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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章节里，笔者曾经把世界主义价值观视为科幻艺术的主要特点。这与要求各国各民族科幻作者在创作时发展本土风格是不矛盾的。即使是人类共同的处境和问题，也有从不同角度观察认识的问题。并且，艺术创作从来就需要百花齐放。在民族风格上更是如此。
在科幻创作的本土化问题上，美国科幻的世界性影响是一个主要问题。美国发展出世界上最成熟的科幻创作体制，于是各国科幻创作大多先后接受美式科幻的样式。其它一些西方国家的科幻创作本来有自己的渊源，但也逐渐失去特色。比如日本，二战结束时，一个叫野田正成的知识分子失业后，到美国大兵的俱乐部里打工，看到许多英文科幻小说，便把它们翻译成日文，于是便开始了日本现代科幻小说的进程。虽然日本本土的科幻小说从上个世纪就存在了，但现在的日本科幻小说是“美式的”。其它国家也都有类似的例子。
象冈恩这样的美国科幻界人士从不讳言美国科幻的世界性影响：“外国科幻深受美国科幻译著的影响，有时甚至为美国科幻所主宰，以致人物需要取美国名字才显得正宗。”（《科幻之路》四卷246页）“虽然科幻杂志像科幻小说一样起源于欧洲，但科幻却是在美国逐渐发展并形成被各阶层读者广泛接受的盛况，也正是在美国这片科幻沃土上，才诞生出了许多左右世界潮流的科幻作家。”（美：米恰尔·阿西利《科幻小说与科幻杂志》，转引自《科幻世界》96、3）而其他国家的科幻作者尽管不愿承认，但事实却非常尴尬地摆在那里。
小说总是有民族风格的。作为饱受基督教文化浸染的美国，其相当一部分科幻小说带有鲜明的宗教风格。一些题材直接取自基督教传说或教义。比如虚构耶鲧生平的《瞧这个人》、讨论外星人是否为上帝所造的《良知》、引用圣经典故的《星》等作品就是代表。象《第十一诫》、《主啊怜悯我们》之类的作品，单看名称就知道作者的文化背景。当然，这些明显的西方题材不会为东方作者所接受，但一些隐蔽的宗教概念则会产生不小的影响。比如西方作者在描写克隆题材、人造人题材时，总要讨论这样作“是不是侵犯了上帝的权力”。一些中国科幻作者也照搬这种观点。其实如果克隆人真的在中国出现，受其冲击最大的应该是家庭伦理观念。
小说中的民族风格是影响作品欣赏的。笔者曾经拿克拉克的《星》这篇作品给科幻界的朋友们看，不少人看后不知所云，他们并不熟悉其中引用的圣经典故。另一篇国外作品中，描写一艘飞船象圣保罗大教堂那样高大，绝大部分中国读者并不知道圣保罗大教堂到底有多高大。至于双关语、谐音字之类的文字小技巧，更是翻译中不能体现的。
许多国内的作者和读者都呼吁形成中国风格的科幻创作。笔者以前也写过文章，批评在科幻创作中滥用外国人物和外国背景。现在回顾一下，笔者认为，包括自己的有关文字在内，这类观点都是表面化的，没有触及问题本质。至于什么“爱国精神”、“文化入侵”之类的说法更没有实际价值。本土化的基础是个性化，本土化不足首先是作者不成熟的问题。作者不成熟，自然要学习国外科幻创作的先进经验。而在世界上以美国科幻创作最为成熟，他国作者在模仿中使自己的作品带上美国味也就不足为怪了。
反过来说，形成本土化风格的前提是作者早日确定自己的写作风格。中国科幻作者与美国科幻作者肯定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一旦他将自己的生活积累成功地转化为作品特色，肯定不会是美国味道。即使是张系国、赵如汉、张劲松这样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中国科幻作者都是如此。在这方面，倪匡已经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倪匡的作品大量借用了西方科幻的流行题材改编成篇。但从情节构造和语言风格上看，却是典型的“中式作品”，即使移居旧金山之后也是如此。
另外，为了追求传奇效果，很多小说作者也有意使作品背景远离自己的生活环境。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就与当时的英国有相当距离。科幻小说中使用外国题材，也可能自这种考虑。不过，如果作者自觉地使用外国题材，一定要在民风民俗上下功夫，不要写出中国人外国人都看不明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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