虑之外，还有一种阻碍国家资本发展的因素，那就是我们当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思想混乱。利率的下降，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而这两个原因是相互对立的。当储蓄供给过多，即可供投资利用的资金过剩时，它会下降；或者当投资需求不足，即花费储蓄的动机欠缺时，它也会下降。如果它的下降是由第一个原因造成的，毫无疑问是非常有利于国家的；但如果它的下降是由于我们故意限制投资出路而造成的，那无疑是使我们陷于贫困的自我毁灭的举动。
个人不把其收入全部用于当前的消费只是一种节俭行为，单单依靠这样的消极行为，国家是决不会走向富裕的。国家的富裕必须有赖于另一方面的积极行为，要利用这些储蓄来提高国家资本设备的装备水平。
富裕的人不是守财奴，而是那些能够把钱用于有效投资的人。
我们劝告人们厉行节俭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修建房屋、改造公路等等。因此，那种凭借停止资本改良的强制手段来压低利率，从而堵塞了储蓄的出路，使储蓄失去意义的政策，简直是自杀行径。像这样的政策，即使在表面上吹得天花乱坠，也不会有人支持。然而，在过去的若干年内，财政部所一贯遵行的，事实上就是这个政策。有时来自公众舆论或政府其他部门或地方当局的压力使他们感到难以抵挡，但是当他们的力量能够扼杀反对意见时，他们就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
这种政策，既缺乏健全的理论依据，在实践中又是无效的，关于这一点，事实最终得到了证明，证据就在于它甚至没有做到使利率下降。因为，我们已经指出，如果投资在国内的出路被堵塞，储蓄将出现外流，而且外流的规模与我们的贸易顺差极不相称，结果造成英格兰银行出现黄金外流的趋势。为了消除这一趋势，银行利率就不得不提高。
在一系列的错误政策引导下，我们的处境糟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由于没能彻底地更新资本设备，我们现在在这方面已处于落后地位。企业利润少得可怜，结果是政府所得税收入连年下降，这使财政大臣非常失望；在这种情况下，他既不能减轻纳税人的负担，也无法实施社会改革计划。失业情况越来越严重。繁荣的缺乏实际上降低了储蓄利率，因此我们最初想降低利率的目的也无法达到。毕竟，当前的利率有些过高。我们遭受了如此多的苦难，但得到的补偿却仅仅是保守党下台，这无疑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十一、生命活力的勃发
我们面临的困难处境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保守党政府的理论观点体现的必然结果。他们说：
“你不可过早推行电话通讯或电力事业，因为这会导致利率上升。”
“你不可急于进行公路和住宅建设，因为这将耗尽我们将来也许需要的就业机会。”
“你不可使每个人都获得就业，因为这将引发通货膨胀。”
“你不可投资，因为你怎么能肯定这样做就必然有利可图呢？”
“你不可做任何事情，因为除了以上这些事情以外再没有值得可做的了。”
“安全第一啊！支援100万失业人员的政策已经实行了8年，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冒险改变政策呢？”
“除我们能够做到的以外，我们决不轻易许诺。因此我们什么也不许诺。”
这就是他们一直向我们灌输的奇谈怪论。
这是象征着萧条和腐朽的教条，所体现的正是一个日薄西山的行政组织的怯懦、愚笨和阻碍时代进步的绊脚石。
消极、限制、懈怠——这些就是政府信守的至理名言。在他们的领导下，我们被迫勒紧裤带，过着省吃俭用的苦日子。恐慌、猜忌充斥着我们的头脑，我们就像一个忧郁症患者一样，对待任何事物都畏首畏尾，最后只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问世事。然而我们并不是行将就木之人，我们正处于心智健全、精力充沛的成长阶段，我们需要的是生命活力的激发，在我们面前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相反，未来为我们准备的是大量的物质财富、和谐的经济自由和幸福的个人生活，这比以往任何时候我们享有的要多得多。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让自己缩手缩脚，我们应当更加果敢、更加开放地采取行动，努力创造我们的美好未来。横亘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只是少数道貌岸然、顽固不化的老头子，对待他们无须过于激愤，只消一丝善意的蔑视，就足以使他们像九柱球一般整排倒下。
很有可能的是，当他们从激动的情绪中冷静下来时，他们自己也会感到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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