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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带来了什么？
有人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展开的实质上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运动，基本内容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少数发达国家籍以实现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升级。
其支撑性数据是：1961--1991年，制造业就业总额在美国下降了1/3，在法国下降了25%，在德国和意大利下降15%；与之相反，在南韩增加了4倍，在马来西亚增加2倍，在台湾和新加坡各增加1倍；1993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超过20%，而发达国家的比重，则从1973年的72%下降到1993年的64%；在1970年，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只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出的4.2%，1994年则上升到10.5%，从1965年--1995年，亚洲新工业化经济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增加了3倍。在发展中国家蓬勃兴起的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而在发达国家，制造业投资则越来越集中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1975年，发达国家资金技术型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其总额的27%，1990年占40%；国内投资更为明显，以美国为例，1970年，计算机投资只占全国非住房投资的1%，1995年陡升到12.8%,1970年至1995年，美国生产耐用品设备的投资翻了两番，讯息处理设备投资增长了20倍，这一行业竟在1993年占全国非住房投资总额的11.7%；这样投资的结果，1995年美、日、德、英、法、意六国讯息技术的出口占了全球市场的77%，1996年，美国、日本和欧盟占全球通讯市场的74%。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已经从80年代以来的经济不景气中复苏过来，并进而提出了"生产率时代"的响亮口号，美国非农产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达到2.2%，是过去20年平均数0.8%的2倍多。不容置疑，美国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以计算机为主的信息技术革命的进步，得益于战略资源的全球分配，得益于产业结构的国际调整。
全球经济一体化作为一个理念，它主要是通过两个载体运作起来而在国际水平上逐步展开的：一个是少数发达国家大企业的全球扩张；一个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推动各国去参予全球经济，放宽自已的管制条例，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在今天，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大企业生存的一般形式，其扩张，主要是通过跨国合并、收购和合资进行。不难发现，绝大多数跨国投资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在取向上，发展中国家占有相当部份。在整个80年代，全球外商投资的流出额中97-98%是从发达国家流出的，发展中国家只占2-3%，但后者吸收这些流出投资则占了25%；1986--1990年，平均每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约为253亿美元，1993年为708亿美元，1994年797亿，1995年1638亿，1996年为2438亿。1986年至1992年，在东亚国家的新增投资中，有21%是来自美国和欧洲。
放宽管制条例，积极参予国际贸易，的确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种种经济利益，如为本国的进出口寻找到一个广阔的世界市场，这对于新兴工业国家十分重要，此外，还可以从其他国家，特别是从发达国家获得了廉价资本；当这些资本同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如土地、廉价劳工以及当地政府所致力的基本设施相结合时，这些国家无疑将在全球经济与市场中享有更大的竞争能力。这一简单的道理明确昭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经济成长和发展的最合理策略是义无反顾地参与全球经济，不积极从事这项运动的国家不仅不能取得迅速的发展，而且将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会靠边站。所以，在所有的国际场合，无论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办的各类论坛，还是其他场合的国际间对话，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一致强调，捍卫和推动世界自由贸易协同贯彻世界贸易组织原则精神是多么重要。但参与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部份是参与外汇市场，任何国家若要参与全球外汇市场，就必须遵从其规则，其中主要的规则是要实行透明化的宏观经济政策。而这一规则可能恰恰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权柄交给了发达国家。
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至少在我们看来，是发达国家掌握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个人和机构，操纵货币市场的典型范例，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产物。
故事应该这样来讲：
跨国公司的进入和"透明化政策"，先是给东南亚国家带来了繁荣进步，然后在所谓的"经济奇迹"和"突发市场"的感召下，激发了跨国公司的巨大胃口和贪婪的欲念，他们无阻无碍地进入，四处散播资金，使钱财变得廉价和易於得到；结果，在东南亚国家中发生了"资金滥用"和"成本提升"现象；因为贪污和政府的干预，外来资金流向了非生产性、奢华和铺张浪费的用途；货币因有外国资本作为后盾而变得"超值"，持续了相当时日的繁荣表象也在居民中引发了对舶来品的过份消费态度，就这样，国家经济出现了失衡，有关指标出了问题；但当跨国公司怀着某种意图把资金撤出时，又造成了这些国家经济受损，集中体现着经济问题的货币危机也就发生了。
跨境数据流
由于网络化建设需要一定的技术力量和巨大的资金投入，世界各国的网络化发展很不平衡。据国际电信联盟今年9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截至1996年底，全世界1600万因特网用户中的约三分之二分布在美国和加拿大，21.9％分布在欧洲大陆，6.3％分布在亚洲，3.7％分布在大洋洲，而拉美及非洲仅分别占1％和0.6％。
在经历了18个月的漫长谈判之后,去年7月欧洲委员会(EC)批准了法国电讯(France Telecom)、德国电讯(Deutsche
Telekom)与Sprint公司的合并计划,新公司称为Global One,主要业务是为集团客户提供国际服务。去年11月初英国的BT公司与美国MCI宣布合并,组成220亿美元的全球性企业Concert公司。若在1997年内能够得到批准,这家新的通讯业巨人将可以支持72个国家的4300万用户。1996年德国电讯首次公开上市引起轰动,德国私人投资者疯狂购买,各通讯厂家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为此次股票发行所进行的广告宣传费用达1亿马克，11月10日上市时这家德国电讯巨人筹得200亿美元的资金,部分地抵销了其高达670亿美元的债务。移动电话经营许可竞标的几近疯狂。电话业务不断受到来自Internet的侵蚀。传统的电信公司与其它公用设施公司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继美国奈恩斯克挑头的"光纤连全球"之后，70个国家签约，打算再建一条世界最长的海底光缆，投资13.7亿美元，3.8公里，连接澳洲、欧洲、中东、印度、中国、东印度群岛和日本的39个陆上点站。尽管美国政府指责亚洲某些新兴国家在改革方面拖后腿,但亚太国家并不都反对开放本国电讯市场。1996年12月初,电讯业巨人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被批准分成3家公司、并有权经营国际电话业务。此项"分家"计划从1998财年开始执行。
去年5月,新加坡政府决定提前结束新加坡电讯对基本服务的垄断,将市场开放时限从2007年提前到2000年。新加坡将再发放最多两个本地及国际电讯服务经营许可权,其业务包括语音通话、线路租用、公共交换报文传递和数据服务。新加坡政府鼓励外国公司参加投标,并允许获得49%的股份。
直到今年2月，世界贸易组织推动签署了电讯自由化经营的全球协议，将全球开放电讯市场的运动推向了高潮，照此趋势发展下去，严格意义上的区域市场不久将荡然无存。
电讯是当今世界上仅次于保健医疗和银行的第三大产业，总资产达6000亿美元。电讯市场的开放，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是极为有利的。例如，开放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国际长途电话的价格下降80%，这样一来，在今后的5至10年内，可能只有两三个企业能够存活。美国目前是电讯费用最便宜的地方，只要开放协议一签，就直接意味着100万的新增就业。而开放电讯市场最重要的结果还在于，它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到发展中国家去吐丝结网。
电讯产业发展的核心内容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其技术前景是多种媒体的信息制作、传输、接收和显示一体化，其本质是以新信息技术为传播载体的信息传递和信息流动，电讯国际化所形成的格局，是数字化电子数据跨越每一个国家的政治疆界在全球进行无限制的时空一体的传递和流通，这被人们称做跨境数据流。
在信息社会，凡是跨越国家政治疆界而流动的数据、知识、信息等，包括国际广播、电视、电话、传真等国际传播与电讯业务内容，以及涉及政治、法律、金融、会计、咨询、广告等跨国服务领域中的专业信息，都属于跨境数据流范畴。
如果在"大同社会"，跨境数据流是很完美的，它会对人类的能量作极大的提升，从而带来莫大的福祉；但在世界各国的信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信息环境存在着巨大差异的条件下，它引起的是不平衡和不平等。
这是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国际信息服务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跨境数据流不平衡的现象。这种不平衡表现在发达国家进口的是更多是原料数据，出口的是成品信息，发展中国家则与之相反。信息技术的不平等，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国际关系、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在个人、组织结构、国家和地区等不同层面上产生着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跨境数据流的不合理流向和不平等格局，加大了殖民主义时代留给下来的残余--南北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政治上的控制和被控制，经济上的强大与弱小，还使发展中国家形成信息依赖--技术依赖--经济依赖直至政治依赖，一连串国家主权的丧失。
美国曾提出过"信息保护伞"理论,其军事和研究机构也多次进行以信息战手段打击别国的研讨和模拟演习；现在美国凭借其雄厚的信息技术优势，咄咄逼人，极力鼓吹全球电讯自由流通，令人不能不怀疑美国是企图通过电讯网络和跨境数据流来控制世界,在自己构筑和控制的"网络世界"里横冲直撞,打击别国的疆界,践踏别国的主权,拓展自己的疆界，实行"网络帝国主义"。
在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中，受害诸国都体现出来了一种在信息社会条件下特有的脆弱性和易受侵害性。有资料显示，一些跨国公司和国际炒家，通过国际贸易数据流、营利性计算机服务网络、公司社团内部的数据流，充分掌握了东南亚各国的金融与信用控制数据、财务管理数据、政府数据、生产与分配数据、人事与工资数据，甚至于飞机机票与旅馆预定数据，因而能够进退有据，频频得手。
金融自由化的力道 12月12日，世界贸易组织的百余成员国经过冗长的谈判后，终于对各国金融市场自由化达致协议。在这项协议下，各国的金融业如果不是立即完全开放，也将会有较大幅度的开放，这对整个世界的金融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将会有很大的影响。在世界贸易组织成功的实现贸易自由化之后，金融业自由化的谈判就进入艰巨的进程，虽然在谈判中各国不免有诸多讨价还价，可是，就趋势看来，达致协议是不可避免的结局。这次谈判终于在限定期限内得出一个结果，也可说明各国充分利用谈判的形式在利益上取得双赢的效益。金融业自由化，可说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发达国家，特别是目前在经济上称霸世界的美国，一贯都挥舞自由市场的大棒，谋求发展中国家加速打开大门。发达国家的金融业经过80年代的整合之后，目前正进入成熟期，它们资金充裕，科技设备发达，经营技术老练，对于任何可能开放的市场无不虎视眈眈。最近，韩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所答应的一项承诺，就是开放国内的金融市场。此消息一传出，美国的金融业无不雀跃万分，都在摩拳擦掌，准备大举进军韩国市场，由此证明金融业自由化是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在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业是经济上的重要防线，如果大门一打开，国内的银行、保险公司、股票行的控制权都可能要拱手让人，那时，经济上的主权也会名存实亡，或用一些国家的谈判代表的话，是导致金融业的殖民地化。发展中国家的顾虑并非毫无理由的，因为这些国家的金融业起步慢，规模很小，实在无法抗拒过江龙的鲸吞。其次，在许多国家中，金融业也和社会上层利益有密切关系，如非不得已是不会轻易放弃这种利益的。可是，尽管在心理上有诸多抗拒，发展中国家也看到一个事实：目前世界经济正朝向一体化的阶段发展，资金流动和市场变化异常迅速，发展中国家如果想要分享一杯羹，就须要毫无选择的融入这个大环境中去，以短期的牺牲换取长期的利益。如果单是想要获取经济的快速成长，又不愿开放市场，这实在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也。其实，在看到这个大趋势的同时，许多国家也并非未曾认识到，金融业自由化的利弊不是一成不变的，向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开放门户，等于是吸取先进的金融管理经验和科技，取得更多的资金，扩展服务，从而推进其他经济领域的发展。目前，世界金融业的资产高达数十万亿美元，这是一把双刃的利剑，问题就看各国如何善加利用。在目前发生金融危机的亚太区来说，开放金融业也未尝不是解决危机的一个长远步骤，因为接受外国金融机构的到来，等于是吸引资金的回流和国际投资者重新回到市场上来，这对目前各国金融市场上发生的信心丧失的状况是能起稳定作用。这次本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多少显示是一种信心震荡的现象，所以才产生骨牌效应。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经济体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1月22日发表文章言：在关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功过的辩论中，跨国公司处在核心地位。批评跨国公司的人把这些公司说成是横行霸道的公司，利用自己的势力剥削工人和开发自然资源而不顾任何国家或社会的经济繁荣。主张建立跨国公司的人认为跨国公司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把先进技术带到穷国并把低成本产品带到富国。
没有人怀疑垮国公司的重要性。这些公司是实现全球化的主要渠道之一。根据联合国1995年公布的数字，跨国公司通过国外分公司销售了七万亿美元的货物，比世界出口总值都多。跨国公司在本国之外的销售额比出口额增长快20－30％。跨国公司在全球投资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96年底，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企业在本国之外拥有的工厂、设备和财产一一超过3亿美元。在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比投资总额增长快两倍，但是仍只占工业富国年投资额的6％。此外，联合国1997年发表的世界投资报告估计，所有专利技术国际使用费的70％涉及母公司及其外国分公司之间的支付，这表明跨国公司在全球传播技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跨国公司发展壮大的最通常的解释是规模经济。有人说，在某些工业领域，如果公司变大和产量增多，那么效益就能提高。对跨国公司发展壮大的另一种解释是垂直一体化。在某些工业中，某种资源的供应商和使用者的相互依赖关系使得这样的公司难以合作而不相互控制对方，因为总是存在一方企图破坏另一方的风险。这就是许多公司垂直一体化，即收购供应商或客户的原因所在。
同许多年来一样，今天所有外国直接投资的大约3／5都投到富国，2／5投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比在富国的地位更突出。跨国公司的资金主要是投往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是直接投到具有增长最快的前景的地区。去年，亚洲（日本除外）吸收了800亿美元，约占发展中国家中外国直接投资总和的2／3；拉美吸收了390亿美元。东欧在1994至1995年期间吸收了巨额外国直接投资，但去年外国直接投资突然停止，因为政府出售的国有公司数量减少了。非洲尽营自然资源丰富，可是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外国直接投资，因为这个地区几乎没有人能买得起富裕世界的消费品。
在所有外国直接投资中约有一半涉及合并和收购。这些交易帮助公司在销售上达到规模经济水平，井能使经营好的公司接管经营差的公司。在某些工业部门和某些产品中，跨国公司的重要性正迅速增加。
出口平台的终结？
自６０年代以来，环太平洋地区工业化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一种特别的工业化模式－－"出口平台"的快速扩展。
"出口平台"的概念是，创立一个对外国投资者有利的飞地经济体（enclave economy），使它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飞地经济体里，困扰着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其他部分的基础设施、保安、法治和贸易政策问题都不存在。亚洲各国政府引进了多种形式的"出口平台"，包括加工出口区（EPZS）、海关保税仓库（bonded
warehouses）、经济特区和各种关税退税制度（duty drawback systems）。各国政府以奖励劳工密集出口货的宏观政策，尤其是通过适度的汇率，来支持这些体制。
"出口平台"策略是以纺织品和服装工业作为开始，真正收效的是电子工业。随着半导体工业兴起，惠普（Hewlett-Packard）、得克萨斯仪器（Texas
Instruments）、国民半导体（National Semiconductor）等公司便觉察到，甚至在这个高科技部门，还有许多像装配芯片等技术水平很低的工序，都可以采取这一策略。于是，新工业领袖开始寻找低工资生产地点。信息科技的进步，使"出口平台"生产的可行性大为增加。设计和制造过程用电脑辅助，使设计、材料的切割和其他技术规范，可以由工程总部通过电话线传送到各地的生产地点。运输开支的减少，如通过电脑化和集装箱港口留港时间缩短，也方便了生产过程的采购活动在国外进行。
早期低工资生产地点的候选对象，是在美国后院。得克萨斯仪器就是在萨尔瓦多开始生产，直到政局动荡，折磨美国人的活动如火如荼，他们才离开了那里。后来发现香港的条件比较好：社会稳定，工资低，法律上和政治上由英国控制，这种模式又在香港展开。香港的成功，令台湾和韩国等邻近地区和国家都步其后尘。接着新加坡又依样划葫芦，马来西亚也这样来做。可以到处迁移的电子企业在加勒比诸岛、墨西哥、中美洲等地被人忽视或避开，东南亚国家却开始为吸引它们前来而进行激烈竞争。到1975年，全世界的海外电子装配厂工人，东亚就占了大约95%。到70年代中期，事情已经定局：贫穷的东亚国家被卷进世界范围的电子革命，拉丁美洲、中欧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被撇开了。由1980年开始，中国在在沿海地区设立了多个经济特区，尤其是在香港边境附近的深圳市。不出几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出口兴旺景象出现了，劳工密集出口生产活动给中国提供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职位。
加工出口区、海关保税仓库和各种关税退税制度，是东亚经济之虎早年得以输出大部分工业品的原因，也起了模范作用。例如在韩国，跟在加工出口区的外国投资相比，人们是更强调联营企业和使用技术许可证。但基本模式一样：通过让外国企业直接参与，使国内生产与世界技术挂钩。联营企业，制造原厂配备，用许可征向外采购等安排，全都方便了比较贫穷的经济体从事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活动。东亚的"雁阵"控制了全球电子生产的上游，协助它们的经济迅速增长了不止15年。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台湾以及在不那么大的程度上香港（它却成了中国南部"出口平台"生产的服务中心）的工业品出口"奇迹"，大部分是以此为基础。
出口平台作为工业发展的一种模式，源自以下两股力量的连结：一股以商品和资本自由流动为标志，即华盛顿试图创造一个自由世界经济秩序的努力；另一股力量则是跨国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二次大战结束不久，第三世界国家为寻求快速的工业化，以培育本地工业制造本地产品替代进口为目标，创造出受保护的内部市场。但是，华盛顿却认为全球性的自由贸易更适合美国利益，因为当时美国厂家仍然是最有效率的生产商，可以将竞争推到那些不受保证的市场去。作为削弱这种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部分努力，美国国际开发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经济学家和他们在世界银行的同行，加上在美国各重要大学里新古典发展经济学者的协助下，开始形成出口平台的策略。
为了解除第三世界精英们的武装，国际开发署和世界银行的技术官僚们争论说，虽然工业化是值得争取的目标，但是由于国家内部普遍贫困，有效的需求极为有限，因此进口替代会很快被耗尽。第三世界国家应该转而雇佣它们那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并改为发展像纺织、制衣和做鞋等低技术的制造业，它们的低廉劳动成本将为它们出口到先进国家的市场带来竞争优势。世界银行总裁罗伯１９７５年便说过："大多数国家必须作特别的努力，将它们原先与进口替代相连的、市场相对细小的制造业企业转向由出口增长所带来的更大的发展机会"。为了在出口平台中取得成功，世界银行劝告第三世界的技术官僚们进行"结构改革"－－这是一种好听的说法，它包括：将本国货币贬值，以令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本国，设立出口制造业的企业；设定工资上限，以制造出廉价的、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以及取消对进口的限制、降低对那些出口制造商所需的原材料资本货物和中间货物的进口关税。这一世界银行所带导的打开第三世界经济的运动，巧合地（也许其实不那么巧合）与６０年代后期、７０年代早期美国跨国企业的需要相符合。由于在跨国企业之间及与日本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美国的跨国公司都将减低劳动力成本视作谋取利润的关键。美国已经工业化的劳工相对来说较高的工资被视为问题所在，而未工业化的东亚及墨西哥劳工的低工资则提供了解决方法。以下７０年代早期的数据为我们揭示了劳动力成本上的这种差异：１９７２年，当美国工人平均月薪固定在大约１２００美元时，台湾工人平均月薪只得４５美元，而南韩、新加坡和香港工人则顺次为１８、６０和８２美元。美国的跨国企业遂将它们的发展机会系于亚洲廉价劳工和美国资本的联姻上，由此制造商品去繁荣美国市场。
从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８０年，美国在海外的私人投资增加了四倍，即从５００亿增至２１４０亿。出口占了美国海外有关制造业销售的四成。到１９８８年，有３２０亿的美国投资放在亚太地区，还有颇重要的一笔数目投放在出口制造业方面。与美资有关的出口往美国市场占亚太地区的比例由１９６６年的不足１０％升到１９７７年的超过２５％。在所有这些方面。今天的比例都更加高得多。
相对于制造业投资的东亚的增加，美国本土的工业也随之被"挖空"了，这一点在电视机工业中呈现出来。为了与流入美国市场的、廉价而高质的日本电视机竞争，美国厂商把他们大部分的生产在６０年代时都转移到墨西哥、台湾，后来又到新加坡去。到７０年代中期，虽然在美国销售的黑白电视机接收器大约还有２０％是在本地生产，但在墨西哥和台湾制造及半装配好的零件还是大部份都组装进这些电视机里。在彩色电视方面，主要制造工序往墨西哥和东亚的转移，造成的结果是海外生产的半装配好零部件占美国厂商所使用的全部组件之比例，由２３％上升至超过９０％。在这一期间，美国本土电视制造业的地位在１９６６年与１９７０年间下跌了五成，并在１９７１年再下跌三成。
美国的贸易政策是推动所谓"再出口"，即美国生产的构件由外国廉价劳工组装好后，以制成品的形式运回美国。美国关税代号第８０６和８０７节给予进口制造的美国构件免税进口，这意味着只有附加在组装工作上的价值被征税。这一"８０６／８０７"进口部份的总价值由１９６６年的９．５３亿上升至１９８７年的将近４００亿。这一往东亚及东南亚转移工业制造竞争的动力，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美国把大部分电视制造的生产移往台湾这一行动，刺激起日本的生产商也把他们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转到台湾和韩国，以抵消美国在减低劳动成本上的暂时领先。这种通过转向低工资的东亚和东南亚来互相降低价格的过程，同样发生在美国及日本生产电脑板和电脑的工业上。
再没有比东亚边缘这一流行的形象更能说明美国投资在这里比在其他区域获得更大利润。１９８４年美国投资在欧洲及拉丁美洲的回报率分别是４．３和７．２，但在亚洲却高达１４．０，而在个别的亚洲国家里，回报率则达更高：台湾是２１．８，新加坡３４．７，南韩高至４１．２。
直接投资到东亚，这只不过是美国公司从这地区的廉价劳力获利的其中一个途径。除此之外，部分跨国企业更采用"转包"或"原设备生产"的安排，即由东亚厂商生产产品，然后用该跨国企业的牌子出售。台湾就是这么一个转包中心，由小型的台湾厂家为美国厂商生产诸如ＩＢＭ、通用电器等产品。转包在台湾已变得如此制度化，以致一个外国行政人员评论说："你真没法把台湾看成是出口国，它只不过是一群为美国市场而存在的转包者"。
这些有利于跨国企业的理想条件并不是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而是因为各国政府急于吸引外国投资而不惜代价制造出来。在各种吸引外资的招徕中，有一种叫"出口加工区"，即那些设立在菲律宾巴达安半岛、台湾高雄和韩国马山的加工区。在加工区内设厂的厂商被给予一整套优惠。以巴达安出口加工区为例，计有：允许１００％的外国资本；允许一个低于首都马尼拉的最低工资额；免税特权，包括本地资本设备减税，进口原料和器材免税、和免收出口税、地方及省一级税项等；优先获得中央银行外汇分配购买进口物资；低廉的地租和水费；政府负担基础建设及厂房，后者可由公司以低价租用或购买；以及加速固定资产的折旧。
出口平台的基本缺陷，即它的依赖性。这些缺陷，在首要的新兴工业国和地区－－韩国和台湾的例子中得到了清楚的说明。一方面，新兴工业国很大程度上依赖在一个出口市场－－美国市场上，它在８０年代中期吸纳了前者大约四成的出口产品，随着保护主义横扫美国和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出口的导向就成为主要的弱点，在这种经济的未来前景投下重重阴影。过去四年来，美国为了结束它与韩国、台湾之间的贸易赤字，特地进行了一场攻势猛烈的贸易战，结果台湾１９９０年的经济增长创下了自１９８２年来的最低点，而韩国的贸易平衡则在享受了大约四年的盈余之后回复赤字状态。另一方面，新兴工业国过去３０年来虽然都有８％到１０％的增长率，但基本上它们的零件制造和科技仍然依赖日本。事实上，它们的角色一直都是提供廉价劳动力去组装进口的零部件和科技。韩国１９９０年与日本有５９亿贸易赤字，以及台湾同年与日本有７９亿贸易赤字这一事实，便显示出这种倾斜的关系。台湾赫赫有名的"电子计算机工业"，便是一个名过其实的名称，因为它实际不过是低技术的、以密集劳动力去大规模仿制ＩＢＭ模型－－这一模型本身就是为易于仿制而设计的。至于韩国，它那高技术生产者的形象被这样一些严峻的现实所打破：销量最好的现代汽车也许是韩国最著名的出口产品，可是它的本身外型是抄袭意大利的设计，它的马达由日本三菱公司设计，它的传动器设计和制造也都是由三菱公司进行。韩国的彩色电视机跟日本产品在美国市场上也许竞争得难分难解，但是其中日本制造的零件却占去了韩国彩电的８５％。再者，韩国号称世界第五大个人电脑出口商，但事实上只有电脑用桌才真正由它制造。换句话说，韩国和台湾都并没有摆脱作为外国（尤其是日本）零件装配工场的地位，这一事实已经将它们带到一条我们称之为"结构性压榨"的死路上去。由于本身研究和发展基础薄弱，加上日本对分享其先进科技的明显抗拒，新兴工业国无法自行生产高科技产品，因此，当它们现在的工资水平已大大超过亚洲其他国家时，它们也就被赶出廉价劳力的市场了。生活指数的提高、劳动力储备的枯竭、加上日益有力的劳工组织，使台湾和韩国现时的平均工资比东南亚高出３倍，比中国大陆更高出１０倍。举一例子，台湾纺织工人的平均时薪是３．６５美元，在泰国和印尼则分别只有０．６８美元及０．２３美元。可以预料，美国和日本制造商会把赌注提高，并将它们的工作重新分布往泰国、印尼和中国大陆。更危险的情形，是新兴工业国里许多本地企业也随着美日转往上述地方设厂，与美日制造业被"挖空"相仿的情形正在向新兴工业国发出实实在在的恐吓。因为与美日两国不同，台湾、韩国、新加坡等在劳力密集制造业日益推动竞争力的同时，并没有一个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在背后作为支持。
简单来说，出口平台即是企图在脆弱的基础上建立起稳固的经济，极度依赖外国资本、外国市场和外国科技的动向，它使这些国家只剩下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廉价劳动力，而当这一筹码失去时，外国资本和本地厂商也跟着离去。
总括而言，出口平台虽然为东亚带来了高速经济增长，但它同时也加重了社会不平等，加剧了政治上的压制。而且，这种工业发展产生了对外国资本、外国市场和外国进口技术的完全依赖。它总有一天会来一个历史终结而改弦另张。也许金融风暴让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在悄悄崛起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在香港举行的前夕，康德苏表示相信，欧洲未来的单一货币定能发挥其作用。而亚洲领导人正在思考该奉行什么样的货币政策，该以何种方式使用于商业和金融往来的外汇储备多样化的时候，欧元显然是值得他们考虑的。
东亚货币自7月份以来所出现的严重危机迫使有关国家（特别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当局尽一切努力来恢复市场对当地货币的信心。须知，今年夏季当地货币的价值下跌了15％到30％。除了这个当务之急之外，亚洲的领导人也开始对建立在美元基础上的，难以抗住美元逃逸的灾难性影响的货币体系进行思考。而同时，长期受投资资本支撑的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也表现了出来。这是一个值得该地区所有国家重视的问题。
蓬勃发展的贸易也在促进着外汇储备结构的变化。随着这些"新崛起的"国家经济的发展，它们之间的贸易、它们同日本的贸易以及最近同欧洲的贸易进一步发展。这一切都对美国不利。然而，该地区的主要贸易基本上还是用美元来计算。直到目前，亚洲的"老虎"和"龙"们尽管会为此吃苦头，但仍然忍受着这一不正常的现象。不过，在1999年发行欧洲单一货币的前景为这些希望使它们的贸易支付方式和外汇储备多样化的国家提供了新的机遇。
凭借这些有利的条件，负责货币问题的欧洲专员蒂博·西尔吉不失时机地在香港向着他的亚洲交谈者吹嘘未来单一货币的好处。他自称取得了一些成果。他的谈话尤其吸引了中国的领导人。在9月22日他同中国总理李鹏举行双边会谈期间，李鹏明确地对这位欧洲代表说，他不希望外汇储备都是一种货币。换句话说，就是不希望都是美元。这决不是一句无关紧要的话。须知，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已达到了1316亿美元。
此外，如果人们把7月1日回归祖国的香港的外汇储备（为853亿美元）也加上，那么总共就有了217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这么大的储备中不愁没有欧元的位置。不过，香港的领导人强调说，关键是欧元要"坚挺"些。香港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比北京的领导人还要保守。他们尤其希望在货币问题上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对北京的独立性。
香港货币当局的外国投资负责人弗朗西斯·劳认为，有否可能重新考虑香港外汇储备的构成（美元占了83％，马克所占比重不大），这将取决于欧元同美元相比较时的信誉程度。
在欧元疲软的情况下（弗朗西斯·劳认为，如果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成为第一批使用欧元的国家则有此可能），人们很难接受欧元。因此只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即在证明了未来欧洲单一货币的可靠性之后，香港当局才会考虑这一问题。亚洲的其他国家也采取这种观望态度。它们不想过快地抛弃一种已经得到了证明的货币（指美元），而接受一种尚未被证明的货币（指欧元）。
9月中旬，第一届亚欧财政部长会议在曼谷召开。亚洲各国的财长们对于1999年将要诞生的欧元表现出极高的期望值，认为欧元的诞生，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储备货币；目前亚洲的储备集中在美元、日元和马克上，而这些货币的不可测因素越来越多，资金调动可轻易的造成东方的市场不稳定；许多欧洲银行已因为外汇业务减少而把业务转移到东方，随着市场对亚太区域货币的兴趣增加，汇率的波动将更厉害；而欧元可望具有的稳定的流通性，将减少很多套汇的机会。因此不少亚洲国家在考虑把欧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
根据现在外汇市场风行的看法，欧元--计划中的欧洲货币联盟的产物--将是疲软的。因此，德国马克被廉价抛售，马克降到大约1．85马克兑换1美元，这是自海湾战争以来的最低点。但是交易商肯定会感到惊讶。欧元将与人们的预料相反，上市流通时将相当强劲有力，甚至比马克还坚挺。此外，使用欧元的国家财政上的挥霍浪费实际上将有助于欧元的坚挺，至少在它面世的初期是如此。
当欧元面世时，它将成为一个更大、而且平均说来跟美国一样富裕的欧洲经济的货币。它的政府债券市场将比现在世界上最大的证券市场美国财政部债券市场还大，而且它的股票市场将为投资者进入世界上一些营业情况最佳的公司提供机会。
在欧洲各地，欧元在投资和贸易方面所具备的代用货币特点将鼓励投资者和企业甚至在非成员国也使用欧元帐户，而不是将欧元兑换成当地货币，这将增加对欧元的需求。虽然欧元作为储备货币起初可能不是美元的对手，但是它显然将是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第二选择。欧元的使用将提高成员国之间贸易的效率，提高欧元地区联合经济的价值。简而言之，欧元的价格将大于它的组成部分的总和。
要是欧洲货币联盟国家遵守马约所规定的财政纪律，并坚持要建立一个强大和独立的对实施货币政策负有明确责任的欧洲中央银行，它们实际上将会使欧元贬值，抵消这种上扬的趋势。这是因为紧缩财政开支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迫使利率下降。从经济观点看，欧元的基础将更加强有力得多，但是它的交易将是疲软的。
有着发达的金融市场的主要货币，例如80年代的美元和90年代的马克，在它们的政府开始连续出现财政赤字和奉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一般说来往往会上扬。最终，在入们开始对通货膨胀感到担心、投资者对经济不平衡感到忧虑时，这些货币（的比价）就会回落。不过就欧元来说，它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坚挺。
人们从德国马克在1990年实行货币统一后的一段时间里保持坚挺看到了欧元将来会是什么样子的线索。两个德国统一时，政府财政赤字增加，工厂的设备利用率达到了极限，通货膨胀率罕见地上升到4％以上。然而，马克同欧洲货币和美元的比价在此后5年的时间里却继续稳步上升。
欧元崛起的事实所显露的问题是，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是不是也在面临一场大的变局。在这次金融风暴中，欧洲同美国相比，损失显然要小，绝无惊惶失措之色。例如英国人在香港应该有重大利益，然而在香港的震荡中，却似乎是有恃无恐，媒体所报导出来的损失并不大。而且，眼下整个欧洲的经济开始出现生机。德国汽车的销售额、瑞典的国内物价以及西班牙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几乎所有经济指标都呈上升趋势。
那么，这场变局最终的受益者究竟是谁呢？
救世主的后面
《印尼观察家报》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所会造成的冲击与影响，人们将永远不会完全知道。对基金组织的援助配套的一般反应被认为是有利的。但对在最紧密的圈子之外的人们来说，他们感到失望的是，详细情形并未公布。除了比较好的正面反应之外，还有比较消极的一面。例如对印尼经济进行的一系列援助，是否必定会带来货币稳定，反应消极的人感到怀疑。他们甚至预见局面会动荡不安。在他们眼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什么救世主，而是会把印尼的肢体切断的上帝。雅加达依康尼特咨询顾问集团的里萨尔·拉姆里，预见会出现经济滞涨（stagflation）。"印尼正在进入经济滞涨时期，其特点是低增长与高通涨，可能会在总统选举以及3月新内阁组成之前，导致社会不安与政治不安。这是印尼国内的悲观看法。至于来自国外的悲观看法，香港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公司预见，"社会紧张局势会加剧，可能导致反华暴动"；"通涨率和粮食价格会上升，可能因此触发劳工纠纷"；"不健全的银行会发生挤提"；"军方可能在总统选举前镇压对政局不满的人"；"与有影响力人士有来往的人的商业活动，可能会妨碍经济前景"。经济学家费萨尔·巴斯里说："当前新加坡经济的情况，不是患上像流感那样的小病，而是患上了危险的重病，比较像中风。一切肯定是由于经济过热，吃下去的食物准是充满了蛆虫"。这里的"蛆虫"指的是什么？巴斯里解释说："蛆虫指的无非是贪污、勾结等类似疾病。为了医好这些病，服食药力轻微的药物已经不管用，需要大剂量的抗生素。"看来国内已经没有医生能治好这个病。到国外寻找治疗办法的时机已经到来……至少是从国外请医生来"。上面的描述还许太富有戏剧性了。但人们必须承认，有些情况是真实的。这么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医生"已经检查了病人，作出了诊断，开了处方。但愿正常的医生会像他们那样做，把大量现金注入新加坡经济。（不是一下子，而是分期。）病人不光要吃药，还必须遵守规定每天24小时必须做的事--取消垄断，取消多数时候只有少数人得益的津贴。但能不能做到，只有天知道。
国际炒家仅仅是小卒子
《联合早报》发表特约评论员张一帆谈世界股市暴跌的政治原因。作者认为，从东南亚货币危机，到日前全球股市暴跌，很大程度是冲着香港市场而来的。如从经济情况来看，危机发生在香港是没有理由的，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另有"黑手"在作祟，而国际炒家可能只是小卒子。继香港股市于上周五重挫之后，纽约股票市场星期五还暴跌，接着到星期一，市场更一路狂泻，道琼斯30只工业股指数共跌554点，按照交易条例规定，纽约股市不得不暂停交易两次。受此影响，东京股票市场在星期二还下跌8%，跌到16271点，退至今年的最低点。其他世界各地的股市还都陷入一片惨云愁雾之中。人们普遍担心，1987年10月的全球性股灾是否会在10年之后的今天再次重演？美国财政部长鲁宾就此发表紧急声明指出，这次股市风暴为暂时的现象，因为美国经济发展健康，与10年前发生股灾时的情形并不一样。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当天早上的一项谈话中还指出，10年前的股灾中，日本的日经指数下跌了22%，而这次风暴来时日经指数的跌幅还没有超过10%，因此，虽然股市风暴堪忧，但是情况并不算是危机。美日政府上述两项谈话的目的是为了稳定股票市场的信心，但是，世界股票市场对此会作出何种回答，则并不能令人乐观。
这次世界性的股市风波，起源于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危机。在过去4个月中，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四个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货币相继贬值，其跌幅在21%至35%之间，股价指数则下跌18%至38%之间。在东南亚这场货币危机中，以泰国的问题最为引人注目。不久之前，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召集亚洲主要经济国家在东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一项提供总金额172亿美元的对泰国的货币援助计划。但这一举措，并没能遏止住东南亚货币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和扩散。进入10月以来，台湾外汇市场经历了巨大震荡，到10月下旬，香港货币面对冲击，幸而投机活动给击退，但股市却陷入危机，在上星期四，恒生指数一度挫跌1800点，当天收盘还跌一千二百余点，从而创下近年最大跌幅。
不可否认，香港这次由货币引起的股市危机，人为操纵的因素极为明显，从香港政府公布的数字来看，香港经济的增长幅度在5%至6%之间，这一数字反映了香港经济出现正常和健康增长，按道理讲，香港股市没有发生大波动的理由，但是国际的货币大炒家依然把矛头对准香港，这就不得不使人联想到其背后有可能存在的政治阴谋。香港于今年7月1日回归中国，这是本世纪末的盛事，对此，世界上有些人并不高兴，想方设法搞垮香港、破坏香港自由经济的人不能说没有。近15年来，香港实行的是和美元直接挂钩联系汇率制，因此，从汇市和股市入手，搞垮香港的金融，就成为这些人最大的阴谋所在。只要稍稍分析一下近百多天来东南亚货币危机的走势，就不难发现在这次股市危机中确实存在着一只看不见的"黑手"。现在回过头来看，制造东南亚的货币危机事件并不是这次"黑手"的目的，这仅是为了最后整垮香港金融所作的一个"铺垫"。这只"黑手"还知道，香港有888亿的外汇存底，还有中国1347亿的外汇存底作后盾，因此要搞垮香港金融谈何容易。有鉴于此，这只"黑手"就采取了个别击破的手段，为了逼使香港就犯，先攻破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最后把目标对准香港。香港政府把联系汇率制视为香港稳定的重要标志之一，香港会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该制度。在香港周围的东南亚国家的货币都普遍贬值的情况下，港币的金融独立和居高不下之势必会对该制度构成严峻的威胁。从这次香港股市危机来看，这只"黑手"显然是大量抛出股票套取现金，然后再用高汇率套回美元，这就使得香港不仅股市暴跌，汇市同时受到压力，如果港币坚持不贬值的话，香港的各个产业领域，特别是旅游业将受到严重的挑战。对于这样的阴谋，香港特区政府应该说是清楚的，港府一再声明绝不改变联系汇率制，因为他们明白，该制度是香港稳定的重要关键。由于港币紧紧"咬住"美元不放，香港股市的暴跌直接牵连到其他市场，可以说纽约和东京股市的暴跌是遭池鱼之殃，这实在怪不得香港的股市，要怪只能怪那只"黑手"。纽约股市的暴跌还有其自身的原因，从1987年10月的股灾以来10年间，纽约的道琼斯指数共膨胀了四倍，美国联邦储备局在去年底就曾发出警告："这是不合理的狂热"。然而，假如没有香港股市暴跌的诱发，纽约股市还不至于这么快的陷入狂跌的危机。这次世界性股市暴跌的起因应该是那只"黑手"，但愿美国人能够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跨国公司的新动作
尽管泰国经济前景尚未明朗，但是邓普顿11月16日却"大胆"地推出其"邓普顿投资基金"属下的第8个分基金--专门投资于泰国股市的"泰国基金"。邓普顿的行销部总经理简道文说："我们的策略是在市场人士匆匆离场时，趁低吸购股票。况且，泰国目前的股价已从93年的高峰猛跌了80％左右。指数还处于10年来的最低水平"。"泰国股市进一步下跌的幅度非常有限"。和其他的支线基金一样，"泰国基金"将直接投资于"邓普顿全球策略基金"属下的"邓普顿泰国基金"。有关基金将通过投资于在泰国股市挂牌的股票，以及在泰国有业务的公司，以争取长期的资本增长。邓普顿的投资分析员王德宽说，泰铢大幅度贬值将给予泰国在全球和区域出口的竞争优势。此外，大部分的坏消息已反映在股价内了，平均本益比还处于历来低点。以5年的展望看来，这个市场现在是非常便宜的。"我们认为泰铢汇率在现水平是被低估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邓普顿全球策略基金"属下的"邓普顿泰国基金"自今年6月20日推出以来，总共损失了44.61％，而泰国股市还滑落了40.92％。简道文说："这是一项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因此，我们并不鼓励投资人士把所有或大部分的资金投注在泰国"。王德宽还指出："泰国股市从现水平，最多可能还会下跌大约15％至20％。尽管股市还有可能趋软，但是我们选择在现阶段就吸购。如果等到股市回升才进场，可能就无法买到我们所要的股票了"。"不过，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不要期望有什么利润或是奇迹"。"泰国基金"的最低投资额为5000元，之后的投资额为1000元。此外，邓普顿还推出定期储蓄计划，让投资人士有机会每月支出固定数额的资金投资于"邓普顿投资基金"这个雨伞基金属下的任何分基金。
12月2日，汇丰银行主席施德伦在日本东京指出，汇丰控股不排除收购日本金融机构或与之合作的可能性。施德伦认为汇丰肯定没有反对收购的政策，而汇丰会以低于或相等于资产净值的作价收购健全的金融机构，而且会审核帐目。他重申汇控主席浦伟士一向不愿高价收购银行的主张，不过汇丰常在低潮时进行收购。他未有提及任何一家日本金融机构名称。他说，需小心与日资银行交易，直至日本金融体系完全整顿为止。汇丰控股主席浦伟士于九月底在北京已暗示，汇丰对亚太区银行有兴趣，但当时未有亚太区银行向汇丰招手。施德伦认为，日本要公布金融机构的真实状况，采取步骤以稳定金融系统，有必要时动用公共基金，除非上述措施实施，否则人人都会在危险下生活。日本一些金融机构一定要获批准倒闭，让那些机构股东承受痛苦，然后引入拯救机制。最佳例子就是八十年代初美国处理的储蓄贷款社危机手法。日本已沿正确方向进发，但缺少公开透明系统及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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